父亲逝世多年，但回想当年，父子相处的往事历历在目。
　　小时候，最怕父亲给我理发：一是家当不行—用的是铁匠打制的老式剃刀；二是父亲的手艺不行。每当父亲开始磨刀，母亲烧水，我的头皮就开始发麻。若是能第一个理，剃刀尚锋利，感觉会好一些，越往后，越痛苦。良弟小，常常是他先我后。若是大院里还有人“蹭”，我便被排到后边了。刀钝了，我喊疼，父亲便在旁边的毛巾上篦几下再理。每当理完发洗头和最初一两天见水、出汗时，我的头皮就火辣辣得疼。
　　记得大约在我10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着父亲上街，路上遇见一位叔叔进城卖杏子，父亲与他聊起了天气、雨水、收成。两人话语投机，相谈甚欢。为了让父亲多聊一会儿，叔叔抓了一大把杏子塞到傻站一旁的我手中。父亲同意后，我便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叔叔见状又要给我抓，父亲急忙阻拦，并在离开时硬塞给叔叔一枚5分的硬币。回来的路上我问父亲：“去食品店打1斤醋才3分钱，那几个杏子能值那么多钱吗？”父亲嘆口气说：“娃呀，一棵杏树从苗长成树，从一朵花长成一颗杏，浇水、施肥、除草的艰辛，你这个城里娃是体会不到的。”当时我似懂非懂，后来经历了两年半上山下乡“战天斗地”的锻炼，经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磨砺，我对粮食产生了敬畏之心。而这敬畏之心的根源，谁能说不是来自父亲的教导？
　　在2 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再三年”是常事。有一天，母亲把有点儿渗漏的脸盆递给父亲，让他补一下。父亲将香烟的包装锡纸捻成捻子，从缝隙中穿过去，垫在门口的石阶上轻轻铆敲，完了让我盛些水来试。一试还是有点儿渗漏；他便再去铆敲，完了再试，却比第一次渗漏得更厉害；于是他换粗捻子再铆敲。几番铆敲，严重锈蚀的缝隙最后变成了从这边能望见那边的“眼睛”。父亲一怒之下，挥舞榔头一顿猛砸，可怜的脸盆搪瓷屑满地。父亲扔下榔头，擦了一把头上的汗，从上衣口袋掏出钱对母亲说：“买新的吧！”每当想起这事，我总是想笑：那么艰难的日子还是没有完全打磨掉他的脾气。
　　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第一次来兰州医病。有一段时间在一家私人诊所医治，我白天上班无法脱身，只有晚饭后骑自行车带父亲过去。为了安全，我请曾是飞行员的大连襟找了一副降落伞背带，出发前由妻子用此“设备”把父亲牢牢捆绑在我的后背上。有一天傍晚，骑至半路，父亲突然向右一个趔趄，险些连人带车摔倒，惊得我汗毛倒立。我回头问父亲咋回事，父亲像一个自知做错了事情的孩子，喃喃地说：“想挪一下发麻的脚，没踏住，滑脱了。”后来我才意识到，此时的父亲因脑瘤压迫神经，大脑已经指挥不灵了。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我都会唏嘘不已。
　　我从16岁初中毕业就离开家，由于工作和距离的原因，与家人离多聚少，但父亲多年的言传身教留在我心里的印记，是永远不会变淡的。
　　多年父子成兄弟，而我，是在做了父亲，步入中年、老年之后，才更深切地理解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