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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面临一个灾难多发的时代。灾难发生之后，媒体应该如何反应？媒体、公益机构、政府部门如何协同互动？近几年来，国内部分记者的报道引发了不少争议，业界对此的分歧发人深省，随着NGO资助记者进行灾难报道这一模式的发展，又有了新的变量。4月25日，尼泊尔地震爆发之后，中国的媒体力量和救援力量大规模出征，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迅速动员媒体记者，组织前后两批记者前往尼泊尔采访。
这种NGO+记者的灾难报道新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应该如何运作？5月23日，安平在成都举办“专业与协调——灾难报道记者传播工作坊”，与会专家、学者提供了更多深入的思考，共同探讨基金会资助记者项目的未来发展之路。
媒体转型背景下的报道资助
周如南（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媒体转型，媒体人怎么办？媒体死亡系列的书信，媒体死了，主编死了，记者死了，耸人听闻，但是讲的是同一个故事，我们还需要新闻生产么？传统商业媒体运营模式瓦解，但Youtube、ifile等新媒体只是扩大了影响的渠道，本身并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报道，怎样才能在免于干涉的情况下让报道获得足够资源支持？
一般来说，公民记者有三种走向：一是被分流，作为职业炒作师被边缘化；二是被吸纳：被传统媒体或网络媒体收编；三是汇合到以基金会为支撑、公益网站为平台的新闻聚合群（公民记者+传统媒体+网络媒体）。
这时候有一些基金会也开始资助媒体人，公益资助模式开始出现，当然，互联网转型时代带来一种新的新闻资助模式——公益众筹，新闻众筹。报道的供养型公益模式，包括民众供养（众筹新闻）和土豪包养（基金会资助报道）。
未来的新闻生产将会成为一个可参与的新闻，因为新闻业本来就是关注公共利益的，而我们的公益组织也是关注公共利益的，在公共的核心概念这一块有非常大的交叉。第二点，报道资助的最终目的仍是关注新闻业的自由、独立和公正。第三点，NGO参与新闻业将会提升自身的透明度和公共性。第四点，未来新闻生产的模式将会由垄断变成社会协同，所有的NGO包括基金会，将会参与进来。
期待基金会能资助长线调查
宁二（搜狐评论频道主编、“非洲记者采访资助项目”安平资助记者）：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中国针对非洲的国际援助逐步增加，各行各业的中国企业走进非洲的步伐越来越快，选择非洲作为出行地的中国旅行者也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围绕中非关系，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中国人的海外形象日益面临巨大挑战。
一方面是国际媒体上屡见不鲜的“新殖民主义”指控，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主流媒体上关于中非关系从各个角度取得积极进展的正面报道，而这两种常常截然对立的媒体声音，致使中国在非洲的角色常常模糊不清。
中国对非援助的真相如何？中资企业在非洲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中国人在非洲的形象究竟有多复杂？中国记者独立自主的调查对于信息公开与透明便非常重要。
为此，由安平资助中国媒体记者前往非洲进行独立调查，主要支持记者的差旅费用。记者遴选两种方式：邀请拥有非洲采访经验的记者参加，通过公开招募报名申请的方式吸纳年轻记者参与。截至目前共进行了两期，支持南方周末、财经、南方都市报、腾讯、凤凰周刊等媒体共9位记者前往非洲进行独立采访。9位记者前往采访的国家，包括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赞比亚等五个非洲国家。报道囊括了大多数传播形态。文字、图片、视频、手机端H5页面，近20篇报道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个别报道甚至反馈回非洲，成为当地热点新闻。
NGO对于记者的资助整体上较少，时间短、力度小，甲乙双方满意度普遍不高。我们简单给已有的零星资助进行了分类，从时间分：短期，长期；从目的分：新闻爆料、短期倡导、长期资助。目前看起来，短期项目较多，长期项目较少。短期内中国也不可能出现长时段深度支持记者进行采访写作拍摄的基金会项目，有兴趣的基金会偏少，事实上愿意投入采访的成熟记者也未必很多。
新闻业整体面临巨大挑战，记者生存面临普遍的压力和诱惑，杯水车薪的资助在突发报道之外是否能鼓励记者进行难度越来越大的采访报道或者拍摄，还有待观察。
个人更期待长线项目，这需要基金会和记者在项目设计上有足够的沟通和互信。基金会关心投入是否有产出，记者担心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而基金会的长线操作，记者往往又受限于他的个人职业规划、能力、专注度以及所在媒体的特点。
移动互联时代，记者所在的媒体平台已经不像传统媒体时代那样重要，中国可能整体上需要倡导一种基金会 + 成熟的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的工作模式。
提前建记者名录加强灵活性
陈杰（新京报首席记者、“尼泊尔地震记者资助项目”安平资助记者）：我在4·25尼泊尔地震发生时，参加了由安平资助的尼泊尔地震记者资助计划，于4月27日抵达尼泊尔进行采访。时间就是生命，第一时间抵达现场是先决条件。安平在前线成立了指挥部，后方在北京提供救援、NGO等行业专家的专业信息支持。地震发生时信息高度碎片化，安平前方后方协调，一些具有建设性的专业意见参与到报道中来，能使前线报道更有协调性。
此外，在信息传播的层面，后方要有非常专业的团队来处理，一对一衔接好。前线采集的信息非常珍贵，需要全面、及时地发挥信息传播效果。
关于以后开展的记者资助项目，我有如下的建议：一，建立突发事件记者名录，入选者必须是具有出色经验、个人突破能力突出的记者。二，确立突发事件报道基本原则，比如“最快速度抵达现场”原则，一旦遇到重大突发事件，能够第一时间派出能够以最快速度抵达现场并展开采访工作的有经验的记者。三，更灵活的机动性，也就是一旦确认，为减少中间环节，派出记者可自行选择最快捷交通工具出发，实现信息收集和快速发稿。
这种NGO+记者的灾难报道新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应该如何运作？5月23日，安平在成都举办“专业与协调——灾难报道记者传播工作坊”，与会专家、学者提供了更多深入的思考，共同探讨基金会资助记者项目的未来发展之路。
媒体转型背景下的报道资助
周如南（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媒体转型，媒体人怎么办？媒体死亡系列的书信，媒体死了，主编死了，记者死了，耸人听闻，但是讲的是同一个故事，我们还需要新闻生产么？传统商业媒体运营模式瓦解，但Youtube、ifile等新媒体只是扩大了影响的渠道，本身并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报道，怎样才能在免于干涉的情况下让报道获得足够资源支持？
一般来说，公民记者有三种走向：一是被分流，作为职业炒作师被边缘化；二是被吸纳：被传统媒体或网络媒体收编；三是汇合到以基金会为支撑、公益网站为平台的新闻聚合群（公民记者+传统媒体+网络媒体）。
这时候有一些基金会也开始资助媒体人，公益资助模式开始出现，当然，互联网转型时代带来一种新的新闻资助模式——公益众筹，新闻众筹。报道的供养型公益模式，包括民众供养（众筹新闻）和土豪包养（基金会资助报道）。
未来的新闻生产将会成为一个可参与的新闻，因为新闻业本来就是关注公共利益的，而我们的公益组织也是关注公共利益的，在公共的核心概念这一块有非常大的交叉。第二点，报道资助的最终目的仍是关注新闻业的自由、独立和公正。第三点，NGO参与新闻业将会提升自身的透明度和公共性。第四点，未来新闻生产的模式将会由垄断变成社会协同，所有的NGO包括基金会，将会参与进来。
期待基金会能资助长线调查
宁二（搜狐评论频道主编、“非洲记者采访资助项目”安平资助记者）：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中国针对非洲的国际援助逐步增加，各行各业的中国企业走进非洲的步伐越来越快，选择非洲作为出行地的中国旅行者也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围绕中非关系，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中国人的海外形象日益面临巨大挑战。
一方面是国际媒体上屡见不鲜的“新殖民主义”指控，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主流媒体上关于中非关系从各个角度取得积极进展的正面报道，而这两种常常截然对立的媒体声音，致使中国在非洲的角色常常模糊不清。
中国对非援助的真相如何？中资企业在非洲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中国人在非洲的形象究竟有多复杂？中国记者独立自主的调查对于信息公开与透明便非常重要。
为此，由安平资助中国媒体记者前往非洲进行独立调查，主要支持记者的差旅费用。记者遴选两种方式：邀请拥有非洲采访经验的记者参加，通过公开招募报名申请的方式吸纳年轻记者参与。截至目前共进行了两期，支持南方周末、财经、南方都市报、腾讯、凤凰周刊等媒体共9位记者前往非洲进行独立采访。9位记者前往采访的国家，包括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赞比亚等五个非洲国家。报道囊括了大多数传播形态。文字、图片、视频、手机端H5页面，近20篇报道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个别报道甚至反馈回非洲，成为当地热点新闻。
NGO对于记者的资助整体上较少，时间短、力度小，甲乙双方满意度普遍不高。我们简单给已有的零星资助进行了分类，从时间分：短期，长期；从目的分：新闻爆料、短期倡导、长期资助。目前看起来，短期项目较多，长期项目较少。短期内中国也不可能出现长时段深度支持记者进行采访写作拍摄的基金会项目，有兴趣的基金会偏少，事实上愿意投入采访的成熟记者也未必很多。
新闻业整体面临巨大挑战，记者生存面临普遍的压力和诱惑，杯水车薪的资助在突发报道之外是否能鼓励记者进行难度越来越大的采访报道或者拍摄，还有待观察。
个人更期待长线项目，这需要基金会和记者在项目设计上有足够的沟通和互信。基金会关心投入是否有产出，记者担心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而基金会的长线操作，记者往往又受限于他的个人职业规划、能力、专注度以及所在媒体的特点。
移动互联时代，记者所在的媒体平台已经不像传统媒体时代那样重要，中国可能整体上需要倡导一种基金会 + 成熟的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的工作模式。
提前建记者名录加强灵活性
陈杰（新京报首席记者、“尼泊尔地震记者资助项目”安平资助记者）：我在4·25尼泊尔地震发生时，参加了由安平资助的尼泊尔地震记者资助计划，于4月27日抵达尼泊尔进行采访。时间就是生命，第一时间抵达现场是先决条件。安平在前线成立了指挥部，后方在北京提供救援、NGO等行业专家的专业信息支持。地震发生时信息高度碎片化，安平前方后方协调，一些具有建设性的专业意见参与到报道中来，能使前线报道更有协调性。
此外，在信息传播的层面，后方要有非常专业的团队来处理，一对一衔接好。前线采集的信息非常珍贵，需要全面、及时地发挥信息传播效果。
关于以后开展的记者资助项目，我有如下的建议：一，建立突发事件记者名录，入选者必须是具有出色经验、个人突破能力突出的记者。二，确立突发事件报道基本原则，比如“最快速度抵达现场”原则，一旦遇到重大突发事件，能够第一时间派出能够以最快速度抵达现场并展开采访工作的有经验的记者。三，更灵活的机动性，也就是一旦确认，为减少中间环节，派出记者可自行选择最快捷交通工具出发，实现信息收集和快速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