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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许多军史爱好者能如数家珍地聊起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军旅辉煌，但对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这位“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我党我军最早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之一，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为创建和加强我军政治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开国上将宋任穷语）的“第二野战军第三号人物”，许多人则不太了解。
“在毛主席的亲自引导下走上了
革命道路”，又因“拥毛”备受打击
1900年12月，张际春出生于湖南宜章县天塘乡罗轸洞，父母是境况一般的朴实农民。1920年夏天，一家人省衣节食，把他送到省立湖南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在这所学校学习，成为张际春革命生涯的起点。在张际春手下工作过的宋任穷，曾深情地回忆：“际春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在毛主席的亲自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早在我党建立的第2年，即1922年，际春同志在湖南第三师范读书时，就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演讲，受到了政治启蒙，积极投身于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6年11月，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高潮中，张际春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本乡第一个党小组组长。
1928年1月，张际春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任中共宜章县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和县农民协会秘书长，在从戎的同时，操起了笔杆子。这年4月，朱德、毛泽东会师井冈山，5月4日，根据湘南特委决定，将朱、毛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张际春奉命到王佐部开展党的政治工作。此时，宋任穷在他领导下担任宣传干事和连党代表。宋任穷后来回忆道：“我看到际春同志处处认真地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深入连队和士兵同甘共苦，和士兵打成一片，细致、耐心地宣传党的政策，做连队的建党工作，用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改造这两支部队，进行了大量工作。”
1930年8月至次年1月，由于表现突出，张际春被推荐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成为“红色舆论主管者之一”。
1931年5月以后，为在实战中锻炼张际春的政治工作能力，毛泽东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分配他到4个红军师担任过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对于他的工作能力，宋任穷曾有过评价：“际春同志担任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政委，我在该师任团政委。他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要担任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项任务的指示，竭尽全力进行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32年12月，在野战部队表现出色的张际春，又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办《战士报》，很快“使《战士报》真正的成为战士的报纸”，在鼓舞红军官兵士气、强化军政军民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战士报》拥护、宣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增强了毛泽东在红军官兵心目中的威望，因此受到“左倾”路线拥护者的侧目。
1934年初，“拥毛”的张际春被“左倾”路线领导人排斥，调任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即公略学校）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由于坚决拥护毛泽东，他受到排挤、打击，很快被撤销了学校负责人的职务。
风雨长征路上，宣传毛泽东“北上”路线，
反对张国焘“南下”路线
1935年9月，张国焘背离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公开分裂党和红军，蒙蔽、欺骗数万红军指战员贯彻其“南下”方针。这时，为培养教育干部，朱德、刘伯承等促成张国焘同意，在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川西松岗（今金川县以北）成立了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担任校长兼政委，原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张际春调到红大工作，一开始担任政治主任教员。
张际春调到红大工作时，正值张国焘悍然决定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并公然成立“第二中央”时期。在翻越夹金山之前，有不明真相的同志受张国焘的蒙蔽，编了一首将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抗日的正确行动污蔑为“向北逃跑”的所谓《红军南下行》的歌曲。张际春听到红大有的同志教唱这首歌时，便立即进行了严肃劝阻，要大家停止唱这种分裂党和红军的歌，并耐心地向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教育同志们正确理解“党中央率领一部分红军北上抗日是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是张国焘事先同意的，也是历史赋予红军的光荣使命”。
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期间，红大存粮很少，部队准备过草地时人均每天仅有2两炒面，只好边行军边筹粮。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和筹集粮草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张际春多次召集指战员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认真研究开展群众工作方法和制定筹集粮草的实施方案及注意事项，特别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和生活习惯，并挑选政策观念强的同志组成筹粮队，随部队行军的先头分队行动。筹粮队的指战员克服种种困难，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在人烟稀少的雪山、草地及少数民族地区筹集了一些粮食，补充了部队的部分粮食供给，取得了较大成绩。
在“南下”和二次“北上”期间，为提高学员军政素质，张际春还动员同学们利用业余时间办墙报，如《战火》墙报，坚持每星期出版一次，共出了9期。墙报的内容大都是大家学习、生活与思想情况的反映，同学们纷纷写稿，墙报办得生动活泼，很有意义。在天全县红岩坝时，主办过《战士报》的张际春还创办了红大校刊《红炉》，校长刘伯承亲自书写刊头并题词：“我们学校就是一个红炉，我们学习军事、政治、文化，以及向一切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克服一切困难，就要在这个‘红炉’中锻炼。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在通红的炉火中锻炼出来的。”《红炉》一共办了17期，开始为四开张，用油印，以后改为小册子。主持《战士报》、创办《红炉》，让张际春更加认识到报纸在团结对敌中的作用。
风雨长征路上，老同志对张际春的评价是一致的：“作为红军大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坚决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旗帜鲜明地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起，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为培养造就大批优秀的红军干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作为抗大主要领导之一，
“不但是知名人物，而且是著名人物”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终于“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大也并入中央红军在延安创办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张际春遂进入抗大第二期（1937年1月至1937年7月）第一队学习（同期校友有陈赓、罗炳辉、胡耀邦、杨得志等）。
须知，抗大可不是一般的军事院校：校长是林彪，教育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代理校长是徐向前，副校长有罗瑞卿、滕代远等，各地分校校长有陈毅、李先念、粟裕、陈赓、张云逸、彭雪枫等。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为纪念抗大三周年撰文指出：“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黄埔军校之于国民党，延安抗大之于共产党，意义同样重大。
在抗大这所著名军校的历史上，张际春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际春的革命生涯中，在抗大的6年多时间（1937年1月至1943年3月）是辉煌的一页。抗大总校共创办8期，张际春亲历了7期（第2至第8期），由教育科长、政治部主任一步步干到政治委员。因此，在抗大历史上，张际春不但是知名人物，而且是著名人物。1955年9月，人民军队第一次评授军衔，张际春因已转到地方工作，没有授衔。不过，许多开国大将、上将见到他，都恭恭敬敬地自称“学生”。
在回忆文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回忆抗大政治部的机关作风》中，抗大学员吴凡吾（曾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局长）这样评价张际春和他领导的政治部的工作：
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是个红军老干部，他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和蔼可亲，经常找机关干部谈心，对我们政治上、工作上的进步十分关心，所以大家都乐意接近他，亲切地称呼他“老妈妈”，心里有话也愿意对他讲。他的窑洞里常常聚满了年轻人，他像个慈祥的长者，给大家讲革命故事，说革命道理，循循善诱，对大家教育很大。他处处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大家，无论是工作，还是挖窑洞、开荒生产，都带领大家一块干。他在生活上也从不特殊。有一次，他同大家一起吃饭时，发现自己的菜汤表层油花比别人多了，马上端着菜汤到伙房查问。原来是炊事员看到他身体不好，工作又忙，盛汤的时候有意把浮在汤桶表层的油花多盛一点给他。张际春同志弄清情况后风趣地说服炊事员：“现在大家油水都很少，今后再不要揩同志们的油了！”
在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 （1893—1949） 中，谈到毛泽东关心抗大办学时，特别点到了张际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如刘伯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胡耀邦等。”
组织野战军大部队强渡汝河，
协助刘邓“共同解决了‘温题’”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晋冀鲁豫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薄一波任第一副政委，张际春任第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面积达18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人口2400多万，军队近30万，成为全国七大抗日根据地之一。在这块解放区内，张际春是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当时，毛泽东常常致电“刘邓薄张李”，研究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行动。
作为第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一开始主要协助邓小平、薄一波解决干部的和平麻痹思想。1946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召开练兵会议，刘伯承带头打靶。“砰！砰！砰！”3声清脆的枪响过后，刘伯承从地上敏捷地撑立起来，顺手拍掉沾在衣服上的泥土，扭头对张际春、李达等人说：“我年纪大了，又是一只眼睛，打的成绩不算理想。但今天打靶既是技术上打靶，也是政治上打靶。我们要打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里的和平麻痹思想。”（见《刘伯承传》）张际春心领神会，利用刘伯承带头打靶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典型事例，在军区大会小会上反复进行宣传，喊响了“不但技术上要打靶，政治上也要打靶”的口号，有效地消除了一些高级干部头脑里的和平麻痹思想。
1947年11月上旬，正是秋老冬至的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转战到了鄂皖边的刘家畈。这时，刘邓大军的10多万健儿，都还不曾解决御寒的冬衣。面对困难，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等把解决全军的冬衣作为战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刘伯承一反平日的耐心，雷厉风行地指示后勤负责人说：“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是来自工农的子弟兵，他们中间有各种行家能手。咱们要把部队的弹花、浆染、裁缝巧匠都找出来，以他们为骨干，在每个班、排都开起裁缝铺、被服厂。”邓小平一锤定音：“对，咱们要靠自己创造奇迹！”在下达全军自己动手解决棉衣问题的命令时，张际春着重嘱咐说：“在筹集原料时，一定要注意工商业政策。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店铺，也要按价付款。人逃亡者，可留下借条，将来偿还。”
于是，一个自制棉衣的行动，旋风般地在刘邓大军展开了。一个个小作坊在用竹鞭、树条弹棉花。有的学裁剪，有的学针线。“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不停地从这个连队到那个连队，从这个‘作坊’到那个‘作坊’，亲自看望战土们穿针引线缝制冬衣……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崭新的棉衣就穿到了南征指战员身上。大家暖在心里，笑在脸上，自编的‘棉衣曲’到处歌唱。”当时，有战士一语双关地说：“刘、邓、张首长共同解决了我们的‘温题’！”
参与指挥外线作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参与领导“三查三整”，“不但有苦劳，更有功劳！”
1947年12月上旬，鉴于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反复“围剿”，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野战军采取内线与外线配合的作战方针，迅速实施战略再展开：由刘伯承和张际春率领野战军司令部后方指挥部、第一纵队北渡淮河，向淮西一线展开，扩大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担负外线作战任务；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则率领野战军司令部前方指挥部和第二、三、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 外线作战期间，年过半百的刘伯承，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他那独存的左眼更红了，他的睡眠更少了。张际春和指挥部的参谋们，关心体恤他，除特别重大或党中央指定由他本人回复的事情外，都尽量不打扰他，让他安静地休息。为了刘伯承的健康，张际春主动说：“司令员您坐言，我负责起行！”就这样，一个“坐言”，一个“起行”，一直坚持外线作战到1948年春天。1948年2月24日，邓小平率领野战军前方指挥部北渡淮河，在临泉县韦寨与刘伯承、张际春部会合。一见面，刘伯承对邓小平说：“际春功劳很大！”张际春连连摆手，邓小平公允地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1948年4月中旬，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率领野战军领导机关进入豫西，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在这前后，他们抓紧时机进行了整训和补充。这次整训，主要开展了“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运动，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重点是团以下部队，着重解决部队对新形势和战略任务的认识以及作风纪律问题。“半年多来，部队进出大别山作战，经受了严重困难的考验，出现了普遍减员和战斗力削弱的状况，因此一些指战员对挺进大别山的重大意义不理解，只看到局部损失，看不到全局的伟大胜利，甚至发生纪律松弛、违法乱纪的现象。”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决心用整党整军来克服部队的思想障碍，以便使部队能担当起大战中原的新任务。
除进行了一般部署外，他们还亲自深入到第一、二、三、六各纵队进行思想发动。在张际春具体指导下，各级领导机关开办了整风集训队，基层连队边教育，边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学习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在他的过问下，各级指战员按照新式整军运动的要求，普遍展开了诉苦运动，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入地揭发和克服了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等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增强了斗志，加强了夺取中原斗争新胜利的信心（见《刘伯承传》）。当时，邓小平诚恳地说过：“我看，张副政委这回不但有苦劳，更有功劳！”
“我们部队就是要唱这样的歌：
‘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这时已经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扎下了根，胜利实现了毛泽东预料的最好的前途，党中央遂决定：再建中原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番号为中原野战军；选准配强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任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委，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到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
在中原军区内，张际春是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由于邓子恢“主持地方工作和财经工作”留后方工作，张际春随野战军行动，协助邓小平“以极大精力主持党政”，又成为事实上的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参与指挥了中原战事及决战淮海。
刘邓大军的《战友报》，就是张际春亲自抓的野战小报，报社、印刷厂就设在四轮胶皮轱辘车上。撰稿人行军走路、骑马构思，到宿营地把背包往地上一放就成了“书写桌”。这种“背包文学”、“马上创作”，通过《战友报》迅速传到连队，又通过新华分社转播到延安、各解放区，甚至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
除了办好《战友报》，张际春还领导办了一个不定期的八开四版的小型政治工作报纸《军政往来》，由野战军宣传部部长陈斐琴主办。张际春是这两个报纸社论、专论的主要撰稿人，他以高深的见地和锐利的笔锋写了许多重要的文章。1949年2月，张际春主持撰写的《中原野战军政治部关于淮海战役中部队主要思想情况向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呈送毛泽东，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我们欢迎这样写法的报告，生动又形象，使人看了容易懂得，懂得经验教训到底在何处。”因此，刘邓多次称赞张际春是“难得的宣传家、教育家”。当时，邓小平有言：“有际春在，我省心不少！”
挺进大别山后，部队一些指战员对无后方作战不习惯、不理解，牢骚、怪话出现了。张际春就指导宣传部门创作符合党中央精神的歌曲、快板，大张旗鼓地传唱。其中一首歌曲他特别满意，因为歌词抓住了挺进大别山的意义：“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1947年9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在光山县以南的王大湾召开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批评部分干部讲牢骚怪话时，曾不约而同地表扬了张际春主持创作的鼓舞斗志的歌曲、快板，刘伯承还一再肯定说：“我们部队就是要唱这样的歌：‘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从此以后，各级人民政权和县、区武装逐渐建立起来，部队的歌声在行军中此起彼伏地响起来。
毛泽东勉励：“就是要把部队政治
工作的好经验，运用到地方宣传中来嘛！”
1949年2月间，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野战军实力达到28万余人，下辖3个兵团，名将济济：第三兵团，由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王近山、杜义德任副司令员；第四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任副司令员；第五兵团，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在这支大军中，张际春是第三号人物，指战员们都敬称他为“三号”。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总前委决定：二野主力为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统一指挥，在湖口至枞阳之间渡江。随后，张际春又与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等一起进军西南，“际春同志担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重庆市军管会主任、西南局第二副书记等职务，并兼任过西南局组织部长和农村工作部长。他协助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领导了西南地区的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工作十分繁重，为加强西南地区部队和地方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宋任穷语）
1954年1月，党中央把张际春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当时，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张际春对毛泽东谦虚地说：“我多年做部队政治工作，对地方宣传业务不熟悉。”毛泽东亲切地勉励他说，“就是要把部队政治工作的好经验，运用到地方宣传中来嘛！” 张际春到中央宣传部工作，毛泽东是非常器重他的。
1954年2月底，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宪法草案初稿的三读稿。“会议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三人，以董必武为主，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对三读稿进行研究和修改。”3月中旬，刘少奇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四读稿，会议决定：以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等八人组成宪法小组，负责初稿的最后修改。
1956年春，为表明对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严正态度，《人民日报》拟发表社论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张际春参与了修改。这年4月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提到此事：“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
《张际春文选》的出版，“是我党政军民各级干部和宣传、文教系统同志们的很好的学习材料”
对张际春这样一位几十年来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认真贯彻毛泽东路线，且和邓小平共事多年且同心同德的人，林彪及“四人帮”怎能不恨之入骨！终于，他们找到了先落井后下石的借口。
1967年7月27日，“文革”大潮已起，张际春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谈了几年来一些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进行人体素描的情况，申诉了他的一贯看法，以及他对毛泽东过去有关批示的认识和理解。他说，要画人体，不写实、不用模特儿当然不行。但使用模特儿，似不一定要从社会上专门雇请，可考虑用别的办法代替。”信中最后写道：“我没有说‘主席批了也不能执行’的话。我是主张要模特儿的，只是就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一些新意见。”这封信传开，林彪及“四人帮”分子如获至宝，他们信口雌黄，一口咬定张际春说过“主席批了也不能执行”，并诬蔑他“顶撞毛主席”、“乱提新意见”，批斗步步升级。
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署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在康生亲笔写的这个名单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93名中有88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张际春名列其中。9月12日，张际春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
1979年1月24日，党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张际春、徐海东等8位同志的平反昭雪追悼会，邓小平主持追悼会，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张际春革命的一生：“他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是我党我军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在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期间，他为培养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建立了功绩。抗战胜利后，他是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得力助手，为取得我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加强西南部队和地方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领导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中，他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宣传、文教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90年秋，由邓小平题写书名、宋任穷作序的《张际春文选》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收入了张际春撰写的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通讯、回忆文章、日记和一些重要讲话稿共45篇，多数没有公开发表过，书中还附录了一些同志缅怀他的文章。在序言中，宋任穷郑重指出：“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本文选，不仅是对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的最好纪念，也对年青一代学习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大有裨益，更是我党政军民各级干部和宣传、文教系统同志们的很好的学习材料。”
“在毛主席的亲自引导下走上了
革命道路”，又因“拥毛”备受打击
1900年12月，张际春出生于湖南宜章县天塘乡罗轸洞，父母是境况一般的朴实农民。1920年夏天，一家人省衣节食，把他送到省立湖南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在这所学校学习，成为张际春革命生涯的起点。在张际春手下工作过的宋任穷，曾深情地回忆：“际春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在毛主席的亲自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早在我党建立的第2年，即1922年，际春同志在湖南第三师范读书时，就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演讲，受到了政治启蒙，积极投身于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6年11月，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高潮中，张际春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本乡第一个党小组组长。
1928年1月，张际春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任中共宜章县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和县农民协会秘书长，在从戎的同时，操起了笔杆子。这年4月，朱德、毛泽东会师井冈山，5月4日，根据湘南特委决定，将朱、毛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张际春奉命到王佐部开展党的政治工作。此时，宋任穷在他领导下担任宣传干事和连党代表。宋任穷后来回忆道：“我看到际春同志处处认真地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深入连队和士兵同甘共苦，和士兵打成一片，细致、耐心地宣传党的政策，做连队的建党工作，用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改造这两支部队，进行了大量工作。”
1930年8月至次年1月，由于表现突出，张际春被推荐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成为“红色舆论主管者之一”。
1931年5月以后，为在实战中锻炼张际春的政治工作能力，毛泽东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分配他到4个红军师担任过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对于他的工作能力，宋任穷曾有过评价：“际春同志担任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政委，我在该师任团政委。他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要担任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项任务的指示，竭尽全力进行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32年12月，在野战部队表现出色的张际春，又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办《战士报》，很快“使《战士报》真正的成为战士的报纸”，在鼓舞红军官兵士气、强化军政军民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战士报》拥护、宣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增强了毛泽东在红军官兵心目中的威望，因此受到“左倾”路线拥护者的侧目。
1934年初，“拥毛”的张际春被“左倾”路线领导人排斥，调任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即公略学校）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由于坚决拥护毛泽东，他受到排挤、打击，很快被撤销了学校负责人的职务。
风雨长征路上，宣传毛泽东“北上”路线，
反对张国焘“南下”路线
1935年9月，张国焘背离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公开分裂党和红军，蒙蔽、欺骗数万红军指战员贯彻其“南下”方针。这时，为培养教育干部，朱德、刘伯承等促成张国焘同意，在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川西松岗（今金川县以北）成立了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担任校长兼政委，原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张际春调到红大工作，一开始担任政治主任教员。
张际春调到红大工作时，正值张国焘悍然决定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并公然成立“第二中央”时期。在翻越夹金山之前，有不明真相的同志受张国焘的蒙蔽，编了一首将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抗日的正确行动污蔑为“向北逃跑”的所谓《红军南下行》的歌曲。张际春听到红大有的同志教唱这首歌时，便立即进行了严肃劝阻，要大家停止唱这种分裂党和红军的歌，并耐心地向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教育同志们正确理解“党中央率领一部分红军北上抗日是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是张国焘事先同意的，也是历史赋予红军的光荣使命”。
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期间，红大存粮很少，部队准备过草地时人均每天仅有2两炒面，只好边行军边筹粮。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和筹集粮草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张际春多次召集指战员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认真研究开展群众工作方法和制定筹集粮草的实施方案及注意事项，特别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和生活习惯，并挑选政策观念强的同志组成筹粮队，随部队行军的先头分队行动。筹粮队的指战员克服种种困难，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在人烟稀少的雪山、草地及少数民族地区筹集了一些粮食，补充了部队的部分粮食供给，取得了较大成绩。
在“南下”和二次“北上”期间，为提高学员军政素质，张际春还动员同学们利用业余时间办墙报，如《战火》墙报，坚持每星期出版一次，共出了9期。墙报的内容大都是大家学习、生活与思想情况的反映，同学们纷纷写稿，墙报办得生动活泼，很有意义。在天全县红岩坝时，主办过《战士报》的张际春还创办了红大校刊《红炉》，校长刘伯承亲自书写刊头并题词：“我们学校就是一个红炉，我们学习军事、政治、文化，以及向一切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克服一切困难，就要在这个‘红炉’中锻炼。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在通红的炉火中锻炼出来的。”《红炉》一共办了17期，开始为四开张，用油印，以后改为小册子。主持《战士报》、创办《红炉》，让张际春更加认识到报纸在团结对敌中的作用。
风雨长征路上，老同志对张际春的评价是一致的：“作为红军大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坚决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旗帜鲜明地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起，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为培养造就大批优秀的红军干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作为抗大主要领导之一，
“不但是知名人物，而且是著名人物”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终于“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大也并入中央红军在延安创办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张际春遂进入抗大第二期（1937年1月至1937年7月）第一队学习（同期校友有陈赓、罗炳辉、胡耀邦、杨得志等）。
须知，抗大可不是一般的军事院校：校长是林彪，教育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代理校长是徐向前，副校长有罗瑞卿、滕代远等，各地分校校长有陈毅、李先念、粟裕、陈赓、张云逸、彭雪枫等。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为纪念抗大三周年撰文指出：“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黄埔军校之于国民党，延安抗大之于共产党，意义同样重大。
在抗大这所著名军校的历史上，张际春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际春的革命生涯中，在抗大的6年多时间（1937年1月至1943年3月）是辉煌的一页。抗大总校共创办8期，张际春亲历了7期（第2至第8期），由教育科长、政治部主任一步步干到政治委员。因此，在抗大历史上，张际春不但是知名人物，而且是著名人物。1955年9月，人民军队第一次评授军衔，张际春因已转到地方工作，没有授衔。不过，许多开国大将、上将见到他，都恭恭敬敬地自称“学生”。
在回忆文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回忆抗大政治部的机关作风》中，抗大学员吴凡吾（曾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局长）这样评价张际春和他领导的政治部的工作：
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是个红军老干部，他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和蔼可亲，经常找机关干部谈心，对我们政治上、工作上的进步十分关心，所以大家都乐意接近他，亲切地称呼他“老妈妈”，心里有话也愿意对他讲。他的窑洞里常常聚满了年轻人，他像个慈祥的长者，给大家讲革命故事，说革命道理，循循善诱，对大家教育很大。他处处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大家，无论是工作，还是挖窑洞、开荒生产，都带领大家一块干。他在生活上也从不特殊。有一次，他同大家一起吃饭时，发现自己的菜汤表层油花比别人多了，马上端着菜汤到伙房查问。原来是炊事员看到他身体不好，工作又忙，盛汤的时候有意把浮在汤桶表层的油花多盛一点给他。张际春同志弄清情况后风趣地说服炊事员：“现在大家油水都很少，今后再不要揩同志们的油了！”
在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 （1893—1949） 中，谈到毛泽东关心抗大办学时，特别点到了张际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如刘伯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胡耀邦等。”
组织野战军大部队强渡汝河，
协助刘邓“共同解决了‘温题’”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晋冀鲁豫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薄一波任第一副政委，张际春任第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面积达18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人口2400多万，军队近30万，成为全国七大抗日根据地之一。在这块解放区内，张际春是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当时，毛泽东常常致电“刘邓薄张李”，研究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行动。
作为第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一开始主要协助邓小平、薄一波解决干部的和平麻痹思想。1946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召开练兵会议，刘伯承带头打靶。“砰！砰！砰！”3声清脆的枪响过后，刘伯承从地上敏捷地撑立起来，顺手拍掉沾在衣服上的泥土，扭头对张际春、李达等人说：“我年纪大了，又是一只眼睛，打的成绩不算理想。但今天打靶既是技术上打靶，也是政治上打靶。我们要打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里的和平麻痹思想。”（见《刘伯承传》）张际春心领神会，利用刘伯承带头打靶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典型事例，在军区大会小会上反复进行宣传，喊响了“不但技术上要打靶，政治上也要打靶”的口号，有效地消除了一些高级干部头脑里的和平麻痹思想。
1947年11月上旬，正是秋老冬至的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转战到了鄂皖边的刘家畈。这时，刘邓大军的10多万健儿，都还不曾解决御寒的冬衣。面对困难，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等把解决全军的冬衣作为战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刘伯承一反平日的耐心，雷厉风行地指示后勤负责人说：“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是来自工农的子弟兵，他们中间有各种行家能手。咱们要把部队的弹花、浆染、裁缝巧匠都找出来，以他们为骨干，在每个班、排都开起裁缝铺、被服厂。”邓小平一锤定音：“对，咱们要靠自己创造奇迹！”在下达全军自己动手解决棉衣问题的命令时，张际春着重嘱咐说：“在筹集原料时，一定要注意工商业政策。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店铺，也要按价付款。人逃亡者，可留下借条，将来偿还。”
于是，一个自制棉衣的行动，旋风般地在刘邓大军展开了。一个个小作坊在用竹鞭、树条弹棉花。有的学裁剪，有的学针线。“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不停地从这个连队到那个连队，从这个‘作坊’到那个‘作坊’，亲自看望战土们穿针引线缝制冬衣……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崭新的棉衣就穿到了南征指战员身上。大家暖在心里，笑在脸上，自编的‘棉衣曲’到处歌唱。”当时，有战士一语双关地说：“刘、邓、张首长共同解决了我们的‘温题’！”
参与指挥外线作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参与领导“三查三整”，“不但有苦劳，更有功劳！”
1947年12月上旬，鉴于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反复“围剿”，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野战军采取内线与外线配合的作战方针，迅速实施战略再展开：由刘伯承和张际春率领野战军司令部后方指挥部、第一纵队北渡淮河，向淮西一线展开，扩大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担负外线作战任务；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则率领野战军司令部前方指挥部和第二、三、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 外线作战期间，年过半百的刘伯承，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他那独存的左眼更红了，他的睡眠更少了。张际春和指挥部的参谋们，关心体恤他，除特别重大或党中央指定由他本人回复的事情外，都尽量不打扰他，让他安静地休息。为了刘伯承的健康，张际春主动说：“司令员您坐言，我负责起行！”就这样，一个“坐言”，一个“起行”，一直坚持外线作战到1948年春天。1948年2月24日，邓小平率领野战军前方指挥部北渡淮河，在临泉县韦寨与刘伯承、张际春部会合。一见面，刘伯承对邓小平说：“际春功劳很大！”张际春连连摆手，邓小平公允地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1948年4月中旬，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率领野战军领导机关进入豫西，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在这前后，他们抓紧时机进行了整训和补充。这次整训，主要开展了“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运动，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重点是团以下部队，着重解决部队对新形势和战略任务的认识以及作风纪律问题。“半年多来，部队进出大别山作战，经受了严重困难的考验，出现了普遍减员和战斗力削弱的状况，因此一些指战员对挺进大别山的重大意义不理解，只看到局部损失，看不到全局的伟大胜利，甚至发生纪律松弛、违法乱纪的现象。”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决心用整党整军来克服部队的思想障碍，以便使部队能担当起大战中原的新任务。
除进行了一般部署外，他们还亲自深入到第一、二、三、六各纵队进行思想发动。在张际春具体指导下，各级领导机关开办了整风集训队，基层连队边教育，边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学习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在他的过问下，各级指战员按照新式整军运动的要求，普遍展开了诉苦运动，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入地揭发和克服了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等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增强了斗志，加强了夺取中原斗争新胜利的信心（见《刘伯承传》）。当时，邓小平诚恳地说过：“我看，张副政委这回不但有苦劳，更有功劳！”
“我们部队就是要唱这样的歌：
‘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这时已经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扎下了根，胜利实现了毛泽东预料的最好的前途，党中央遂决定：再建中原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番号为中原野战军；选准配强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任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委，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到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
在中原军区内，张际春是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由于邓子恢“主持地方工作和财经工作”留后方工作，张际春随野战军行动，协助邓小平“以极大精力主持党政”，又成为事实上的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参与指挥了中原战事及决战淮海。
刘邓大军的《战友报》，就是张际春亲自抓的野战小报，报社、印刷厂就设在四轮胶皮轱辘车上。撰稿人行军走路、骑马构思，到宿营地把背包往地上一放就成了“书写桌”。这种“背包文学”、“马上创作”，通过《战友报》迅速传到连队，又通过新华分社转播到延安、各解放区，甚至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
除了办好《战友报》，张际春还领导办了一个不定期的八开四版的小型政治工作报纸《军政往来》，由野战军宣传部部长陈斐琴主办。张际春是这两个报纸社论、专论的主要撰稿人，他以高深的见地和锐利的笔锋写了许多重要的文章。1949年2月，张际春主持撰写的《中原野战军政治部关于淮海战役中部队主要思想情况向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呈送毛泽东，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我们欢迎这样写法的报告，生动又形象，使人看了容易懂得，懂得经验教训到底在何处。”因此，刘邓多次称赞张际春是“难得的宣传家、教育家”。当时，邓小平有言：“有际春在，我省心不少！”
挺进大别山后，部队一些指战员对无后方作战不习惯、不理解，牢骚、怪话出现了。张际春就指导宣传部门创作符合党中央精神的歌曲、快板，大张旗鼓地传唱。其中一首歌曲他特别满意，因为歌词抓住了挺进大别山的意义：“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1947年9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在光山县以南的王大湾召开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批评部分干部讲牢骚怪话时，曾不约而同地表扬了张际春主持创作的鼓舞斗志的歌曲、快板，刘伯承还一再肯定说：“我们部队就是要唱这样的歌：‘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从此以后，各级人民政权和县、区武装逐渐建立起来，部队的歌声在行军中此起彼伏地响起来。
毛泽东勉励：“就是要把部队政治
工作的好经验，运用到地方宣传中来嘛！”
1949年2月间，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野战军实力达到28万余人，下辖3个兵团，名将济济：第三兵团，由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王近山、杜义德任副司令员；第四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任副司令员；第五兵团，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在这支大军中，张际春是第三号人物，指战员们都敬称他为“三号”。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总前委决定：二野主力为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统一指挥，在湖口至枞阳之间渡江。随后，张际春又与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等一起进军西南，“际春同志担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重庆市军管会主任、西南局第二副书记等职务，并兼任过西南局组织部长和农村工作部长。他协助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领导了西南地区的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工作十分繁重，为加强西南地区部队和地方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宋任穷语）
1954年1月，党中央把张际春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当时，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张际春对毛泽东谦虚地说：“我多年做部队政治工作，对地方宣传业务不熟悉。”毛泽东亲切地勉励他说，“就是要把部队政治工作的好经验，运用到地方宣传中来嘛！” 张际春到中央宣传部工作，毛泽东是非常器重他的。
1954年2月底，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宪法草案初稿的三读稿。“会议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三人，以董必武为主，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对三读稿进行研究和修改。”3月中旬，刘少奇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四读稿，会议决定：以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等八人组成宪法小组，负责初稿的最后修改。
1956年春，为表明对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严正态度，《人民日报》拟发表社论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张际春参与了修改。这年4月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提到此事：“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
《张际春文选》的出版，“是我党政军民各级干部和宣传、文教系统同志们的很好的学习材料”
对张际春这样一位几十年来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认真贯彻毛泽东路线，且和邓小平共事多年且同心同德的人，林彪及“四人帮”怎能不恨之入骨！终于，他们找到了先落井后下石的借口。
1967年7月27日，“文革”大潮已起，张际春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谈了几年来一些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进行人体素描的情况，申诉了他的一贯看法，以及他对毛泽东过去有关批示的认识和理解。他说，要画人体，不写实、不用模特儿当然不行。但使用模特儿，似不一定要从社会上专门雇请，可考虑用别的办法代替。”信中最后写道：“我没有说‘主席批了也不能执行’的话。我是主张要模特儿的，只是就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一些新意见。”这封信传开，林彪及“四人帮”分子如获至宝，他们信口雌黄，一口咬定张际春说过“主席批了也不能执行”，并诬蔑他“顶撞毛主席”、“乱提新意见”，批斗步步升级。
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署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在康生亲笔写的这个名单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93名中有88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张际春名列其中。9月12日，张际春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
1979年1月24日，党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张际春、徐海东等8位同志的平反昭雪追悼会，邓小平主持追悼会，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张际春革命的一生：“他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是我党我军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在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期间，他为培养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建立了功绩。抗战胜利后，他是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得力助手，为取得我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加强西南部队和地方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领导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中，他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宣传、文教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90年秋，由邓小平题写书名、宋任穷作序的《张际春文选》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收入了张际春撰写的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通讯、回忆文章、日记和一些重要讲话稿共45篇，多数没有公开发表过，书中还附录了一些同志缅怀他的文章。在序言中，宋任穷郑重指出：“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本文选，不仅是对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的最好纪念，也对年青一代学习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大有裨益，更是我党政军民各级干部和宣传、文教系统同志们的很好的学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