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头号大国，其利益遍布全球各地。中国是东亚大国，其发展举世瞩目。中国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影响与日俱增，这必将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中美作为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其双边关系对全球的影响不言而喻。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研究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遏制 人权 台海危机
　　
　　美国的对外关系的基本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战略因素，二经济因素，三是道德因素。这三者的地位随着美国实力的消长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在战争年代，战略因素处于对外关系的核心位置；在和平时期，经济因素与道德因素成为对外关系的主要考虑。其对华关系也是如此。冷战后，美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调整了对华政策，但基本上遵循了这个原则。
　　冷战结束后，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如何在新的战略价值和道德因素下追求在华利益，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发展壮大忐忑不安，视中国为第二个苏联，主张对中国进行遏制。然而，由于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对美国商人极具吸引力；再加上中国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一些美国人主张对中国进行“交往”，在维护美国价值观的前提下，承认中国的部分利益，通过交往谋求美国的利益，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把中国纳入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
　　美国政府公开宣布的对华政策，是：“交往”而不是“遏制”。但是，即使是主张“交往政策”的人，也并非完全否认“遏制”的必要性，假如“交往政策”不成功，美国便可转而奉行“遏制政策”。关于维持台海两岸军力平衡，保持美日、美韩、美澳等军事联盟关系，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驻军方面，交往派和遏制派的观点并没有本质区别。目前，不能采取遏制政策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国还没有构成对美国的战略威胁，还存在着按美国的意愿演变中国的可能性；二是美国在许多国际性和地区性的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三是仅凭美国的力量不足以孤立和遏制中国，而中国的邻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遏制中国。
　　在这１０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基本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六四政治风波”、“最惠惠国待遇”、“台海危机”以及首脑互访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其间不乏对华政策大辩论。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在道德因素、经济利益和战略价值三者之间摇摆，致使双边关系起伏跌宕，一直无法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大消极因素莫过于“六四政治风波”、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相比而言，海湾战争和在华经济利益则成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积极因素。所有这一切促成了美国冷战结束初期既接触又制裁的对华政策。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以后，美国对华关系严重倒退。由于媒体的片面报道，美国公众对华态度急剧变化。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制裁。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给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影响更为深远。一方面，东欧各国在１９９０年前后发生的政治剧变，增强了美国对自身价值观的信心，刺激了美国对华进行演变的幻想；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动摇了美国“联华抗苏”的外交政策基石。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价值、经济利益和道德因素三者的重要性和相互关系发生变化，双边之间的问题开始出现。
　　克林顿当选后，组织了大批理想主义者加入政府，其中不乏许多人权卫士。由于克林顿是个理想主义者，加上兑换其竞选承诺的需要，立即将人权问题放在对华关系的中心位置，奉行以压促变的对华政策，导致了中美关系的严重倒退。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对华政策走向的积极因素。首先是中美关系的倒退，引起了中美贸易额的下降，引起美国工商界的不满，美国工商界普遍要求改善中美关系；其次中美战略合作受到影响。双方在武器控制方面的对话与合作陷入僵局，朝核问题引起美国安全部门的担忧，美国决策者认为，区域中唯一有能力制止朝鲜的力量可能是中国；再次是美国的高压政策没有奏效，中国政府不仅顶住了美国的压力，而且改善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对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反而提升了。
　　面对人权目标无法实现、经济利益受损、地区稳定和武器扩散失控的危险，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只重视人权的政策。克林顿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中美首脑西雅图会晤以后，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积极的改善。但是台湾问题又起，延缓了这一进程。问题的起因是1995年美国政府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并允许其发表演讲，为李登辉搞“台独”准备舞台。中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烈抗议。为了震慑“台独”势力及其外部支持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在台湾海峡附近地区进行三军联合演习。对此，美国政府一边宣布其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一边在1996年3月台湾“总统直选”期间向台湾海域附近派出航母编队，向大陆炫耀武力，给“台独”势力撑腰。但是这一军事行动并未动摇中国政府及人民武力捍卫祖国统一的决心，人民解放军的演习如期举行。
　　“台海危机”造成了中美关系的严重倒退，使美国的形象及其政策的可信度在中国人心目中进一步降低，给中美关系造成了长远的消极影响。同时，中国的强烈反应也迫使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认识到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得不慎重考虑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通过一系列的交往，美国政府和国会认识到，必须关注中国的崛起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美国决策者比以往表现出更强的理性判断。
　　1997年10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访问。两国元首签署了，《中美联合宣言》，为中美全面交往提供了框架。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进一步确认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中美元首的互访，为两国关系的改善注入了活力，但是并未导致中美关系的实质性进展，中美关系仍在曲折中发展。
　　
　　 作者简介：陈纬华（1973.6—），男，现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2009级硕士研究生，专业：世界史 ，研究方向：美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