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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合同永远不可能涵盖拍摄中可能出现的所有分歧,临时的表面妥协,会使内在的敌对情绪聚少成多,最后总爆发。
内地电影界最近好不热闹:《肩上蝶》的导演张之亮以退出所有宣传活动相威胁,捍卫自己的“终剪权”;《假装情侣》的导演刘奋斗则声称这部影片与自己“已经没有关系了”,于是观众看到影片上出现“前期导演刘奋斗”的字幕。据悉,刘奋斗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个“前期导演”。
据称,《假装情侣》的导演刘奋斗是因为某一场戏是否有必要拍摄与制片方产生了矛盾,后来片方就换了导演,于是刘奋斗“被判”为“前期导演”,并缺席影片的所有宣传活动。意外的是,影片上映后,票房和口碑均未受影响,甚至被业界称为暑期档的票房黑马。
但刘奋斗表示,他最初是想拍一部类似《当哈里遇上莎莉》的影片,改来改去,变成了现在的“我的野蛮女友”型。《当哈里遇上莎莉》确实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爱情电影,但如果现在移植到中国市场上,不见得观众会买账。这才是两者闹掰的根本原因。
导演有自己的创作诉求,制片人有综合的取舍考虑。这种导演和片方的矛盾由来已久,去年王小帅的《日照重庆》就受到投资方的炮轰,直指王小帅“商业转型”失败。但王小帅则表示,自己并不想“转型”,宁可做个“垦荒农民”。
内地和香港的电影界,之前导演的权力一直很大,往往随心所欲。之后一些香港导演去好莱坞发展,体验到了另外一种工作方式。吴宇森就公开表示,他在香港拍片确实比较自由,但好莱坞很讲究制度化,拍片之前要与出品方一起开好几个月的会讨论所有细节,拍摄过程也由公司完全掌控。
在好莱坞,很多导演也只有拍摄权而没有剪辑权,即便有了剪辑权也没有终剪权。当然,好莱坞也有“自己说了算”的导演,但前提是已连续推出多部卖座影片让投资方完全放心,或者像斯皮尔伯格一样,自己是电影公司的老板。对此,刘奋斗并不认可。《肩上蝶》的导演张之亮坚持要保留原来120分钟版本,坚决反对发行方为了多排场次而把影片压缩到90分钟。
电影的片长当然不能以方便排場次而定。但如果一部谈不上具有商业影响力的影片,时长过长,确实让片方、发行方和院线,甚至观众都很为难。随着国内电影投资的不断升温,导演与投资方的矛盾不断升级。在成熟的电影工业中,游戏规则非常明晰,导演和作为电影投资人代表的制片人要把目标融为一体,才能取得成功。
在中国,电影离真正的标准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些人认为,导演与投资人的矛盾是因为没有事先在合同中约定好。其实,一份合同永远不可能涵盖拍摄中可能出现的所有分歧,临时的表面妥协,会使内在的敌对情绪聚少成多,最后总爆发。更何况“艺术工作者”多以冲动型人格著称,双方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语言方式说服对方,这基本是两个不可沟通的语言系统。
目前较靠谱的办法,是寄希望于双方都有足够的经验,在经验基础上建立一个好的游戏规则。
内地电影界最近好不热闹:《肩上蝶》的导演张之亮以退出所有宣传活动相威胁,捍卫自己的“终剪权”;《假装情侣》的导演刘奋斗则声称这部影片与自己“已经没有关系了”,于是观众看到影片上出现“前期导演刘奋斗”的字幕。据悉,刘奋斗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个“前期导演”。
据称,《假装情侣》的导演刘奋斗是因为某一场戏是否有必要拍摄与制片方产生了矛盾,后来片方就换了导演,于是刘奋斗“被判”为“前期导演”,并缺席影片的所有宣传活动。意外的是,影片上映后,票房和口碑均未受影响,甚至被业界称为暑期档的票房黑马。
但刘奋斗表示,他最初是想拍一部类似《当哈里遇上莎莉》的影片,改来改去,变成了现在的“我的野蛮女友”型。《当哈里遇上莎莉》确实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爱情电影,但如果现在移植到中国市场上,不见得观众会买账。这才是两者闹掰的根本原因。
导演有自己的创作诉求,制片人有综合的取舍考虑。这种导演和片方的矛盾由来已久,去年王小帅的《日照重庆》就受到投资方的炮轰,直指王小帅“商业转型”失败。但王小帅则表示,自己并不想“转型”,宁可做个“垦荒农民”。
内地和香港的电影界,之前导演的权力一直很大,往往随心所欲。之后一些香港导演去好莱坞发展,体验到了另外一种工作方式。吴宇森就公开表示,他在香港拍片确实比较自由,但好莱坞很讲究制度化,拍片之前要与出品方一起开好几个月的会讨论所有细节,拍摄过程也由公司完全掌控。
在好莱坞,很多导演也只有拍摄权而没有剪辑权,即便有了剪辑权也没有终剪权。当然,好莱坞也有“自己说了算”的导演,但前提是已连续推出多部卖座影片让投资方完全放心,或者像斯皮尔伯格一样,自己是电影公司的老板。对此,刘奋斗并不认可。《肩上蝶》的导演张之亮坚持要保留原来120分钟版本,坚决反对发行方为了多排场次而把影片压缩到90分钟。
电影的片长当然不能以方便排場次而定。但如果一部谈不上具有商业影响力的影片,时长过长,确实让片方、发行方和院线,甚至观众都很为难。随着国内电影投资的不断升温,导演与投资方的矛盾不断升级。在成熟的电影工业中,游戏规则非常明晰,导演和作为电影投资人代表的制片人要把目标融为一体,才能取得成功。
在中国,电影离真正的标准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些人认为,导演与投资人的矛盾是因为没有事先在合同中约定好。其实,一份合同永远不可能涵盖拍摄中可能出现的所有分歧,临时的表面妥协,会使内在的敌对情绪聚少成多,最后总爆发。更何况“艺术工作者”多以冲动型人格著称,双方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语言方式说服对方,这基本是两个不可沟通的语言系统。
目前较靠谱的办法,是寄希望于双方都有足够的经验,在经验基础上建立一个好的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