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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当随时代”，石涛上人这句富于哲理的画语出现在文字上，似乎不难理解，然而渗透到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中并非易事。时代与笔墨的关系，其实是艺术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它反映了艺术家对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的理解，蕴含着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个性创造。“随时代”的前提是要“谙传统”“懂生活”，在古今的参照与对比中凸显时代的笔墨语言，或日笔墨的时代精神。
几个月前，我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见关山月《山村跃进图》，为之动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生活图景伴着新颖的墨与色、形与意而呈现出感人至深的“真实”。这件长卷使我想起中国美术馆所藏的黎雄才长卷《武汉防汛图》、金浪与李震坚合作的长卷《兰州新风景》、南京求雨山文化名人纪念馆所藏的林散之长卷《江浦春修图》，以及北京画院所藏古一舟等所绘46米长卷《首都之春》。
这几件长卷都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是社会主义文艺方针引领之下的现实主义作品，表现了艺术家如何将自己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可以说这是对“长卷”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新解，妙用。由此，我萌生出为这几件长卷作品专门策划并举办一个专题展的念头，它不仅具有学术意义，对当代艺术家们如何深入生活、表现时代更富有回顾与总结的典范意义。
作为中国传统绘画中历史最悠久的表现形式之一，“长卷”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它以独特的方式表现繁复的物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在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中寄托艺术家的主观世界。湖北荆门出土的战国时期漆奁上，就是以“长卷”的形式再现了当时人物车马出行的热闹场面。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卷”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绘画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历久而不衰。
“长卷”的魅力，一方面表现在它具有丰富的容纳力，可以展现万千气象，表现内容更为完整，气势更为宏大；另一方面也因为它在构图方面的优势，可以展现空间的多变与时间的流动，从而能更为全面地诠释一个主客观浑融的绘画境界。也正是因为这两个方面的特点，“长卷”更能体现艺术家的非凡功力。随着画卷从右向左徐徐展开，观者仿佛渐入画境，与画面内容的起承转合相应和，游历其间，心随物游，情由境生。由此，历史以来有许多著名的“长卷”作品成为文化的视觉记忆而永载民族的精神史。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代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等，不胜枚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绘画的发展开启了崭新的篇章。艺术家怀着对新生活的无限热情和美好憧憬，以“长卷”的形式创作了一批歌颂祖国新山河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面对大地上立起的井架、桥梁和开山、引爆等建设新貌，艺术家们以前所未有的笔法、墨法和造型、色彩创造性地表现，而形成中国画的写实方式。这种方式不是简单的中西合璧，而是在传统中国画语言的基础上融入对生活的感受，以写生、默记为主的现实主义表达，营造出全新的图景，既波澜壮阔，又行云流水，可居可游，娓娓道来，万象尽在。更重要的是，这批作品极富时代特色，带着艺术家自身对新山河的认识，展现新中国建设的宏大主题，传递出充满希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社会建设的火红年代里表现着革命浪漫主义热情。这与中国传统绘画文人士大夫逍遥、悠游、遁世的情怀有着本质的区别。本次展览，合四馆之力，首次集中展示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改天换地为表现对象的5幅著名长卷，力图让观众沿着这一艺术家的情感轨迹，走进史诗般的万卷河山。
1954年，在前往敦煌考察途中，金浪（1915-1999）与李震坚（1921-1992）合作完成《兰州新风景》长卷。该作品采用对景写生与移步换景相结合的方式，以散点式透视的开阔视野，满怀豪情地将兰州古城翻天覆地的时代巨变描绘出来。工地建设、资源勘探、繁忙的运输，这些时代的典型图景，在以往的中国绘画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作者通过对细节生动的刻画，并以西北特有的赭黄色作为主色，烘托出画面中随处萌发的新绿和欣欣向荣的建设场景，令作品中的勃勃生机在写实与抒情中呈现。
林散之（1898-1989）以书法名世，其实却是诗、书、画三绝。他创作于1955年的作品《江浦春修图》卷描绘了1954年受长江洪灾影响的江浦县民众抗洪抢险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当时，作为江浦县副县长的林散之与民众一起日夜守护在堤上，以画笔记录那抗洪的千军万马。林散之早年师从黄宾虹，其山水中的人物一般为垂钓、访友、读书、深山论道，多为简约传神的符号化人物形象。这样一位传统的文人画家，深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现实生活所感动，画出了具有排山倒海气势的众多现实人物，各具不同的动态。这不仅是艺术上的突破，也是他自身在创作思想上的飞跃。
《武汉防汛图》是黎雄才（1910-2001）创作于1956年的作品。作为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黎雄才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实践着师法与革新并举的艺术道路。1954年长江洪灾，当时任教于武汉中南美术专科学校的黎雄才在参加抗洪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写生，并在这些写生作品基础上创作出《武汉防汛图》。亲身的经历使艺术家将更多的真情实感投射在作品上。在长达28米的恢宏场面中，艺术家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民不畏艰险、团结一心，奋勇抗击天灾的英勇气概。构图上，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与西方绘画体系的焦点透视交织互用，既保证了宏大场面的完整性，又营造出了真实而细腻的实景氛围。云雨空漾，树木、房屋错落有致，气脉贯通，真情弥满，首尾连贯，不愧为传世珍品，以技、以艺、以情传世，以表现时代生活和艺术创新传世。
作为20世纪岭南画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关山月（1912-2000）在1958年创作了《山村跃进图》。该作品描绘了鄂北地区山川与农田的四季更迭，时间与空间的转换，衔接自然，景物特点鲜明，建设工地沸腾繁忙，物资运输场面热火朝天，开山劈路，山石爆破，山野牧放，画面呈现出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真实生活全景。尤为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对看墙报、幼儿园保育、牵牛耕作等人物群像的刻画，精妙绝伦！小如芝麻的人物形象竟神形俱备，足见其观察的入微、功力的深厚、表现的应手。这是中国画现实主义表达的魅力之所在。这种艺术驾驭能力是超越一切概念化、公式化、说教化的艺术语言。画面以收获的季节结尾，却使人意犹未尽，也可以见证作者的匠心、慧心。
由北京画院古一舟（1923-1987）、惠孝同（1902-1979）、周元亮（1904-1995）、陶一清（1914-1986）、何镜涵（1923-2008）、松全森（1925-）在1958年至1959年共同创作的《首都之春》是新中国建设以来一件重要长卷作品，艺术与史料价值并存。《首都之春》以全景式构图，从北京通县开始刻画，一路经东单、天安门、西单、石景山，直至官厅水库，长度达46米，应是“长卷”之最。气势辽阔，细节精微，富有时代特色的城市布局与景观跃然纸上。传统的山水与新时期工农建设的新地标相映成趣，浓丽而层次分明的色彩营造出安宁却忙碌的生活氛围，工农商学兵各色人物点缀画中，好一幅新生活的旖旎画卷。
深入生活、扎根生活，表现人民的生活与情感，是赋予艺术家的时代责任，20世纪50年代的这些长卷作品推进了“长卷”这种中国绘画表现形式的发展。这些长卷在记录表现时代精神、社会风貌、自然景观的同时，也记录了艺术家在新时期的创造，它说明在历史的变迁中，风格的嬗变与笔墨的创新是根植于社会进步的伟大实践的，是在历史文化的滋养和新生活启迪的双重变奏中，在专家与百姓的互动中，不断扬弃与发展的。希望观众通过此次展览，遨游于中国绘画的万卷河山，体悟传统、时代，感受中国精神的伟大与存在。
（吴为山/中国美术馆馆长）
几个月前，我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见关山月《山村跃进图》，为之动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生活图景伴着新颖的墨与色、形与意而呈现出感人至深的“真实”。这件长卷使我想起中国美术馆所藏的黎雄才长卷《武汉防汛图》、金浪与李震坚合作的长卷《兰州新风景》、南京求雨山文化名人纪念馆所藏的林散之长卷《江浦春修图》，以及北京画院所藏古一舟等所绘46米长卷《首都之春》。
这几件长卷都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是社会主义文艺方针引领之下的现实主义作品，表现了艺术家如何将自己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可以说这是对“长卷”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新解，妙用。由此，我萌生出为这几件长卷作品专门策划并举办一个专题展的念头，它不仅具有学术意义，对当代艺术家们如何深入生活、表现时代更富有回顾与总结的典范意义。
作为中国传统绘画中历史最悠久的表现形式之一，“长卷”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它以独特的方式表现繁复的物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在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中寄托艺术家的主观世界。湖北荆门出土的战国时期漆奁上，就是以“长卷”的形式再现了当时人物车马出行的热闹场面。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卷”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绘画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历久而不衰。
“长卷”的魅力，一方面表现在它具有丰富的容纳力，可以展现万千气象，表现内容更为完整，气势更为宏大；另一方面也因为它在构图方面的优势，可以展现空间的多变与时间的流动，从而能更为全面地诠释一个主客观浑融的绘画境界。也正是因为这两个方面的特点，“长卷”更能体现艺术家的非凡功力。随着画卷从右向左徐徐展开，观者仿佛渐入画境，与画面内容的起承转合相应和，游历其间，心随物游，情由境生。由此，历史以来有许多著名的“长卷”作品成为文化的视觉记忆而永载民族的精神史。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代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等，不胜枚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绘画的发展开启了崭新的篇章。艺术家怀着对新生活的无限热情和美好憧憬，以“长卷”的形式创作了一批歌颂祖国新山河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面对大地上立起的井架、桥梁和开山、引爆等建设新貌，艺术家们以前所未有的笔法、墨法和造型、色彩创造性地表现，而形成中国画的写实方式。这种方式不是简单的中西合璧，而是在传统中国画语言的基础上融入对生活的感受，以写生、默记为主的现实主义表达，营造出全新的图景，既波澜壮阔，又行云流水，可居可游，娓娓道来，万象尽在。更重要的是，这批作品极富时代特色，带着艺术家自身对新山河的认识，展现新中国建设的宏大主题，传递出充满希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社会建设的火红年代里表现着革命浪漫主义热情。这与中国传统绘画文人士大夫逍遥、悠游、遁世的情怀有着本质的区别。本次展览，合四馆之力，首次集中展示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改天换地为表现对象的5幅著名长卷，力图让观众沿着这一艺术家的情感轨迹，走进史诗般的万卷河山。
1954年，在前往敦煌考察途中，金浪（1915-1999）与李震坚（1921-1992）合作完成《兰州新风景》长卷。该作品采用对景写生与移步换景相结合的方式，以散点式透视的开阔视野，满怀豪情地将兰州古城翻天覆地的时代巨变描绘出来。工地建设、资源勘探、繁忙的运输，这些时代的典型图景，在以往的中国绘画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作者通过对细节生动的刻画，并以西北特有的赭黄色作为主色，烘托出画面中随处萌发的新绿和欣欣向荣的建设场景，令作品中的勃勃生机在写实与抒情中呈现。
林散之（1898-1989）以书法名世，其实却是诗、书、画三绝。他创作于1955年的作品《江浦春修图》卷描绘了1954年受长江洪灾影响的江浦县民众抗洪抢险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当时，作为江浦县副县长的林散之与民众一起日夜守护在堤上，以画笔记录那抗洪的千军万马。林散之早年师从黄宾虹，其山水中的人物一般为垂钓、访友、读书、深山论道，多为简约传神的符号化人物形象。这样一位传统的文人画家，深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现实生活所感动，画出了具有排山倒海气势的众多现实人物，各具不同的动态。这不仅是艺术上的突破，也是他自身在创作思想上的飞跃。
《武汉防汛图》是黎雄才（1910-2001）创作于1956年的作品。作为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黎雄才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实践着师法与革新并举的艺术道路。1954年长江洪灾，当时任教于武汉中南美术专科学校的黎雄才在参加抗洪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写生，并在这些写生作品基础上创作出《武汉防汛图》。亲身的经历使艺术家将更多的真情实感投射在作品上。在长达28米的恢宏场面中，艺术家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民不畏艰险、团结一心，奋勇抗击天灾的英勇气概。构图上，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与西方绘画体系的焦点透视交织互用，既保证了宏大场面的完整性，又营造出了真实而细腻的实景氛围。云雨空漾，树木、房屋错落有致，气脉贯通，真情弥满，首尾连贯，不愧为传世珍品，以技、以艺、以情传世，以表现时代生活和艺术创新传世。
作为20世纪岭南画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关山月（1912-2000）在1958年创作了《山村跃进图》。该作品描绘了鄂北地区山川与农田的四季更迭，时间与空间的转换，衔接自然，景物特点鲜明，建设工地沸腾繁忙，物资运输场面热火朝天，开山劈路，山石爆破，山野牧放，画面呈现出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真实生活全景。尤为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对看墙报、幼儿园保育、牵牛耕作等人物群像的刻画，精妙绝伦！小如芝麻的人物形象竟神形俱备，足见其观察的入微、功力的深厚、表现的应手。这是中国画现实主义表达的魅力之所在。这种艺术驾驭能力是超越一切概念化、公式化、说教化的艺术语言。画面以收获的季节结尾，却使人意犹未尽，也可以见证作者的匠心、慧心。
由北京画院古一舟（1923-1987）、惠孝同（1902-1979）、周元亮（1904-1995）、陶一清（1914-1986）、何镜涵（1923-2008）、松全森（1925-）在1958年至1959年共同创作的《首都之春》是新中国建设以来一件重要长卷作品，艺术与史料价值并存。《首都之春》以全景式构图，从北京通县开始刻画，一路经东单、天安门、西单、石景山，直至官厅水库，长度达46米，应是“长卷”之最。气势辽阔，细节精微，富有时代特色的城市布局与景观跃然纸上。传统的山水与新时期工农建设的新地标相映成趣，浓丽而层次分明的色彩营造出安宁却忙碌的生活氛围，工农商学兵各色人物点缀画中，好一幅新生活的旖旎画卷。
深入生活、扎根生活，表现人民的生活与情感，是赋予艺术家的时代责任，20世纪50年代的这些长卷作品推进了“长卷”这种中国绘画表现形式的发展。这些长卷在记录表现时代精神、社会风貌、自然景观的同时，也记录了艺术家在新时期的创造，它说明在历史的变迁中，风格的嬗变与笔墨的创新是根植于社会进步的伟大实践的，是在历史文化的滋养和新生活启迪的双重变奏中，在专家与百姓的互动中，不断扬弃与发展的。希望观众通过此次展览，遨游于中国绘画的万卷河山，体悟传统、时代，感受中国精神的伟大与存在。
（吴为山/中国美术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