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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新常态意味着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调整、治理体系的重塑和大国关系的再造;在国内，除了上述全球共性，新常态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走过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将从根本上脱离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走上追求质量、效益、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由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把握新常态下的机遇，还有待我们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摒弃投资和出口增长依赖，另辟康庄大道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通货膨胀2%。若仅仅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应当说完美得无以复加，教科书都写不了这么完美。但问题在于，这样完美的数据结合来自于过去高达10%的速度、4%的通货膨胀的格局下的逐渐下滑。这一下滑表象，致使有人较多地关注其负面含义，甚至把这样一种下滑看成了衰退。
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基本结束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三期叠加”明确划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我们将之称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外在特征之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速度放缓只是新常态的外在表象。本质上，新常态区别于常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它是经济发展离开常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换言之，新常态孕育着革命性转变。
在全球范围内，新常态意味着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调整、治理体系的重塑和大国关系的再造;在国内，除了上述全球共性，新常态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走过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将从根本上脱离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走上追求质量、效益、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由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观察中国经济形势至少应当有三个层面。一是数量的变化层面，二是效益质量变化层面，三是改革的进展层面。全面观察这三个层面以后，才能对中国经济当前状况以及未来发展有全面、清晰的认识。
在数量变化层面，2014年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PPI、财政收支变化、货币供求、国际收支等经济数据已经公布，而正是基于2014年经济数据的变化，外界会得出经济下滑的结论。在此结论的基础上已经有一些悲观情绪，但这只是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侧面。
关于质量的变化，则呈现出乐观的一面。比如，2014年第三产业增长8.1%，超过了第二产业增长0.8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提高三产比重，而提高三产比重的前提，是三产增长速度要超过二产，这在2014年实现了。
2014年，三产增加值占GDP比重48.2%，同比提高1.3%，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这是我们多年来追求的变化。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达到51.2%，比上年提高1.3%，超过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4个百分点，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中国经济从投资增长型、外需引导型的经济增长，转变到内需引导型，这个变化在2014年也显然发生了。
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是为了惠及民众，使民众能够分享增长的成果，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2014年，城乡收入变化使得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缩小，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幅不小。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城乡收入差别13年来首次降到3倍以下，来之不易。
长期以来，10%左右的经济增速是以资源能源大量的消耗甚至浪费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降低能耗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应该说多年来没有实现。但是，2014年GDP能耗下降4.8%，超出了预期0.9个百分点，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5%以上，超过预期1%。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是64.4立方米，同比下降5.6%，也就是说，资源能源消耗方面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效益的集中指标劳动生产率，2014年比2013年提高了7%。
国际收支呈现出基本平衡的变化。传统体制两大弊端是投资驱动加外需驱动，外需驱动表现为长期巨额双顺差，导致国际收支顺差。但在2013年，中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所谓的基本平衡，是指国际收支差额占GDP比重低于4%，2013年为2.6%，2014年则进一步下降，而且出现了国际收支中，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逆差。
很多报道甚至一些理论分析都说，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这是中国经济的危险信号。其实仔细看看就知道，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信号，因为中国扎扎实实地开始在输出资本。过去我们也输出资本，但是以石油美元定值的高流动性资产的方式输出资本，而今天我们在投资，这是一个战略性变化。
上海，闹市区的奢侈品店。摄影/Olivia Arthur MAGNUM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GDP增长率高于投资增长率的变化，在一些局部地区出现了。熟悉宏观经济的人都知道，按照惯例，投资增长率应是GDP增长率的2倍或者更多，比如国家固定资产投资15.6%，GDP7.4%，就是2倍的概念。但在2014年，上海GDP增长7%，投资增长率6.5%。GDP增长率高于投资增长率的变化在上海首次出现，也就是说，GDP的来源在投资增长贡献率下降的时候得到了支撑，找到新的来源。上海归因于创新驱动。但不管怎么驱动，它不是投资驱动，不是出口驱动。
新常态下，很多现象都在发生。在看到经济下行的时候，而且还有进一步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我们要看到质量效益指标的提高，以及进一步提高的趋势。新常态的一个关键变化，是速度略有下降但质量效益稳步提高。
关于新常态有三句话：“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认识”和“适应”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不断提出来的说法，“引领新常态”是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新常态下要让相对低的经济增长速度，配置于比较高的质量和比较高的效益，是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也是需要引领才能实现。 引领新常态靠什么？中央已经明确向改革要红利。观察中国经济形势，必须有改革这个维度。2014年启动的重大改革亦呈现出一些新变化。其中，首推行政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减少对中国来说是极大的事情。2014年行政审批制度减少300项。上海自贸区正在试验一个新的体制，实际上可以概括的两句话：准入前的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减少审批。全国也在配合这个变化，逐渐减少负面清单。
商事制度在2014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商事制度简化后，1300万个企业建立起来，其中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一个企业吸纳一个就业就是1300万的就业。所以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时候，就业反而在增长就得到了合理解释。
在转型过程中可能会有社会动荡，为了适应这样的局面，中央提出了“宏观稳定、微观搞活、社会保障制度兜底”。2014年年末启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并轨，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建立一个“安全网”，主要解决失业、养老、医疗问题。这个“安全网”去年基本织就。
第四个变化是自由贸易区。自贸区是最近几年兴起的处理国际贸易投资关系的制度架构，这个架构现在看来是超越了WTO，或者说它可能替代WTO处理国际商事的架构。最早提出这套架构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最早进入我们眼帘的是TPP（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后来又出现了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这些自由贸易区将俄罗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拒之门外。
面对TPP、TTIP排斥中国的情况，中国决定自己做。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实现自由贸易规则，比如上海自贸区施行，有经验后就可以复制推广，现在已经复制推广向三个省。这是非常积极的应对。同时，和周边国家以中国为中心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加起来一共有20几个自由贸易协定。
2014年我们全面推出了财税体制改革，目前还在稳步推进中。财税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柱之一，在1994年经过一次大规模改革，但是在20年后的今天已经不适应新形势。
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应当全面地认识，不要总说经济下行压力大。数量下行趋势明显，压力有，问题也确实存在，但同时要看到，经济质量效益在提高，改革在推进。综合看，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今后几年还会存在，必须对这些现象有全面的认识。
不管怎么说，新常态意味着速度放缓，意味着一系列宏观指标的变化，而且是比较大的变化，此前不注意的问题以及有些过去没有的问题现在出现了，所以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
一是“投资、增长、过剩”悖论。增长高度依赖投资，而投资又恰是造成产能过剩的渊薮。因此，逐步降低对投资的依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然而，在今后一段时期，投资依然要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因而需要用改革的精神来规划投资，认真研究投什么、如何投和由谁来投的问题。
新常态下，投资的领域主要会集中于促进消费长期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健康服务业等），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以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等。关于如何投的问题，重点是解决好投资资金的期限错配问题，促进形成动员和筹集长期资本的机制，以及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目标真正落在实处。而由谁投方面，关键是要向社会资本放开准入，同时要全面审视并改造基础社施领域的计价、收费、课税、补贴体系，着力解决基础设施投资大都存在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问题。
二是杠杆率飙升。杠杆率上升是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影响的金融风险。目前，中国的债务风险总体仍然可控，但潜在风险也不可小视。其中，企业负债率畸高且仍在不断上升，地方政府的债务也值得高度关注。
三是城镇化转型。城镇化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城镇化也存在诸多误区。在新常态下推进城镇化，必须改变立足于“城里人”来规划城镇化的偏颇，必须扭转“开发区化”的倾向，必须克服“失去市场”的弊端，必须确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立场，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积聚、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外溢等对长期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供给面因素的耦合，必须以城乡一体化为最终目标。总之，要使城镇化成为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和重要的支撑，显然这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的城镇化战略。
四是房地产市场形势逆转。2013年下半年以来，各类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态势已经开始明显分化，局部市场逆转明显。与此前不同，此次房地产市场下滑的触发因素不是来自政策面，而是来自城镇住房市场内在供求格局的深刻变化，其影响也会在一个中期内存在。
五是金融乱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流动性过剩”就被公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特别是货币供应的主要顽疾。然而，货币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利率的下降，相反，中国名义利率水平一直处于高位。
金融乱象不仅导致各类民间金融、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乃至高利贷等大行其道且屡禁不止，而且由于它固化了“贷款难、贷款贵”困境，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形成严重的成本约束。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在中国能持续甚久，根本原因在于存在大量制度和政策障碍。现在需要改革现行外汇储备管理制度，以求彻底摆脱外汇储备绑架中国货币政策的困局;需要改革多部门分业监管模式，根除监管套利的基础，并尽可能覆盖层出不穷的综合性金融业务;应当摒弃繁复且多已过时的“政策约束”，还市场以本来面目。
尽管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少，但发展从来不是坦途。既然新常态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期，为经济新飞跃提供了新的要素、条件和环境，那就该克服困难和挑战，去适应新常态，而不是唱衰中国。
当然，机遇变成现实绝非易事，还有待我们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摒弃投资和出口增长依赖，另辟蹊径。注重质量、效益、创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从而引领新常态。 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总的要求是放松，需要有一个跟过去相比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宽松的度现在就要有准备，目前的准备还不够充分。大家还在讨论降几个点，这解决不了问题，必须通过改革来产生效益，而不应当用政策来解决目前这么深重的一个体制性矛盾。
应该很好地研究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
尽管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但在中央政府、民营企业、居民部门层面，总体杠杆率不高，可以通过改革引导其适度加杠杆，与此同时更好、更多地发挥中央财政在积极财政政策中的作用。
对于地方政府、产能过剩等领域的国有企业的杠杆率过高，可通过重塑地方政府举债机制、引入民间资本、发展资本市场等措施逐步去杠杆;加快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和配套，使高杠杆率的行业能够去杠杆，使低杠杆率的主体可以加杠杆，加杠杆和去杠杆双管齐下，促进经济主体在杠杆率方面的再平衡。
通过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实施结构性加杠杆以稳增长，结构性去杠杆以控风险，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对于房地产呈现出的供需分化，应区别对待。总体而言，降低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费负担，库存高的城市可将部分商品房转为保障房，补贴接受保障的家庭购房者，停建保障房，以降低库存，并加大对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信贷支持。
通缩风险的化解，仰赖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措施，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加强对小微企业融资性担保的支持，下决心发展针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增强前瞻性，加强预调微调，适时降息、降准，减轻企业信贷利息负担，但降息幅度将受制于存款流失、银行利润下降、资本外流压力和利率传导机制不畅等因素影响。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继续加大市场供求决定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但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将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2015年9～11月IMF将审核是否将人民币纳入SDR系统，企业外债汇兑负担，以及资本外流压力等。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意味着新常态下引领经济发展要素甚为迫切。但这不再是政府划圈标定，而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政府改革和完善科技体制，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确保创新要实。推动全面创新，更多要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
政策要宽，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创造更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在保护产权、维护公平、改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机制、集聚优秀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
通过改革，加快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和配套，使改革举措有效转化成发展动力。纠正不合理的激励机制，让生产要素从高耗能、高污染、高杠杆的行业中逐步退出，更多地进入到绿色产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此外，改革投融资体制，促进可持续型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的宏观调控仍然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稳是为了托底，为了保就业、防通缩。
2014年底，国务院批准了总投资额逾10万亿元的七大类基础设施420多个项目，包括粮食水利、交通、生态环保、清洁能源、健康养老服务、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等。
2015年将开工300多个项目，投资超过7万亿元。“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三大国家级的经济战略区域，将会成为投资重点区域。在稳增长的过程中，要防止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率过快上升，大力推进PPP项目。
稳中求进的关键还是“进”，2015是落实改革的关键年，要加快推动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和配套，使改革举措有效转化成发展动力。
（本文参考李扬在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2015年经济形势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李扬、张晓晶所著《论新常态》，感谢胡志浩先生对本次采访的帮助）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通货膨胀2%。若仅仅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应当说完美得无以复加，教科书都写不了这么完美。但问题在于，这样完美的数据结合来自于过去高达10%的速度、4%的通货膨胀的格局下的逐渐下滑。这一下滑表象，致使有人较多地关注其负面含义，甚至把这样一种下滑看成了衰退。
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基本结束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三期叠加”明确划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我们将之称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外在特征之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速度放缓只是新常态的外在表象。本质上，新常态区别于常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它是经济发展离开常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换言之，新常态孕育着革命性转变。
在全球范围内，新常态意味着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调整、治理体系的重塑和大国关系的再造;在国内，除了上述全球共性，新常态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走过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将从根本上脱离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走上追求质量、效益、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由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速度略有下降，但质量效益稳步提高
观察中国经济形势至少应当有三个层面。一是数量的变化层面，二是效益质量变化层面，三是改革的进展层面。全面观察这三个层面以后，才能对中国经济当前状况以及未来发展有全面、清晰的认识。
在数量变化层面，2014年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PPI、财政收支变化、货币供求、国际收支等经济数据已经公布，而正是基于2014年经济数据的变化，外界会得出经济下滑的结论。在此结论的基础上已经有一些悲观情绪，但这只是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侧面。
关于质量的变化，则呈现出乐观的一面。比如，2014年第三产业增长8.1%，超过了第二产业增长0.8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提高三产比重，而提高三产比重的前提，是三产增长速度要超过二产，这在2014年实现了。
2014年，三产增加值占GDP比重48.2%，同比提高1.3%，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这是我们多年来追求的变化。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达到51.2%，比上年提高1.3%，超过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4个百分点，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中国经济从投资增长型、外需引导型的经济增长，转变到内需引导型，这个变化在2014年也显然发生了。
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是为了惠及民众，使民众能够分享增长的成果，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2014年，城乡收入变化使得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缩小，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幅不小。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城乡收入差别13年来首次降到3倍以下，来之不易。
长期以来，10%左右的经济增速是以资源能源大量的消耗甚至浪费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降低能耗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应该说多年来没有实现。但是，2014年GDP能耗下降4.8%，超出了预期0.9个百分点，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5%以上，超过预期1%。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是64.4立方米，同比下降5.6%，也就是说，资源能源消耗方面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效益的集中指标劳动生产率，2014年比2013年提高了7%。
国际收支呈现出基本平衡的变化。传统体制两大弊端是投资驱动加外需驱动，外需驱动表现为长期巨额双顺差，导致国际收支顺差。但在2013年，中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所谓的基本平衡，是指国际收支差额占GDP比重低于4%，2013年为2.6%，2014年则进一步下降，而且出现了国际收支中，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逆差。
很多报道甚至一些理论分析都说，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这是中国经济的危险信号。其实仔细看看就知道，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信号，因为中国扎扎实实地开始在输出资本。过去我们也输出资本，但是以石油美元定值的高流动性资产的方式输出资本，而今天我们在投资，这是一个战略性变化。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GDP增长率高于投资增长率的变化，在一些局部地区出现了。熟悉宏观经济的人都知道，按照惯例，投资增长率应是GDP增长率的2倍或者更多，比如国家固定资产投资15.6%，GDP7.4%，就是2倍的概念。但在2014年，上海GDP增长7%，投资增长率6.5%。GDP增长率高于投资增长率的变化在上海首次出现，也就是说，GDP的来源在投资增长贡献率下降的时候得到了支撑，找到新的来源。上海归因于创新驱动。但不管怎么驱动，它不是投资驱动，不是出口驱动。
新常态下，很多现象都在发生。在看到经济下行的时候，而且还有进一步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我们要看到质量效益指标的提高，以及进一步提高的趋势。新常态的一个关键变化，是速度略有下降但质量效益稳步提高。
关于新常态有三句话：“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认识”和“适应”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不断提出来的说法，“引领新常态”是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新常态下要让相对低的经济增长速度，配置于比较高的质量和比较高的效益，是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也是需要引领才能实现。 引领新常态靠什么？中央已经明确向改革要红利。观察中国经济形势，必须有改革这个维度。2014年启动的重大改革亦呈现出一些新变化。其中，首推行政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减少对中国来说是极大的事情。2014年行政审批制度减少300项。上海自贸区正在试验一个新的体制，实际上可以概括的两句话：准入前的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减少审批。全国也在配合这个变化，逐渐减少负面清单。
商事制度在2014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商事制度简化后，1300万个企业建立起来，其中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一个企业吸纳一个就业就是1300万的就业。所以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时候，就业反而在增长就得到了合理解释。
在转型过程中可能会有社会动荡，为了适应这样的局面，中央提出了“宏观稳定、微观搞活、社会保障制度兜底”。2014年年末启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并轨，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建立一个“安全网”，主要解决失业、养老、医疗问题。这个“安全网”去年基本织就。
第四个变化是自由贸易区。自贸区是最近几年兴起的处理国际贸易投资关系的制度架构，这个架构现在看来是超越了WTO，或者说它可能替代WTO处理国际商事的架构。最早提出这套架构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最早进入我们眼帘的是TPP（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后来又出现了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这些自由贸易区将俄罗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拒之门外。
面对TPP、TTIP排斥中国的情况，中国决定自己做。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实现自由贸易规则，比如上海自贸区施行，有经验后就可以复制推广，现在已经复制推广向三个省。这是非常积极的应对。同时，和周边国家以中国为中心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加起来一共有20几个自由贸易协定。
2014年我们全面推出了财税体制改革，目前还在稳步推进中。财税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柱之一，在1994年经过一次大规模改革，但是在20年后的今天已经不适应新形势。
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应当全面地认识，不要总说经济下行压力大。数量下行趋势明显，压力有，问题也确实存在，但同时要看到，经济质量效益在提高，改革在推进。综合看，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今后几年还会存在，必须对这些现象有全面的认识。
新常态下的新挑战
不管怎么说，新常态意味着速度放缓，意味着一系列宏观指标的变化，而且是比较大的变化，此前不注意的问题以及有些过去没有的问题现在出现了，所以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
一是“投资、增长、过剩”悖论。增长高度依赖投资，而投资又恰是造成产能过剩的渊薮。因此，逐步降低对投资的依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然而，在今后一段时期，投资依然要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因而需要用改革的精神来规划投资，认真研究投什么、如何投和由谁来投的问题。
新常态下，投资的领域主要会集中于促进消费长期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健康服务业等），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以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等。关于如何投的问题，重点是解决好投资资金的期限错配问题，促进形成动员和筹集长期资本的机制，以及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目标真正落在实处。而由谁投方面，关键是要向社会资本放开准入，同时要全面审视并改造基础社施领域的计价、收费、课税、补贴体系，着力解决基础设施投资大都存在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问题。
二是杠杆率飙升。杠杆率上升是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影响的金融风险。目前，中国的债务风险总体仍然可控，但潜在风险也不可小视。其中，企业负债率畸高且仍在不断上升，地方政府的债务也值得高度关注。
三是城镇化转型。城镇化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城镇化也存在诸多误区。在新常态下推进城镇化，必须改变立足于“城里人”来规划城镇化的偏颇，必须扭转“开发区化”的倾向，必须克服“失去市场”的弊端，必须确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立场，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积聚、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外溢等对长期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供给面因素的耦合，必须以城乡一体化为最终目标。总之，要使城镇化成为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和重要的支撑，显然这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的城镇化战略。
四是房地产市场形势逆转。2013年下半年以来，各类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态势已经开始明显分化，局部市场逆转明显。与此前不同，此次房地产市场下滑的触发因素不是来自政策面，而是来自城镇住房市场内在供求格局的深刻变化，其影响也会在一个中期内存在。
五是金融乱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流动性过剩”就被公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特别是货币供应的主要顽疾。然而，货币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利率的下降，相反，中国名义利率水平一直处于高位。
金融乱象不仅导致各类民间金融、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乃至高利贷等大行其道且屡禁不止，而且由于它固化了“贷款难、贷款贵”困境，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形成严重的成本约束。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在中国能持续甚久，根本原因在于存在大量制度和政策障碍。现在需要改革现行外汇储备管理制度，以求彻底摆脱外汇储备绑架中国货币政策的困局;需要改革多部门分业监管模式，根除监管套利的基础，并尽可能覆盖层出不穷的综合性金融业务;应当摒弃繁复且多已过时的“政策约束”，还市场以本来面目。
推动改革举措有效转化成发展动力
尽管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少，但发展从来不是坦途。既然新常态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期，为经济新飞跃提供了新的要素、条件和环境，那就该克服困难和挑战，去适应新常态，而不是唱衰中国。
当然，机遇变成现实绝非易事，还有待我们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摒弃投资和出口增长依赖，另辟蹊径。注重质量、效益、创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从而引领新常态。 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总的要求是放松，需要有一个跟过去相比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宽松的度现在就要有准备，目前的准备还不够充分。大家还在讨论降几个点，这解决不了问题，必须通过改革来产生效益，而不应当用政策来解决目前这么深重的一个体制性矛盾。
应该很好地研究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
尽管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但在中央政府、民营企业、居民部门层面，总体杠杆率不高，可以通过改革引导其适度加杠杆，与此同时更好、更多地发挥中央财政在积极财政政策中的作用。
对于地方政府、产能过剩等领域的国有企业的杠杆率过高，可通过重塑地方政府举债机制、引入民间资本、发展资本市场等措施逐步去杠杆;加快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和配套，使高杠杆率的行业能够去杠杆，使低杠杆率的主体可以加杠杆，加杠杆和去杠杆双管齐下，促进经济主体在杠杆率方面的再平衡。
通过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实施结构性加杠杆以稳增长，结构性去杠杆以控风险，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对于房地产呈现出的供需分化，应区别对待。总体而言，降低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费负担，库存高的城市可将部分商品房转为保障房，补贴接受保障的家庭购房者，停建保障房，以降低库存，并加大对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信贷支持。
通缩风险的化解，仰赖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措施，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加强对小微企业融资性担保的支持，下决心发展针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增强前瞻性，加强预调微调，适时降息、降准，减轻企业信贷利息负担，但降息幅度将受制于存款流失、银行利润下降、资本外流压力和利率传导机制不畅等因素影响。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继续加大市场供求决定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但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将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2015年9～11月IMF将审核是否将人民币纳入SDR系统，企业外债汇兑负担，以及资本外流压力等。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意味着新常态下引领经济发展要素甚为迫切。但这不再是政府划圈标定，而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政府改革和完善科技体制，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确保创新要实。推动全面创新，更多要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
政策要宽，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创造更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在保护产权、维护公平、改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机制、集聚优秀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
通过改革，加快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和配套，使改革举措有效转化成发展动力。纠正不合理的激励机制，让生产要素从高耗能、高污染、高杠杆的行业中逐步退出，更多地进入到绿色产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此外，改革投融资体制，促进可持续型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的宏观调控仍然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稳是为了托底，为了保就业、防通缩。
2014年底，国务院批准了总投资额逾10万亿元的七大类基础设施420多个项目，包括粮食水利、交通、生态环保、清洁能源、健康养老服务、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等。
2015年将开工300多个项目，投资超过7万亿元。“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三大国家级的经济战略区域，将会成为投资重点区域。在稳增长的过程中，要防止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率过快上升，大力推进PPP项目。
稳中求进的关键还是“进”，2015是落实改革的关键年，要加快推动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和配套，使改革举措有效转化成发展动力。
（本文参考李扬在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2015年经济形势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李扬、张晓晶所著《论新常态》，感谢胡志浩先生对本次采访的帮助）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货币、银行、金融市场、财税。至今已出版专著12部、译著3部、论文近百篇， 主编 （或参加编写）大型金融、财税工具书5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