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略显陈旧的中巴车缓缓地停在一个三岔路口边上，卖票的大妈指着右边一条崭新的马路告诉我们，往前再走8公里就是小岗村了。
　　8公里的路程并不短，尤其是在寒风凛冽的早春农村。这条路是几年前新修的，沿路两旁净是一大片绵延开去的田地，偶尔才有几户农家，更别指望在路上能搭到车了。许久才有一辆农用三轮车路过，我们以最原始的方式到达了小岗村。
　　小岗村的确很小，一条友谊大道贯穿全村，上百户人家就坐落在大道两旁，依次排开，房子是在08年统一新翻的，大部分都是两层楼房，漆着白色的外墙。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小岗村又很大，自从2008年附近几个村子合并之后，小岗村下辖23个村民小组，拥有849户、3823人，耕地面积高达 8713亩，人均耕地2.28亩。
　　与普通的北方农村无异，小岗村家家户户都养着狗，挂着玉米、腊肉，街上也见不到太多人，整个村子都稍显冷清。倒是入口处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亲自题词的牌坊“凤阳县小岗村”，显示它不一般的过去与沧桑，正如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曾总结的，小岗村“江山依旧，旧貌犹存”。
　　戛然而止的“魔法”
　　关正银家的三层小楼在村里很显眼，一栋崭新的楼房，刷着黄色的外墙，掩映在一片白色房子之间。这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三层楼之一。
　　房子是在2008年翻新的。一楼关正银夫妻俩住，用的大部分还是他们当年结婚时的家具；二楼则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电视电脑客厅沙发一应俱全，大儿子去年刚刚结婚，这是他的婚房；三楼目前还不住人，小儿子当兵去了，这是为他准备的。整个房子干净，整洁，如同这一家五口人平淡安稳的生活。
　　关正银的父亲关友胜就是著名的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作为“大包干”的第二代，他人生中最荣耀的时刻莫过于曾经接待了来访的胡锦涛总书记，那张他和总书记的巨幅合影至今还摆在他们家床头柜的显著位置。
　　当年村里十八个汉子签生死契分田到户的时候，关正银才十多岁，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有一天，他跟着母亲下田种地，一辆政府的车子刚好路过，看到田里只有一对娘俩在干活，就下车质问：队里的其他人呢？母亲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关正银这才知道，这么做是要杀头的。
　　“但是当时真的没办法，不这么干就得饿死。”关正银说，他从小就不允许自己儿子浪费粮食，“你们可没吃过那种苦啊。”
　　后来“大包干”做成了，这个曾经的“三保村”就再也没饿过肚子，还破天荒的有了余粮。1980年，家里卖了几头母猪，凑了点钱，把原本高粱秆子围成的茅草屋翻新成了几间小土屋。1990年，关正银结了婚，父亲又为他单独盖了间平房。
　　虽然才43岁，但关正银的两鬓早早的出现了一丝白发。几十年来，他曾在大包干纪念馆当过厨师，也在养猪场杀过猪，06年的时候还曾和来小岗村创业的大学生合作搞过大棚种植双孢菇，最多的时候他有三十几个大棚，一年收入13万，眼看快要搞成了，却遇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产品价格从最高时的5块一斤跳水至几毛钱一斤。大学生走了，他家的10多亩地也种回了黑豆，只是去年黑豆的价格也不景气，只卖到5块钱一斤，还不到前年的一半。
　　这几年村子里实行招商引资，好多农户的土地都以1.2万/亩的价格被征用了，这才有了点积蓄。只是关正银家的田比较远，一直没被征用到。他索性开了一个自来水厂，每个月都有一千块的固定收入，大儿子在村里的GLG工厂当保安，月收入也有两千多，再加上种田的收入，一家人过得也还不算紧巴。刚过完年，现在还处于农闲时期，关正银每天的事情就是到各家各户抄抄水表，然后在家里看看电视。
　　虽然小岗村曾是中国改革的明星村，但从上世纪90年初，大包干的“魔法”似乎就戛然而止，从那时候开始，整个村子似乎就再没多大变化。“08年翻新屋的时候还是村支书牵头的，每户人家补偿一到两万，不然估计还是土房子。”关正银说。
　　近十年来，小岗村也渐渐形成了父母在家种地、子女外出打工的经济模式。直到近几年才渐渐有了变化，许多工厂拔地而起，前来旅游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如果你们晚几个月再来，这儿更美，游客也更多。”说这话的时候，蒋华荣系了条围裙，正蹲在自家院子里择菜，她今年正好三十出头，染着黄色的头发，面容姣好，是这家“金昌食府”的老板娘。今天的生意并不好，只是零零碎碎来了五桌客人。
　　准确地说，蒋华荣并不算土生土长的小岗人，她是河南人，十年前嫁到了这里。她与丈夫结识于广州的一家工厂，夫妻俩在那个工厂打工近十年，三年前才回到村子，开了这家饭店。
　　“村子里前前后后一共有四家饭店，都是这两年才开出来的。不过，我们家的生意应该最好。”蒋华荣毫不掩饰对自己饭店的赞誉，如今这是他们夫妻倆唯一的经济来源。尤其是在这几年，来考察的、旅游的人一大拨，村支书通常都会把客人统一分配到各家饭店，这令他们很满意。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夫妻俩还拿出所有积蓄买了一辆车，丈夫每天的任务就是到镇上买菜，然后接送客人；而她则作为饭店的收银、帮厨兼服务员，遇到特别忙的时候，村里的亲戚也会过来帮忙。
　　“这可比在广州打工强多了，”蒋华荣说，“出去那么多年，也不见得挣到几块钱。我看到今年好多村里人都回来了，打算做点小生意。”
　　42岁的严家芳就是回归者之一，她很早就出去打工，这些年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今年年初，她回到村子，腾出自己家的一间房子，开了一家超市。超市就叫“红手印”，一个具有时代烙印的名字。据她说，当年十八户签契约的时候就是在他们家按的红手印。
　　近年来小岗村的变化，严家芳是实实在在看在眼里的，“光是工厂就多了好几家，村子里的人气也旺了。”她琢磨着开家超市，生意应该差不了。
　　更重要的是，女儿马上就快上高中了，她要回家亲自带孩子。严家芳有些自责，她的大儿子以前读书很好，就是因为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没人管他，成绩才一落千丈。如今儿子也只好到在宁波打工，连过年都没回来。所以，这个女儿非她自己带不可。
　　对大多数小岗人来说，他们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小岗村为什么发展不上去？还不是我们读书不够多！”学校门口的一位村民这样说道。 　　早在二十年前，村里就办了小学，几乎所有的小岗人都是这里毕业的。2008年村子合并后，又增添了两所幼儿园。去年村里还建成了一所中学，今年9月份就打算招生授课了。
　　说起这些，那位村民一脸希望，他们之中大多数没有文化，但他们知道有文化意味着什么。上一辈的小岗人宁愿自己苦一点，也不愿下一代再走自己的老路子了，教育才是小岗村的根本出路。
　　曾经的时代弄潮儿
　　天色渐暗，接近下午四点的时候，路上连农用三轮车都很少出入，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晚饭，小岗村再次恢复了寂静。
　　临走前，我们在路边偶遇了严金昌老人，当年带头“大包干”的十八人之一。
　　老人穿着一条黑色西裤和墨色棉袄，上衣穿得一丝不苟，带着一顶棉帽，面颊刮得干干净净，整个人整洁利索，尤其是脸庞红润而又有点发黑的肤色，那是多年日晒和劳作的证明。他会在举手投足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某种庄严感，看得出，他代表着整个小岗村。
　　事实的确如此。今天是小岗村村支书丁俊的任满之日，作为代表，严金昌与其他健在的十一位带头人集体把他送回了合肥，刚刚才回到村里。
　　严金昌的外表比他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反应迅速，说话清楚，也没有太多老年斑和白头发，一点也不像一位72岁的老人。尤其是当他讲起三十四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时，已经可以平静得宛如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1978年11月24日，晚饭过后，在没有电灯更没有路灯的小岗村，就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忽然，一阵此起彼伏的狗吠声响起，小岗生产队的十八条汉子，先后出了门。他们迎着凛冽的西北风，袖着双手，缩着脑袋，陆陆续续向最西边的严立华家摸去。
　　不一会儿工夫，冰冷破败的茅草屋里，就聚满了人气，摇曳不定的煤油灯的光亮，把蹲在地上或坐在床上的一堆人影，夸张地映照在凸凹不平的土墙上。经过短暂商议，小岗村的十八户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分田到户，并立下字据，按下手印。
　　“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十八岁。”当年的契约上这样写道。
　　当然，严金昌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日子后来会变得那样重要。他单是记得那一年连老天爷都帮他们，“花生大丰收，漫山遍野都是；田里的芋头有气球那么大，我种了一辈子田都没见过那么多粮食。”严金昌缓缓地说道，“那年，最差的农户收入也在250元左右。”小岗村的“大包干”一时传遍了大江南北。正是这个小岗生产队的包产到户，轰然撬动了中国，并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变革。
　　如今，三十四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汉子也早已迟暮。就在今年，国家把他们每月的补贴从500元增加至800元，让他们安享晚年。
　　现在的严金昌早已不下田了，每天吃过早饭，他都会在村子里转转，找相熟的人分根烟，然后随便聊聊；假如天气够好，他也会在院子里找人打打小麻将；或者，他还会经常去村委会坐坐，与干部们谈论一下小岗村的未来发展……
　　老人的生活正在逐渐走向平淡，而他脚下的小岗村才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