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末至北宋中期，界限模糊的市坊制度和日益膨胀的消费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消费主义的勃兴与大众化传播，宋代消费场域呈现出多元化和大众化倾向。本文拟将分析民间财资积累下，大众消费的欲求膨胀和僭奢异象，以期对宋代消费主义的生成沿革做一定梳理。
　　【关键词】 宋代;僭奢;财资积累;消费主义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8-0047-02
　　“消费”一词自14世纪出现以来，从“浪费、挥霍”等负面含义到相对“生产”而言的中性概念，逐渐披上大众化外衣。20世纪中期，消费开始指向超出基本生存所需的商品购买和使用，相应衍生出的“消费主义”则意味着对物的无限追逐。早在宋代，“消费社会”已有雏形，消费主义被接纳、标榜甚至泛化，本文拟将分析民间资本生长下，大众消费欲求膨胀和消费僭奢异象，就宋代消费主义生成问题略谈一孔之见。
　　一、民间财资积累
　　两宋时期，伴随城市管理和土地政策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官僚、商人、地主和手工业者参与到资本竞逐的游戏中去，一大批“富商巨贾”、“兼并之家”开始涌现，民间财资疯狂生长。
　　（一）市坊结构与商业环境开放
　　加藤繁认为宋代的城市是相对开放的，而这种开放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市制”崩而“厢制”起。市制最早萌芽于西周时期，到唐代臻至成熟，统治者将城市划分为“市”与“坊”并实行 “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宵禁制”，市民的消费空间十分有限。至道元年，太宗命参知政事张泊改撰京城内外坊名，除宝积、安业、乐台、利仁四坊以外，皆以美名易之，傅宗文先生认为此时极可能是按新颁坊名首次建立厢坊制度。到了仁宗年间，茶舍酒馆私立、侵街占地现象频发，统治者干脆下令准许城内百姓沿街开店。这种新坊市结构的出现打破了城市发展的时空局限，致使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并不断向外渗透，财富垄断的屏障也被逐渐破除。
　　基于此，最大的受益者首先是官僚权臣，他们原本享有厚禄，然而开放的商业环境下，他们利用政治权力和地缘纽带，尽最大可能攫占金银缗钱。其次，包括商人、手工业者、中小地主、牙侩、干人在内的市民阶层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和盈利空间，他们萃于廛市，昼夜营度。财路的拓宽和经年累月的资本积累致使一大批富民涌现，宋真宗时，京城内资产百万、十万者已比比皆是。
　　（二）市镇地主崛起
　　封建社会早期，田亩分配以国家“授田”为主，唐中叶以后，农村开始出现了田亩丈量的佃农与部分短工，而五代各国则以兵战为务，田亩制度“条章多阙”，直到后周世宗“遣使均括诸州民田”。①但在具体的土地管理上“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仁宗朝虽曾有过限田规定：“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止一州之内，过是者论如违制律，以田赏 告者”，但任事者最终仍以“限田不便”为由，“未几即废”。②而宋代其他君主颁布的相关限田政策实际上也只是对官僚地主享有免役特权的田产面积作出规定，并非实质上的“抑制兼并”。非但如此，宋朝政府甚至将“官系田产”承租给包括官员、世俗地主以及僧侣地主在内的“二地主”们。到了北宋中期，民间已然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已成俗”。③这样一来，“不抑兼并”的田亩制度为市镇地主的崛起提供了现实路径。农村的土地资源迅速向豪猾兼并之家靠拢，他们先将屯田出租，与佃户建立租佃契约关系并收取地息，再将资本用于投机或对外借放高利贷，以此居物逐利，不少地主累計家业可至三五十万以上，少者也不下于三五万。
　　二、公共消费空间中的欲求叠加
　　北宋中期，传统型的古市场在商品经济带动下发生转变。城市内部各式瓦肆勾栏、酒店茶馆不断增加，早市、日市、夜市等交易市场更是不能遍数。城外也自发地出现了很多地区交换站，公共消费空间被不断拓宽，消费文化逐渐从意识形态的规制中释放并发展为世俗消费的民主。
　　（一）庶民消费欲望的萌发
　　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是国之命脉，统治者为保证耕地，普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样一来，社会生产低下，多数家庭经济基础十分脆弱，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到了宋代，尽管政府仍通过树立禁榷规范来抑制民间资本过度生长，但事实上对于商贸发展，其放任态度则更为鲜明。北宋中期市易管制松弛，“财富导向”的新型消费秩序建成，宋代的商业获得广泛尊重，传统意识中“奇技淫巧”、“游敖博弈”等无用之事已荣登大雅之堂，受等级和财力支配的消费欲望被逐渐唤醒。许多底层民众开始谋求副业，整体收入也有所提升，原始的消费欲望也得以显现。
　　（二）品牌意识的自觉
　　宋代商品经济和市场流通的发展大大刺激了商业人口的增长，街衢巷尾的行商坐贾众多。此般消费胜景下，市场竞争必然激烈，商人们利用广告的手段，竭力求大、求美、求奇，以此制造夸张的视听效果，为大众创造消费需求庆元元年，进贤县简坊市酒肆王翁买得一尺寸惊人的大蕈，并计划将其悬挂在店肆门口吸引顾客。类似这样“诡异标表语言”的牌榜广告还有很多。据统计，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观察到的广告就有几十个，其中包括幌子、招牌、绣旆，甚至出现了内置蜡烛的立体灯箱广告。还有些店铺别出心裁，搭建形式夸张、色彩夺目的迎客欢门彩楼，除此之外，商家还讲求品牌效应，他们向社会名流求诗求画并装裱铺中，以此标榜产品、招揽顾客。
　　三、观念异化与僭奢风潮
　　扩张的消费空间在满足人们消费欲求的同时，大众的观念与行为也出现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于深陷消费主义洪流的大众而言，纵奢享乐的消费或可凌驾法律之上，成为日常生活的合理景观。
　　（一）奢侈消费的示范与仿效
　　两宋的崇奢之风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消费示范与仿效。两宋建立之初，统治者多提倡素朴。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太祖下令“衮冕缀饰不用珠玉”，其“服用俭素，退朝常衣絁袴麻鞵”。④就连魏国公主入宫时，也因其服饰过于奢华而遭太祖训诫。但伴随政权的巩固和财政收益的持续产出，统治阶层蠢蠢欲动，相继沉溺于声色之中。宋真宗鼓励臣下以狎妓自乐，赐钱千两供他们买取歌妓。到了徽宗时期，更是奉身之欲，奢荡靡极。他曾命朱勔等人用花岗石监造艮岳，从政和到靖康年间，耗时数十年，搜集了全国各地的奇花异石，楼台亭馆月增日益，不可计数。 　　宋代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极大程度上感染了以宗戚贵臣之家为首的权贵阶级。他们的炫耀性消费仅从其豪宅规模便可见一斑，徽宗时期权相蔡京府邸内的六鹤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 ⑤，南宋韩侂胄更是“凿山为园，下瞰宗庙”。⑥上层官僚如此，普通官员也竞相效仿。《横蒲集》中有对地方小官日常宴请的描述，“酒皆名酝，物必奇珍，以至器皿之类，务必鲜洁。每做一会，必费二万钱”。⑦不少城居地主和商人在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后，也利用奢侈消费彰显身份的优越，他们仿照官僚权贵们“聘美女，建厦屋”，明州城外的“富家翁”建造巨宅，遭遇质疑后，仍然“怒不听”。⑧这种“富者既以自夸，贫者耻其不若”的消费情绪迅速向中下层生活圈蔓延，无论身份贵贱，皆以侈靡相尚，奢侈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参与性和普及性。每至节庆，这种奢侈风尚则更为突出，不论是贫家富户，皆倾城而出，在“笙歌鼎沸，鼓吹喧天”的热烈氛围中投身消费洪流，就连陋巷里平日极为贫寒窘迫的人，也“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⑨整个社会的崇奢程度足以想见。
　　（二）僭越风潮迭起
　　正如斯波义信指出：“奢侈风潮浸透而身份序列混乱”，⑩盲目追求奢华、攀富比贵的消费心理纵容了“僭越性”消费的日益泛滥。服饰作为展示地位和财产多寡的一般化和公开化消费程式，具有浓厚的文化意味，《宋史》和《宋会要辑稿》中有关着衣的禁令比比皆是。在服饰色彩方面，较多提及的是禁用黑紫色，但据翰林学士李昉上奏“近年品官绿袍及举子白襕下皆服紫色”，?以及《淳熙三山志》载：“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夫、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舆服僭越之盛以及政府监管的松弛。其次，销金在宋代也一直被列为民间服饰的禁用材料，尽管如此，民间利用销金制作服饰的现象仍然普遍。一些臣僚戚里之家穿戴着销金服饰自由出入宫掖，而在普通民众间，稍有财力者也都以销金铺翠相尚。从“百户衣装，各有本色”到“斗美夸丽”、“ 服用浸侈”，人们在僭越的消费中实现了关于奢侈的全部幻想。
　　注释：
　　①②③（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57—4158页，第4163页，第4164页。
　　④（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⑤（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影印本摛藻堂四库全书会要，子部，第11286卷。
　　⑥（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5页。
　　⑦（宋）张九成：《横蒲集》，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卷三。
　　⑧（宋）洪迈：《夷坚志》卷14，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⑨（宋）吴自牧，符均注：梦粱录.卷四，三秦出版社， 2004年版，第48-49页。
　　⑩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稻香出版社，431页。
　　?（元）脱脱等撰： 《宋史》卷153·舆服志，《二十四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81页。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福州：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639页。
　　作者简介：
　　谢纯玉，通訊作者，女，汉族，安徽合肥人，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在读硕士，艺术学理论专业，设计管理方向。
　　王希俊，男，汉族，湖南邵阳人，硕士，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艺术学理论系，艺术管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