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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城一面，山寨横行，已然成为当下中国城市规划和房地产开发的一个痼疾。比如在浙江一座地级市，我就曾见到水港河汊被填埋，乍一看像悉尼歌剧院，或者伦敦塔的建筑，赫然立在市中心。
还有那比比皆是的小高层、多层楼盘，它们替代了胡同四合院、弄堂石库门，或者一些城市固有的坊、巷，甚至于“故宫闲地少，人家尽枕河”的江南风貌。
怎么办？
最近，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主办的“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论坛”亮相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人们或许能从中找到些许答案。论坛以一些成功的城市遗产保护案例为背景，分析了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主讲嘉宾是《世界文化遗产与城市》作者林志宏。作为巴黎索邦大学远东研究中心研究员，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世界遗产中心专员，林志宏讲到了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如何遭到破坏，国际社会与阿富汗内部又是如何进行保护的。还有法国的巴黎、雷恩，西班牙圣地亚哥和中国曲阜古城，又是如何得到保护的。
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新华社高级记者王军也同时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教授卢永毅也参加了本次论坛，同济大学规划系教授张松担任特邀学术主持人。伍江认为，文化的先进性应该体现在对先前文化的包容性上，所以对历史文化的怀念正是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城市风貌的延续也是文化延续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让那些已经失去原始使用价值的建筑产生新的功能，注入新的生命，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王军先生花费十年功夫，著就一本《城记》，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他是从一个媒体工作者的角度思考北京的遗产保护现状。
听与会专家的讨论，城市遗产如何获得新生，似乎有了轮廓。
林志宏：
“保护遗产不是要把它当成摇钱树”
阿拉伯世界的建筑非常漂亮，那些白色的建筑，非常罗曼蒂克；还有东南亚的吴哥窟，佛教建筑，如今也有非常好的历史城市规划在这边。他们都得益于《世界遗产公约》的保护。
中国1985年签署加入该条约，且目前是世界第二大遗产国，有45个点。目前，意大利是世界上最大的遗产国。随着中国遗产点的增加，明年有可能和意大利同为世界最大遗产国。
可是，如何学会保护城市遗产，中国还得向成功者学习，需要走的路也还很长。特别是——为什么要保护，这一点要明确。保护遗产不是要把它当成摇钱树一样，只去进行硬性的旅游开发。
我们以法国巴黎为例。从1977年的巴黎整体规划，到2006年以地区为主的城市总规划，都提到巴黎东部居民的危房改造需要。但这不仅是建筑危改，还是各方面的危改。这个更新计划叫Vision Plan for Paris-East & Faubourg Saint Antoine Regeneration，它不是一个规章，而是提出一个生活品质蓝本。巴黎东岸，很少在旅游杂志上提及，可是我觉得它非常有趣，本地居民常常会到这里逛一个上午。它有它的特色——它不是一个大的建筑体，空间布局非常小巧有趣，就在塞纳河的旁边。这一特点的形成，得益于17世纪巴黎变成中产阶级社会，有一些航运的功能在这边产生，渐渐发展成目前这样子。它的特色是人行过道，还有一些特色餐饮，都是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显得街区与人居特别和谐。后来，市政府、居民共同来推动改造传统街区的提案，最主要是在建筑物领域，要和旧街区相协调。还有就是当地的居民如何能够有活动空间，并继续留下来。如何把亲水的空间找回来。改造者动脑筋做了一个音乐城，把水道巧妙的安插于此，还将一些车道还回给自行车。
再比如亚洲地区。比如尼泊尔，也遇到过度城市化的危机。尼泊尔在2007年做了一项工作——居民把以前家里的东西好好地理清楚，留给下一代。还可以看我国台湾地区的台南，它也是靠海的城市，郑成功打败荷兰进入到台湾，就在台南发展。如今台南似乎被边缘化了，跟中国的二线城市比较之下，也需要一些大型的建设。然而，在建设的过程中，如何保留城市的风貌，如何进行生活景观的再造？台南地方政府也都在动脑筋。
伍江：
“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建设
不矛盾”
现在很多讨论都把城市遗产保护跟现代化建设对立、矛盾起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认识误区，因为现代化本身并不完全以物质建设成就为标志，也不仅以生活水平提高、经济水平提高作为标志。现代化包含着对人类过去的各种文化创造活动的积累和态度。这个态度应该也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为什么要对历史遗产保护？那就要知道历史文化遗产是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其实是一个载体，是我们过去很多代人文明沉淀的一个无纸化的载体。通过这样一个历史文化遗产，这样一个物质载体，使我们能够直接看到过去人类所曾经发生过的活动。
文明的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文化传承，因为在进化过程当中形成的能力和知识，不再通过生物的遗传基因去传播。因为基因传播的速度太慢。如果我们固有的遗传基因传给下一代，每一种基因的产生可能都需要几十代甚至几百代。可是文化的传承很容易，一代就可以了。以文化的方式对下一代进行教育和学习，这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人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主宰的一种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具备这样一种能力，才能够使我们的文明进化的速度非常之快。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不断地叠加，所以西方有一个说法，就是它是很多文化活动的一种物质的再现。同时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文化的遗产可以唤起我们的记忆。而人类的记忆是我们精神生活非常重要的特点，失去记忆的人是一个有毛病的人，失去记忆的人类同样也有毛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护好城市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
为什么说城市生活相比传统农业时代是进步。农村有很好的自然环境，自然的空气，为什么我们还是向往城市生活？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选择。我们不希望只生活在一种没有选择甚至是不允许选择的生活里面，而文化遗产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我们的祖先创造的东西我们今天有机会去欣赏，这是我们今天生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今天人类的文化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的延续性是我们生命力的标志，我们不能承受文化中断所带来的痛苦，无论是自然灾害或是战争，或是打着建设的名义进行破坏，都堪称是人类文化最大的悲剧。 换一个角度，即便不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历史文化遗产都是物质的体现，而这些物质在当年创造的时候，是使用了大量的资源进行的，它为了当时的使用而被建造，今天当它的实用功能逐渐淡化以后，似乎它就没有用了。实际上这是个非常重大的认识误区。我们假若一味地拆旧毁旧，然后根据我们今天的需要造新的，明天又不实用了，再拆，这样不断的反复，实际上极大地浪费资源。
如果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当中，由于社会对它的欣赏需求，而带来一些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不是一件坏事，但是绝对不能本末倒置。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旅游开发，这个很重要。再比如说我们往往对比较好的比较漂亮的高质量的历史建筑，有保护的共同认同，不容易产生不一致的意见，但是碰到那些不那么好看的，质量不那么好的建筑，就会有人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要保护？这又是一个错误。毫无疑问历史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价值就具有美学价值，但是这个美学价值和今天直接的美学接受不是一回事情。很多历史建筑它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能够唤起我们对历史的回忆，在过去的发展基础上不断地沉淀，完成文化积累，不在于这个历史建筑给我们带来的记忆是美好的，还是不美好的。这就相当于你不能因为你的父母不那么美好，长得不那么漂亮，你就不爱他们。所以历史本身是不可以以好和不好，美和不美，以今天的价值来说它的价值。再比如说上汽有没有历史文化遗产，我个人认为当然有，但是挂不挂牌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挂牌不挂牌不要紧，是不是被人家列入名单，是我们自己的遗产，是我们自己有需求，正如我们家里面对家庭历史的记忆，我们希望保存一样，那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并不是说他有钱，我才留他，而是因为他是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再比如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许多是从当下的经济价值出发，所以很多地方，特别是政府愿意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建造很多很的仿古区。我个人认为出于旅游的需要，商业的需要未尝不可，但是这个跟历史遗产保护没有任何关系。我特别反对把那些具有很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社区、街区，拆完了以后再造假的，这个简直是一种罪恶。
今天城市延续了几十年的旧城改造，我个人非常不喜欢旧城改造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旧城改造似乎告诉我们只要是旧的就一定要改。旧城不好的，我们生活水平太低下的当然要改，但是我们在改之前应该把历史文化价值鉴定出来之后再改，不要轻易地改。鲁迅先生说过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许多历史建筑有价值，但是开发商说法律上没有规定说这个不能拆。因此我强烈地呼吁 —— 一旦碰到这个东西有可能有价值，先冻结起来，请专家研究，绝对不可以抢拆，现在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在抢拆。
张松：巴黎和北京为何会同途殊归
伍老师把国内存在的一些现象提出来，这个现象在上海和其他所有的城市都存在。其实前面林先生讲到巴黎的保护。巴黎的保护计划，它的启动是在1983年。我们中国北京、上海是1982年，结果发现问题非常多。关于城市保护问题，北京在1980年代也研究了巴黎的保护的一些政策，因为巴黎是北京的友好城市。可结果是——上海对世界遗产没有积极地申报；北京申报了五六处，现在又在积极地推动。
王军：“老北京会不会在我们手里终结”
我是一个记者，所以我讲的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老北京会不会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终结掉？因为现在这已经是一种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找出1950年代的北京旅游图，看一看北京城，这是一个凸字形的，这是它的中轴线。在1957年的时候对于北京城的改造，梁思成先生说是“挖它肉，拆它骨”。事实上1950年代，毛泽东就说北京要成为一千万人口的城市。可惜一千万人口的城市最终是按照单中心的结构来布局，它带来的是目前北京最根本的问题。在地铁里面就有体会，因为大家都在郊区睡觉，跑到中心来上班，有一句话叫“人进去相片出来”。特别是地在过去十年里面，整个北京的旧城，整个城市老北京新北京都是整体环境持续恶化。我们拆除老北京就是在持续地往心脏增加负担，实际上我们把新北京也毁掉了，我们拆掉老北京也得到报应，北京最著名的已经不是故宫了，是PM2.5了。
梁思成先生当年的理念是——我们应该平分地发展城市。他认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平衡发展，每个区域应该有就业，把老百姓吸引到郊区。我写了很多很傻的文章，我后来看到梁先生的方案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要平衡地发展，尽量地减少跨区域交通的发展。后来北京就开始修改规划，这当中专门提到重点保护旧城，这意味着对单中心的结构往郊区疏散，那么完整的保护老城往郊区进行转移，这是非常好的规划，但是根本的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扭转。这句话还不是我说的，它的出处是在2010年的时候，北京市政协一个通报，讲到1949年的时候北京有三千多条胡同，1990年只有二千多条了，2003年的时候只剩下1574条，目前还不断在减少。北京老城里面规划的33片保护区，在拆和保之间构成了戏剧性的平衡，一方面说我要分片保护，好比保护我王军这张脸，就是鼻子眼睛嘴巴留下来，不要脸了。这1500多个胡同里面，保护区里面只有600多条，900多条是要被拆除了。我作为一个记者他们经常会问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多少胡同，因为我刚才得到的数据是10年的数据，现在又批准了多少条胡同要被拆掉，而且我们已经不敢相信一旦跨进保护区的胡同就不会拆掉，他们会以一个保护的方式拆掉，现在保护也很可怕，我一听说哪个地方要被保护了我就很紧张，忽略式保护，所以我们有关方面也不得了，要爱你就爱死你了，爱保护就把你保护死了，这个非常有意思。
对北京旧城的持续拆除，将持续恶化北京的城市功能。保护北京的尊严，文化的认同很重要，北京旧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纪念着中国先民营造城市的杰出智慧，是属于全人类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应该成为她的总结者。
《财富堂》：林志宏先生，您介绍了一些历史街区保护非常好的案例，那么这个案例是自己有良好的模式保护了以后再进行申遗的，还是本身获得了世界文化遗产称号，才得到良好保护？
林志宏：我个人在世界遗产中心工作，我个人觉得“世界遗产”这个概念具有过渡性，如果最终可以好好地保护一个地方，那么这个阶段性的任务应该很快就去掉的。“世界遗产”更需要的是大家对它的认知，比如巴黎它不是世界遗产点。居民生活条件改善了，每个历史街区又相应有自身的价值判断了就是好事。刚才王先生讲的，嘴巴鼻子在，整个脸不见了，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我希望把申请世界遗产当作是一个目标的人，越来越少，研究如何将人类的文明传承下去，才是更重要的目标。
《财富堂》：大家都知道新华社在我们的媒体中的地位。请问王军先生那么您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对于北京的问题提出许多看法，有什么样的反响？你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对北京的历史建筑保护起到了什么样的实质性的作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希望？
王军：我和一个同事在做申办奥运会报道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了一些问题。2001年把书写完的时候，那年7月份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我当时觉得2.8个亿投下去会遇到非常大的问题。我和同事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做调查，引起了很大的重视和争论。当时的北京市有些官员就非常不喜欢我的调查报告，但是后来他们还是改了这个规划，我觉得蛮开心的。我知道很多官员看我的书，之前他们不知道在干坏事，现在知道自己在干坏事。这个还真应了李克强总理的那句话——“现在中国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有些人就是为了利益，他要占最好的地皮要赚钱，干坏事也要干。所以我就觉得我触动了他们的灵魂，但是我触动不了他们的利益。
还有那比比皆是的小高层、多层楼盘，它们替代了胡同四合院、弄堂石库门，或者一些城市固有的坊、巷，甚至于“故宫闲地少，人家尽枕河”的江南风貌。
怎么办？
最近，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主办的“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论坛”亮相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人们或许能从中找到些许答案。论坛以一些成功的城市遗产保护案例为背景，分析了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主讲嘉宾是《世界文化遗产与城市》作者林志宏。作为巴黎索邦大学远东研究中心研究员，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世界遗产中心专员，林志宏讲到了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如何遭到破坏，国际社会与阿富汗内部又是如何进行保护的。还有法国的巴黎、雷恩，西班牙圣地亚哥和中国曲阜古城，又是如何得到保护的。
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新华社高级记者王军也同时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教授卢永毅也参加了本次论坛，同济大学规划系教授张松担任特邀学术主持人。伍江认为，文化的先进性应该体现在对先前文化的包容性上，所以对历史文化的怀念正是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城市风貌的延续也是文化延续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让那些已经失去原始使用价值的建筑产生新的功能，注入新的生命，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王军先生花费十年功夫，著就一本《城记》，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他是从一个媒体工作者的角度思考北京的遗产保护现状。
听与会专家的讨论，城市遗产如何获得新生，似乎有了轮廓。
林志宏：
“保护遗产不是要把它当成摇钱树”
阿拉伯世界的建筑非常漂亮，那些白色的建筑，非常罗曼蒂克；还有东南亚的吴哥窟，佛教建筑，如今也有非常好的历史城市规划在这边。他们都得益于《世界遗产公约》的保护。
中国1985年签署加入该条约，且目前是世界第二大遗产国，有45个点。目前，意大利是世界上最大的遗产国。随着中国遗产点的增加，明年有可能和意大利同为世界最大遗产国。
可是，如何学会保护城市遗产，中国还得向成功者学习，需要走的路也还很长。特别是——为什么要保护，这一点要明确。保护遗产不是要把它当成摇钱树一样，只去进行硬性的旅游开发。
我们以法国巴黎为例。从1977年的巴黎整体规划，到2006年以地区为主的城市总规划，都提到巴黎东部居民的危房改造需要。但这不仅是建筑危改，还是各方面的危改。这个更新计划叫Vision Plan for Paris-East & Faubourg Saint Antoine Regeneration，它不是一个规章，而是提出一个生活品质蓝本。巴黎东岸，很少在旅游杂志上提及，可是我觉得它非常有趣，本地居民常常会到这里逛一个上午。它有它的特色——它不是一个大的建筑体，空间布局非常小巧有趣，就在塞纳河的旁边。这一特点的形成，得益于17世纪巴黎变成中产阶级社会，有一些航运的功能在这边产生，渐渐发展成目前这样子。它的特色是人行过道，还有一些特色餐饮，都是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显得街区与人居特别和谐。后来，市政府、居民共同来推动改造传统街区的提案，最主要是在建筑物领域，要和旧街区相协调。还有就是当地的居民如何能够有活动空间，并继续留下来。如何把亲水的空间找回来。改造者动脑筋做了一个音乐城，把水道巧妙的安插于此，还将一些车道还回给自行车。
再比如亚洲地区。比如尼泊尔，也遇到过度城市化的危机。尼泊尔在2007年做了一项工作——居民把以前家里的东西好好地理清楚，留给下一代。还可以看我国台湾地区的台南，它也是靠海的城市，郑成功打败荷兰进入到台湾，就在台南发展。如今台南似乎被边缘化了，跟中国的二线城市比较之下，也需要一些大型的建设。然而，在建设的过程中，如何保留城市的风貌，如何进行生活景观的再造？台南地方政府也都在动脑筋。
伍江：
“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建设
不矛盾”
现在很多讨论都把城市遗产保护跟现代化建设对立、矛盾起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认识误区，因为现代化本身并不完全以物质建设成就为标志，也不仅以生活水平提高、经济水平提高作为标志。现代化包含着对人类过去的各种文化创造活动的积累和态度。这个态度应该也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为什么要对历史遗产保护？那就要知道历史文化遗产是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其实是一个载体，是我们过去很多代人文明沉淀的一个无纸化的载体。通过这样一个历史文化遗产，这样一个物质载体，使我们能够直接看到过去人类所曾经发生过的活动。
文明的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文化传承，因为在进化过程当中形成的能力和知识，不再通过生物的遗传基因去传播。因为基因传播的速度太慢。如果我们固有的遗传基因传给下一代，每一种基因的产生可能都需要几十代甚至几百代。可是文化的传承很容易，一代就可以了。以文化的方式对下一代进行教育和学习，这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人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主宰的一种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具备这样一种能力，才能够使我们的文明进化的速度非常之快。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不断地叠加，所以西方有一个说法，就是它是很多文化活动的一种物质的再现。同时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文化的遗产可以唤起我们的记忆。而人类的记忆是我们精神生活非常重要的特点，失去记忆的人是一个有毛病的人，失去记忆的人类同样也有毛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护好城市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
为什么说城市生活相比传统农业时代是进步。农村有很好的自然环境，自然的空气，为什么我们还是向往城市生活？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选择。我们不希望只生活在一种没有选择甚至是不允许选择的生活里面，而文化遗产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我们的祖先创造的东西我们今天有机会去欣赏，这是我们今天生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今天人类的文化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的延续性是我们生命力的标志，我们不能承受文化中断所带来的痛苦，无论是自然灾害或是战争，或是打着建设的名义进行破坏，都堪称是人类文化最大的悲剧。 换一个角度，即便不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历史文化遗产都是物质的体现，而这些物质在当年创造的时候，是使用了大量的资源进行的，它为了当时的使用而被建造，今天当它的实用功能逐渐淡化以后，似乎它就没有用了。实际上这是个非常重大的认识误区。我们假若一味地拆旧毁旧，然后根据我们今天的需要造新的，明天又不实用了，再拆，这样不断的反复，实际上极大地浪费资源。
如果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当中，由于社会对它的欣赏需求，而带来一些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不是一件坏事，但是绝对不能本末倒置。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旅游开发，这个很重要。再比如说我们往往对比较好的比较漂亮的高质量的历史建筑，有保护的共同认同，不容易产生不一致的意见，但是碰到那些不那么好看的，质量不那么好的建筑，就会有人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要保护？这又是一个错误。毫无疑问历史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价值就具有美学价值，但是这个美学价值和今天直接的美学接受不是一回事情。很多历史建筑它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能够唤起我们对历史的回忆，在过去的发展基础上不断地沉淀，完成文化积累，不在于这个历史建筑给我们带来的记忆是美好的，还是不美好的。这就相当于你不能因为你的父母不那么美好，长得不那么漂亮，你就不爱他们。所以历史本身是不可以以好和不好，美和不美，以今天的价值来说它的价值。再比如说上汽有没有历史文化遗产，我个人认为当然有，但是挂不挂牌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挂牌不挂牌不要紧，是不是被人家列入名单，是我们自己的遗产，是我们自己有需求，正如我们家里面对家庭历史的记忆，我们希望保存一样，那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并不是说他有钱，我才留他，而是因为他是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再比如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许多是从当下的经济价值出发，所以很多地方，特别是政府愿意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建造很多很的仿古区。我个人认为出于旅游的需要，商业的需要未尝不可，但是这个跟历史遗产保护没有任何关系。我特别反对把那些具有很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社区、街区，拆完了以后再造假的，这个简直是一种罪恶。
今天城市延续了几十年的旧城改造，我个人非常不喜欢旧城改造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旧城改造似乎告诉我们只要是旧的就一定要改。旧城不好的，我们生活水平太低下的当然要改，但是我们在改之前应该把历史文化价值鉴定出来之后再改，不要轻易地改。鲁迅先生说过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许多历史建筑有价值，但是开发商说法律上没有规定说这个不能拆。因此我强烈地呼吁 —— 一旦碰到这个东西有可能有价值，先冻结起来，请专家研究，绝对不可以抢拆，现在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在抢拆。
张松：巴黎和北京为何会同途殊归
伍老师把国内存在的一些现象提出来，这个现象在上海和其他所有的城市都存在。其实前面林先生讲到巴黎的保护。巴黎的保护计划，它的启动是在1983年。我们中国北京、上海是1982年，结果发现问题非常多。关于城市保护问题，北京在1980年代也研究了巴黎的保护的一些政策，因为巴黎是北京的友好城市。可结果是——上海对世界遗产没有积极地申报；北京申报了五六处，现在又在积极地推动。
王军：“老北京会不会在我们手里终结”
我是一个记者，所以我讲的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老北京会不会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终结掉？因为现在这已经是一种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找出1950年代的北京旅游图，看一看北京城，这是一个凸字形的，这是它的中轴线。在1957年的时候对于北京城的改造，梁思成先生说是“挖它肉，拆它骨”。事实上1950年代，毛泽东就说北京要成为一千万人口的城市。可惜一千万人口的城市最终是按照单中心的结构来布局，它带来的是目前北京最根本的问题。在地铁里面就有体会，因为大家都在郊区睡觉，跑到中心来上班，有一句话叫“人进去相片出来”。特别是地在过去十年里面，整个北京的旧城，整个城市老北京新北京都是整体环境持续恶化。我们拆除老北京就是在持续地往心脏增加负担，实际上我们把新北京也毁掉了，我们拆掉老北京也得到报应，北京最著名的已经不是故宫了，是PM2.5了。
梁思成先生当年的理念是——我们应该平分地发展城市。他认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平衡发展，每个区域应该有就业，把老百姓吸引到郊区。我写了很多很傻的文章，我后来看到梁先生的方案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要平衡地发展，尽量地减少跨区域交通的发展。后来北京就开始修改规划，这当中专门提到重点保护旧城，这意味着对单中心的结构往郊区疏散，那么完整的保护老城往郊区进行转移，这是非常好的规划，但是根本的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扭转。这句话还不是我说的，它的出处是在2010年的时候，北京市政协一个通报，讲到1949年的时候北京有三千多条胡同，1990年只有二千多条了，2003年的时候只剩下1574条，目前还不断在减少。北京老城里面规划的33片保护区，在拆和保之间构成了戏剧性的平衡，一方面说我要分片保护，好比保护我王军这张脸，就是鼻子眼睛嘴巴留下来，不要脸了。这1500多个胡同里面，保护区里面只有600多条，900多条是要被拆除了。我作为一个记者他们经常会问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多少胡同，因为我刚才得到的数据是10年的数据，现在又批准了多少条胡同要被拆掉，而且我们已经不敢相信一旦跨进保护区的胡同就不会拆掉，他们会以一个保护的方式拆掉，现在保护也很可怕，我一听说哪个地方要被保护了我就很紧张，忽略式保护，所以我们有关方面也不得了，要爱你就爱死你了，爱保护就把你保护死了，这个非常有意思。
对北京旧城的持续拆除，将持续恶化北京的城市功能。保护北京的尊严，文化的认同很重要，北京旧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纪念着中国先民营造城市的杰出智慧，是属于全人类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应该成为她的总结者。
《财富堂》：林志宏先生，您介绍了一些历史街区保护非常好的案例，那么这个案例是自己有良好的模式保护了以后再进行申遗的，还是本身获得了世界文化遗产称号，才得到良好保护？
林志宏：我个人在世界遗产中心工作，我个人觉得“世界遗产”这个概念具有过渡性，如果最终可以好好地保护一个地方，那么这个阶段性的任务应该很快就去掉的。“世界遗产”更需要的是大家对它的认知，比如巴黎它不是世界遗产点。居民生活条件改善了，每个历史街区又相应有自身的价值判断了就是好事。刚才王先生讲的，嘴巴鼻子在，整个脸不见了，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我希望把申请世界遗产当作是一个目标的人，越来越少，研究如何将人类的文明传承下去，才是更重要的目标。
《财富堂》：大家都知道新华社在我们的媒体中的地位。请问王军先生那么您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对于北京的问题提出许多看法，有什么样的反响？你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对北京的历史建筑保护起到了什么样的实质性的作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希望？
王军：我和一个同事在做申办奥运会报道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了一些问题。2001年把书写完的时候，那年7月份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我当时觉得2.8个亿投下去会遇到非常大的问题。我和同事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做调查，引起了很大的重视和争论。当时的北京市有些官员就非常不喜欢我的调查报告，但是后来他们还是改了这个规划，我觉得蛮开心的。我知道很多官员看我的书，之前他们不知道在干坏事，现在知道自己在干坏事。这个还真应了李克强总理的那句话——“现在中国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有些人就是为了利益，他要占最好的地皮要赚钱，干坏事也要干。所以我就觉得我触动了他们的灵魂，但是我触动不了他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