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职的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收到一位研究生送给她看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学生从法律图书馆借来，名字叫《难忘的判决》，作者是让·德克拉斯。该书讲述的是16世纪40年代，发生在法国南方乡村一个冒充别人丈夫的案子：一个名叫马丁·盖尔的农民突然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直到八年后，他回家了—或者说人人都以为他回来了，那时老父亲已去世，但他总算能与妻子重聚，并拿回了叔叔皮埃尔掌管下的父亲留给自己的遗产。然而，三四年美满的婚姻生活之后，他被叔叔皮埃尔送上审判席，皮埃尔认定这个新马丁是个冒牌货。案子几经周折，上诉到图卢兹高等法庭，新马丁的表现毫无破绽，可就在法庭准备将他开释时，一个木腿人闯入，真正的马丁·盖尔出现，骗子终于露馅，最终被送上火刑架。
　　戴维斯读罢此书的第一反应是，“应该拍成一部片子”。机缘巧合的是，电影剧本作家让·克劳德·卡里埃与导演达尼埃尔·维涅正在策划一部同一题材的片子，1980年，戴维斯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成为了电影《马丁·盖尔归来》的历史顾问。
　　作为这部电影的历史顾问，虽然手头掌握了“真假马丁·盖尔”案件详实的法庭记录，更有两部当时的文献详尽描写这件事情，其中一个作者，甚至还是审理案件的法官，但是如何将书中主人公与他们生活的周遭社会之间建立关联？这是作为历史顾问的戴维斯在处理历史社区时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
　　16世纪的法国农民，百分之九十以上不会写字，而且那是一个没有录音机、照相技术、指纹鉴别的时代——面对历史学家经常遇到的这种资料本身的沉默所带来的麻烦，演员德帕迪约塑造的“假马丁·盖尔”形象让戴维斯大受启发。“他以冒充的身份回到别人家乡，显得既胆大妄为又暗中心虚。尤为惊人的是，这个角色不仅符合故事的逻辑，更具有中世纪农民的质感”。德帕迪约的表演技术向历史学者的戴维斯打开了一扇通向“历史实验室”的窗子—“也许可以主要将电影视作一场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一场思想试验，而不是在讲述真相”。
　　电影于1982年开始公映，获得了不错的反响。而戴维斯意识到电影制作本身的局限，“觉得存在对这一故事进行重新解读的可能”，就用自己的讲述方式完成了《马丁·盖尔归来》一书，1982年出版了法文版，次年出版英文版。
　　《马丁·盖尔归来》出版后，颇得史学界好评，有论者评价此书“富有想象力，且是一部有理有据、讨论机智的历史著作”，后现代史学倡导者之一安克斯密特则将之称为“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作之一。但此书也引起了一些争论，有人几乎全面挑战了戴维斯的诠释，认为戴维斯对书中马丁妻子贝特朗的刻画完全出自她一己“杜撰”，根本无法在她使用的资料中得到印证。
　　而当史料对人物的动机和行为保持沉默，史学家根据具体的时空背景和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推断其可能性，戴维斯认为，“这种情形实属难免”。如书中，戴维斯对贝特朗的心理刻画及对她行为的诠释常常出现“也许”、“兴许是”的字眼，“这与史学求真的原则并无冲突”，戴维斯说。
　　马丁·盖尔的出走，不但展现了马丁不一样的生活追求，以及法国农民的精神世界的差异和丰富，也对法国农民的家庭关系、父子关系等进行了非常深入的阐释。马丁·盖尔本身是一个叛逆的儿子，他和固执的父亲以及整个家族的关系都是脆弱的，除了与其他年轻人击剑比赛和变把戏外，他对所生活的这个地方几乎提不起任何兴趣。反而他对财产、婚姻、土地的之外的生活梦寐以求。一次，马丁从父亲那“偷”了一点粮食，根据家规，偷窃行为不可饶恕，马丁于是选择离开，从此杳无音信。在路上，马丁·盖尔见到了大世面，他给意大利贵族做仆从，又参军打仗，最后弄断了一条腿。
　　而在老家，马丁妻子贝特朗的遭遇，则展现了法国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她们在整个家庭、社会中所要扮演的角色。被丈夫抛弃后，她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妇（除非她握有丈夫死亡的证据），法律也没有提供给她更便捷的解决方法，她于是寄希望于儿子能在某天继承财产，而“假马丁”的出现，给她带来了自身境遇的一次拯救。通过开诚布公或者心照不宣的协议，贝特朗帮“假马丁”成为她的丈夫，而且在与“假马丁”共处的时候，贝特朗发现，他是一个可以平和、友善且带着感情一起生活的男人。然而“假马丁”与叔叔皮埃尔的争执打破了生活的平静，皮埃尔质疑“假马丁”的真实性，并将其告上法庭。通过对“假马丁”的审判，戴维斯将当时社会法律的原则、审判程序等加以细致全面地呈现，更好地诠释了当时人的法律生活。真假难辨之际，法官德克拉斯本着罗马法“宁可放过有罪者，不可误罚无辜人”的原则，放过了“假马丁”，毕竟在法官看来，贝朗特需要丈夫，而孩子们需要父亲。 可就在宣判的最后一刻，瘸腿马丁出现了，审判结果自然逆转，“假马丁”被处死，伦理情感最终屈从于法律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