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春，我刚上小学三年级。因搬迁的缘故，我家决定重砌三间土墙茅草屋。那时经济条件十分落后，连口粮都不够吃，哪有钱去买砖瓦？父亲和哥哥忍着饥饿，拉着一只水泥船，到一百多里外的黄海滩上，买了几十担茅草运回家。苦于买不到木料当房梁，又买了几千块当地泥瓦匠掼的土砖坯当砖头砌山墙代替房梁。
　　父亲选择了一块空地，用牛将垒墙的泥踩了又踩；请来亲戚、邻居，挖垒墙的垡头。那时没有胶轮小车，垒墙的垡头都是靠人工用泥兜担子一担一担挑上来的；没有电夯，硬是靠十几个人抬着几百斤重的石磙将地基一下一下夯实的。虽然那时吃的是糁子饭、糁子煮的山芋干子粥、黑面馒头、粗面疙瘩，很少吃得上米饭和白面馒头，但母亲还是尽量将这些仅有的干粮节省下来，宁愿让家里人多吃几顿粥，也不让帮工的人挨饿。
　　父亲从砌这三间茅草屋起，就很少休息，不是起早贪黑地挖泥、挑泥，就是不停地用榔头捶茅草纺绳，把砌房子买麻绳用的钱省给我们交学费。遇到阴雨连绵的夜晚，父亲总是提心吊胆地睡不着，时常一个人起来拎着马灯苫墙头草，生怕土墙被雨水淋塌。
　　雨过天晴，为了使新垒的土墙结实，住得长久，父亲用茅草绳和几根粗细均匀的细竹子扎了“鞭墙棍”，使劲地鞭打刚垒的土墙，那鞭打土墙的“啪啪”声，我至今记忆犹新。在一家人起早贪黑的操劳下，三间土墙茅草屋总算盖成了。
　　转眼间，已是夏天，正值“锄禾日当午”的季节。在外面辛勤劳累了一天，走进茅草屋，浑身凉爽极了，那感觉不亚于现在走进空调房。到了冬天，外面是冰冻三尺，雪花飞舞，走进茅草屋，总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
　　茅草屋是我们兄妹五人成长的摇篮。小时候，父母在茅草屋里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打猪草、拾柴火。长得稍大一些念书时，假期还得学插秧、摘棉花，挣工分维持生活。每到星期日，父亲交给我们的另一项任务就是驱赶麻雀。茅草屋最怕麻雀糟蹋，特别是茅草做的外山墙上的“八幅”檐。成群结队的麻雀为了修筑它们的巢穴，好像存心跟我们作对似的，有时“呼啦”一下蜂拥而上，飞来几十只，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每只麻雀嘴里叼着一根茅草茎，不一会儿，又“呼啦”一下子飞走，留下几个大小不等的蜂窝状的洞。翌年春天，请泥瓦匠修补“八幅”是一家人的头等大事。
　　为使茅草屋不遭麻雀破坏，父亲让我用一根细长的竹竿，顶端系一块红布，拿在手里不停地摇动，活像一团红色的火焰，麻雀一见，便吓跑了。有时我在茅草屋里做功课，竟忘了麻雀的突然袭击，到了中午或晚上父亲收工回来时，才发现“八幅”上又多了几个麻雀洞。这时，总少不了父亲的责骂声和巴掌声。那时的我，满肚子的委屈说不出，只有辛酸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想，要是有钱砌瓦房，那该多好啊。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茅草屋逐渐减少，瓦房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上世纪80年代末，我家也终于推倒了茅草屋。但是，茅草屋在我的記忆中却是无法抹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