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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科研创新，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创业者跟美国的创业者的组成有哪些不同。我把美国这些年创办的公司分了一下类，一类如苹果和亚马逊等，还有另外一类公司像HP、Microsoft这些，这两类公司有共同点，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类是从企业出来的人创办的企业，而后一类人是直接从学校所学进行的应用研究做起，我们称之为学院派。中国最近这些年创办的企业可以关注草根企业家，一大堆的名字都非常响亮。学院派早期有方正、联想，最近十几年来这一类的创业企业几乎消失了。
实际上这两类企业，一类是“游击队”、八路军，另外一类是“国军”、正规军。但很遗憾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的创业史上我们的“国军”消失了，这可能引出来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国家这些年大部分的科研经费、教育经费实际上都投在“国军”，这更是应该产生很多高科技的企业出来，但非常遗憾没有达到我们所看到的效果，就像昨天我们都关注的环保问题，所以这是我一个问号。当然中国在今后10年、20年，如果要能够达到实现“中国梦”，“国军”应该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应该说会成为主力。
因此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可能在教育科研的体制下，补上迷失的力量。所以就想从香港科技大学我的实验室做起，看看有没有可能做到。
我自己是在科技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做了个很小的实验室——自动化技术中心，我也把我们系跟美国最牛的一些学校比如MIT（麻省理工大学）等做了比较，我们的老师差不多，但我们的科研经费只有他们的1/4～1/5不到，这种数字是任何一所“985”学校都会超过的。我自己1992年加入到香港科技大学，我自己的科研经费在系里面也是低于平均数的。
我1992年去了科技大学，一直要做研究，期间有一个小的事情，引发了一些变革。有一天一个香港的老板在顺德开了一家厂，买了一台设备怎么都搞不定，最后他说李教授你能不能帮我把设备搞定，我说我只教课、做研究，你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老板很失望地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走过来放了一张空白支票说李教授你看着办吧，那时候科大的科研经费还是不够，我们就拿了一半控制卡，把他的设备修复了。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学校的研究有可能对周边的企业产生推动作用，但要做到这件事情必须大批量地复制，也必须创办一家公司。
我们也知道，学校老师要创办一家公司要具备三个因素：一个就是要与你的科研有关系。第二个，学校要有这么一个政策，有利于从学校的研究变成产业，我看到内地这么多学校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建立这个政策，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纠纷。第三个，要有一个平台，因为当时深圳要产业升级，深圳没有大学，所以当时北大的书记、科大的校长还有深圳市市长开人大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借鸡生蛋”的模式，政府提供土地、资源，让两所学校到深圳来办一个大学，进行科学研究办企业的方式。当时，深圳市领导到科大一个一个敲门，希望老师能够来深圳做这个事情，启动了深圳的创新模式。
我们看到珠三角的制造业，以前都是ODM的模式，这种模式找一个女工就干起来，一定的程度上它能赚钱，能满足当时的需求。但这种模式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中国发展到这个拐点的时候，一定需要自己的设计来支撑中国的制造业，设备机械可以山寨，但控制和软件没办法山寨。
通过目标案例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以前我招研究生都是从内地最好的学校招成绩最好的学生，后来，发现这些学生的创新能力跟成绩是不匹配的，而且我们原来的课程都是从美国MIT、伯克利拿过来的课程，最后就使得我思考应该怎么设计我们的课程，培养有创新能力的学生。
我的体会是，第一点是学生要有兴趣、有理想、有激情来做事情。第二个，在学校创业不是商学院开一门创业课程，而是整个的创业文化氛围，它的课程设计都是创业的课题，实际上像谷歌和雅虎都是这么起来的。第三，同门的师兄弟是最好的创业伙伴，学生跟老师在创业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关系，学生有激情有创新，但是他们缺少资源。在这方面学校的老师、学校政府应该是打造一个创新创业的平台和体系，使得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干起来。
科大以前在拼命地追求文章，现在也在进行反思。我们大学到底应该是怎么来定位的？所以我们也有了尝试，就是成立了一个机器人研究所，把学习教学研究跟创业一体化集成起来。之后我们在松山湖打造了一个机器人产业基地，希望香港内地还有国外的机器人、智能硬件等从业的年轻人，能够到一起来，我们把零部件和制造体系提供给他们，使得更多的企业能够一个一个地走出去。
我讲这么多，实际上我最后想总结一下，珠三角尤其是深港这一块是世界上最好的创业乐园，硅谷有的我们都有，硅谷没有的我们也都有。大家没有意识到我们香港的几所高校是香港最宝贵的资源，以前大家看香港就是你的海港、你的金融，但是我说错了，香港最宝贵的是这几所大学，高校跟珠三角的产业体系结合起来，是完全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的，我希望政府、学校、老师把创业的最后一公里打通，只有通过引领中国机器人产业还有整个世界新硅谷的发展，香港的高校才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
第一类是从企业出来的人创办的企业，而后一类人是直接从学校所学进行的应用研究做起，我们称之为学院派。中国最近这些年创办的企业可以关注草根企业家，一大堆的名字都非常响亮。学院派早期有方正、联想，最近十几年来这一类的创业企业几乎消失了。
实际上这两类企业，一类是“游击队”、八路军，另外一类是“国军”、正规军。但很遗憾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的创业史上我们的“国军”消失了，这可能引出来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国家这些年大部分的科研经费、教育经费实际上都投在“国军”，这更是应该产生很多高科技的企业出来，但非常遗憾没有达到我们所看到的效果，就像昨天我们都关注的环保问题，所以这是我一个问号。当然中国在今后10年、20年，如果要能够达到实现“中国梦”，“国军”应该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应该说会成为主力。
因此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可能在教育科研的体制下，补上迷失的力量。所以就想从香港科技大学我的实验室做起，看看有没有可能做到。
我自己是在科技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做了个很小的实验室——自动化技术中心，我也把我们系跟美国最牛的一些学校比如MIT（麻省理工大学）等做了比较，我们的老师差不多，但我们的科研经费只有他们的1/4～1/5不到，这种数字是任何一所“985”学校都会超过的。我自己1992年加入到香港科技大学，我自己的科研经费在系里面也是低于平均数的。
我1992年去了科技大学，一直要做研究，期间有一个小的事情，引发了一些变革。有一天一个香港的老板在顺德开了一家厂，买了一台设备怎么都搞不定，最后他说李教授你能不能帮我把设备搞定，我说我只教课、做研究，你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老板很失望地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走过来放了一张空白支票说李教授你看着办吧，那时候科大的科研经费还是不够，我们就拿了一半控制卡，把他的设备修复了。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学校的研究有可能对周边的企业产生推动作用，但要做到这件事情必须大批量地复制，也必须创办一家公司。
我们也知道，学校老师要创办一家公司要具备三个因素：一个就是要与你的科研有关系。第二个，学校要有这么一个政策，有利于从学校的研究变成产业，我看到内地这么多学校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建立这个政策，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纠纷。第三个，要有一个平台，因为当时深圳要产业升级，深圳没有大学，所以当时北大的书记、科大的校长还有深圳市市长开人大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借鸡生蛋”的模式，政府提供土地、资源，让两所学校到深圳来办一个大学，进行科学研究办企业的方式。当时，深圳市领导到科大一个一个敲门，希望老师能够来深圳做这个事情，启动了深圳的创新模式。
我们看到珠三角的制造业，以前都是ODM的模式，这种模式找一个女工就干起来，一定的程度上它能赚钱，能满足当时的需求。但这种模式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中国发展到这个拐点的时候，一定需要自己的设计来支撑中国的制造业，设备机械可以山寨，但控制和软件没办法山寨。
通过目标案例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以前我招研究生都是从内地最好的学校招成绩最好的学生，后来，发现这些学生的创新能力跟成绩是不匹配的，而且我们原来的课程都是从美国MIT、伯克利拿过来的课程，最后就使得我思考应该怎么设计我们的课程，培养有创新能力的学生。
我的体会是，第一点是学生要有兴趣、有理想、有激情来做事情。第二个，在学校创业不是商学院开一门创业课程，而是整个的创业文化氛围，它的课程设计都是创业的课题，实际上像谷歌和雅虎都是这么起来的。第三，同门的师兄弟是最好的创业伙伴，学生跟老师在创业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关系，学生有激情有创新，但是他们缺少资源。在这方面学校的老师、学校政府应该是打造一个创新创业的平台和体系，使得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干起来。
科大以前在拼命地追求文章，现在也在进行反思。我们大学到底应该是怎么来定位的？所以我们也有了尝试，就是成立了一个机器人研究所，把学习教学研究跟创业一体化集成起来。之后我们在松山湖打造了一个机器人产业基地，希望香港内地还有国外的机器人、智能硬件等从业的年轻人，能够到一起来，我们把零部件和制造体系提供给他们，使得更多的企业能够一个一个地走出去。
我讲这么多，实际上我最后想总结一下，珠三角尤其是深港这一块是世界上最好的创业乐园，硅谷有的我们都有，硅谷没有的我们也都有。大家没有意识到我们香港的几所高校是香港最宝贵的资源，以前大家看香港就是你的海港、你的金融，但是我说错了，香港最宝贵的是这几所大学，高校跟珠三角的产业体系结合起来，是完全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的，我希望政府、学校、老师把创业的最后一公里打通，只有通过引领中国机器人产业还有整个世界新硅谷的发展，香港的高校才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