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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调节是否总比市场调节更快更有效？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结构就越合理吗？现在很多人在这两个方面，认识上出现了偏差。
协调发展涵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等诸多方面。但若从学理角度看，以上各方面的协调最终要反映为两个层面的协调：一是总量平衡；二是结构合理。
先看总量平衡。我们知道，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总量不平衡表现为商品短缺，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市场经济下的总量不平衡，通常表现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产能过剩或商品过度库存、失业率上升。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普遍的生产过剩，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此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大行其道，并一度成为西方国家的国策。
从结构入手推动无疑是对经济学的一个创新
在凯恩斯看来，扩大需求的重点是投资。理由有两个：一是供求总量要平衡，储蓄必须转化为投资。他是这样论证的：假定一个国家只有企业与居民两个部门（不考虑税收、政府支出与进出口），于是从总收入（供给侧）看：国民收入=工资+利润+利息+地租=消费+储蓄；而从总支出（需求侧）看：国民收入=投资+消费。总收入等于总支出，则：消费+储蓄=投资+消费。等式两边都含消费，故左边的储蓄必等于右边的投资。
上面论证看上去天衣无缝，但其实有疑点。不错，在年底回头看当年的国民收入存量，储蓄确实等于投资；但若在年底看下一年的国民收入流量，保持总量平衡却未必要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储蓄可向两个方向转化：如果投资需求不足，储蓄可转化为投资；如果消费需求不足，储蓄则可转化为消费。事实上，不仅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扩内需；储蓄转化为消费也可扩内需，肇始于欧美、风行全球的信贷消费，就是将储蓄转化为消费的例子。
凯恩斯主张刺激投资的另一理由，是他认为投资对扩大需求有乘数效应。如投资兴建一家汽车厂，生产汽车需要钢铁，于是可扩大钢铁厂的需求，钢铁厂炼钢需要买煤，则可扩大煤矿的需求，煤矿需买采掘机，又可扩大机械厂的需求。我们不否认投资有乘数效应，但消费也有加速效应：消费者购买汽车，可扩大汽车厂的需求，而汽车厂需买钢铁，又可扩大钢铁厂的需求，以此类推，也一样会产生连锁的需求放大效应。而且经济学并未证明，对拉动需求，扩投资一定胜于扩消费。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表明凯恩斯理论并非灵丹妙药。
中央当前力推的供给侧改革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重点在减税。而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是结构改革。从结构入手推动总量平衡，无疑是对经济学的一个创新。
现在的问题是，结构改革人们还有不同意见
现在的问题是，结构改革由谁来主导，对此人们还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政府应成为调结构的主体，而按照经济学分析，若让政府作为调结构的主体至少应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政府要事先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合理的结构：第二，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更懂得市场；第三，行政调节要比市场调节更有效。
政府能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么？政府官员并非先知先觉，自然很难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九五”时期政府曾提出要振兴煤炭、钢铁、汽车、建材等产业，可到“十五”时期就出现过剩。2009年，国家颁布《十大重点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而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所涉产业几乎都属于2009年要振兴的产业。
那么政府官员是否比企业家更懂市场呢？官员常常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看错了市场自己不赔钱；企业家一旦投错了项目，赔的是真金白银，所以一般说来官员不会比企业家对市场更敏感。倒是行政调节与市场调节哪个更有效，不好一概而论。行政调节相对市场调节见效快，但容易一刀切；而市场调节虽非一刀切，但见效慢。
两害相较取其轻。结构调整的主体，我认为应该是企业而非政府。虽然企业家也不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才是好结构，但市场知道。因为市场价格会反映供求状况。由于企业家更关注市场，他们能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调整生产，让供给去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第三产业应该发展，但并不等于各地要一窝蜂，
更不应拔苗助长
目前国内有一流行观点，认为判断一个地区结构是否合理，关键要看第三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结构就越合理。此看法显然是来自“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中曾比较过英国农民、手工业者与船员收入，得到的结论是：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预言：劳动力将会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1940年英国学者克拉克又以40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作样本，验证了配第的这一预言。
“配第—克拉克定理”没有错，但很多人却不知道该定理只有在两个约束下才成立：一是发展阶段（时间）约束；二是分工范围（空间）约束。发展阶段约束是指该定理只存在于工业化初期与中期，工业化后期并不成立，今天欧美制造业强势回归就是例证。所谓分工范围约束，是指该定理的适用范围要由分工范围决定。若分工仅局限于一个县，该定理就只适用于这个县；分工若扩大到一个省，此定理就适用于这个省；若一个国家形成了地区分工，此定理就适用于这个国家而不适用于某个地区。
举例说吧。假定一个国家有甲、乙、丙三个地区，甲地的比较优势是农业，乙地的比较优势是工业，丙地的比较优势是第三产业。设若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地区分工，这样甲、乙、丙三地应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大可不必拘泥于“配第—克拉克定律”。从单个地区看虽然每个地区都不符合该定理，但只要这个国家仍处在工业化中期，其整体结构演进趋势仍会与该定理一致。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那时英国的结构演进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但德文郡却是发展农业；曼彻斯特是发展工业；而伦敦则是发展金融服务业。
目前，中国各地都制定出了“十三五”规划，据了解，不少地方政府，表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我看来，这还是政府主导调结构的思路。中国第三产业应该发展，但并不等于各地要齐头并进，更不应拔苗助长。不然大家一窝蜂，地区结构肯定会雷同，而且容易导致实体经济虚脱。所以，结构调整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精神，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政府要做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放开商品价格，让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全方位地提供公共服务；针对结构瓶颈补短板。
协调发展涵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等诸多方面。但若从学理角度看，以上各方面的协调最终要反映为两个层面的协调：一是总量平衡；二是结构合理。
先看总量平衡。我们知道，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总量不平衡表现为商品短缺，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市场经济下的总量不平衡，通常表现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产能过剩或商品过度库存、失业率上升。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普遍的生产过剩，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此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大行其道，并一度成为西方国家的国策。
从结构入手推动无疑是对经济学的一个创新
在凯恩斯看来，扩大需求的重点是投资。理由有两个：一是供求总量要平衡，储蓄必须转化为投资。他是这样论证的：假定一个国家只有企业与居民两个部门（不考虑税收、政府支出与进出口），于是从总收入（供给侧）看：国民收入=工资+利润+利息+地租=消费+储蓄；而从总支出（需求侧）看：国民收入=投资+消费。总收入等于总支出，则：消费+储蓄=投资+消费。等式两边都含消费，故左边的储蓄必等于右边的投资。
上面论证看上去天衣无缝，但其实有疑点。不错，在年底回头看当年的国民收入存量，储蓄确实等于投资；但若在年底看下一年的国民收入流量，保持总量平衡却未必要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储蓄可向两个方向转化：如果投资需求不足，储蓄可转化为投资；如果消费需求不足，储蓄则可转化为消费。事实上，不仅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扩内需；储蓄转化为消费也可扩内需，肇始于欧美、风行全球的信贷消费，就是将储蓄转化为消费的例子。
凯恩斯主张刺激投资的另一理由，是他认为投资对扩大需求有乘数效应。如投资兴建一家汽车厂，生产汽车需要钢铁，于是可扩大钢铁厂的需求，钢铁厂炼钢需要买煤，则可扩大煤矿的需求，煤矿需买采掘机，又可扩大机械厂的需求。我们不否认投资有乘数效应，但消费也有加速效应：消费者购买汽车，可扩大汽车厂的需求，而汽车厂需买钢铁，又可扩大钢铁厂的需求，以此类推，也一样会产生连锁的需求放大效应。而且经济学并未证明，对拉动需求，扩投资一定胜于扩消费。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表明凯恩斯理论并非灵丹妙药。
中央当前力推的供给侧改革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重点在减税。而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是结构改革。从结构入手推动总量平衡，无疑是对经济学的一个创新。
现在的问题是，结构改革人们还有不同意见
现在的问题是，结构改革由谁来主导，对此人们还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政府应成为调结构的主体，而按照经济学分析，若让政府作为调结构的主体至少应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政府要事先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合理的结构：第二，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更懂得市场；第三，行政调节要比市场调节更有效。
政府能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么？政府官员并非先知先觉，自然很难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九五”时期政府曾提出要振兴煤炭、钢铁、汽车、建材等产业，可到“十五”时期就出现过剩。2009年，国家颁布《十大重点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而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所涉产业几乎都属于2009年要振兴的产业。
那么政府官员是否比企业家更懂市场呢？官员常常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看错了市场自己不赔钱；企业家一旦投错了项目，赔的是真金白银，所以一般说来官员不会比企业家对市场更敏感。倒是行政调节与市场调节哪个更有效，不好一概而论。行政调节相对市场调节见效快，但容易一刀切；而市场调节虽非一刀切，但见效慢。
两害相较取其轻。结构调整的主体，我认为应该是企业而非政府。虽然企业家也不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才是好结构，但市场知道。因为市场价格会反映供求状况。由于企业家更关注市场，他们能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调整生产，让供给去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第三产业应该发展，但并不等于各地要一窝蜂，
更不应拔苗助长
目前国内有一流行观点，认为判断一个地区结构是否合理，关键要看第三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结构就越合理。此看法显然是来自“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中曾比较过英国农民、手工业者与船员收入，得到的结论是：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预言：劳动力将会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1940年英国学者克拉克又以40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作样本，验证了配第的这一预言。
“配第—克拉克定理”没有错，但很多人却不知道该定理只有在两个约束下才成立：一是发展阶段（时间）约束；二是分工范围（空间）约束。发展阶段约束是指该定理只存在于工业化初期与中期，工业化后期并不成立，今天欧美制造业强势回归就是例证。所谓分工范围约束，是指该定理的适用范围要由分工范围决定。若分工仅局限于一个县，该定理就只适用于这个县；分工若扩大到一个省，此定理就适用于这个省；若一个国家形成了地区分工，此定理就适用于这个国家而不适用于某个地区。
举例说吧。假定一个国家有甲、乙、丙三个地区，甲地的比较优势是农业，乙地的比较优势是工业，丙地的比较优势是第三产业。设若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地区分工，这样甲、乙、丙三地应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大可不必拘泥于“配第—克拉克定律”。从单个地区看虽然每个地区都不符合该定理，但只要这个国家仍处在工业化中期，其整体结构演进趋势仍会与该定理一致。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那时英国的结构演进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但德文郡却是发展农业；曼彻斯特是发展工业；而伦敦则是发展金融服务业。
目前，中国各地都制定出了“十三五”规划，据了解，不少地方政府，表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我看来，这还是政府主导调结构的思路。中国第三产业应该发展，但并不等于各地要齐头并进，更不应拔苗助长。不然大家一窝蜂，地区结构肯定会雷同，而且容易导致实体经济虚脱。所以，结构调整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精神，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政府要做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放开商品价格，让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全方位地提供公共服务；针对结构瓶颈补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