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个人生活处于危机中,往往是诗歌离我最近,有时带着历史的愁容,听我倾诉,帮我渡过一个个难关
　　
　　
　　我从1970年开始写诗,至今已近40年了。我成为诗人,显然和我们那代人的特殊阅历有关。
　　
　　中国古人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首先是“行千里路”,这一条比后者更重要,因为这种见识更直接,更容易从经验的层面颠覆所有说教和信条。从“文革”初期的“大串联”起,我们就开始免费旅行;接踵而来的“上山下乡”运动,让我们远离城市远离故乡,越走越远;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甚至跨越国界。这种行走,使身份认同从开始就有漂移感和不确定性,与诗歌的特质相吻合。
　　
　　其次是“读万卷书”。由于“文革”爆发中断了正规教育,再加上全国范围的“禁书”,反而促进了我们阅读的饥渴感和杂食性。而获取什么样的知识,往往与获取知识的方式有关。按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说法,一种是外在的知识,或相对的知识;一种是内在的知识,或绝对的知识。在索洛维约夫看来,与心灵无关的知识必导致精神的残缺。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受过系统化的教育,或许是件好事。
　　
　　从1917年第一首白话诗的出现算起,只有90年历史的中国新诗运动可谓多灾多难。首先是与古典诗歌的决裂造成了早期的硬伤,平淡无味,几乎未留下传世之作;接着是掌握主流话语权的“左翼运动”,使诗歌迷失发展的方向。40年代末出现的“九叶派”,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小小的高峰,不幸的是仅存活了短短几年,由于新中国成立而夭折。其后30年是中国新诗的灾难,诗歌被官方话语所控制,沦为宣传的工具。这在诗歌史上是令人尴尬的空白。直到1978年年底,《今天》文学杂志诞生。
　　
　　《今天》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青年工人。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当时在精神上已被打垮,无力载道,致使文化传统承接的链条断裂。而无知者无畏,正是一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青年人敢领风气之先,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闯出条新路。“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中国文学的可悲之处,又是幸运之处。《今天》诗歌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是革命主义诗歌,二是毛泽东的古体诗词;后来又加上西方诗歌的影响,但由于当时不懂外语,只能依赖译文,使这一资源的利用变得有限。《今天》的创造力来自它与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大偏离,而文化革命构成推进这一偏离的动力。“今天派”诗歌靠造反起家,它造了老祖宗的反,造了革命诗歌的反,等于也造了自己的反。
　　
　　我所试图描述的外在风景或许多少像面镜子,危险在于作者是否能从中看到自己。说到写作,其实更主要来自内部的动力。这动力神秘而难以言传,往往要回溯到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在那遥远的经验深处,诸多潜因盘根错节,任何描述都会是徒劳的。然而,我还是想举两个例子。
　　
　　我父亲喜欢买书,但放在书架上的书有限,属于“正统”一类;大多数属于“禁书”一类,都存放在我家过道顶上的阁楼里。从小那阁楼就让我着迷,我把椅子摞起来,偷“禁书”读,在父亲下班前再把书放回去。由于在层层摞起的椅子上站不稳,我常常摔得鼻青脸肿。我早年的阅读,就有正与反、公开与隐秘之分,并处在晦暗不明的光线中,外加疼痛感。后来的写作显然与这种阅读经验有关。
　　
　　父亲让我从小背中国古典诗词,这本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部分。我当时恨透了这种方式,无奈,只能顺从。很多年后,当我成为诗人,才悟出其中让我终身受益的道理:正是背诵,让文字连同音乐性一起渗入血液中,穿透理解上的障碍,在生命过程中时不时照亮自己。
　　
　　写作与生命,于我,有一种平行交错的关系。当我的个人生活处于危机中,往往是诗歌离我最近,有时带着历史的愁容,听我倾诉,帮我渡过一个个难关。■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本文系作者2008年10月为其诗集日文版所写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