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未来取决于世界经济向“绿色增长”的快速转型。在绿色增长模式下，经济生产是基于可大量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技术。但目前，由于政府实行化石燃料补贴，又没有相关的税收收入，气候变化的全球外部性问题无法解决，因此碳的定价仍十分混乱。
　　在这样的环境下，促进绿色技术发展的补贴就加倍重要了。首先，补贴能刺激先行者投资于不确定的高风险企业，由此产生的研发行为能产生价值极高的社会效益。其次，补贴能纠正碳定价混乱对技术变迁方向的影响。
　　这两方面的原因为政府培育和支持绿色技术提供了很好的支撑。事实上，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这类支持已经相当多。放眼这些经济体，你会发现旨在鼓励可再生能源使用和刺激绿色技术投资的政府项目琳琅满目。
　　尽管对碳进行完全定价是比政府补贴好得多的纠正气候变化的方式，但大部分政府显然更愿意依靠补贴和监管手段，以增加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盈利能力。通常，当局的动机是助本国产业一臂之力，增强它们的全球竞争力。
　　一般来说，我们会将这些竞争行为的本质视为以邻为壑。从传统产业的全球角度看，市场份额之争是零和博弈，任何用于产生国家收益的资源都会以全球损失作为成本。
　　但在绿色增长条件下，国家刺激本国绿色产业之举却可以有益于全球，即便其动机是狭隘的、出于商业算计的。当跨国溢出效应（spillovers）不利于对碳课税和补贴清洁产业技术开发时，出于竞争力理由提振绿色产业便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产业政策的反对者们一般有两个论据。第一点，政府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判别哪些企业和产业更值得支持。第二点，一旦政府出手支持了某个产业，就免不了受到那些“交游广阔”的企业和游说集团的寻租和政治操纵。2011年美国索林德拉公司（Solyndra，一家在获得了5亿美元政府贷款担保之后倒闭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的例子就正好说明了这两点。
　　在现实中，第一点也就是缺乏“全知”信息，这基本上无关紧要，而第二点的寻租问题其实可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克服。好的产业政策不依赖政府的“无所不知”和选择赢家的能力；事实上，对于一个设计优良的项目来说，失败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必须的一部分。
　　因此，对美国贷款担保计划（US loan-guarantee program）下定论还为时过早。显然，光凭索林德拉公司的例子来进行评估是不合适的，还应考虑到这个担保计划所孵化的许多成功例子。比如特斯拉汽车公司（Tesla Motors）在2009年获得了4.65亿美元贷款担保，目前股票涨势惊人，贷款有望提前还清。美国能源部的一份效能评估报告指出，特斯拉的净效益可达300亿美元—这对于一个22年间投资了近70亿美元（按1999年美元计算）的项目来说，着实是不错的回报。
　　明智的產业政策需要一个能够识别错误、并据此改进战略的机制。明确的对象、可测的目标、密切的监控、合理的估值、良好的规则以及专业性构成了行之有效的“制度防线”。运用它们颇具挑战性，但要是把它们和挑选赢家相比，显然没那么吓人。此外，一个有意识设计、提前预计到可能问题的清晰的产业政策，要比暗中实行的产业政策更能克服信息障碍和政治障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国家战略不是采取补贴国内产业的形式，而是对外国绿色产业课税或限制市场准入的话，那么这样的绿色产业政策可能是有害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案例就具有警世意义。以中国为一方、美国和欧洲为另一方的贸易纠纷吸引了大量眼球。幸运的是，这只是绿色产业政策的例外而不是规则。到目前为止，贸易限制的作用有限，还不如对国内产业进行补贴。
　　在现实中，我们不可能只实行“纯绿色”的产业政策，也就是不可能只考虑绿色技术的开发和推广，而不关注产业竞争力、商业利益和就业增长。间接但具有显著政治重要性的对象—比如“绿色工作岗位”—极有可能继续充当比替代能源或清洁技术更具吸引力的推进产业政策的平台。
　　从全球角度看，如果对国家竞争力的关注能带来一场“补贴战争”而不是“关税战争”，那么情形会好很多，因为前者将扩大清洁技术的全球供给，而后者将限制之。目前我们已经有了“补贴战争”，尽管我们还无法确定这一趋势是否能持续、能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