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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拜登发表其就任以来首次外交政策讲话，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10多年间，美国对华政策是动态的、多元的、复杂的，但从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中国的态度就很明确，并从未改变，那就是寻求合作共赢。
“特朗普完成了所谓中国是‘竞争者’的定位，拜登没有修改这个定位。实际上，2009年左右，美国就开始了对华乃至全世界战略的重新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说。10多年间，美国对华政策是动态的、多元的、复杂的，但从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中国的态度就很明确，并从未改变，那就是寻求合作共赢。
“习奥会”：“中美关系的一个高光时刻”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此时，美国在金融危机后逐步恢复稳定，美国国内开始鼓吹“中国威胁论”。“这段时间，中美开始密切高频互动，如元首会晤。这些互动显然不是消极的，是希望由此锚定中美关系。”刁大明说。
2013年6月7日，在美国南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主楼门厅外，习近平同奥巴马都没有打领带，他们微笑比肩、双手紧握。
此次会晤中，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而奥巴马表示，现在是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可以把美中关系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无论是互动的时间、质量，还是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关于会晤成果，国务委员杨洁篪这样说，“双方所谈，既有各自国内情况和治国理政经验，也有中美关系和国际地区问题;既有政治安全问题，也有经济金融问题;既有双边问题，也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既谈合作，也不回避分歧，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深入坦诚。”
此外，他还提到，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阐明了中方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处理和解决有关问题。
安纳伯格会晤结束了，“习奥会”依然继续。如2014年11月11日，习近平与奥巴马在中南海进行了著名的瀛台夜话。瀛台桥上，两国元首凭栏远眺，习近平向奥巴马介绍了瀛台历史。他说，瀛台建于明朝，在清朝是皇帝批文、避暑和宴客的地方，清朝的康熙皇帝曾经在这里研究制定平定内乱、收复台湾的国家方略。后来，光绪皇帝时，国家衰败了。他搞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刁大明解释说：“这预示着中方希望美方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自我革新和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的历史。另外，瀛台在中南海，外宾长时间在此活动，本身也体现了一种信任。”
从庄园会晤到瀛台夜话，从会见地点上看，距离不断拉近。再加上会见频次及达成的协议，刁大明感叹：“可以说，这段时期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高光时刻。虽然过去很多年了，但中國国家领导人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仍是中美两国交往互动的正道。”
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转入低迷
安纳伯格庄园会晤4年后，“习特会”在海湖庄园开启。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向媒体表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化学反应”是积极的。
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进行了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总体来看，此时美国处于新政府过渡期，对华战略如何影响双方关系尚不明朗。
转变始于2018年。尽管中方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向来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但美国对华政策总基调从接触转向竞争、遏制、打压。毫无疑问，这是中美关系陷入低迷状态的主要原因。“过去，中美关系一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合作与竞争并存。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经过一年的调整，明确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说。
除制造贸易摩擦外，美国在其他领域也有遏制动作，如提出“印太战略”，并于2018 年5月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意在扩大对华遏制范围;随意干涉中国内政，在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中煽风点火，扮演不光彩角色;鼓吹“脱钩”，迫使中国改变对外资相关政策，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禁止中国学生学者赴美学习敏感技术专业和在美从事科研活动……2020年，特朗普连任失败，黯然下台。但特朗普政府给中美关系制造的麻烦仍在发挥消极影响。
拜登：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
今年1月20日，民主党的拜登接替共和党的特朗普担任新一届美国总统。2月4日，拜登发表了其就任以来首次外交政策讲话，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3月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作为最高级别外交官的首次重要外交政策讲话，将中国称为美国面临的“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美国将根据需求视中国为敌人和竞争对手。3月25日，拜登在就任后首场记者会上称，其任内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
今年3月18至19日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陶文钊表示，此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大部分人只看到了媒体见面环节剑拔弩张的态势。实际上，后来双方还有实质问题上的交流和接触。双方此次对话有三方面成果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双方形成了大的共识：不冲突;第二，双方重新回到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第三，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如双方将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等。
“人们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这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特朗普政府把民意基础破坏了，其‘遗产’还在，比如国会中一些反华议员还在职。不过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利益，需要共存，这种共存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是客观需要。对于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大家要有耐心。”陶文钊说。
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谢国明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我们对于搞好中美关系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未来中美关系向好还是向坏，决定权在美方。中美相处的状态，是断崖式下跌，还是有管控的缓坡下行，要看中方的应对。”
（《环球人物》2021年第7期）
“特朗普完成了所谓中国是‘竞争者’的定位，拜登没有修改这个定位。实际上，2009年左右，美国就开始了对华乃至全世界战略的重新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说。10多年间，美国对华政策是动态的、多元的、复杂的，但从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中国的态度就很明确，并从未改变，那就是寻求合作共赢。
“习奥会”：“中美关系的一个高光时刻”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此时，美国在金融危机后逐步恢复稳定，美国国内开始鼓吹“中国威胁论”。“这段时间，中美开始密切高频互动，如元首会晤。这些互动显然不是消极的，是希望由此锚定中美关系。”刁大明说。
2013年6月7日，在美国南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主楼门厅外，习近平同奥巴马都没有打领带，他们微笑比肩、双手紧握。
此次会晤中，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而奥巴马表示，现在是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可以把美中关系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无论是互动的时间、质量，还是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关于会晤成果，国务委员杨洁篪这样说，“双方所谈，既有各自国内情况和治国理政经验，也有中美关系和国际地区问题;既有政治安全问题，也有经济金融问题;既有双边问题，也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既谈合作，也不回避分歧，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深入坦诚。”
此外，他还提到，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阐明了中方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处理和解决有关问题。
安纳伯格会晤结束了，“习奥会”依然继续。如2014年11月11日，习近平与奥巴马在中南海进行了著名的瀛台夜话。瀛台桥上，两国元首凭栏远眺，习近平向奥巴马介绍了瀛台历史。他说，瀛台建于明朝，在清朝是皇帝批文、避暑和宴客的地方，清朝的康熙皇帝曾经在这里研究制定平定内乱、收复台湾的国家方略。后来，光绪皇帝时，国家衰败了。他搞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刁大明解释说：“这预示着中方希望美方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自我革新和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的历史。另外，瀛台在中南海，外宾长时间在此活动，本身也体现了一种信任。”
从庄园会晤到瀛台夜话，从会见地点上看，距离不断拉近。再加上会见频次及达成的协议，刁大明感叹：“可以说，这段时期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高光时刻。虽然过去很多年了，但中國国家领导人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仍是中美两国交往互动的正道。”
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转入低迷
安纳伯格庄园会晤4年后，“习特会”在海湖庄园开启。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向媒体表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化学反应”是积极的。
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进行了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总体来看，此时美国处于新政府过渡期，对华战略如何影响双方关系尚不明朗。
转变始于2018年。尽管中方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向来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但美国对华政策总基调从接触转向竞争、遏制、打压。毫无疑问，这是中美关系陷入低迷状态的主要原因。“过去，中美关系一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合作与竞争并存。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经过一年的调整，明确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说。
除制造贸易摩擦外，美国在其他领域也有遏制动作，如提出“印太战略”，并于2018 年5月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意在扩大对华遏制范围;随意干涉中国内政，在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中煽风点火，扮演不光彩角色;鼓吹“脱钩”，迫使中国改变对外资相关政策，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禁止中国学生学者赴美学习敏感技术专业和在美从事科研活动……2020年，特朗普连任失败，黯然下台。但特朗普政府给中美关系制造的麻烦仍在发挥消极影响。
拜登：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
今年1月20日，民主党的拜登接替共和党的特朗普担任新一届美国总统。2月4日，拜登发表了其就任以来首次外交政策讲话，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3月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作为最高级别外交官的首次重要外交政策讲话，将中国称为美国面临的“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美国将根据需求视中国为敌人和竞争对手。3月25日，拜登在就任后首场记者会上称，其任内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
今年3月18至19日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陶文钊表示，此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大部分人只看到了媒体见面环节剑拔弩张的态势。实际上，后来双方还有实质问题上的交流和接触。双方此次对话有三方面成果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双方形成了大的共识：不冲突;第二，双方重新回到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第三，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如双方将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等。
“人们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这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特朗普政府把民意基础破坏了，其‘遗产’还在，比如国会中一些反华议员还在职。不过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利益，需要共存，这种共存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是客观需要。对于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大家要有耐心。”陶文钊说。
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谢国明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我们对于搞好中美关系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未来中美关系向好还是向坏，决定权在美方。中美相处的状态，是断崖式下跌，还是有管控的缓坡下行，要看中方的应对。”
（《环球人物》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