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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第七天》涉及了很多种声音，其在文本中分别表现为：人物的对话;非人的自然界及其社会上形形色色物品发出的声音;作者直接发出的声音和隐含的叙事者的声音。它们召唤记忆，使人回顾生命，感悟生命的真善美，同时引导着情节的发展;它们暴露事实的真相，揭露现实的残忍，以死的永生引人深思，同时表露作者的隐含心声。
余华在其《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一书中向读者透露了音乐对其写作的影响，其在开篇写道：“（对音乐的）无知构成了神秘，然后成为了召唤，我确实被深深地吸引了，而且勾引出了我创作的欲望。”这种创作的欲望开始表现为在十五岁那年直接利用简谱的形式进行音乐写作，之后则表现为以“音乐的叙述”进行的文学创作。在该书结尾，他将文学的叙述和音乐的叙述类比，说：“文学的叙述也同样如此，在跌宕恢宏的篇章后面，短暂和安详的叙述将会出现更加有力的震撼。”由此可见音乐对余华创作的影响。
莫言曾在《声音带给我的》中提到音乐影响了他的创作，同时他还提到：“声音比音乐更大更丰富。声音是世界的存在形式，是人类灵魂寄居的一个甲壳。声音是人类与上帝沟通的手段，有许多人借着它的力量飞向了天国，飞向了相对的永恒。”由此可见声音在创作中的重要性。
本文将要论及的《第七天》显然反映了音乐对余华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第七天》中余华对纷繁声音的描写上。以下将从召唤之声、万物之声、对比之声三个方面来解读文本中呈现的声音，并由此揭示《第七天》中声音的意义。
一、众声喧哗的声音：“声音”的界定
在谈论余华《第七天》中的声音之前，先来界定这里所要谈论的声音。这里所论及的声音有别于音乐上涉及音节、韵律的声音，同时也有别于女性主义所说的涉及话语权的声音。它是指文本中呈现的物理意义上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声波，以及精神层面传达内心的思考的独白和隐藏在文本中向读者说话的叙述者。这些声音在文本中分别表现为：人物的对话;非人的自然界及其社会上形形色色物品发出的声音;作者直接发出的声音和隐含的叙事者的声音。笔者将这些声音分为三大类，并结合文本进行分析。
二、纷至沓来的声音：“声音”的分析
余华的很多作品都涉及声音，其中以《第七天》最为明显。在《第七天》中，除了主人公杨飞和其他人的大量对话、他自己的内心独白、自然界和社会上形形色色物品发出的声音外，还存在着类似戏剧旁白的声音和潜意识中召唤的声音。
（一）召唤之声
1.引导“我”走向记忆
毫无疑问，《第七天》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叙述整个故事的“我”——杨飞。他在死后的七天里，不断地被不同的声音召唤，那些声音引导他走向生前的记忆，让他回顾平凡而又不凡的一生。
第一天，“昨夜响了一宵的倒塌的声音”将永远沉睡在生的世界里的“我”叫醒，它引导着“我”走向殡仪馆，走向死亡的现场。“我行走在若隐若现的城市里，思绪在纵横交错的记忆路上寻找方向。我思忖应该找到生前最后的情景，这个最后的情景应该在记忆之路的尽头，找到它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死亡时刻。我的思绪借助身体的行走穿越了很多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的情景之后，终于抵达了这一天。”“我”站在生和死的界限上，看着自己在那一天的经历，众人抗议暴力拆迁的声音、小女孩的声音、警察呼吁的声音、电视里广播的声音和饭店老板谭家鑫的声音像是一条声音链将我的记忆附着在上面串联起来，“随即是一声轰然巨响”，生的“我”在这声巨响中消失，生前最后的记忆也就此中止。
在此后的六天里，不同的声音引导“我”走进不同的记忆里。余华在《消失的意义》中说：“马塞尔·普鲁斯特说：‘我们把不可知给了名字。’我的理解是一个人名或者是一个地名都在暗示着广阔和丰富的经历，他们就像《一千零一夜》中四十大盗的宝库之门，一旦能够走入这个名字所代表的经历，那么就如打开了宝库之门一样，所要的一切就会近在眼前。”当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在呼唤“杨飞——”时，这声音引导着“我”走向了与妻子李青在一起的记忆;火车在轨道上驶过的声音引导着“我”走向了我的出生和成长的记忆;年轻女子询问的声音，带我走入我搬进出租屋后的记忆……。“我”进入了死无葬身之地，在那里谭家鑫的声音、李月珍的声音将“我”带到了“我”生前一直寻找的养父杨金彪的身边。
2.作为“功能”的引导
纵观《第七天》，我们会发现，在这七天中召唤着主人公杨飞的声音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引导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核心功能。胡亚敏在其《叙事学》中提到：“核心功能是故事中最基本的單位，是情节结构的既定部分，具有抉择作用，引导情节向规定的方向发展。”
实际上，《第七天》中每一天的故事，都是在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声音召唤下进行叙述的，这些不同的声音的作用在于引出对发生在主人公杨飞身上的事情的叙述——火车声引出杨飞的出生及成长，陌生女人的声音引出杨飞与李青的相恋过程等。
核心形成一些项数不多的有限的总体，受某一逻辑的制约，既是必需的，又是足够的。这一框架形成以后，其他单位便根据原则上无限增生的方式来充实这一框架。在《第七天》中，七天引导杨飞的声音虽然在形式上不同，但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一天之初召唤杨飞的声音奠定了这一天将要叙述的内容，它在文本中每一天的开头就制作了一个框架，而填充其中的故事只是在其基础上不断地变换。
作为“功能”的引导，使这些不同的声音连在一起在无形中形成一条叙事线索。作者将这些声音作为引导情节发生的核心功能，使得文本中虽众声喧哗，却又存在着一条明晰的声音之索叙述杨飞生前死后的遭遇，传达作者的心声。
（二）万物之声
1.他们的声音：揭示生的残忍
“人的声音是易变的、肉感的、复杂的，其声音来自唇舌。”“自唇舌的声音，正是长篇小说最初的声音。”声音传达着信息，文本中不同人物的声音揭开了被遮盖的真相，它让人们看到了生的虚伪与残忍。 “我”在生和死的世界间穿行。当“我”走进生前的记忆，一些活着的人的声音和“我”死后遇到的那些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它们逐一地将生的残忍袒露在“我”面前。
暴力拆迁砸死了很多人，新闻上在播放暴力拆迁事件时，同在饭馆的陌生男子对“我”说：“他们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向李青求爱的人受辱后辞职，同事不仅不同情反而冷漠拒绝帮他，他们谎称自己在忙，想让他自己上来出丑;刘梅冲动之下说自己要自杀时，网友没有劝解反而给她提供自杀的方式，当她站在鹏飞大厦的楼顶准备跳楼自杀时，围观的只是好奇她为什么自杀，并把自杀看作很平常的事情……
生的世界的残忍、冷漠延续到殡仪馆，在那里候烧者以身份为界分别划到了贵宾区和普通区。当普通区的候烧者为买墓地而忧虑时，贵宾区的候烧者还惊讶于“一平米的墓地怎么住？”;当普通区的候烧者伤心地说“死也死不起啊！”，贵宾区的候烧者却在考虑着死后的享乐。这些来自现实社会和殡仪馆中他们的声音，喧哗不止，揭示了生的残忍。
2.隐含作者的声音：袒露所有的事实
小说作为叙事作品，理所应当地会有叙述主体，但“叙述主体不等于作者，而是指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隐含作”。同时，布斯也提到：“‘叙述者’通常指一部作品中的‘我’，但这种‘我’即使有也很少等同于艺术家的隐含形象。”在《第七天》中，叙述主体很明显是“我”，即杨飞。但他并不能等同于作者，人们在文本中会听到隐含作者的声音，它们作为补充的声音，比杨飞的叙述更加客观冷静，也更加接近真实。隐含作者的声音有时候隐藏在文本中，而并非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出现。它们作为补充的声音，袒露所有的事实。
“我”在殡仪馆侯烧时，因为市长要来，贵宾区和普通区都停止了叫号，贵宾区的候烧者抱怨不断，但当市长来到时，“沙发那边的贵宾们没有了声音，豪华贵宾室镇住了沙发贵宾区，金钱在权力面前自惭形秽”。这样隐含在叙事中的声音，客观冷静地揭示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向金钱、权力的屈服。在暴力拆迁现场，当走进不同暴力强拆事件的受害者中间时，“我”却“觉得他们不像是在示威，像是在聚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只会聚集、抱怨，他们没有正确的途径去解决问题，像是一群看客一样，看着受苦难的人们和自己。当“我”为寻找父亲而坐车回父亲的村庄时，出租车突然停在了中断的柏油路上，并向我解释：乡下的路是为了领导视察才修的，没有领导来，路就在此中断了。在这里，作者借助出租车司机来发声，道出了铺路的真正原因是敷衍视察，而不是为百姓着想。这样没有带入司机的个人主观感情的平静语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这种现象的熟视，同时也揭示了政府机关中存在的唯上唯权等问题。
文本暗含作者没有声音、没有直接的交流手段。作为补充的声音存在的，除了作者借助他人之口隐含的传达之外，文本中还有类似戏剧旁白一样的语句，它们同样冷静客观，作为叙述事件的补充，揭示被掩盖的事实。被“我”视为母亲的李月珍发现了医院丢弃的死婴，并传达给记者，不久后车祸死亡，尸体和被她发现的二十七个死婴放在一起。意外的塌陷使她和那二十七个死婴的尸体突然消失。在这整个过程中，医院办公室主任、太平间的医院勤工、市政府的官员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不断地改口，最后矢口否认，将事实说成是谣言。补充在这个事件之后的话语——“这个医院的勤工当天在自己的账户上存入了五千元”“这个月殡仪馆员工拿到的奖金将是以往的两倍以上”揭示了整个事件从事实变为谣言的过程，它让人们看到金钱的“力量”，让人们看到了人性中恶是怎样遮盖了善的面貌。
（三）对比之声
1.此声与彼声的对比
《第七天》中很明显地存在两个世界——现实社会和死无葬身之地（此岸与彼岸）。刚刚死去的“我”在灵魂游荡的七天里，穿行于这两个世界，通过这两个世界中的人发出的不同的声音（此聲与彼声），主人公“我”不禁发出：有墓地得到安息，没墓地得到永生的感慨。
这里以《第七天》中“我”住在出租屋时的邻居刘梅自杀前后的声音为例。刘梅自杀前经常和男朋友伍超抱怨、吵架，两个人经常恶语相向，虽然他们很爱彼此，但彼此说出来的话依然伤害了对方。在刘梅站上鹏飞大厦自杀时，站在楼下围观的人只是一种旁观的姿态，他们关注的不是如何保全一个生命，而是想要窥探一个即将逝去的生命背后的故事。文中围观者有这样一段对话：“有人问：‘为什么站在那里？’有人说：‘自杀呀。’‘为什么自杀？’‘不想活了嘛。’‘为什么不想活了呢？’‘他妈的还用问吗，这年月不想活的人多了去了。’”言语中充满了好奇和不耐烦，丝毫没有惋惜自杀者生命的意味。
在刘梅死后进入死无葬身之地时，她向后来的人询问男朋友伍超的消息，向“我”说伍超很爱她，肯定会想办法给她买墓地，让她安息的。听到伍超为了给自己买墓地去卖肾后，她声泪俱下。伍超进入死无葬身之地后，也和刘梅一样一味地说自己的不好，检讨自己的过去，说自己让刘梅受了委屈等。两个人只记得彼此的好，后悔过去没有好好的对待彼此。当死无葬身之地里的人得知刘梅有了墓地，可以得到安息的时候，大家都为她开心，他们给她净身，帮她缝制衣服，真诚地称赞她的美丽，并祝福她。正如那些慢慢变为骨骼的人所说的：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与人之间没有亲疏之分，这里对谁都很好。在死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愿意把爱无私地给予他人。
2.世声与天籁的对比
除了现实世界和死无葬身之地中人声的对比，《第七天》中还存在着两个对比的声音，即现实世界中除人声之外的世声和死无葬身之地中的天籁。开篇人们即可看到文本中关于现实世界房屋轰塌的声音，汽车轰鸣声、相撞声。随着主人公杨飞的回忆，人们还会听到电视中掩盖事实真相的新闻之声，刘梅从楼上掉落时的沉闷之声等，这些声音有关破坏和毁灭，有关虚假和死亡，正如作者在文章开头所写，如同沸腾的水爆炸，迸溅在生活的每一个地方，使得现实世界更显混乱无序、残忍无情。
与此相对，死无葬身之地的天籁，流露出了更多的温暖与爱。余华在《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中谈道：“音乐一下子就让我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就像炽热的阳光和凉爽的月光，或者像暴风雨似的来到了我的内心，我再一次发现人的内心其实总是敞开着的，如同敞开的土地，愿意接受阳光和月光的照耀，愿意接受风雪的降临，接受一切所能抵达的事物，让它们都渗透进来，而且消化它们。”《第七天》中对死无葬身之地的自然之声的描写正是如此。 当“我”坐在自我悼念者的聚集之地时，“宽广的沉默暗暗涌动千言万语”，我们不说话也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坐在静默里无声地相视而笑，感受我们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自然界的寂静无声中涌动着千言万语，这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声音，将每一个自我悼念者的心联系在一起，将我聚成我们，让爱把孤独驱散。“我”还听到了火的声音、水的声音、草的声音、树的声音、风的声音和云的声音，这些声音使“我”回忆起生的苦难，“我”接受并且消化它们，它们从我的心中飞出，最后变成夜莺般的歌声重新飞回来。
生的孤独与苦痛在自然之声中得到净化和升华，它让游荡在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们把生前的苦痛转化为爱，把死的世界变得温暖——“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三、亘古流传的声音：声音的意义
“声音就是意义。”由上述分析可知，人们可以看到《第七天》呈现出的多种声音，其中包含丰富的意义。这些意义不是单一的，它们是连贯的，一个引出一个，串联在一起，是一个整体。在文本中，作为引导的声音，主要是引导“我”走向生前的记忆，在记忆中回顾自己的一生，这种回顾不仅是一种对生命的总结，而且引导“我”走向生命的真谛——真善美。除此之外，这种引导的声音作为一种核心功能，引导着情节的发展和文本的叙述。艺术的力量在于它可以由文本中的具体事件和人物个体上升为哲学的抽象和人类的整体，从而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普遍的力量。文本中作为引导的声音，不仅在引导着情节和叙事，引导着“我”，同时也在引导无数的读者。
当“我”在生的记忆和死的现实中来回游荡时，人们的声音和作为补充的声音，不断地揭示着生的痛苦、冷漠、孤独和残忍。这些声音将被掩盖在冠冕堂皇之下的真实揭露，将每一个死亡事件都剖析袒露在人们面前，使人们看到了生的荒诞与冰冷，感受到了生命的短暂与虚空。接下来的对比声音，从现实世界和死无葬身之地中的人声和事物与自然之声中，人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两个世界的不同。正如余华在《人类的正当研究便是人》中提到的《德意志安魂曲》歌词所描述的那样：“永恒的欢乐必定回到他们身上，使他们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死亡一定被得胜吞灭。”聚集在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们将生的忧愁抛却，他们互相爱着，在死中得到了永生的欢乐。两种对比的声音，同时也传达了作者的隐含心声——希望现实世界能和死无葬身之地一样，人与人之间充满友爱，万物之声如同天籁。
“声音是世界的存在形式，是人类灵魂寄居的一个甲壳。声音是人类与上帝沟通的手段，有许多人借着它的力量飞向了天国，飞向了相对的永恒。”余华《第七天》中的声音正是如此，它带着许许多多的杨飞进入了没有贫富贵贱、没有悲伤疼痛、没有仇和恨，人人死而平等的死无葬身之地。在那里，他们回顾一生，感悟到了生命的真谛——真善美;经历了生的痛苦，所以每个人都能无私友爱;他们受到友爱之声的洗礼，在欢乐中得到永恒。
《第七天》通过声音，向人们传达了现实社会的众生百态。它们召唤记忆，使人回顾生命，感悟生命的真善美，同时引导着情节的发展;它们暴露事实的真相，揭露现实的残忍，以死的永生引人深思，同时表露作者的隐含心声。正如卡西尔在其《人论》中所言：“每一位作者似乎归根到底都是被他自己关于人类生活的概念和评价所引导的。”作者余华以杨飞为主，向人们展示杨金彪、李梅、谭家鑫等人的人生，同时表达的对人生的见解和观点——人生虽艰辛而苦难，但也要怀着温暖而坚定的信念。“要认识人，除了去了解人的生活和行为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途径。”而《第七天》正以一个死去的亡灵的角度，为人们“认识人”提供了一条别具一格的道路。
（安徽師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张坤坤（1992-），女，安徽阜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余华在其《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一书中向读者透露了音乐对其写作的影响，其在开篇写道：“（对音乐的）无知构成了神秘，然后成为了召唤，我确实被深深地吸引了，而且勾引出了我创作的欲望。”这种创作的欲望开始表现为在十五岁那年直接利用简谱的形式进行音乐写作，之后则表现为以“音乐的叙述”进行的文学创作。在该书结尾，他将文学的叙述和音乐的叙述类比，说：“文学的叙述也同样如此，在跌宕恢宏的篇章后面，短暂和安详的叙述将会出现更加有力的震撼。”由此可见音乐对余华创作的影响。
莫言曾在《声音带给我的》中提到音乐影响了他的创作，同时他还提到：“声音比音乐更大更丰富。声音是世界的存在形式，是人类灵魂寄居的一个甲壳。声音是人类与上帝沟通的手段，有许多人借着它的力量飞向了天国，飞向了相对的永恒。”由此可见声音在创作中的重要性。
本文将要论及的《第七天》显然反映了音乐对余华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第七天》中余华对纷繁声音的描写上。以下将从召唤之声、万物之声、对比之声三个方面来解读文本中呈现的声音，并由此揭示《第七天》中声音的意义。
一、众声喧哗的声音：“声音”的界定
在谈论余华《第七天》中的声音之前，先来界定这里所要谈论的声音。这里所论及的声音有别于音乐上涉及音节、韵律的声音，同时也有别于女性主义所说的涉及话语权的声音。它是指文本中呈现的物理意义上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声波，以及精神层面传达内心的思考的独白和隐藏在文本中向读者说话的叙述者。这些声音在文本中分别表现为：人物的对话;非人的自然界及其社会上形形色色物品发出的声音;作者直接发出的声音和隐含的叙事者的声音。笔者将这些声音分为三大类，并结合文本进行分析。
二、纷至沓来的声音：“声音”的分析
余华的很多作品都涉及声音，其中以《第七天》最为明显。在《第七天》中，除了主人公杨飞和其他人的大量对话、他自己的内心独白、自然界和社会上形形色色物品发出的声音外，还存在着类似戏剧旁白的声音和潜意识中召唤的声音。
（一）召唤之声
1.引导“我”走向记忆
毫无疑问，《第七天》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叙述整个故事的“我”——杨飞。他在死后的七天里，不断地被不同的声音召唤，那些声音引导他走向生前的记忆，让他回顾平凡而又不凡的一生。
第一天，“昨夜响了一宵的倒塌的声音”将永远沉睡在生的世界里的“我”叫醒，它引导着“我”走向殡仪馆，走向死亡的现场。“我行走在若隐若现的城市里，思绪在纵横交错的记忆路上寻找方向。我思忖应该找到生前最后的情景，这个最后的情景应该在记忆之路的尽头，找到它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死亡时刻。我的思绪借助身体的行走穿越了很多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的情景之后，终于抵达了这一天。”“我”站在生和死的界限上，看着自己在那一天的经历，众人抗议暴力拆迁的声音、小女孩的声音、警察呼吁的声音、电视里广播的声音和饭店老板谭家鑫的声音像是一条声音链将我的记忆附着在上面串联起来，“随即是一声轰然巨响”，生的“我”在这声巨响中消失，生前最后的记忆也就此中止。
在此后的六天里，不同的声音引导“我”走进不同的记忆里。余华在《消失的意义》中说：“马塞尔·普鲁斯特说：‘我们把不可知给了名字。’我的理解是一个人名或者是一个地名都在暗示着广阔和丰富的经历，他们就像《一千零一夜》中四十大盗的宝库之门，一旦能够走入这个名字所代表的经历，那么就如打开了宝库之门一样，所要的一切就会近在眼前。”当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在呼唤“杨飞——”时，这声音引导着“我”走向了与妻子李青在一起的记忆;火车在轨道上驶过的声音引导着“我”走向了我的出生和成长的记忆;年轻女子询问的声音，带我走入我搬进出租屋后的记忆……。“我”进入了死无葬身之地，在那里谭家鑫的声音、李月珍的声音将“我”带到了“我”生前一直寻找的养父杨金彪的身边。
2.作为“功能”的引导
纵观《第七天》，我们会发现，在这七天中召唤着主人公杨飞的声音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引导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核心功能。胡亚敏在其《叙事学》中提到：“核心功能是故事中最基本的單位，是情节结构的既定部分，具有抉择作用，引导情节向规定的方向发展。”
实际上，《第七天》中每一天的故事，都是在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声音召唤下进行叙述的，这些不同的声音的作用在于引出对发生在主人公杨飞身上的事情的叙述——火车声引出杨飞的出生及成长，陌生女人的声音引出杨飞与李青的相恋过程等。
核心形成一些项数不多的有限的总体，受某一逻辑的制约，既是必需的，又是足够的。这一框架形成以后，其他单位便根据原则上无限增生的方式来充实这一框架。在《第七天》中，七天引导杨飞的声音虽然在形式上不同，但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一天之初召唤杨飞的声音奠定了这一天将要叙述的内容，它在文本中每一天的开头就制作了一个框架，而填充其中的故事只是在其基础上不断地变换。
作为“功能”的引导，使这些不同的声音连在一起在无形中形成一条叙事线索。作者将这些声音作为引导情节发生的核心功能，使得文本中虽众声喧哗，却又存在着一条明晰的声音之索叙述杨飞生前死后的遭遇，传达作者的心声。
（二）万物之声
1.他们的声音：揭示生的残忍
“人的声音是易变的、肉感的、复杂的，其声音来自唇舌。”“自唇舌的声音，正是长篇小说最初的声音。”声音传达着信息，文本中不同人物的声音揭开了被遮盖的真相，它让人们看到了生的虚伪与残忍。 “我”在生和死的世界间穿行。当“我”走进生前的记忆，一些活着的人的声音和“我”死后遇到的那些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它们逐一地将生的残忍袒露在“我”面前。
暴力拆迁砸死了很多人，新闻上在播放暴力拆迁事件时，同在饭馆的陌生男子对“我”说：“他们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向李青求爱的人受辱后辞职，同事不仅不同情反而冷漠拒绝帮他，他们谎称自己在忙，想让他自己上来出丑;刘梅冲动之下说自己要自杀时，网友没有劝解反而给她提供自杀的方式，当她站在鹏飞大厦的楼顶准备跳楼自杀时，围观的只是好奇她为什么自杀，并把自杀看作很平常的事情……
生的世界的残忍、冷漠延续到殡仪馆，在那里候烧者以身份为界分别划到了贵宾区和普通区。当普通区的候烧者为买墓地而忧虑时，贵宾区的候烧者还惊讶于“一平米的墓地怎么住？”;当普通区的候烧者伤心地说“死也死不起啊！”，贵宾区的候烧者却在考虑着死后的享乐。这些来自现实社会和殡仪馆中他们的声音，喧哗不止，揭示了生的残忍。
2.隐含作者的声音：袒露所有的事实
小说作为叙事作品，理所应当地会有叙述主体，但“叙述主体不等于作者，而是指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隐含作”。同时，布斯也提到：“‘叙述者’通常指一部作品中的‘我’，但这种‘我’即使有也很少等同于艺术家的隐含形象。”在《第七天》中，叙述主体很明显是“我”，即杨飞。但他并不能等同于作者，人们在文本中会听到隐含作者的声音，它们作为补充的声音，比杨飞的叙述更加客观冷静，也更加接近真实。隐含作者的声音有时候隐藏在文本中，而并非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出现。它们作为补充的声音，袒露所有的事实。
“我”在殡仪馆侯烧时，因为市长要来，贵宾区和普通区都停止了叫号，贵宾区的候烧者抱怨不断，但当市长来到时，“沙发那边的贵宾们没有了声音，豪华贵宾室镇住了沙发贵宾区，金钱在权力面前自惭形秽”。这样隐含在叙事中的声音，客观冷静地揭示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向金钱、权力的屈服。在暴力拆迁现场，当走进不同暴力强拆事件的受害者中间时，“我”却“觉得他们不像是在示威，像是在聚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只会聚集、抱怨，他们没有正确的途径去解决问题，像是一群看客一样，看着受苦难的人们和自己。当“我”为寻找父亲而坐车回父亲的村庄时，出租车突然停在了中断的柏油路上，并向我解释：乡下的路是为了领导视察才修的，没有领导来，路就在此中断了。在这里，作者借助出租车司机来发声，道出了铺路的真正原因是敷衍视察，而不是为百姓着想。这样没有带入司机的个人主观感情的平静语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这种现象的熟视，同时也揭示了政府机关中存在的唯上唯权等问题。
文本暗含作者没有声音、没有直接的交流手段。作为补充的声音存在的，除了作者借助他人之口隐含的传达之外，文本中还有类似戏剧旁白一样的语句，它们同样冷静客观，作为叙述事件的补充，揭示被掩盖的事实。被“我”视为母亲的李月珍发现了医院丢弃的死婴，并传达给记者，不久后车祸死亡，尸体和被她发现的二十七个死婴放在一起。意外的塌陷使她和那二十七个死婴的尸体突然消失。在这整个过程中，医院办公室主任、太平间的医院勤工、市政府的官员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不断地改口，最后矢口否认，将事实说成是谣言。补充在这个事件之后的话语——“这个医院的勤工当天在自己的账户上存入了五千元”“这个月殡仪馆员工拿到的奖金将是以往的两倍以上”揭示了整个事件从事实变为谣言的过程，它让人们看到金钱的“力量”，让人们看到了人性中恶是怎样遮盖了善的面貌。
（三）对比之声
1.此声与彼声的对比
《第七天》中很明显地存在两个世界——现实社会和死无葬身之地（此岸与彼岸）。刚刚死去的“我”在灵魂游荡的七天里，穿行于这两个世界，通过这两个世界中的人发出的不同的声音（此聲与彼声），主人公“我”不禁发出：有墓地得到安息，没墓地得到永生的感慨。
这里以《第七天》中“我”住在出租屋时的邻居刘梅自杀前后的声音为例。刘梅自杀前经常和男朋友伍超抱怨、吵架，两个人经常恶语相向，虽然他们很爱彼此，但彼此说出来的话依然伤害了对方。在刘梅站上鹏飞大厦自杀时，站在楼下围观的人只是一种旁观的姿态，他们关注的不是如何保全一个生命，而是想要窥探一个即将逝去的生命背后的故事。文中围观者有这样一段对话：“有人问：‘为什么站在那里？’有人说：‘自杀呀。’‘为什么自杀？’‘不想活了嘛。’‘为什么不想活了呢？’‘他妈的还用问吗，这年月不想活的人多了去了。’”言语中充满了好奇和不耐烦，丝毫没有惋惜自杀者生命的意味。
在刘梅死后进入死无葬身之地时，她向后来的人询问男朋友伍超的消息，向“我”说伍超很爱她，肯定会想办法给她买墓地，让她安息的。听到伍超为了给自己买墓地去卖肾后，她声泪俱下。伍超进入死无葬身之地后，也和刘梅一样一味地说自己的不好，检讨自己的过去，说自己让刘梅受了委屈等。两个人只记得彼此的好，后悔过去没有好好的对待彼此。当死无葬身之地里的人得知刘梅有了墓地，可以得到安息的时候，大家都为她开心，他们给她净身，帮她缝制衣服，真诚地称赞她的美丽，并祝福她。正如那些慢慢变为骨骼的人所说的：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与人之间没有亲疏之分，这里对谁都很好。在死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愿意把爱无私地给予他人。
2.世声与天籁的对比
除了现实世界和死无葬身之地中人声的对比，《第七天》中还存在着两个对比的声音，即现实世界中除人声之外的世声和死无葬身之地中的天籁。开篇人们即可看到文本中关于现实世界房屋轰塌的声音，汽车轰鸣声、相撞声。随着主人公杨飞的回忆，人们还会听到电视中掩盖事实真相的新闻之声，刘梅从楼上掉落时的沉闷之声等，这些声音有关破坏和毁灭，有关虚假和死亡，正如作者在文章开头所写，如同沸腾的水爆炸，迸溅在生活的每一个地方，使得现实世界更显混乱无序、残忍无情。
与此相对，死无葬身之地的天籁，流露出了更多的温暖与爱。余华在《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中谈道：“音乐一下子就让我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就像炽热的阳光和凉爽的月光，或者像暴风雨似的来到了我的内心，我再一次发现人的内心其实总是敞开着的，如同敞开的土地，愿意接受阳光和月光的照耀，愿意接受风雪的降临，接受一切所能抵达的事物，让它们都渗透进来，而且消化它们。”《第七天》中对死无葬身之地的自然之声的描写正是如此。 当“我”坐在自我悼念者的聚集之地时，“宽广的沉默暗暗涌动千言万语”，我们不说话也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坐在静默里无声地相视而笑，感受我们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自然界的寂静无声中涌动着千言万语，这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声音，将每一个自我悼念者的心联系在一起，将我聚成我们，让爱把孤独驱散。“我”还听到了火的声音、水的声音、草的声音、树的声音、风的声音和云的声音，这些声音使“我”回忆起生的苦难，“我”接受并且消化它们，它们从我的心中飞出，最后变成夜莺般的歌声重新飞回来。
生的孤独与苦痛在自然之声中得到净化和升华，它让游荡在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们把生前的苦痛转化为爱，把死的世界变得温暖——“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三、亘古流传的声音：声音的意义
“声音就是意义。”由上述分析可知，人们可以看到《第七天》呈现出的多种声音，其中包含丰富的意义。这些意义不是单一的，它们是连贯的，一个引出一个，串联在一起，是一个整体。在文本中，作为引导的声音，主要是引导“我”走向生前的记忆，在记忆中回顾自己的一生，这种回顾不仅是一种对生命的总结，而且引导“我”走向生命的真谛——真善美。除此之外，这种引导的声音作为一种核心功能，引导着情节的发展和文本的叙述。艺术的力量在于它可以由文本中的具体事件和人物个体上升为哲学的抽象和人类的整体，从而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普遍的力量。文本中作为引导的声音，不仅在引导着情节和叙事，引导着“我”，同时也在引导无数的读者。
当“我”在生的记忆和死的现实中来回游荡时，人们的声音和作为补充的声音，不断地揭示着生的痛苦、冷漠、孤独和残忍。这些声音将被掩盖在冠冕堂皇之下的真实揭露，将每一个死亡事件都剖析袒露在人们面前，使人们看到了生的荒诞与冰冷，感受到了生命的短暂与虚空。接下来的对比声音，从现实世界和死无葬身之地中的人声和事物与自然之声中，人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两个世界的不同。正如余华在《人类的正当研究便是人》中提到的《德意志安魂曲》歌词所描述的那样：“永恒的欢乐必定回到他们身上，使他们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死亡一定被得胜吞灭。”聚集在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们将生的忧愁抛却，他们互相爱着，在死中得到了永生的欢乐。两种对比的声音，同时也传达了作者的隐含心声——希望现实世界能和死无葬身之地一样，人与人之间充满友爱，万物之声如同天籁。
“声音是世界的存在形式，是人类灵魂寄居的一个甲壳。声音是人类与上帝沟通的手段，有许多人借着它的力量飞向了天国，飞向了相对的永恒。”余华《第七天》中的声音正是如此，它带着许许多多的杨飞进入了没有贫富贵贱、没有悲伤疼痛、没有仇和恨，人人死而平等的死无葬身之地。在那里，他们回顾一生，感悟到了生命的真谛——真善美;经历了生的痛苦，所以每个人都能无私友爱;他们受到友爱之声的洗礼，在欢乐中得到永恒。
《第七天》通过声音，向人们传达了现实社会的众生百态。它们召唤记忆，使人回顾生命，感悟生命的真善美，同时引导着情节的发展;它们暴露事实的真相，揭露现实的残忍，以死的永生引人深思，同时表露作者的隐含心声。正如卡西尔在其《人论》中所言：“每一位作者似乎归根到底都是被他自己关于人类生活的概念和评价所引导的。”作者余华以杨飞为主，向人们展示杨金彪、李梅、谭家鑫等人的人生，同时表达的对人生的见解和观点——人生虽艰辛而苦难，但也要怀着温暖而坚定的信念。“要认识人，除了去了解人的生活和行为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途径。”而《第七天》正以一个死去的亡灵的角度，为人们“认识人”提供了一条别具一格的道路。
（安徽師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张坤坤（1992-），女，安徽阜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