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其与世界经济融合度的不断提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背景下，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巨额外汇储备、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已引起决策层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新金融》期刊联合上海金融学会、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于近日召开了“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可兑换”学术研讨会，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主持了会议，知名金融研究专家洪葭管、戴国强、徐明棋、许少强、陈学彬、丁剑平、李方等共聚一堂, 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资本项目开放以及流动性管理、货币政策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我们采撷其中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关键词： 金融开放 人民币可兑换 汇率 资本项目
中图分类号： F832.5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7-004-04
许少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资本项目开放的关键是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从1996年12月1日开始，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现在已是第二个10年。10年来，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在直接投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比较宽松地对待引入资金，而对资金的流出有诸多限制，但最近几年尤其是2002年之后明显地放松了；从证券投资来看，外国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已经从100亿元放宽至300亿。加入世贸组织5年后的今天，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也已放松。所以，总体来看，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有了较大发展。
基于此，我想谈两点看法。一是经常项目可兑换是否已经完全做到？显然不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提到三个内容，与此相关的人民币对外计价结算还没有实现。实际上，我们在两年前就提出，人民币可以作为计价结算的货币。最近几年来，该条件已经很成熟。至于外资机构（个人）在取得人民币之后是否会将其投资冲击A股，我认为是可以限制的。因为这是经常项目的问题，而不是资本项目。
二是如何评估资本流动。外管局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曾做过一个评估，认为其中45%已可兑换，我认为这个评估结果存在一定问题。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资本项目管制比较严格的国家。否则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一定会受到冲击。人民币资本项目管制的严格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非居民不能自由地取得人民币，二是非居民不能在国内自由地进行证券、房地产方面的投资。QFII的额度从100亿到300亿，可以说是放开，也可以看作是限制，所以，这远远不是自由投资。
金融开放方面，现在国家主要面临内外两方面压力。从内部来看，经济形势大好，流动性过剩，对外投资的冲动大大加强。同时，还有来自国际上的压力，我认为这很正常。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也面临过强大的迫其开放的国际压力。德国和日本都是在强大的外国压力下不得已才开放的。中国如今也面临同样的局面。
那么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多长时间。我所作的研究表明基本上需要20年的时间。欧洲在1961年、日本在1964年实现经常项目货币可兑换，到基本放弃外汇管制，英国、法国乃至日本均在1980年前后。从发展中国家来看，韩国是1988年经常项目可兑换，1996年资本项目可兑换；泰国是从1990年到1993、1994年完成的。
关于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间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可以基本放弃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种比较乐观的看法是基于大好的经济形势，认为在2-3年的时间内是有可能的。另一种比较保守的看法是再过10年。
对年份讨论的背后是对条件的讨论。乐观的看法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已基本具备。通常可兑换有5个条件：宏观经济稳定、微观方面企业和银行有一定的竞争力、外汇储备充足、汇率稳定以及金融制度完善。我认为，这5个条件的弹性比较大。如果严格要求，人民币还远未达到这５个条件。其实，对这些条件的讨论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意义并不大，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对市场的认识。
在一些市场经济转轨比较彻底的经济体，比如俄罗斯和印度，货币的可兑换就比较容易。印度在1991年才开始转轨，到2002年就已经宣布卢比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些国家在经济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宣布货币可兑换，是和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基础较好密切相关的。我国的经济基础比印度好，但是市场机制的转轨比印度要缓慢的多，所以我们现在难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如果经济不是由市场调节，而是有很多人为的干预，那么货币向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过渡只能是渐进式的，所以人民币在10年之内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就很不错了。此外，我非常不赞成在人民币还远未自由兑换之前，就来谈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为时过早。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就是资本流入比资本流出更可怕。汇率不合理，会造成金融资产的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我国当前的情况与当时的亚洲国家有相似，也有不同，那就是他们是长期的贸易逆差，而我国是顺差。
丁剑平（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中心主任、教授、博导）：从亚洲货币看人民币的可兑换
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尚不成熟，目前区域化还是切实可行的。
汇改两年多来，人民币大幅降低了对美元的盯住程度。亚洲其他货币也纷纷降低了对美元的盯住程度。其盯住程度甚至低于人民币对美元的盯住程度。人民币所盯住的其余成分都是亚洲货币，而不是欧元、日元。人民币参照部分有40%是跟着亚洲货币走，而亚洲货币有30%是参照人民币。我用亚洲货币全部相对于瑞士法郎来测定各自货币的相互盯住程度，作出这样的推测。在这种互动状况下，人民币的区域化则箭在弦上，所以人民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资本项目下可兑换。
亚洲四大核心货币：人民币、日元、韩元和新加坡元。南亚地区都盯住新加坡元。东北亚地区都盯住其余三种货币。在这四种货币中，日元和新加坡元是可自由兑换的。韩元和人民币目前还不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阻碍了人民币在亚洲债券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核心作用的发挥。而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包含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如果人民币能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那么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实现就水到渠成。否则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就会被其他地区所替代，一旦替代了就会形成惯性。
推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主要障碍是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方差要远远大于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资本大量涌入时候形成泡沫，而国际资本突然间撤退，势必导致人民币汇价的大跌。金融开放的目的旨在提高效率和福利，但它是伴随风险的。
所以，人民币成为关键亚洲货币箭在弦上，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这就形成一对矛盾。当局要承担一定风险往前走，踏踏实实解决资本项目可兑换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徐明棋（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导）：目前是提高人民币可兑换程度的最佳时机
目前是提高人民币可兑换程度的最佳时机。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始终对资本账户开放抱有一定的谨慎态度。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感到资本账户不能随便开放。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资本账户的过快开放与金融危机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目前是提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最佳时机。主要原因是我们目前面临顺差不断加大的压力，而且国际收支顺差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
第一，出口导向性的格局以及加工出口占主导的格局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贸易顺差格局不会改变。目前跨国公司的出口占中国出口58%，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与制成品出口之间存在的差价必然成为贸易的顺差。
第二，资本流入将继续增加。全球生产格局的调整还在继续，中国是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最佳地点。直接投资最近几年都保持着600多亿美元的规模。在未来可预见的3-5年内，这种格局不会逆转。
第三，人口红利，即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虽然目前有些地区已出现劳动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但这其实并不是劳动力供应的短缺，而是劳动力工资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不成比例，劳动力的报酬需要提高。到2015年前，中国有竞争的、廉价的劳动力是不会枯竭的。因此，中国的出口将维持不断增长的格局。
第四，美国的货币政策。在美国面临经济衰退之前，不会有大幅度的政策调整来抑制消费。美国现在的经济政策依然是鼓励经济增长。如果将10年作为一个经济周期，那么这一轮从2001年开始的经济周期要到2011、2012年才会面临衰退。这样，美国的消费需求就不会降下来，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也就不会发生改变。中国也会继续利用美国市场，对美国存在大量的顺差。
中国目前的巨额顺差使我们的货币政策面临着困境。目前中国缓慢、小幅的升值政策对抵御外资的流入是不起作用的。有些学者建议通过一步到位升值的政策来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如果没有说服力的研究，高层是不会贸然决定的。
那么，是否能动用利率政策呢？很多人担心提高利率会导致外资进一步流入。虽然我个人认为，利率平价模型是建立在资本可以完全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的，对“热钱”而言，投资收益要远远大于利息之差，利息成本通常是被忽略不计的。但是，由于存在提高利率将鼓励资本流入的担心，我国利率提高的速度不会很快，利率政策动用的余地也很小。我国目前通胀的压力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资金都流入了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但是通胀的压力是不断积累的。所以，根据我的判断，未来2-3年，我们将面临较为严重的通胀压力。未来3-5年内，全球低通胀的格局可能结束。
因此，我认为目前应该加快资本外流，放松管制措施。QDII的步伐太慢，能够从事海外投资的金融机构数量太少、规模太小。如果把有关限制放开，海外的投资银行还是愿意与国内金融机构合作，一起经营我们巨额的资金。另外，我认为应该进一步放开个人的证券投资和金融投资。这样资金就会分散，有一部分资金就会外流，就不只是中国政府一家来承担风险。如果现在不做，等到预期发生改变时，所面临的风险就会更大。
最后我想简单谈一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自由兑换并不等于国际化，比如一些已经实现了自由兑换的小国的货币。如果将国际化定义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广泛使用的媒介货币，那么人民币的国际化还为时尚早；如果把金融撇开，将国际化暂时限定为在贸易中使用，我个人是赞成的。现在人们之所以愿意持有人民币，是因为人民币实际上是与美元存在挂钩关系，内在的币值得到一定保证。一旦自由浮动，就必须经历国际市场不断评估的检验。如果现在不切实际地提出国际化的目标，则会扰乱人民币资本账户自由兑换的进程。
陈学彬（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如果在人民币涨到市场预期之后，再放开资本账户，
那么对经济的冲击可能会小一些
人民币可兑换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分为短期和长期来考察。长期资本，FDI近10年来都是比较稳定的。但是短期资本的波动是很大的。2002年底到2003年初，基本呈现流出。2003年至今，除了2006年有一部分是净流出外，其余都是净流入。
长期资本流动与中美利差、汇率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和中美的通货膨胀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短期资本与中美利差、证券市场收益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都是正相关。
现在是否应该加速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我认为目前不是有利时机，还应该坚持稳步升值。原因，一是现在进来的资本是为了人民币升值，二是证券市场的盈利。
我这里所使用的短期资本流入不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项目下的，而是外汇储备扣除贸易盈余，再扣除FDI的增量，这个数值在2006年底、2007年初大幅增长。在人民币升值还未到位的情况下，加大资本放开力度，会导致短期资本大量流入，人民币被迫快速升值。在达到升值预期后，短期资本又会大量流出。所以如果在人民币涨到市场预期之后，再放开资本账户，那么对经济的冲击可能会小一些。
汇改以来，人民币的名义利率升值7%，但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很小，在1%左右，对欧元基本是贬值的。如果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那么对贸易收支可能也会有较大影响。
奚君羊(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要赋予企业和个人境外合法投资的权利
目前对资本流出的限制比资本流入要多。虽然对直接投资流出的限制已经取消，但实际上还是需要审批。QDII目前只有130亿，与外汇储备增加的幅度、贸易顺差增加的程度，是不成比例的。当然也有人提出增加额度，但这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目前130亿都还没有用完。我觉得没有用完的原因是对QDII的交易限制还比较多。即使QDII的使用额不大，并不表示没有必要增加QDII的额度。这就是要赋予在境外合法投资的权利。
管理层对可能带来经济波动的开放政策尤为谨慎。我认为是过于谨慎了，现在的外汇储备已经和当时亚洲金融危机不可同日而语。在观念上，要把被动的国际收支管理转变为主动的国际收支管理。
那么，如何把握谨慎的节奏？我觉得额度的方法还是可行的，关键是额度要放开，要用可控的额度来管理。在目前顺差的情况下，对资本的流出应该大幅放宽，允许自由交易。由于额度是政府可以控制的，所以国际收支的管理是可以处于稳定、均衡的状况。由于中国经济容量的不断增加，所以抗击打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所以，目前我们对货币的兑换还是过于谨慎和保守，节奏还可以加快。这对国际收支的管理还是有利的，否则只能依赖汇率的变动了。相对汇率的大幅调整，资本项目下的逐步放宽，比较容易做到。
李方（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金融发展研究所所长）：人民币可兑换与国民财富增长
把人民币可兑换、资产价格重估与国民财富积累三者放在一起来分析，是因为这三者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着一种逻辑的、内在的联系。我国改革开放战略定位在符合国情和循序渐进下，以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和生产力提高为主线。各领域的、具体的改革顺序、深度及举措，以及改革成效、影响和变化，在分析框架上具有逻辑一致性。在这个逻辑分析框架里，我们看到了上述主线引导下的人民币可兑换、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人民币资产价格不断进行重估的过程。把握这个进程，我们就不仅能从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力的解放中，也就是从生产经营领域中积累大量的国民财富，同样我们也可以从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民币资产价格的重估中，也就是从金融领域的资产价格重估中积累更为巨额的国民财富。
中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程度决定着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这一进程同时也是人民币资产逐渐进入国内外市场进行价格重估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建立和完善商品、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使这些市场走向高度发达和充分灵活；各经济主体和市场的成本价格结构能逐渐对经济条件的变化迅速做出调整，能并不断反映国际市场上的相对价格水平；而且经济主体逐渐具备对市场价格做出及时反应的能力和条件。换个角度说，逐步实现人民币可兑换所要具备的上述条件和内容都会具体地反映到人民币资产价格的重估及变化上。而实现货币可兑换，战略上考虑，包括进程中所要采取的举措、实施的程度和速度等方面，一个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否给国民带来福利、带来多少福利，而最终应体现到我国国民财富的增长率上。
在金融投资开放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应该注重人民币金融资产和金融性资产价格重估中的性价比和合理溢价，防止国民财富流失；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并谨慎地开放各种对外投资渠道，让合格的机构或私人投资者发挥在国际金融投资中已得到公认的效率和成效，让国民的货币资产产生更大的财富效应。
戴国强（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提是真实反映人民币的实际价值，加强人民币价值稳定性
金融开放的程度取决于我们的金融监管能力和人民币价值的稳定性。人民币价值的稳定性与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直接相关。如果人民币价值的稳定性较差，抗干扰能力弱，那么要加快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就比较困难。
人民币价值的稳定性取决于多种因素。第一，取决于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和高能耗的产业来发展出口导向性的经济，这种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再从国内提倡的和谐社会的建设，解决民生问题的要求看，政府必然要提高劳动力收入。所以，我觉得原有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以后会发生变化。此外，我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竞争优势，这些都将使我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而会发生变化。当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变化后，我国的进出口状况也会发生变化，人民币的交换价值也会发生变化。
第二，取决于资本市场吸纳资金的能力。虽然本土市场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先天不足。虽然市值已经达到17万亿，但是其中的一大半还没有完全流通。而且市场结构也不完善，缺少对冲性的工具，开放资本市场不能操之过急。
第三，人民币价值的稳定性还取决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一国海外投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加强其货币价值的稳定性，该货币被接受的可能性越大，实现自由兑换的可能性也越大。由于我国企业缺少核心技术，在海外投资受到较多的制约，使我国走出去的战略实施进展不快，规模不大，这不利于保持人民币价值稳定性，也不利于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步伐。
由于以上三个问题的存在，人民币的价值基础实际上还不稳定。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有些人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的看法是基于购买力平价模型。由于中国是一个工资低水平、内需严重不足的国家，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物价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这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购买力平价。如果我国人民的收入提高、内需扩大，我国的物价水平就可能上升，那时才能确定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购买力平价究竟是多少，也就是说，只有在我国的有效需求上升后，实现供求平衡的时候，才能判定人民币究竟是低估了还是高估了。
在一个供求均衡的经济中，人民币的价值才能保持稳定，所以当前要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一个重要条件是调整国内的收入结构，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扩大国内有效需求，以便能真实地反映人民币的价值水平，这也有利于改变目前进出口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消除外国对我国施加的压力。当人民币的价值稳定性增强了，其自由兑换的时机也成熟了。
王辰（本刊副主编、经济学博士）：要正视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趋势，更多地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人民币的汇率水平，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关于人民币汇率，我认为汇率应该是一个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参数，合理的汇率水平必然是均衡的汇率水平。汇率主要应该反映两国货币的相对购买力，就这一点来看，人民币汇率必定是一个升值的趋势。汇率水平的形成应该遵循这个规律。因此，我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人民币升值是客观的，必然的，人民币渐进升值的战略是稳妥的，正确的。但要注意到，我们制定政策时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以为存在一个可以“损人利己”的汇率政策，特别是以为通过低估人民币汇率，我们就可以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实现对己单方面有利的图谋。其实，我们应该明白，合理的、均衡的汇率水平是利人利己的，不合理的、不均衡的汇率是损人损己的。
第二，我认为，应当更多地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人民币的汇率，让人民币汇率反映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这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由出口型经济转变为内需型经济，进而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具持久性。如果我们在制定政策中刻意地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那么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就会隐性地表现为外汇储备增加。客观而言，央行在稳定人民币汇率（价格）和控制外汇储备（数量）这两个指标上是很难兼顾的。
第三，我们又不能过于倚重调整汇率来改进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我国的贸易顺差本质上是由我国的贸易与投资结构决定的。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但大部分是来料加工、三来一补形式，一般贸易也要进口很多设备、材料和技术，然后加工出口，这种先进口、再出口的贸易和投资方式，就决定了具有较大规模的出口，决定了贸易顺差是大的。
第四，我们在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相对稳定、小步升值的同时，应该同时乃至加快改革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由于我国要素部门的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劳动力的价格相对较低，人为地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增加了我国出口产品价格上的短期竞争力。由此看来，如果在国内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的情况下，单一地采取人民币升值的办法并不能解决内外经济失衡的全部问题。所以，加快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让我国出口商品具有真实成本，这样就有利于人民币汇率更加准确地接近真实的均衡水平，也将减少人民币汇率升值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应有的波动。
王国松（上海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人民币升值时机的选择并不合理
对资本项目放开的收益与成本比较，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资本项目开放尤其必要，而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性及其渐进性安排是由内部的脆弱性程度决定。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宏观调控能力；二是政府的能力，很多国家在资本项目放开后产生了很严重的腐败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三是银行的国际竞争能力，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的孪生性决定了资本项目开放需要富有国际竞争力的银行体系支持。
人民币可兑换还涉及国际贸易收支可维持的问题，这就是国家进出口能力的问题。研究表明对中国贸易顺差贡献度较高的是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而近来在南方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如果在今后几年持续，那么我国进出口能力的维持就会成为问题。
我认为人民币升值的时机选择并不合理，主要迫于外部的压力所致。而很多国家从固定汇率走向浮动，大多是在贬值预期的情况下。而中国是在升值预期的情况下，由此导致我国货币调控难度增大，政策独立性及其有效性受到较为严重的约束，并付出了较为沉重的退出成本。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质疑中国目前的贸易顺差，从战略上考虑人民币国际化，当前可以先从用于区域性的贸易结算开始
我认为中国目前的贸易顺差是值得质疑的。在目前情况下，对资本项目下短期资金的控制基本是失效的。如果贸易顺差中的30-40%是假象的话，那么去除这部分，我们的贸易顺差就不那么大了。人民币汇改半年后，贸易顺差突然增加，可以理解为短期资金在汇率升值方向明确后，通过各种方式，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
我所理解的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现在人民币已经具备了成为“关键货币”的条件。但是从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地位考量，是否现在就应该从战略上考虑走出国界？
人民币应该在中国周边地区、国际经济活动中逐步发挥作用。第一步就是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目前经常项下的境内兑换已经实现，而在境外是无法进行的。所以货币兑换的概念和货币国际化的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人民币成为周边国家贸易结算的货币，对企业锁定汇率成本、甚至对中国扩大政治影响，都是有益的。在实际中，很多企业也愿意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现在根据央行规定，计价是可以的，但结算还不行。所以接下来是否可以在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方面迈开第一步。这可能会增加短期资本流入，进而造成央行货币政策执行上的困难，但是如果控制在小范围内，对大局是无碍的。可以考虑在浦东的金融创新中先行先试。
洪葭管（上海金融学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主任）：金融开放要注意提高质量，人民币自由兑换要慎之又慎
今年恰好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十周年，一些国家由于条件不具备、开放过快，一旦受到外来投机势力冲击，便酿成危机，这一历史教训，我们大家应该吸取。1971年美联储停止兑换黄金，和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两次金融危机。
从当前我国金融形势、世界金融市场的变化，国际资本量大、流动迅速等情况综合起来看，我的认识是：第一，保持和维护人民币的稳定，这是第一位的任务。第二，要研究一国货币的定值，即货币的价值基础是什么，不能单由贸易一项来决定币值。不能忽略人民币“外有升值压力、内有通胀威胁”的现实。不论从理论上或从实践上看，对我国1.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应该作为货币“发行储备”来对待，它可成为平衡价格的工具，也是人民币稳定的重要因素；第三，对来自国外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要认识和把握这也是一场“货币战”。金融史上被别国在汇率上“打败”受损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不恰当的“高估汇率”多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应从国情出发，多考虑中国的金融实际。我国的资金存量太大。2007年一季度末，全国金融机构存款已逾36.7万亿元，按美元汇率7.66计算，已合4.79万亿美元。欲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试问谁能担当得起这一开放成本？首当其冲的是本就脆弱的中国金融体系。
货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进出，这是金融对外开放上的最高标准。要扎扎实实打好基础、不断提高监管能力、健全金融体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些都要做出巨大努力才能达到。渐进、灵活、有效的机制的形成，比急躁、冒失、无效的举措更合乎科学发展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现在定为2020年基本建成，这是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成熟的心态研究确定的。在“十一五”期间，我们要以这种精神，努力争取在上海国际金融建设上有重大进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其与世界经济融合度的不断提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背景下，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巨额外汇储备、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已引起决策层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新金融》期刊联合上海金融学会、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于近日召开了“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可兑换”学术研讨会，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主持了会议，知名金融研究专家洪葭管、戴国强、徐明棋、许少强、陈学彬、丁剑平、李方等共聚一堂, 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资本项目开放以及流动性管理、货币政策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我们采撷其中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关键词： 金融开放 人民币可兑换 汇率 资本项目
中图分类号： F832.5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7-004-04
许少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资本项目开放的关键是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从1996年12月1日开始，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现在已是第二个10年。10年来，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在直接投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比较宽松地对待引入资金，而对资金的流出有诸多限制，但最近几年尤其是2002年之后明显地放松了；从证券投资来看，外国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已经从100亿元放宽至300亿。加入世贸组织5年后的今天，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也已放松。所以，总体来看，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有了较大发展。
基于此，我想谈两点看法。一是经常项目可兑换是否已经完全做到？显然不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提到三个内容，与此相关的人民币对外计价结算还没有实现。实际上，我们在两年前就提出，人民币可以作为计价结算的货币。最近几年来，该条件已经很成熟。至于外资机构（个人）在取得人民币之后是否会将其投资冲击A股，我认为是可以限制的。因为这是经常项目的问题，而不是资本项目。
二是如何评估资本流动。外管局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曾做过一个评估，认为其中45%已可兑换，我认为这个评估结果存在一定问题。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资本项目管制比较严格的国家。否则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一定会受到冲击。人民币资本项目管制的严格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非居民不能自由地取得人民币，二是非居民不能在国内自由地进行证券、房地产方面的投资。QFII的额度从100亿到300亿，可以说是放开，也可以看作是限制，所以，这远远不是自由投资。
金融开放方面，现在国家主要面临内外两方面压力。从内部来看，经济形势大好，流动性过剩，对外投资的冲动大大加强。同时，还有来自国际上的压力，我认为这很正常。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也面临过强大的迫其开放的国际压力。德国和日本都是在强大的外国压力下不得已才开放的。中国如今也面临同样的局面。
那么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多长时间。我所作的研究表明基本上需要20年的时间。欧洲在1961年、日本在1964年实现经常项目货币可兑换，到基本放弃外汇管制，英国、法国乃至日本均在1980年前后。从发展中国家来看，韩国是1988年经常项目可兑换，1996年资本项目可兑换；泰国是从1990年到1993、1994年完成的。
关于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间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可以基本放弃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种比较乐观的看法是基于大好的经济形势，认为在2-3年的时间内是有可能的。另一种比较保守的看法是再过10年。
对年份讨论的背后是对条件的讨论。乐观的看法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已基本具备。通常可兑换有5个条件：宏观经济稳定、微观方面企业和银行有一定的竞争力、外汇储备充足、汇率稳定以及金融制度完善。我认为，这5个条件的弹性比较大。如果严格要求，人民币还远未达到这５个条件。其实，对这些条件的讨论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意义并不大，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对市场的认识。
在一些市场经济转轨比较彻底的经济体，比如俄罗斯和印度，货币的可兑换就比较容易。印度在1991年才开始转轨，到2002年就已经宣布卢比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些国家在经济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宣布货币可兑换，是和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基础较好密切相关的。我国的经济基础比印度好，但是市场机制的转轨比印度要缓慢的多，所以我们现在难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如果经济不是由市场调节，而是有很多人为的干预，那么货币向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过渡只能是渐进式的，所以人民币在10年之内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就很不错了。此外，我非常不赞成在人民币还远未自由兑换之前，就来谈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为时过早。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就是资本流入比资本流出更可怕。汇率不合理，会造成金融资产的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我国当前的情况与当时的亚洲国家有相似，也有不同，那就是他们是长期的贸易逆差，而我国是顺差。
丁剑平（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中心主任、教授、博导）：从亚洲货币看人民币的可兑换
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尚不成熟，目前区域化还是切实可行的。
汇改两年多来，人民币大幅降低了对美元的盯住程度。亚洲其他货币也纷纷降低了对美元的盯住程度。其盯住程度甚至低于人民币对美元的盯住程度。人民币所盯住的其余成分都是亚洲货币，而不是欧元、日元。人民币参照部分有40%是跟着亚洲货币走，而亚洲货币有30%是参照人民币。我用亚洲货币全部相对于瑞士法郎来测定各自货币的相互盯住程度，作出这样的推测。在这种互动状况下，人民币的区域化则箭在弦上，所以人民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资本项目下可兑换。
亚洲四大核心货币：人民币、日元、韩元和新加坡元。南亚地区都盯住新加坡元。东北亚地区都盯住其余三种货币。在这四种货币中，日元和新加坡元是可自由兑换的。韩元和人民币目前还不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阻碍了人民币在亚洲债券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核心作用的发挥。而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包含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如果人民币能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那么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实现就水到渠成。否则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就会被其他地区所替代，一旦替代了就会形成惯性。
推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主要障碍是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方差要远远大于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资本大量涌入时候形成泡沫，而国际资本突然间撤退，势必导致人民币汇价的大跌。金融开放的目的旨在提高效率和福利，但它是伴随风险的。
所以，人民币成为关键亚洲货币箭在弦上，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这就形成一对矛盾。当局要承担一定风险往前走，踏踏实实解决资本项目可兑换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徐明棋（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导）：目前是提高人民币可兑换程度的最佳时机
目前是提高人民币可兑换程度的最佳时机。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始终对资本账户开放抱有一定的谨慎态度。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感到资本账户不能随便开放。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资本账户的过快开放与金融危机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目前是提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最佳时机。主要原因是我们目前面临顺差不断加大的压力，而且国际收支顺差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
第一，出口导向性的格局以及加工出口占主导的格局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贸易顺差格局不会改变。目前跨国公司的出口占中国出口58%，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与制成品出口之间存在的差价必然成为贸易的顺差。
第二，资本流入将继续增加。全球生产格局的调整还在继续，中国是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最佳地点。直接投资最近几年都保持着600多亿美元的规模。在未来可预见的3-5年内，这种格局不会逆转。
第三，人口红利，即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虽然目前有些地区已出现劳动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但这其实并不是劳动力供应的短缺，而是劳动力工资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不成比例，劳动力的报酬需要提高。到2015年前，中国有竞争的、廉价的劳动力是不会枯竭的。因此，中国的出口将维持不断增长的格局。
第四，美国的货币政策。在美国面临经济衰退之前，不会有大幅度的政策调整来抑制消费。美国现在的经济政策依然是鼓励经济增长。如果将10年作为一个经济周期，那么这一轮从2001年开始的经济周期要到2011、2012年才会面临衰退。这样，美国的消费需求就不会降下来，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也就不会发生改变。中国也会继续利用美国市场，对美国存在大量的顺差。
中国目前的巨额顺差使我们的货币政策面临着困境。目前中国缓慢、小幅的升值政策对抵御外资的流入是不起作用的。有些学者建议通过一步到位升值的政策来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如果没有说服力的研究，高层是不会贸然决定的。
那么，是否能动用利率政策呢？很多人担心提高利率会导致外资进一步流入。虽然我个人认为，利率平价模型是建立在资本可以完全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的，对“热钱”而言，投资收益要远远大于利息之差，利息成本通常是被忽略不计的。但是，由于存在提高利率将鼓励资本流入的担心，我国利率提高的速度不会很快，利率政策动用的余地也很小。我国目前通胀的压力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资金都流入了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但是通胀的压力是不断积累的。所以，根据我的判断，未来2-3年，我们将面临较为严重的通胀压力。未来3-5年内，全球低通胀的格局可能结束。
因此，我认为目前应该加快资本外流，放松管制措施。QDII的步伐太慢，能够从事海外投资的金融机构数量太少、规模太小。如果把有关限制放开，海外的投资银行还是愿意与国内金融机构合作，一起经营我们巨额的资金。另外，我认为应该进一步放开个人的证券投资和金融投资。这样资金就会分散，有一部分资金就会外流，就不只是中国政府一家来承担风险。如果现在不做，等到预期发生改变时，所面临的风险就会更大。
最后我想简单谈一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自由兑换并不等于国际化，比如一些已经实现了自由兑换的小国的货币。如果将国际化定义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广泛使用的媒介货币，那么人民币的国际化还为时尚早；如果把金融撇开，将国际化暂时限定为在贸易中使用，我个人是赞成的。现在人们之所以愿意持有人民币，是因为人民币实际上是与美元存在挂钩关系，内在的币值得到一定保证。一旦自由浮动，就必须经历国际市场不断评估的检验。如果现在不切实际地提出国际化的目标，则会扰乱人民币资本账户自由兑换的进程。
陈学彬（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如果在人民币涨到市场预期之后，再放开资本账户，
那么对经济的冲击可能会小一些
人民币可兑换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分为短期和长期来考察。长期资本，FDI近10年来都是比较稳定的。但是短期资本的波动是很大的。2002年底到2003年初，基本呈现流出。2003年至今，除了2006年有一部分是净流出外，其余都是净流入。
长期资本流动与中美利差、汇率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和中美的通货膨胀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短期资本与中美利差、证券市场收益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都是正相关。
现在是否应该加速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我认为目前不是有利时机，还应该坚持稳步升值。原因，一是现在进来的资本是为了人民币升值，二是证券市场的盈利。
我这里所使用的短期资本流入不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项目下的，而是外汇储备扣除贸易盈余，再扣除FDI的增量，这个数值在2006年底、2007年初大幅增长。在人民币升值还未到位的情况下，加大资本放开力度，会导致短期资本大量流入，人民币被迫快速升值。在达到升值预期后，短期资本又会大量流出。所以如果在人民币涨到市场预期之后，再放开资本账户，那么对经济的冲击可能会小一些。
汇改以来，人民币的名义利率升值7%，但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很小，在1%左右，对欧元基本是贬值的。如果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那么对贸易收支可能也会有较大影响。
奚君羊(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要赋予企业和个人境外合法投资的权利
目前对资本流出的限制比资本流入要多。虽然对直接投资流出的限制已经取消，但实际上还是需要审批。QDII目前只有130亿，与外汇储备增加的幅度、贸易顺差增加的程度，是不成比例的。当然也有人提出增加额度，但这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目前130亿都还没有用完。我觉得没有用完的原因是对QDII的交易限制还比较多。即使QDII的使用额不大，并不表示没有必要增加QDII的额度。这就是要赋予在境外合法投资的权利。
管理层对可能带来经济波动的开放政策尤为谨慎。我认为是过于谨慎了，现在的外汇储备已经和当时亚洲金融危机不可同日而语。在观念上，要把被动的国际收支管理转变为主动的国际收支管理。
那么，如何把握谨慎的节奏？我觉得额度的方法还是可行的，关键是额度要放开，要用可控的额度来管理。在目前顺差的情况下，对资本的流出应该大幅放宽，允许自由交易。由于额度是政府可以控制的，所以国际收支的管理是可以处于稳定、均衡的状况。由于中国经济容量的不断增加，所以抗击打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所以，目前我们对货币的兑换还是过于谨慎和保守，节奏还可以加快。这对国际收支的管理还是有利的，否则只能依赖汇率的变动了。相对汇率的大幅调整，资本项目下的逐步放宽，比较容易做到。
李方（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金融发展研究所所长）：人民币可兑换与国民财富增长
把人民币可兑换、资产价格重估与国民财富积累三者放在一起来分析，是因为这三者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着一种逻辑的、内在的联系。我国改革开放战略定位在符合国情和循序渐进下，以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和生产力提高为主线。各领域的、具体的改革顺序、深度及举措，以及改革成效、影响和变化，在分析框架上具有逻辑一致性。在这个逻辑分析框架里，我们看到了上述主线引导下的人民币可兑换、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人民币资产价格不断进行重估的过程。把握这个进程，我们就不仅能从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力的解放中，也就是从生产经营领域中积累大量的国民财富，同样我们也可以从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民币资产价格的重估中，也就是从金融领域的资产价格重估中积累更为巨额的国民财富。
中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程度决定着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这一进程同时也是人民币资产逐渐进入国内外市场进行价格重估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建立和完善商品、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使这些市场走向高度发达和充分灵活；各经济主体和市场的成本价格结构能逐渐对经济条件的变化迅速做出调整，能并不断反映国际市场上的相对价格水平；而且经济主体逐渐具备对市场价格做出及时反应的能力和条件。换个角度说，逐步实现人民币可兑换所要具备的上述条件和内容都会具体地反映到人民币资产价格的重估及变化上。而实现货币可兑换，战略上考虑，包括进程中所要采取的举措、实施的程度和速度等方面，一个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否给国民带来福利、带来多少福利，而最终应体现到我国国民财富的增长率上。
在金融投资开放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应该注重人民币金融资产和金融性资产价格重估中的性价比和合理溢价，防止国民财富流失；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并谨慎地开放各种对外投资渠道，让合格的机构或私人投资者发挥在国际金融投资中已得到公认的效率和成效，让国民的货币资产产生更大的财富效应。
戴国强（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提是真实反映人民币的实际价值，加强人民币价值稳定性
金融开放的程度取决于我们的金融监管能力和人民币价值的稳定性。人民币价值的稳定性与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直接相关。如果人民币价值的稳定性较差，抗干扰能力弱，那么要加快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就比较困难。
人民币价值的稳定性取决于多种因素。第一，取决于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和高能耗的产业来发展出口导向性的经济，这种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再从国内提倡的和谐社会的建设，解决民生问题的要求看，政府必然要提高劳动力收入。所以，我觉得原有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以后会发生变化。此外，我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竞争优势，这些都将使我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而会发生变化。当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变化后，我国的进出口状况也会发生变化，人民币的交换价值也会发生变化。
第二，取决于资本市场吸纳资金的能力。虽然本土市场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先天不足。虽然市值已经达到17万亿，但是其中的一大半还没有完全流通。而且市场结构也不完善，缺少对冲性的工具，开放资本市场不能操之过急。
第三，人民币价值的稳定性还取决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一国海外投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加强其货币价值的稳定性，该货币被接受的可能性越大，实现自由兑换的可能性也越大。由于我国企业缺少核心技术，在海外投资受到较多的制约，使我国走出去的战略实施进展不快，规模不大，这不利于保持人民币价值稳定性，也不利于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步伐。
由于以上三个问题的存在，人民币的价值基础实际上还不稳定。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有些人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的看法是基于购买力平价模型。由于中国是一个工资低水平、内需严重不足的国家，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物价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这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购买力平价。如果我国人民的收入提高、内需扩大，我国的物价水平就可能上升，那时才能确定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购买力平价究竟是多少，也就是说，只有在我国的有效需求上升后，实现供求平衡的时候，才能判定人民币究竟是低估了还是高估了。
在一个供求均衡的经济中，人民币的价值才能保持稳定，所以当前要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一个重要条件是调整国内的收入结构，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扩大国内有效需求，以便能真实地反映人民币的价值水平，这也有利于改变目前进出口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消除外国对我国施加的压力。当人民币的价值稳定性增强了，其自由兑换的时机也成熟了。
王辰（本刊副主编、经济学博士）：要正视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趋势，更多地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人民币的汇率水平，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关于人民币汇率，我认为汇率应该是一个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参数，合理的汇率水平必然是均衡的汇率水平。汇率主要应该反映两国货币的相对购买力，就这一点来看，人民币汇率必定是一个升值的趋势。汇率水平的形成应该遵循这个规律。因此，我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人民币升值是客观的，必然的，人民币渐进升值的战略是稳妥的，正确的。但要注意到，我们制定政策时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以为存在一个可以“损人利己”的汇率政策，特别是以为通过低估人民币汇率，我们就可以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实现对己单方面有利的图谋。其实，我们应该明白，合理的、均衡的汇率水平是利人利己的，不合理的、不均衡的汇率是损人损己的。
第二，我认为，应当更多地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人民币的汇率，让人民币汇率反映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这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由出口型经济转变为内需型经济，进而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具持久性。如果我们在制定政策中刻意地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那么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就会隐性地表现为外汇储备增加。客观而言，央行在稳定人民币汇率（价格）和控制外汇储备（数量）这两个指标上是很难兼顾的。
第三，我们又不能过于倚重调整汇率来改进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我国的贸易顺差本质上是由我国的贸易与投资结构决定的。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但大部分是来料加工、三来一补形式，一般贸易也要进口很多设备、材料和技术，然后加工出口，这种先进口、再出口的贸易和投资方式，就决定了具有较大规模的出口，决定了贸易顺差是大的。
第四，我们在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相对稳定、小步升值的同时，应该同时乃至加快改革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由于我国要素部门的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劳动力的价格相对较低，人为地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增加了我国出口产品价格上的短期竞争力。由此看来，如果在国内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的情况下，单一地采取人民币升值的办法并不能解决内外经济失衡的全部问题。所以，加快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让我国出口商品具有真实成本，这样就有利于人民币汇率更加准确地接近真实的均衡水平，也将减少人民币汇率升值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应有的波动。
王国松（上海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人民币升值时机的选择并不合理
对资本项目放开的收益与成本比较，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资本项目开放尤其必要，而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性及其渐进性安排是由内部的脆弱性程度决定。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宏观调控能力；二是政府的能力，很多国家在资本项目放开后产生了很严重的腐败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三是银行的国际竞争能力，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的孪生性决定了资本项目开放需要富有国际竞争力的银行体系支持。
人民币可兑换还涉及国际贸易收支可维持的问题，这就是国家进出口能力的问题。研究表明对中国贸易顺差贡献度较高的是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而近来在南方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如果在今后几年持续，那么我国进出口能力的维持就会成为问题。
我认为人民币升值的时机选择并不合理，主要迫于外部的压力所致。而很多国家从固定汇率走向浮动，大多是在贬值预期的情况下。而中国是在升值预期的情况下，由此导致我国货币调控难度增大，政策独立性及其有效性受到较为严重的约束，并付出了较为沉重的退出成本。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质疑中国目前的贸易顺差，从战略上考虑人民币国际化，当前可以先从用于区域性的贸易结算开始
我认为中国目前的贸易顺差是值得质疑的。在目前情况下，对资本项目下短期资金的控制基本是失效的。如果贸易顺差中的30-40%是假象的话，那么去除这部分，我们的贸易顺差就不那么大了。人民币汇改半年后，贸易顺差突然增加，可以理解为短期资金在汇率升值方向明确后，通过各种方式，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
我所理解的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现在人民币已经具备了成为“关键货币”的条件。但是从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地位考量，是否现在就应该从战略上考虑走出国界？
人民币应该在中国周边地区、国际经济活动中逐步发挥作用。第一步就是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目前经常项下的境内兑换已经实现，而在境外是无法进行的。所以货币兑换的概念和货币国际化的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人民币成为周边国家贸易结算的货币，对企业锁定汇率成本、甚至对中国扩大政治影响，都是有益的。在实际中，很多企业也愿意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现在根据央行规定，计价是可以的，但结算还不行。所以接下来是否可以在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方面迈开第一步。这可能会增加短期资本流入，进而造成央行货币政策执行上的困难，但是如果控制在小范围内，对大局是无碍的。可以考虑在浦东的金融创新中先行先试。
洪葭管（上海金融学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主任）：金融开放要注意提高质量，人民币自由兑换要慎之又慎
今年恰好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十周年，一些国家由于条件不具备、开放过快，一旦受到外来投机势力冲击，便酿成危机，这一历史教训，我们大家应该吸取。1971年美联储停止兑换黄金，和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两次金融危机。
从当前我国金融形势、世界金融市场的变化，国际资本量大、流动迅速等情况综合起来看，我的认识是：第一，保持和维护人民币的稳定，这是第一位的任务。第二，要研究一国货币的定值，即货币的价值基础是什么，不能单由贸易一项来决定币值。不能忽略人民币“外有升值压力、内有通胀威胁”的现实。不论从理论上或从实践上看，对我国1.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应该作为货币“发行储备”来对待，它可成为平衡价格的工具，也是人民币稳定的重要因素；第三，对来自国外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要认识和把握这也是一场“货币战”。金融史上被别国在汇率上“打败”受损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不恰当的“高估汇率”多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应从国情出发，多考虑中国的金融实际。我国的资金存量太大。2007年一季度末，全国金融机构存款已逾36.7万亿元，按美元汇率7.66计算，已合4.79万亿美元。欲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试问谁能担当得起这一开放成本？首当其冲的是本就脆弱的中国金融体系。
货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进出，这是金融对外开放上的最高标准。要扎扎实实打好基础、不断提高监管能力、健全金融体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些都要做出巨大努力才能达到。渐进、灵活、有效的机制的形成，比急躁、冒失、无效的举措更合乎科学发展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现在定为2020年基本建成，这是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成熟的心态研究确定的。在“十一五”期间，我们要以这种精神，努力争取在上海国际金融建设上有重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