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是一个和谐统一的白足整体，但是这种和谐统一并不是编程式的排列，也可能是在反常的艺术表达中形成辩证的和谐统一。在文学作品中，作家根据情感、主旨的表达需要，往往采用背离常规的陌生化表达方式，形成文本的特殊的“吁请”结构，引起读者的审美期待，诱导读者发现文本的言外之意，这就是所谓“反常合道”。简要地说，“反常”，就是打破常规的表达方式，用“陌生化”的表达方式给读者造成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合道”，就是从文本主旨和艺术表达上说，却又合乎文本的书写逻辑。“反常合道”是文学创新和继承二元统一的重要方式。
　　如果说作家“反常合道”的创作遵循“意蕴一表达”的思维脉络展开，呈现文本的深刻意蕴，那么读者的欣赏则须沿着“表达一意蕴”的线索，捕捉文本的深刻意蕴。读者在探究性阅读中，通过发现文本表达的反常之处，探寻文本潜藏着的逻辑关联，体验并发掘作者的真正创作意图。
　　应该承认，一个成熟的读者如果能有意识地从表达的“反常”处解读文本，就会进入文本的内在机理。比如，我们在解读《种树郭橐驼传》时，试用这一方法，就会发现该文存在三处“反常”的表现：一是标题为何特别点明人物的职业特征“种树”;二是为何特别点明人物的生理特征“橐驼”，且主人公为何欣然接受这带有侮辱性的外号呢;三是人物的职业、生理特点与主题表达构成何种关系？
　　先谈第一个问题。为何特别点明人物的“种树”职业？从标题上看，文章是一篇人物传记。传记文学本源为先唐史书，史书的人物传记一般都直接称之为“某某传”，很少将人物的具体职业直接标示在题目之中，即便如“商贾传…‘伶官传…‘游侠传”这类带有人物职业特点的人物称谓，也只是这一类人物职业特点的抽象代称。柳宗元其他的人物传记或用“某某传”为题，如《童区寄传》;或用一类人职业特点的抽象代称，如《捕蛇者说》。那么这篇传记的题目在“郭橐驼传”前面为何要特别加上人物的具体职业“种树”二字？而且联系文章内容，并没有记录郭橐驼的生平事迹，只是借郭橐驼种树阐明“与吾业者其亦有类”的养人之术。由此我们也可以联想到柳宗元其他作品，如《三戒》之类。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实际上糅合了传记散文与一般寓言的写法，创造了一种新的寓言体式。寓言是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意味深长的道理，給人以启示的文学体裁。本文主旨是由叙写郭橐驼种树之法而引申出统治者的养人之术，由树及人，以事明理。种树是说理的源头，因而题目中特别标示“种树”的职业特点。
　　再谈第二个问题。本源为先唐史书的人物传记也不以人物的生理特点为标题，那么本文为何在标题中特别标示人物的生理特征“橐驼”？另外，橐驼是一个含有调侃、讥讽、轻蔑甚至侮辱意味的外号，橐驼本人为何说“甚善，名我固当”？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材第二册教师教学用书解读为：“称他为‘驼’，是指其病而为号，并不雅。最为难得的是，驼竟放弃自己原来的名字，也这样自称起来。作者寥寥数笔，就勾勒小人物豁达的性格，令人猜想在这豁达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自信，也就增强了阅读的兴趣。”说称他为“橐驼”，勾勒出人物“豁达的性格”，隐蔽着心理的“自信”，显然是误读。如果真是表现人物的豁达自信，这不仅与下文没有相应的勾带关系，而且也疏离了本文的主旨。文章主旨是由养树之道推演出统治者的养人之术，告诫为官者不能“好烦其令”，扰民伤民，显然与所谓郭橐驼的豁达自信完全没有关系。作者之所以用橐驼作为文章标题，而且本人也欣然接受，显然有着特殊的寓言含义，与文章的说理主题构成隐性的逻辑关联。在表现手法上，“橐驼”和“种树”也形成隐性的内在呼应。这在下文再详细论述。
　　最后谈第三个问题。人物的种树职业、生理特点与说理的主题有何关系，是文本阅读的核心。本文的体裁是寓言，所阐述的统治者养人之术由郭橐驼种树之理延宕而来，其说理的核心就是“吾问养树，得养人术”。而橐驼种树的特点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即顺应自然，达乎本性。这显然是庄子的基本哲学观念。如《逍遥游》的核心是强调“无待”逍遥的生命状态，无论是自然中的鲲鹏、蜩与学鸠、朝菌与蟪蛄、冥灵与大椿，还是社会中的智者、行者、德者以及超然世俗的宋荣子、列子，都没有达到这种生命状态，要达到这种生命状态，就必须“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万物的根本是自然，唯有顺应天地四时的自然变化，才能进入逍遥无待的生命状态。非常有趣的是，庄子寓言还常常将这种顺应自然的生命状态外化为人的生理状态，用极端的方式塑造了一系列畸人形象，其中佝偻承蜩中的“佝偻丈人”与“橐驼”外形最为接近。他之所以塑造一系列畸人形象，是因为“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庄子·大宗师》），意思是畸形的人，虽然相对于常入而言是畸形，却恰恰顺乎自然（天）。也就是说，畸人正是自然的形象化呈现。柳宗元塑造的畸人形象都是超越世俗、通于“天道”的奇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橐驼欣然接受带有侮辱性的外号也是顺应自然的表现，这样，“橐驼”的“侔于天”、“种树”的“顺之天”和治人的“致其性”，就构成了逻辑上的呼应关系。
　　解决了这三个“反常”的疑窦之后，就可以顺畅地解读文本了。文章主体有三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述结果。橐驼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所以长安富豪人家“争迎取养”，其他种树的人也“窥伺效慕”。种树是橐驼的绝技。第二段，用“莫能如也”引起下文之问。先阐述种树之道的核心原则：“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接下来谈“植木之性”：舒展树根，培土均匀，而且须用树苗原土，夯实土层——栽种时爱之如子;再谈管理之法：自然无为，全其天性——管理时休养生息;最后说明，若植之不得其法，或“爱之太恩，忧之太勤”，背离了树木的自然本性，则是“虽日爱之，其实害之;虽日忧之，其实仇之”，这就从反面证明自然无为、全其天性的重要性和唯一性。第三段，又用“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引出文章主旨。郭橐驼虽说“官理，非吾业也”，但他又从亲身经历说起，官府“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因为政令繁苛，本是爱民，反成祸民;“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百姓不得不“辍飧饔以劳吏”，本是治民，反成扰民：这一切都违背了顺乎民性、休养生息的原则，与种树者“虽日爱之，其实害之;虽日忧之，其实仇之”的道理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问者“得养人术”，并且以橐驼的种树之道作为为官之术的标准。 　　本文结构与《庖丁解牛》类似，都是以事明道，事与道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然而，本文由种树之道正（无为适性）和反（有为逆性）的两种不同结果，引申LI_I治民之道的反（祸民扰民）和正（与民休息）的两种可能结果，形成鲜明对比，使说理比《庖丁解牛》更为显豁。因此，就文体形态而言，《庖丁解牛》重在事件描述，道寓其中;本文唯取人物对话，道存言中。这与柳宗元其他寓言如《三戒》有别，更近于《蝜蝂传》。
　　如果说柳宗元《捕蛇者说》重点批判“苛政猛于虎”，那么本文则是正面说明治政之道在于自然无为、顺乎民性，亦即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这显然与柳宗元所处的时代及思想倾向有关。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鼎盛走向衰微。国家人口锐减，经济衰颓，民生凋敝，亟须休养生息，所以柳宗元这篇寓言乃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然而，文章的出发点是儒家的仁政爱民，而所强调的治政措施则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所以他的措辞不用“治人”而用“养人”。柳宗元思想以儒家为主体色调，但是统合儒道也是他晚年思想的基本倾向之一。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說：“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孑L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孑L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他所创作的《八晋》也正是以援儒人道的方式，强调“民利，民白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一言以蔽之，自然无为，顺乎本性，教化而不扰民，利民使民白利，是基本的“养人之术”。因此，《种树郭橐驼传》中郭橐驼“畸于人而侔于天”的外在形象，“适性”“自然”“无为”的种树之道，以及二者内在逻辑联系中，所蕴含的顺民之天、致民之性、无为而使民白为的“养人之术”，正是柳宗元这一思想的诗意表达。在幽默诙谐的闲澹之笔中，传达m警醒人心的审美韵味。
　　当然，橐驼的“无为”并不是亳不作为，比如论种树之道是“为”，管理之法是“不为”。为，不是强为妄为，而是致乎本性，为而不为;不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乎自然，不为而为。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称之“橐驼”，他没有犀利地抗争，而是安时处顺，循其自然，主动欢悦地接受其名。柳宗元在文本的开端部分实则就已经毫无痕迹地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移植于其中了，且这条主线在文本中并未有任何断裂，一直贯穿至结尾。
　　综上所述，发现文本的“反常”表达，恰恰成为解读文本的端口。如果我们沿着这个端口，细读文本，进而探寻文本的“合道”之处，整个解读过程不仅扩大了文本的阐释空间，同时摆脱了简单提炼信息的浅表化解读模式，从而走向多元化、审美化的解读，并有效提升我们的思维品质。简要地说，从“反常”处探寻“合道”，是文本细读的重要方法之一。《种树郭橐驼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运用这种方法解读文本的示例。圈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科学项目2（）19年度课题“指向提升中学生思维品质的文本细读策略研究”（项目编号：jk19053）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