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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高考冒名顶替案闹得沸沸扬扬，在2018年至2019年的山东高等学历数据清查工作中，有14所高校曾公示清查结果，其中有242人被发现涉嫌冒名顶替入学取得学历，公示期后学历做注销处理。
自古以来，为了对抗包括冒名顶替在内的各种舞弊手段，古人也是花尽心思。但尽管如此，自隋唐科举制度形成以来，考场舞弊几乎在每一场科举中都有发现，其中就包括冒名顶替。
唐代冒名选官
隋炀帝大业元年，科举制正式创立。然而，隋朝仅二世而亡，科举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规制。唐代继承了科举制度，但远没有达到标准化、规范化的程度，考生操作的空间很大。
唐代读书人想要通过科举出仕，首先要经过礼部主持的常举考核，此时常举考试的突出特点是试卷成绩并不决定考试结果。因此，要想在常举考试作弊，主要通过“行卷”和“通榜”。
“行卷”是请名流为自己的作品制造声誉，以利录取。应试举子在参加省试之前，将自己平时的作品写成卷轴，送给政坛权要或学界名流，以求其赏识并向主考官推荐。前段时间热播的《无心法师3》中，柳青鸾就曾用“忙于行卷”的借口推辞无心。
所谓“通榜”是主考官请有地位、声望且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来共同决定录取名单。“通榜”者没有看过试卷，他提出的名单主要是依据“行卷”来定夺。
另外，找枪手代考也是唐朝常举考试的常见作弊方式。为了防止代考，一般要求考生提供有详细体貌特征的履历。进场前，考官根据履历验明考生的身份。由于古代没有相片、指纹识别等技术，故设有识认官，专门识认考生，以防冒名顶替入场。每次考试时，考生须通过识认官验证之后方可进场考试。
通过了常举考试，考生还要经过吏部考试，全部合格后方能授官，而这一环节是“冒名”出现最多的一环。吏部选官的一个标准是出身和资历，这就导致一部分人在出身和资历上造假，“有伪主符告而矫为官者，有承接他名而参调者，有远人无亲而置保者”。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由于保存在中央的选人人事档案散失殆尽，冒名顶替更加猖獗，“分见官者，谓之擘名，承已死者，谓之接脚。”
由于社会动荡，很多考生或已身故或流落他地难以找寻，这就给想要冒名顶替的人提供了很大的空子。
唐朝后期，冒名顶替非常普遍，民间相传：“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即使官府对冒名之人身份有疑问，但是人事档案已丢失，其人在家乡的相邻百姓早已在战乱中逃离家乡，哪里还能找到验证真身的亲邻呢？
宋代冒籍科举
宋代科举制度已施行多年，相关制度比较成熟，而且宋朝统治者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对科举极为重视。
为保证公平，宋朝实行了分地取人的解额制。所谓“解额”，就是士人通过各类发解试以后，获得解送礼部参加省试的名额。宋初，发解试并没有固定名额，导致贡举人数太多，贡院之中人满为患。到宋真宗时期，制定了固定解额制，各州郡都限定了参加贡举的人数。
由于唐末和五代北方长期战乱，造成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应的比北方有优势。北宋中叶，山西人司马光和江西人欧阳修就以“逐路取人”（按区域分配中举名额）还是“凭才取人”展开了争论。虽然最后宋英宗还是听取了欧阳修的意见，但是在地区的解额分配中，加大了向北方地区倾斜的力度。
宋朝初年，因为战火未熄，人口流动量大，允许士子异地参加科考。但是到了开宝五年，读书人就必须在籍贯地参加初级的科举考试。
实行解额制以后，开封、应天等地因为解额较多，便于入选，不少士子为了提高中举几率，举家迁移至他处。更有甚者“背本宗而窜他谱，飞赇而移试他道”，造成了很多怪诞的现象，有父子、亲兄弟乡贯不同的情况，更有士子为了假冒户贯居然改变亲属关系，自己的祖宗家谱都不要了，重金请求冒认在其他州郡家户名下。
有的士子祖先对国家有功，不用参加初试，但是这个名额一般是固定的，为了拿到这个名额也会出现冒名现象，但都是用的本家族人的名字。“士子又有免解伪冒入试者，或父兄没而窃代其名，或同族物故而填其籍。”
而针对这种“冒籍”的舞弊行为，政府也实行了严格的预防措施。一是清理核查户籍，乾道年间曾立法：“非本土举人，往缘边久居或置产业为乡贯者，杖一百，押归本贯。”可见刑罚之严厉。
再一种方法就是常见的“结保”，参加贡举考试的士子，每十人为保，有冒籍或者其他违反考试规定的行为，一旦被人告发，同保人连坐，终生剥夺考试资格。“结保”的特点是一人违规，同保连坐，这使得非本保的考生也会用“激光眼”扫描其他组的每一个人，因为一旦发现有违规的情况就能同时淘汰十个人，自己的竞争对手就少了十个！
明清冒籍
为了稳定朝廷在全国的统治，明代科举从宣德朝开始实行分区定额录取制度，也即各省直乡试都要按照所分配的解额录取；会试则是将全国两直十三布政司分为南、北、中三个大的区域，按比例录取。其中，南卷占会试录取额的55%，北卷占35%，中卷占10%。这样，一些心存侥幸的士子“见他方解额稍多，中式颇易，往往假为流移，冒籍入试”。
为防止冒籍冒名，明代也沿袭了宋朝，实行严格的现籍地应试制度和相互“结保”制度。但是，冒籍在明代处罚较轻，只是对考生发回原籍、废去在此之前擁有的功名，以后还可以再考；对考官的任职予以罢免。所以，明代的冒籍顶替现象屡禁不止。
清代对科举的不公平行为，实行了更加严格的预防和惩治措施，特别是在“防”上做更多文章。
清代有种说法“科举必由学校”，就是说一个士子若想参加乡试、会试、殿试，必须要经过童生试合格，成为府、州、县的学员。童生试是科举考试的起始，因此对参加考试考生的资格审查是极其严格的。顺治二年规定，“如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方准应试。”这一举措大大增加了冒籍的难度。
清代考试跟现在一样，必须携带准考证。清代科举考试准考证名为“院试卷结票”，考生赴考前需要亲自去领取“院试卷结票”，如果在赴考时没带“院试卷结票”，不准参加考试。准考证上要写有考生及其曾祖、祖父、父亲、老师及邻居的名字，还需要两位保人画押，以备在领取考卷时查验考生真实身份。一旦被查出替考，将祸及全家，殃及邻里。
清代为防冒籍还独创了一项“审音”制度，即查看学生的方言。清代的童生试中还有一项专门为防止考生冒籍而实行的审音制度。康熙四十年：“广西省土官、土目子弟，有愿考试者，先送附近儒学读书，确验乡音收送。”
之后，审音制度在各地的童生试当中普遍推行。乾隆时期为了防范科场案发，审音有很大程度地重视，此时期出现因为审音而被查出的考生大有人在，均“照例惩治”，给予相应的处罚。
顺天府大兴、宛平二县是清代审音最为严格的地方，因为这两个县的入学率较之其他地方高，冒籍考生也多。最初，审音是由知县负责，后因这两县的知县有包庇纵容的行为，康熙三十九年规定：“嗣后审音不详，或审出不据实承保者，分别以降级、革职论处。”到了雍正九年，又规定“嗣后由府尹不时稽查。”乾隆四年又改为府丞专管审音事。后在乾隆十年，有两个官员再一次审音不力，激怒了乾隆，直接设置了专门的审音御史，自此成为定制。
清代的惩治措施较明代更为严厉，一旦发现冒籍或代考，考生和“枪手”一起问罪，带枷号三个月，还要发配到烟瘴之地充军，“结保”的考生一律打一百杖！虽然没有直接斩首，但是读书人身娇体弱，带着枷号徒步到边地，可能多数走不到目的地就被折腾死了，更别提打一百棍，不死也瘫了。 科举考试自创立初始，就是为了改变朝中官员尽出豪门世族，而寒门子弟出仕无门的现象。不论贫穷还是富贵，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可以通过考试出将入相，为了维护考试公平，历朝都在逐步完善相关制度，并且不断加大惩罚措施，确保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考试展示自己的才学，从而实现梦想。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小黄鱼儿/文）
自古以来，为了对抗包括冒名顶替在内的各种舞弊手段，古人也是花尽心思。但尽管如此，自隋唐科举制度形成以来，考场舞弊几乎在每一场科举中都有发现，其中就包括冒名顶替。
唐代冒名选官
隋炀帝大业元年，科举制正式创立。然而，隋朝仅二世而亡，科举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规制。唐代继承了科举制度，但远没有达到标准化、规范化的程度，考生操作的空间很大。
唐代读书人想要通过科举出仕，首先要经过礼部主持的常举考核，此时常举考试的突出特点是试卷成绩并不决定考试结果。因此，要想在常举考试作弊，主要通过“行卷”和“通榜”。
“行卷”是请名流为自己的作品制造声誉，以利录取。应试举子在参加省试之前，将自己平时的作品写成卷轴，送给政坛权要或学界名流，以求其赏识并向主考官推荐。前段时间热播的《无心法师3》中，柳青鸾就曾用“忙于行卷”的借口推辞无心。
所谓“通榜”是主考官请有地位、声望且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来共同决定录取名单。“通榜”者没有看过试卷，他提出的名单主要是依据“行卷”来定夺。
另外，找枪手代考也是唐朝常举考试的常见作弊方式。为了防止代考，一般要求考生提供有详细体貌特征的履历。进场前，考官根据履历验明考生的身份。由于古代没有相片、指纹识别等技术，故设有识认官，专门识认考生，以防冒名顶替入场。每次考试时，考生须通过识认官验证之后方可进场考试。
通过了常举考试，考生还要经过吏部考试，全部合格后方能授官，而这一环节是“冒名”出现最多的一环。吏部选官的一个标准是出身和资历，这就导致一部分人在出身和资历上造假，“有伪主符告而矫为官者，有承接他名而参调者，有远人无亲而置保者”。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由于保存在中央的选人人事档案散失殆尽，冒名顶替更加猖獗，“分见官者，谓之擘名，承已死者，谓之接脚。”
由于社会动荡，很多考生或已身故或流落他地难以找寻，这就给想要冒名顶替的人提供了很大的空子。
唐朝后期，冒名顶替非常普遍，民间相传：“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即使官府对冒名之人身份有疑问，但是人事档案已丢失，其人在家乡的相邻百姓早已在战乱中逃离家乡，哪里还能找到验证真身的亲邻呢？
宋代冒籍科举
宋代科举制度已施行多年，相关制度比较成熟，而且宋朝统治者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对科举极为重视。
为保证公平，宋朝实行了分地取人的解额制。所谓“解额”，就是士人通过各类发解试以后，获得解送礼部参加省试的名额。宋初，发解试并没有固定名额，导致贡举人数太多，贡院之中人满为患。到宋真宗时期，制定了固定解额制，各州郡都限定了参加贡举的人数。
由于唐末和五代北方长期战乱，造成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应的比北方有优势。北宋中叶，山西人司马光和江西人欧阳修就以“逐路取人”（按区域分配中举名额）还是“凭才取人”展开了争论。虽然最后宋英宗还是听取了欧阳修的意见，但是在地区的解额分配中，加大了向北方地区倾斜的力度。
宋朝初年，因为战火未熄，人口流动量大，允许士子异地参加科考。但是到了开宝五年，读书人就必须在籍贯地参加初级的科举考试。
实行解额制以后，开封、应天等地因为解额较多，便于入选，不少士子为了提高中举几率，举家迁移至他处。更有甚者“背本宗而窜他谱，飞赇而移试他道”，造成了很多怪诞的现象，有父子、亲兄弟乡贯不同的情况，更有士子为了假冒户贯居然改变亲属关系，自己的祖宗家谱都不要了，重金请求冒认在其他州郡家户名下。
有的士子祖先对国家有功，不用参加初试，但是这个名额一般是固定的，为了拿到这个名额也会出现冒名现象，但都是用的本家族人的名字。“士子又有免解伪冒入试者，或父兄没而窃代其名，或同族物故而填其籍。”
而针对这种“冒籍”的舞弊行为，政府也实行了严格的预防措施。一是清理核查户籍，乾道年间曾立法：“非本土举人，往缘边久居或置产业为乡贯者，杖一百，押归本贯。”可见刑罚之严厉。
再一种方法就是常见的“结保”，参加贡举考试的士子，每十人为保，有冒籍或者其他违反考试规定的行为，一旦被人告发，同保人连坐，终生剥夺考试资格。“结保”的特点是一人违规，同保连坐，这使得非本保的考生也会用“激光眼”扫描其他组的每一个人，因为一旦发现有违规的情况就能同时淘汰十个人，自己的竞争对手就少了十个！
明清冒籍
为了稳定朝廷在全国的统治，明代科举从宣德朝开始实行分区定额录取制度，也即各省直乡试都要按照所分配的解额录取；会试则是将全国两直十三布政司分为南、北、中三个大的区域，按比例录取。其中，南卷占会试录取额的55%，北卷占35%，中卷占10%。这样，一些心存侥幸的士子“见他方解额稍多，中式颇易，往往假为流移，冒籍入试”。
为防止冒籍冒名，明代也沿袭了宋朝，实行严格的现籍地应试制度和相互“结保”制度。但是，冒籍在明代处罚较轻，只是对考生发回原籍、废去在此之前擁有的功名，以后还可以再考；对考官的任职予以罢免。所以，明代的冒籍顶替现象屡禁不止。
清代对科举的不公平行为，实行了更加严格的预防和惩治措施，特别是在“防”上做更多文章。
清代有种说法“科举必由学校”，就是说一个士子若想参加乡试、会试、殿试，必须要经过童生试合格，成为府、州、县的学员。童生试是科举考试的起始，因此对参加考试考生的资格审查是极其严格的。顺治二年规定，“如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方准应试。”这一举措大大增加了冒籍的难度。
清代考试跟现在一样，必须携带准考证。清代科举考试准考证名为“院试卷结票”，考生赴考前需要亲自去领取“院试卷结票”，如果在赴考时没带“院试卷结票”，不准参加考试。准考证上要写有考生及其曾祖、祖父、父亲、老师及邻居的名字，还需要两位保人画押，以备在领取考卷时查验考生真实身份。一旦被查出替考，将祸及全家，殃及邻里。
清代为防冒籍还独创了一项“审音”制度，即查看学生的方言。清代的童生试中还有一项专门为防止考生冒籍而实行的审音制度。康熙四十年：“广西省土官、土目子弟，有愿考试者，先送附近儒学读书，确验乡音收送。”
之后，审音制度在各地的童生试当中普遍推行。乾隆时期为了防范科场案发，审音有很大程度地重视，此时期出现因为审音而被查出的考生大有人在，均“照例惩治”，给予相应的处罚。
顺天府大兴、宛平二县是清代审音最为严格的地方，因为这两个县的入学率较之其他地方高，冒籍考生也多。最初，审音是由知县负责，后因这两县的知县有包庇纵容的行为，康熙三十九年规定：“嗣后审音不详，或审出不据实承保者，分别以降级、革职论处。”到了雍正九年，又规定“嗣后由府尹不时稽查。”乾隆四年又改为府丞专管审音事。后在乾隆十年，有两个官员再一次审音不力，激怒了乾隆，直接设置了专门的审音御史，自此成为定制。
清代的惩治措施较明代更为严厉，一旦发现冒籍或代考，考生和“枪手”一起问罪，带枷号三个月，还要发配到烟瘴之地充军，“结保”的考生一律打一百杖！虽然没有直接斩首，但是读书人身娇体弱，带着枷号徒步到边地，可能多数走不到目的地就被折腾死了，更别提打一百棍，不死也瘫了。 科举考试自创立初始，就是为了改变朝中官员尽出豪门世族，而寒门子弟出仕无门的现象。不论贫穷还是富贵，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可以通过考试出将入相，为了维护考试公平，历朝都在逐步完善相关制度，并且不断加大惩罚措施，确保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考试展示自己的才学，从而实现梦想。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小黄鱼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