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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老教授，岁数加在一起超过400岁，最大的今年已83岁。他们硬是凭着自己的一股“牛劲”，把一名在校内叱咤风云的“长江学者”拉下了马——不为别的，就因为跟学术造假“过不去”。
科技部网站近日发布消息，因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撤销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李连生“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所获的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这是我国首次因为学术造假撤销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实际上，早在3年前，李连生就已遭到该校6名教授实名举报。“这是一场迟到的胜利。今后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夹着尾巴做人了。”得知该消息后，“举报六人组”成员、今年已经83岁的西安交通大学退休副教授陈永江激动得泪流满面。
艰难举报:校方有领导劝告退出
陈永江年逾八旬，但性如姜桂，老而弥辣。回忆举报之路，老人记忆犹新。
2007年12月2日，退休在家的他收听广播，听到西安交大能动学院教授李连生申报的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正在进行公示，项目是“往复式压缩机理论及其系统的理论研究、关键技术及系列产品开发”。“李连生根本没学过这个啊”，他的第一感觉是“其中有鬼”。
随后，陈永江和郁永章、杨绍侃、冯全科、屈宗长等6人碰头，他们都是我国压缩机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当时其中4人已退休，冯全科和屈宗长在职。6人从此踏上漫漫的举报路。
他们从学校科研处获得了该奖项的申报材料后，发现问题不少。“如把上海压缩机厂1965年的大型机身整体铸造技术，说成是他开发的；沈阳气体压缩机厂研究者申报的‘4M50型压缩机研制’项目在1998年就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却被说成其研究成果。”
2008年1月2日，几位教授向校方递交了书面举报材料，却石沉大海。2008年2月底，苦盼回复的6人接到通知，校方将与他们交换意见。2月26日，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科研处副处长前来商谈。会谈最终却不欢而散。
陈永江回忆说，校方有领导当时传达了几个意思：一是当前高校弄虚作假成风，这件事要是被捅出去，不仅西安交大丢脸，整个中国学术界都会丢脸；二是西安交大地处西部，科技排名在全国能排到16名，很不容易，不要因为内讧坏了招牌；三是学术之争，校方希望能从中调停。
“当时说，如果你们愿意退出，马上举手，回头说明也行，还为时未晚。如果是为了钱，我们可以转达李连生，让他把教育部一等奖匀给你们一些。”
“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一种羞辱。”陈永江说。
2008年3月17日，6位教授联名递交第一封公开举报信。几天后，他们接到通知，由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投票决定是否取消李连生的奖项。3月27日，会议在学校行政楼举行。陈永江说：“我后来了解到，20个委员，9票弃权，6票支持举报者，5票支持李连生。” 随后，校方致函教育部，申请撤销授奖，但理由并非该项目造假，而是“因部分教师对申报人提出了异议”。
“校方与其说是撤奖，不如说是在保奖。将剽窃别人学术成果的学术不端行为，轻描淡写地说成有人提出异议。”
惊人内幕：一经使用企业连年亏损
事情远没有结束。这个造假奖项让6人不免猜疑李连生之前的奖项。他们顺藤摸瓜调查发现，早在2003年和2005年，李连生所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也存在造假嫌疑。2008年7月13日，“六人小组”向学校呈递第二封举报信，将矛头指向李连生所获的这两个重量级奖项。
2003年，李连生凭借《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推荐书中，应用证明一栏注明：“2001年度新增产值(产量)599万元，2002年度新增产值(产量)1250万元，2003年度新增产值(产量)4092万元。” 李连生获得该奖的经济效益证明来自泰德公司。
据陈永江调查得知，李连生的涡轮压缩机技术在投入使用后并未取得经济效益，相反给企业带来巨额亏损。2001年，泰德公司亏损148万元；2002年亏损307.28万元；2003年亏损384万元；2004年由于经营不善，被迫停产。是年，相关部门又注资1700万元。这样，泰德公司累计投入的资金达到4500万元。然而，追注资金并未能改变颓势，陷入困境的泰德公司2005年被转让给一家私营企业。
“过关”玄机：鉴定走过场，效益没人查
“李连生的技术明明没有给企业带来任何经济效益，反令企业严重亏损，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但就是这一年却以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
能得知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则有几分“运气”成分。陈永江说，在6名老教授中，73岁的杨绍侃曾任陕西省科委（现为科技厅）副主任，因此跟相关部门比较熟。在其帮助下，3人的委托律师在工商部门取得了一份资产评估报告书，李连生的谎言因此被揭穿。
一项仓促上马的技术，缘何能一路畅通，顺利斩获两个奖项？郁永章表示，当时李连生请来的两名院士跟他比较熟，“专家鉴定基本上是走过场，再加上当时公司效益情况并未对外披露，也没有人去调查。所以就一路绿灯了。”
看到相关部门对李连生的处理“不痛不痒”，2009年3月9日，陈永江在科学网开博客，陆续将举报材料在网上发布。短短1个月内，点击率便超过7万次。双方矛盾公开化。该年5月，李连生和束鹏程将陈永江、郁永章和杨绍侃诉至西安碑林区法院，称他们污蔑原告“剽窃”和侵犯原告名誉权。
7月21日开庭，三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了被告席上。耐人寻味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李连生是西安交大教授、博导，是3位被告的后辈。用陈永江的话说，李连生是他的“孙子辈”——他是李连生的老师郁永章的老师。
3个多月后，李、束二人主动撤诉。陈永江说，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李连生谎报泰德公司经济效益的证据。
是谁在纵容学术造假？
2011年2月10日，科技部发文撤销李连生、束鹏程等人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老教授们不是很满意。
他们表示，相对于这些年所遭受的威胁和压力，处理明显畸轻。李连生和束鹏程曾多次威胁他们，有领导曾多次警告他们“不要在外面乱说，把学校搞臭了对你们谁都不好。”
“李连生是否涉嫌诈骗？不仅要撤销行政职务，而且要没收违法所得，追究其刑事责任。”陈永江说。
“同时，只处理李连生一个人明显不公正。”郁永章说：“一个刚毕业博士的能量能有多大，我们都很清楚。如果没有束鹏程支持，李连生从哪里找到课题，从哪里能找到合作的单子？”
李连生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1998年破格晋升教授，1999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直接从讲师被提升为教授，跨越了副教授环节，如无束鹏程的举荐，不会这么顺利。”郁永章认为，举报长达3年才解决，根本原因是校方有领导袒护李连生的造假行为。
“只要拿到国家级奖项，就能申请国家课题，获得相应经费晋升职称，这种体制也纵容了学术造假。”陈永江说。
李连生成为中国第一个被取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学者，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但他肯定不是唯一一个，如果高校的学术体制问题不改革，肯定还会诞生下一个李连生。
“我们现在高校，学术和行政不分家。学术带头人肯定有行政职务，某个教授发了两篇论文，就给他弄个副处长或科长当当。又要当官，又要搞业务，两者不可能都搞好。有了行政权力，监督又不充分，肯定胡来。现在高校里的这些奖，哪些不是‘双肩挑’的人得的？他既掌握资源的分配，又在业务领域充当了‘带头大哥’，他不得奖谁得奖？现在国内不少高校在改革，把学术和行政分开，就是为了避免学术霸权和行政权力的媾和。”
郁永章还指出，当前一些学校的学术调查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到监督、调查学者学术腐败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学术腐败的保护伞。“大家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不少成员就是由学校的学术带头人和教授、专家组成的，一旦出了问题，就成了自己监督自己。”
“打假斗士”方舟子表示，此次对李连生的处理虽较轻，但相对于之前对于学术造假的处理，已经是一个很大进步了。国外因为学术造假而受到刑事处罚早就不是先例了，只有加大造假成本，才能对学术造假形成震慑。
摘自《广州日报》
科技部网站近日发布消息，因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撤销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李连生“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所获的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这是我国首次因为学术造假撤销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实际上，早在3年前，李连生就已遭到该校6名教授实名举报。“这是一场迟到的胜利。今后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夹着尾巴做人了。”得知该消息后，“举报六人组”成员、今年已经83岁的西安交通大学退休副教授陈永江激动得泪流满面。
艰难举报:校方有领导劝告退出
陈永江年逾八旬，但性如姜桂，老而弥辣。回忆举报之路，老人记忆犹新。
2007年12月2日，退休在家的他收听广播，听到西安交大能动学院教授李连生申报的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正在进行公示，项目是“往复式压缩机理论及其系统的理论研究、关键技术及系列产品开发”。“李连生根本没学过这个啊”，他的第一感觉是“其中有鬼”。
随后，陈永江和郁永章、杨绍侃、冯全科、屈宗长等6人碰头，他们都是我国压缩机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当时其中4人已退休，冯全科和屈宗长在职。6人从此踏上漫漫的举报路。
他们从学校科研处获得了该奖项的申报材料后，发现问题不少。“如把上海压缩机厂1965年的大型机身整体铸造技术，说成是他开发的；沈阳气体压缩机厂研究者申报的‘4M50型压缩机研制’项目在1998年就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却被说成其研究成果。”
2008年1月2日，几位教授向校方递交了书面举报材料，却石沉大海。2008年2月底，苦盼回复的6人接到通知，校方将与他们交换意见。2月26日，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科研处副处长前来商谈。会谈最终却不欢而散。
陈永江回忆说，校方有领导当时传达了几个意思：一是当前高校弄虚作假成风，这件事要是被捅出去，不仅西安交大丢脸，整个中国学术界都会丢脸；二是西安交大地处西部，科技排名在全国能排到16名，很不容易，不要因为内讧坏了招牌；三是学术之争，校方希望能从中调停。
“当时说，如果你们愿意退出，马上举手，回头说明也行，还为时未晚。如果是为了钱，我们可以转达李连生，让他把教育部一等奖匀给你们一些。”
“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一种羞辱。”陈永江说。
2008年3月17日，6位教授联名递交第一封公开举报信。几天后，他们接到通知，由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投票决定是否取消李连生的奖项。3月27日，会议在学校行政楼举行。陈永江说：“我后来了解到，20个委员，9票弃权，6票支持举报者，5票支持李连生。” 随后，校方致函教育部，申请撤销授奖，但理由并非该项目造假，而是“因部分教师对申报人提出了异议”。
“校方与其说是撤奖，不如说是在保奖。将剽窃别人学术成果的学术不端行为，轻描淡写地说成有人提出异议。”
惊人内幕：一经使用企业连年亏损
事情远没有结束。这个造假奖项让6人不免猜疑李连生之前的奖项。他们顺藤摸瓜调查发现，早在2003年和2005年，李连生所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也存在造假嫌疑。2008年7月13日，“六人小组”向学校呈递第二封举报信，将矛头指向李连生所获的这两个重量级奖项。
2003年，李连生凭借《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推荐书中，应用证明一栏注明：“2001年度新增产值(产量)599万元，2002年度新增产值(产量)1250万元，2003年度新增产值(产量)4092万元。” 李连生获得该奖的经济效益证明来自泰德公司。
据陈永江调查得知，李连生的涡轮压缩机技术在投入使用后并未取得经济效益，相反给企业带来巨额亏损。2001年，泰德公司亏损148万元；2002年亏损307.28万元；2003年亏损384万元；2004年由于经营不善，被迫停产。是年，相关部门又注资1700万元。这样，泰德公司累计投入的资金达到4500万元。然而，追注资金并未能改变颓势，陷入困境的泰德公司2005年被转让给一家私营企业。
“过关”玄机：鉴定走过场，效益没人查
“李连生的技术明明没有给企业带来任何经济效益，反令企业严重亏损，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但就是这一年却以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
能得知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则有几分“运气”成分。陈永江说，在6名老教授中，73岁的杨绍侃曾任陕西省科委（现为科技厅）副主任，因此跟相关部门比较熟。在其帮助下，3人的委托律师在工商部门取得了一份资产评估报告书，李连生的谎言因此被揭穿。
一项仓促上马的技术，缘何能一路畅通，顺利斩获两个奖项？郁永章表示，当时李连生请来的两名院士跟他比较熟，“专家鉴定基本上是走过场，再加上当时公司效益情况并未对外披露，也没有人去调查。所以就一路绿灯了。”
看到相关部门对李连生的处理“不痛不痒”，2009年3月9日，陈永江在科学网开博客，陆续将举报材料在网上发布。短短1个月内，点击率便超过7万次。双方矛盾公开化。该年5月，李连生和束鹏程将陈永江、郁永章和杨绍侃诉至西安碑林区法院，称他们污蔑原告“剽窃”和侵犯原告名誉权。
7月21日开庭，三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了被告席上。耐人寻味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李连生是西安交大教授、博导，是3位被告的后辈。用陈永江的话说，李连生是他的“孙子辈”——他是李连生的老师郁永章的老师。
3个多月后，李、束二人主动撤诉。陈永江说，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李连生谎报泰德公司经济效益的证据。
是谁在纵容学术造假？
2011年2月10日，科技部发文撤销李连生、束鹏程等人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老教授们不是很满意。
他们表示，相对于这些年所遭受的威胁和压力，处理明显畸轻。李连生和束鹏程曾多次威胁他们，有领导曾多次警告他们“不要在外面乱说，把学校搞臭了对你们谁都不好。”
“李连生是否涉嫌诈骗？不仅要撤销行政职务，而且要没收违法所得，追究其刑事责任。”陈永江说。
“同时，只处理李连生一个人明显不公正。”郁永章说：“一个刚毕业博士的能量能有多大，我们都很清楚。如果没有束鹏程支持，李连生从哪里找到课题，从哪里能找到合作的单子？”
李连生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1998年破格晋升教授，1999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直接从讲师被提升为教授，跨越了副教授环节，如无束鹏程的举荐，不会这么顺利。”郁永章认为，举报长达3年才解决，根本原因是校方有领导袒护李连生的造假行为。
“只要拿到国家级奖项，就能申请国家课题，获得相应经费晋升职称，这种体制也纵容了学术造假。”陈永江说。
李连生成为中国第一个被取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学者，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但他肯定不是唯一一个，如果高校的学术体制问题不改革，肯定还会诞生下一个李连生。
“我们现在高校，学术和行政不分家。学术带头人肯定有行政职务，某个教授发了两篇论文，就给他弄个副处长或科长当当。又要当官，又要搞业务，两者不可能都搞好。有了行政权力，监督又不充分，肯定胡来。现在高校里的这些奖，哪些不是‘双肩挑’的人得的？他既掌握资源的分配，又在业务领域充当了‘带头大哥’，他不得奖谁得奖？现在国内不少高校在改革，把学术和行政分开，就是为了避免学术霸权和行政权力的媾和。”
郁永章还指出，当前一些学校的学术调查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到监督、调查学者学术腐败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学术腐败的保护伞。“大家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不少成员就是由学校的学术带头人和教授、专家组成的，一旦出了问题，就成了自己监督自己。”
“打假斗士”方舟子表示，此次对李连生的处理虽较轻，但相对于之前对于学术造假的处理，已经是一个很大进步了。国外因为学术造假而受到刑事处罚早就不是先例了，只有加大造假成本，才能对学术造假形成震慑。
摘自《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