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时刻刻》是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宁安创作的关于意识流作家及其著作《达洛维夫人》的一本实验性小说。坎宁安以独特的视角和表现手法将三个处于不同时代的女性置于同一时间维度，反映了女性所面临的不同的生存困境。本文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为框架，对《时时刻刻》中的劳拉·布朗进行分析，揭示她从被自我束缚，到本我归位，再到追求超我的蜕化过程。
　　一、《时时刻刻》的介绍
　　《时时刻刻》是迈克尔·坎宁安创作的小说，出版于1998年。《时时刻刻》讲述了三个女人的一天：1923年，居住在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正在构思并创作她的作品《达洛维夫人》;1951年，美国洛杉矶的家庭主妇劳拉·布朗正在阅读伍尔夫的著作《达洛维夫人》;2001年，女编辑克拉丽莎正在为好友理查德准备一场晚宴，种种机缘巧合，使得克拉丽莎与小说《达洛维夫人》中的女主人产生了某种联系，克拉丽莎成了现代版的达洛维夫人。小说《时时刻刻》以《达洛维夫人》为线索，将三个女性关联起来，揭示了不同时代女性所遭遇的生存困境。《时时刻刻》出版以后大获成功，赢得了普利策奖和福克纳奖双项殊荣。
　　二、自我的束缚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把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根据周围环境的实际条件来调节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它按照现实原则行动，压抑本我的非理性冲动，同时又让本我部分的能量得到释放，既要获得满足，又要避免痛苦。”
　　《时时刻刻》中的家庭主妇劳拉·布朗生活在洛杉矶。二战期间，适龄男子应征入伍，导致社会劳动力短缺，美国政府鼓励女性进入工厂代替男性工作。这使得二战期间女性的自我意识增强。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号召女性重新回到家中，继续做一名家庭主妇，劳拉就在这个背景下生活。劳拉是一位中产阶级妇女，生活富裕，家庭幸福美满，但是她过得十分煎熬。劳拉对读书有着强烈的欲望，她甚至一度幻想，“在另一个世界，她可以把整个一生都用来读书”。然而社会对劳拉的定位是家庭主妇，尽管她十分不愿意履行家庭主妇的责任，却逃避不了。劳拉曾一度自嘲：“那个时时刻刻在读书的人已经不复存在，此刻在这里取代她的是劳拉·布朗。”
　　为了迎合社会对家庭主妇的期望，劳拉一直压抑自己读书的欲望，她内心一直给自己建设“最后一页”——再看一页，就一页。清晨，当劳拉醒来，她第一反应便是去拿床头柜上的书，尽管她内心十分清楚“不应该在丹（丈夫）的生日这天看书。”看书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劳拉便开始思索应该做点什么来弥补自己的失职，她要为丈夫烤制一块完美的蛋糕。当丈夫出门上班以后，劳拉对她的儿子说出了烤蛋糕的想法，这个想法让她的儿子感到不可思议，而劳拉内心却十分坚定，她一定要做需要她做的一切，而且还要做得更多。劳拉一直试图履行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尽管她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二战后，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劳拉因为没有工作只能做“家中的天使”，整天料理家务。劳拉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孩子，但是她不想对这个家负责，她渴望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可以让她尽情阅读。在烤制蛋糕的过程中，劳拉突然迸发了一种强烈的情绪，她认为烤制一个蛋糕、养大一个孩子似乎变得容易起来。在与儿子相处过程中，劳拉被母爱的光辉笼罩，她重新审视了自己与儿子的关系以及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应尽的职责，她认为自己可以扮演好家庭主妇这个角色。这一刻，劳拉完全被自我支配，强化了对社会赋予自己的家庭主妇角色的认同。但是蛋糕制作失败，这让劳拉陷入了沮丧。好友基蒂的拜访让劳拉之前所做的一切内心建设和努力轰然倒塌，一直压抑的本我开始觉醒，冲破了自我的束缚。
　　三、本我的回归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包括各种生的本能和各种欲望。食欲、性欲、攻击欲、依赖欲等都属于本我。”劳拉对自己的好友基蒂有强烈的依赖欲，她沉醉于这段友情。被家庭主妇角色“囚禁”在家的劳拉，一直生活在以丈夫和儿子为代表的父权社会的监视之下，狭小的生存空间让她变得焦虑。对于劳拉而言，这个家就是囚笼，她生活在这所谁也不感到匮乏、谁也不欠债、谁也不痛苦的房子里。基蒂时常来劳拉家串门，是劳拉唯一的同性好友，也是劳拉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所以，劳拉对基蒂有强烈的依赖欲。此外，劳拉从小就被认为是“书呆子”，基蒂是她的精神寄托。中学时，劳拉十分羡慕基蒂，“她们不改变自己的立场，而是要坚持当地改变对可爱的看法，变得將她们包括在内”，这是劳拉所缺乏的自信。对于社会赋予的责任，劳拉无法反抗，也履行不了。这种社会的规约与自我的欲望，即自我与本我的冲突让她十分痛苦。
　　但是一向完美的基蒂被诊断出无法怀孕。出于怜悯，劳拉抱住了基蒂，“她们嘴碰着嘴，唇挨着唇，但是并没有真正接吻”。与基蒂的“吻”彻底唤醒了劳拉的本我，劳拉从中获得了精神动力，支撑她打破自我的束缚。
　　弗洛伊德在晚年的时候把本能分为性或爱的本能与死的本能两种。死的本能是指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本能冲动，这种本能受到自我的压制后会减弱或者改变方向。死亡的念头不时出现在劳拉脑海里，但是在受自我支配阶段，她是拒绝自杀的，她想努力尽到一个好妈妈、好妻子的责任，她认为自杀是十分病态的。但是当她的本我回归以后，这种死的本能彻底释放，劳拉试图自杀，她驱车去了一家汽车旅馆，找到了一个暂时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在这里，她继续阅读起了《达洛维夫人》。突然，她的脑海里盘旋着自杀这个念头。在此时的劳拉看来，死亡是一种渴望已久的自由，她可以通过死亡来摆脱那些令她焦虑的责任。
　　四、超我的干预
　　弗洛伊德认为：“超我由完美原则支配，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它代表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要求的是完美而不是实际。”当劳拉试图自杀时，她想到了她的朋友基蒂，想到了她的丈夫和儿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劳拉放弃了自杀的想法，在她看来，“自杀纯粹是罪恶的”。她决心要勇敢地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用自杀来逃避现实。这时的劳拉受超我人格的控制。劳拉重新回到家，为丈夫庆祝了生日。在生下女儿以后，劳拉离开了家，去了加拿大。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描述的那样，她有了自己的工作——在加拿大一所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有了自己的房间——在那里她可以尽情阅读，不必考虑任何的家庭责任。
　　五、结语
　　作为一名传统的家庭主妇，劳拉致力于摆脱“家中的天使”这一传统女性形象，也没有演变成“阁楼上的疯女人”，而是坚强且勇敢地踏上了寻求自我解放的道路。劳拉的这一选择也得益于二战以后国际女权运动的发展。迈克尔·坎宁安作为一名男性作家，在《时时刻刻》中展现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及女性对于生存价值的思考，令读者重新审视女性的价值和生活的本质。
　　（辽宁大学）
　　作者简介：宋旭（1997-），女，山东寿光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