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1958年6月的北京手表厂年过半百，已过了不惑之年，掰指细算也应已知天命。可技术的传承，人才的固守仍是许耀南眼中的重任。78岁的许耀南是北京手表厂“陀飞轮”系列的奠基者，2009年，在北表顾问张又旭的提议下，赵振岭、阎树娟两位青年技术骨干的军令状护持下，在设计出身的苗厂长及许耀南、苏文彬等老一代制表大师的热情之下，“滚动陀飞轮”成为了板上钉钉的计划和多年后北表念念不忘的荣耀。就在这荣耀是否还会在北表诞生的问题面前，赵振岭作为许耀南的徒弟说“师傅，我也是不会走的。”
　　托福北京拥塞的交通，我们从东直门自驾车出发，见到北京手表厂门口毛泽东挥手的雕像时，整整耗去了两个多小时。彼时，78岁的许耀南大师已然迎在表厂门口，头顶的门楣上镌刻着“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他戴着副老式的花镜，脚踩崭新的千层底布鞋，土灰色的工服怕是浆洗过多次，领袖处已磨出了毛边。周遭的朱漆大门和已经点染上些许绿斑的厚重铜铸门把手同这位老者并置在一幅图景中，先让人不得不对走过半个多世纪表厂生出几分敬意：这里，似乎有将时间停滞的魅力。作为北京手表厂“陀飞轮”系列的奠基者，今年6月15日许耀南将去人民大会堂，获颁中国钟表协会评定的中国首届钟表大师评定之“设计大师”大奖。
　　许师傅延客进门，便兀自头前带路去自己以前的设计室。我们跟在身后，销售部经理马红权女士特为叮嘱说，许老有糖尿病，午餐前一定结束采访，“要让老先生按时吃饭。”跟在一旁的徒弟小赵早先有过结识，告诉笔者师傅以前身体硬朗，“特别注意锻炼，厂区操场上的铁杆直到几年前他还可以徒手攀援上去，就是这病把他折腾坏了”。众人在设计室坐定，作为寒暄，先就聊聊许师傅的腕表，老人家爽快地摘了下来递给我说，“40钻，7402自动机械表，北京牌”。“北京牌”三个字之于许耀南熏神染骨，是他毕生都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介绍说这块自己凭券购买的北京表产自1974年，“当时是北表厂历史上最好的时候，人员也最齐整，包括表壳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手表要自己做，中国人自己做，对于这个身材瘦削的老人家而言是一种信仰。出生在江苏丹阳的他直到现在，少时曾因家境贫寒被国民党的校长叱令“交不起学费，还读什么书？！”而发奋自修。1949年后，新政权给了他重新读书的机会，作为1962年（“文革”前）毕业的那批大学生，他当时就发愿要为国家贡献三十年。“现在五十年都过去了。”许耀南呵呵一笑，他记得自己刚进场不久，就碰到时任北京市长彭真来访。“我和彭真握过手。我们送他一块自产的B22型‘北京牌’上弦表，他戴着一块摩凡陀，当即就摘下自己的金壳表留下来供北表拆卸研究。”彭真曾委托过瑞士劳动党给北表厂进口过一套设备，对于北表有特殊的寄望“不赶上瑞士不出厂”，“他甚至说过哪天不做市长，就要来这里做一名制表师”。
　　许耀南不仅自己扎根在北表厂，上世纪80年代时，尽管他还不是什么领导，却已经对厂子忧心忡忡，“留不住人。那时昌平太闭塞了，冬天买豆腐甚至都要托人走后门。技术骨干都愿意去城里”。现任北表厂厂长苗洪波是天津大学1986届大学生，“我招人首先的条件就是他得踏踏实实在这干，别的我可以再教。当时就怕他跑喽，赶紧给他在这儿找个媳妇。现在我看着他一步步做到厂长，没他怎么行啊！”许耀南笑了，一边笑一边看了眼身旁的赵振岭，似乎想说些什么，小赵立刻会意，“师傅，我也是不会走的”。
　　


　　


　　


　　


　　BQ = 《北京青年》周刊X = 许耀南 ZH = 赵振岭
　　BQ:五年前您接受BQ专访,提到了终身大愿是完成陀飞轮系列,先请问这几年进展如何？
　　X:日历、能显、水晶（夹板为水晶，机芯全透光）、三问、双陀飞轮，这些在设计理念上都完成了。目前的难度在人家那里。
　　BQ:此话怎讲？
　　X:比如我们设计之后，水晶厂加工出来，他们出现了问题，我们辅助，比如圆弧的尺寸怎么改进。目前陀飞轮采用水晶夹板这个工艺也是北表厂的绝活。
　　BQ:我注意到您关于“中国厂家将陀飞轮平民化”的说法，现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X:现在还是这个问题，我们掌握了这个技术却把它平易化了，包括我们厂都没有再往精细里做。
　　BQ:为什么会这样，瓶颈在哪里？
　　X:这是个综合的问题，首先是教育与指导水平，就像是中山服四个口袋分别代表“礼、义、廉、耻”，都有讲究在里面。综合素质如果还仅仅停留在原来，不提高文化素养，就很难往前走一步。我们的零件应该越做越精密，但是大家没有这个心劲了。我们现在的表能做到五秒内的误差，现在瑞表一天差一秒，一年不超过一分钟，基本相当于石英表的水平，我们就是做不到。差距全在细节上，齿形的设计是否优化？加工精度能不能真正达到设计图纸的要求？电镀出的光洁度能不能让人怎么看都舒服？为什么瑞士表那么贵，电镀的质量好，外观上光洁度就占先了？
　　BQ:我有个感性认识，就目前普通档次的腕表而言，我们的工艺水平相比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天津、上海的那拨精品国表，甚至有所退步。
　　X:当时基本上是做到了，或者说差距没那么大。现在工艺水平的问题被放大了，一个原因是人家还在进步， 不停地采用新技术，比如人家的擒纵叉加工工艺又不一样了，越来越轻。另一个是现在工人都在涨工资，老板要赚钱。我是北京市的劳模，退休金三千多一点，在上海像我这样的工人退休金将近五千。工资低就制约了积极性。
　　BQ:您那拨人有一种时代精神的感召，可以去讲奉献，但是现在对于普通工人而言，这种情绪怕是正常的。我和瑞士制表师也聊过，他们也买不起自己制造的高级腕表，但他们似乎对此更平静。
　　X:他们是这样的，坐在那里八个小时一句话不讲，一丝不苟地干活。那个国家几百年都没打过仗了，人民更接受一种忠于自己本职工作的观念，就是好好工作，没那么多想法。
　　BQ:就我的了解，瑞士制表师基本都是科班毕业，甚至还要定期参加职业进修。您个人怎么看待国内这方面的情况？
　　X:真是我们国家教育的悲哀。我当时就读天津大学计时系，现在这个专业砍掉了。为什么？从这个专业出来的挣不着钱！原来的师资现在都转到汽车之类热门的专业了。二十年后，我们这拨人全都不在了，那怎么办？
　　BQ:您儿子子承父业了吗？
　　X:没有，我女儿倒是继承了，在楼上做模具。我儿子没有，他看到我这个劳模的工资也不高……年轻人想的就是挣钱，后来他去做了服装销售，第一个月工资就两千多。
　　BQ:最后讲讲陀飞轮，您认为国表陀飞轮下一步进取的空间在哪里？比较下目前华人制造陀飞轮腕表的现状。小赵也可以发表下意见。
　　X:陀飞轮技术是腕表制造的精华所在，这个技术最考究细节，做出来个样容易，做好了太难了。现在国产的钢材、铜材不行，我们加工的时候不是不想去做细，可是精加工甚至会变形。
　　ZH:我做数控车那会儿，车国产钢材的光洁度就特别差，很像用锉刀去锉木材的表面。我们现在只能慢慢地做，做一百个要报废五十个。我们进口一块1.5米的棒料，表面镀铜，从这头量到那头，误差不会超过五微米，换国产货，误差值起码乘个四！
　　X:从设计角度，北表加工得最优秀。钛合金陀飞轮转架，这是陀飞轮的心脏，重量不过零点几克，钛合金切削性能差，能加工出来不容易。天津的略显单薄。上海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也是讲究赚钱，不再往精密里做。矫大羽是修表出身，他没有上过大学，做的表数量很少，另外香港定价体系也可以参照国际。我们北表的陀飞轮里里外外都是中国造，可靠性没问题，如果有你这手表（劳力士）的工艺，我们做得一定是世界第一。工艺水平、设计水平、原材料，说到底还是人。如果有20个赵振岭，那就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