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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冯骥才先生经常见面，对他的文化与教育情怀一直敬佩不已。他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先后出版各种作品近百种，其中《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俗世奇人》等均获国家级文学奖；《感谢生活》获法国“女巫奖”“青年读物奖”，及瑞士“蓝眼镜蛇奖”。他完全可以继续创作，写出流芳百世的作品，并为自己赚得万贯家财；他还是中国文人画的大家，卖画也可以发家致富，但是冯先生没有这样做。他为中国的民间文化东奔西走；他还发动了全国范围的民间文艺普查，为那些即将消失的城市、即将消失的文化留下最后的信息。
冯先生有一篇题为《城市可以重来吗？》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到，开始对外经济开放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去审视过去和面对今天，脑袋里热烘烘的，依旧是“破旧立新”和“旧貌换新颜”那一套，所以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建设”城市，导致六百多个城市的历史生命被一扫而光，“性格形象消失了，年龄感没了，个性记忆被删除得干干净净，我们已经无法感知认识自己城市的文化性格和精神历程”。
冯先生坚定地说：“城市是不能重来的！”城市不是一个巨大的功能性的设施齐备的工作机器与生活机器。城市首先是一个生命，有命运，有历史，有记忆，有性格。它是一方水土的独特创造——是人们集体的个性创造与审美创造。如果从精神与文化层面上去认识城市，城市是有尊严的，应当对它心存敬畏；可是如果仅仅把它当作一种使用对象，必然会对它随心所欲地宰割。冯先生告诉我：“珍惜城市精神文化的人，一定会精心地保存自己城市的历史，因为城市的灵魂在它的历史里。”作为一个曾经担任苏州市副市长的城市管理者，我知道先生在说这些话时，多少有些无奈。
我对冯先生说：“其实许多问题的答案都在教育。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真正地尊重专家，真正地懂得文化，一定可以少做不少愚蠢的事情。”先生赞同我的观点。记得有一次，我在政协的常委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先生马上给我一张纸条，表示完全支持我的观点，条子上的落款是“大冯”。同时，他亲自给《文汇报》的总编打电话，希望《文汇报》发表我的文章，并在全国开展一个关于教育问题的大讨论。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文章没有发表，讨论也没有开展，但是先生对我的褒奖，对教育的情怀，一直让我感佩不已，铭记在心。
2007年6月23日，《水墨诗文——冯骥才江南公益画展》在苏州博物馆新馆举办。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王立平、著名画家韩美林、万科前老总王石、影视明星赵文瑄等赶来参加开幕式。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王荣，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言公达，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文联党组书记等也参加了开幕式。
我有幸主持了开幕式。我说：“冯骥才先生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国家非物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不仅具有精深的文学和艺术造诣，更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他牺牲了自己大量的个人创作与休息时间，甚至以透支个人生命的方式，为抢救中国民间文化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冯先生与苏州有缘分。他当初决定卖画抢救文化遗产的时候，是为了周庄的一幢老房子。他学画的时候，临摹得最多的也是苏州的文人画。所以，我提议为冯先生的义举鼓掌，表达我们的敬意。”
中国音协副主席王立平第一个发言。他与冯先生相交已有20多年，这位曾经写过《太阳岛上》《驼铃》《大海啊，故乡》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且为电视剧《红楼梦》谱下不朽名曲的艺术家，在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时，一反常规的形式，动情地说：“冯骥才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化人，是一个伟人，一个高人，一个好人，一个圣人，一个贤人。我喜欢冯骥才的文章，他的作品我总会从头读到尾，但今年我却只读到他的两部短篇，他的时间都用来做什么了？他去画画了。我喜欢他的画作，清新雅致，是中国文人画的代表，但他的画呢？画卖了。我喜欢他的为人，他为文化做了很多的事情，把抢救民族文化当己任，奔走于市井和田野，感动了一批又一批的人加入进来。在当今这个物质化的社会，他的行为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一丝悲壮。我想说，冯骥才是我们的带领者。”
著名画家韩美林也是冯先生的好朋友。他表示，冯骥才所做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是对社会的一项贡献，作为冯骥才的“铁杆队员”，自己会倾力支持他。他说：“我曾经到过陕西的一个偏远山村，那里的艺术团大篷车无论走到哪座村子，都会引来全村人的关注。大家就坐在土里，戏台就搭在木板上，可演员在台上演得很是带劲儿，一丝不苟。比起那些没有一二十万请不来的所谓名演员，我们为什么不去支持民间的艺术家？”他还当场决定拿出自己的一幅画支持“大冯”的事业。王立平与韩美林先生的发言，让我想起了古代文人之间的美好唱和。
万科前老总王石一早从杭州赶来。王石说自己是被冯骥才的义举感动而来的，一个企业有名了，赚钱了，就应该将社会责任当作自己的责任去承担。一位画家为了民族文化尚且如此，一个企业更应该多作贡献。“阳光下创造利润，感恩心回报社会。”——王石的这句发言掷地有声，闻者动容。
在2004年第一次为民间文化抢救举办公益画展的时候，就有人问过冯先生：“依靠你一个人的力量，去做这样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那不就好比是精卫填海吗？”冯先生当时就说：“我欣赏的是精卫精神，这次画展的序言就是《精卫是我的偶像》。”在南京展出的时候，冯先生说，当把这些画从自己的画室取下来时，的确有“家徒四壁”的感觉，但不舍与留恋，却会更加激发出一名艺术家无穷的创作热情。
身高1.92米的冯先生在最后的答谢发言时，有点像明星。他把话筒在胸前双手举着，说：“虽然我的工作很辛苦，但并不孤独。卖画原本是艺术行动，有这么多的友人加入进来，艺术行动变成了情感行动。我们是文化人，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文化做些事情，而不是用文化去赚钱，所以为了民间文化我卖画的钱一分不留全部捐出来。”
那次展览的46幅作品，在展览之前就已经全部名花有主，一共为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筹得358万元资金。我一直认为，冯先生卖画，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象征，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时代的一种责任，对文化的一种救赎。我们经常习惯于批评，习惯于埋怨，习惯于坐而论道，但如果我们真正地行动起来，真正地贡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力，真正地有冯先生这样的精神，我们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 冯先生离开苏州时托人带给我四本书——《灵魂不能下跪》《年画手记》《文人画宣言》和《人类的敦煌》。收其书，读其书，再次让我兴奋、振奋又感喟不已。其中《灵魂不能下跪》是冯先生关于文化遗产的思想学术论集，包含100多篇文章，有500多页篇幅，集中反映了冯先生对于抢救和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论述。《年画手记》则是冯先生多年研究、抢救中国年画的心得，也是他行走的记述。他说，年画是他走进中国民间文化大山首选的入口，他把抢救年画作为抢救民间文化的一个窗口，一个突破口。《文人画宣言》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第一部分是关于文人画的问答；第二部分是冯先生的“文房雅记”，是关于他写字、作画的体会；第三部分是他的画作配上他的文字的“画中文章”。在苏州的时候，他告诉我，总有一天，他要写一本中国的文人画史。《人类的敦煌》是冯先生为中央电视台撰写的关于敦煌的史诗性巨片的文学剧本。在再版序言中，冯先生写道：“世界上有两种写作，一种是你要为它付出，为它呕心沥血，为它抽空了自己；另一种你却从写作中得到收获，你愈写愈充实，甚至会感到自己一时的博大与沉甸甸。”写作《人类的敦煌》这本书的时候，冯先生的感觉是后者。
当天晚上，我一直在翻阅着《灵魂不能下跪》。我喜欢这个书名，喜欢冯先生为它作的诠释。他说，人最高贵的是灵魂。灵魂不仅仅为人所有，城市、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灵魂。灵魂虽然看不见，但是思想、品格、信仰、原则都在其中。因为它经常看不见，所以容易被看得见的东西遮蔽。
对知识分子来说，灵魂应该是独立的、尊严的、不可侵犯的，是比肉体更高贵的东西。不管面对谁，无论为了什么，灵魂都不应该自我违背而屈膝下跪。下跪就是放弃，放弃的是尊严。知识分子不同于文化人，文化人可以超然世外和把玩文化；知识分子却有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心甘情愿地背负起时代的十字架。
读了这本书，我终于理解，一位著名作家，为什么甘愿放弃自己优渥的生活，到处奔走呼吁，甚至依靠卖画来筹集保护传统文化的资金。我说，他进行的是一个人的战争；他自己说，他崇拜的是精卫。其实，他就是现代的精卫，他想填的海，是中国文化之海！
冯先生把义卖多年绘画精品的所得358万元，无偿捐赠给民间文化保护基金。他说，他要用精卫填海的精神，抢救和保护我们每一分钟都在消逝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他说，当这些画从墙上取下来的时候，自己有家徒四壁的感觉，但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流失到“家徒四壁”，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透过这个事实，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些并不愿意看到的现象？
如果冯先生进行的果真是“一个人的战争”，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现在，文化的浮躁心态愈来愈极端。大家往往对大制作、大场面的“大创新”更感兴趣，却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不断消失的民间文化。许多民间文化大师生活得非常困难，许多民间文化遗产已经后继无人。
冯先生知道，对传统文化，能够多抢救一点，就是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多了一份记忆。在他看来，他的小说固然重要，但是远不如抢救那些正在消逝的民间文化遗产重要。
是的，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是国家的魂。“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虽然上学、看病、住房等是老百姓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觉的文化意识，没有对于民族传統文化的特殊情感，没有系统地传承文化的措施，我们就不能真正地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我建议，应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纳入大中小学课程，使之在大中小学的课程体系中有一席之地。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应该从物质与非物质两个系统进行。物质方面，最重要的是建筑文化，可以从两个路径开始，一是要努力保护古建筑、古民居、古村落，尽快进行全国性的相关普查，建立各级政府的保护名录，明确责任。对于无力保护的地区，费用应该由国家财政买单。二是要加大对现代建筑的文化审查。现在的建筑规划中，文化严重缺位，国家将巨大的资金投入现代建筑中，但是完全没有民族的风格，没有中国的气派。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既是中国的，苏州的；又是世界的，现代的。可是中国最近几十年有多少这样的建筑？所以，我认为，在城市规划中，应该有文化部门的参与，有文化人的参与。
非物质方面，应当传承保护的主要有戏曲、节庆、诗词、家书等。尤其是诗词与节庆，应该是当务之急。戏曲，特别是地方戏曲的式微，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冯其庸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戏曲如果灭亡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就灭亡了一半或三分之一；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也就失去了自己独立存在的精神基础。
拿昆曲来说，从昆曲被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后，国家专门建立了保护基金，对昆曲的抢救与传承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钱主要被用到哪里了？可能用在补助昆曲院团的运转上了，用在鼓励创新上了……总之花在这些方面的资金，远远大于支持抢救。有人统计，流传下来的昆曲剧本有3000多个，老一辈的演员可以演出的大概有400多个，年轻的演员只能够演出其中的100多个。每一年都有老演员离开这个世界，同时也带走了他们的演艺和绝技，这些才是永远不可能再生的财富。为什么不能够由国家花钱，把他们集中起来，用过去昆曲传习所的办法，一个折子戏一个折子戏地来恢复、传承？把老艺术家的讲述、演唱、行头、器乐等原生态地记录下来，让他们手把手地带徒弟，带的过程也原生态地记录下来，甚至连徒弟的演出也全部录制下来。
其实类似昆曲的传统文化还很多，传统的节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节庆是凝聚着民族文化习俗与文化情感的活动，也是彰显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渠道。现在许多青少年已经习惯于吃“洋饭”过“洋节”，对中国人的传统节庆，似乎已经开始淡忘。我认为，至少清明与中秋两个节日，应该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休假日。清明，大家要回家乡扫墓，纪念自己的亲人，这其实是中国人的感恩节；中秋，是中国人团圆的日子，中国文化中有无数关于月圆的传说与诗词，这其实是中国人的亲情节。
至于诗词，作为汉语最美丽、最精致的表达，作为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中国古代文人最基本的交往方式与生活样式，曾经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必修课。现在，这些东西正在离我们远去。
还有，古村落也是每天都在消失。谁能够讲得清楚，我们到底还有多少古村落？民间手工技艺的消逝也在加速度进行着，不少民间工艺大师、传承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他们的手艺也因此失传。
总之，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保护，应该是中国文化建设中最急迫、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应该作为国家的方针政策强力推动。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我们的灵魂不能这样流亡，我们的精神不能这样荒芜。由此，我更加敬重冯骥才先生抢救传统文化的行动。他是用自己的努力教导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
不是说创新不重要，一个没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民族，同样是一个没有出息、没有竞争力的民族。但是，如果我们连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不能记录、传承下去，恐怕更加没有出息，更加没有竞争力。抢救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空间也已经不大了。我们不能只靠一个人去斗争，我们需要共同打响一场抢救的战争。
至此我也终于知道，梁漱溟先生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学者，而说自己是一个行动家。真正的学者应该是有行动精神的，冯先生也是这样。
（未完待续）
冯先生有一篇题为《城市可以重来吗？》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到，开始对外经济开放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去审视过去和面对今天，脑袋里热烘烘的，依旧是“破旧立新”和“旧貌换新颜”那一套，所以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建设”城市，导致六百多个城市的历史生命被一扫而光，“性格形象消失了，年龄感没了，个性记忆被删除得干干净净，我们已经无法感知认识自己城市的文化性格和精神历程”。
冯先生坚定地说：“城市是不能重来的！”城市不是一个巨大的功能性的设施齐备的工作机器与生活机器。城市首先是一个生命，有命运，有历史，有记忆，有性格。它是一方水土的独特创造——是人们集体的个性创造与审美创造。如果从精神与文化层面上去认识城市，城市是有尊严的，应当对它心存敬畏；可是如果仅仅把它当作一种使用对象，必然会对它随心所欲地宰割。冯先生告诉我：“珍惜城市精神文化的人，一定会精心地保存自己城市的历史，因为城市的灵魂在它的历史里。”作为一个曾经担任苏州市副市长的城市管理者，我知道先生在说这些话时，多少有些无奈。
我对冯先生说：“其实许多问题的答案都在教育。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真正地尊重专家，真正地懂得文化，一定可以少做不少愚蠢的事情。”先生赞同我的观点。记得有一次，我在政协的常委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先生马上给我一张纸条，表示完全支持我的观点，条子上的落款是“大冯”。同时，他亲自给《文汇报》的总编打电话，希望《文汇报》发表我的文章，并在全国开展一个关于教育问题的大讨论。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文章没有发表，讨论也没有开展，但是先生对我的褒奖，对教育的情怀，一直让我感佩不已，铭记在心。
2007年6月23日，《水墨诗文——冯骥才江南公益画展》在苏州博物馆新馆举办。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王立平、著名画家韩美林、万科前老总王石、影视明星赵文瑄等赶来参加开幕式。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王荣，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言公达，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文联党组书记等也参加了开幕式。
我有幸主持了开幕式。我说：“冯骥才先生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国家非物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不仅具有精深的文学和艺术造诣，更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他牺牲了自己大量的个人创作与休息时间，甚至以透支个人生命的方式，为抢救中国民间文化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冯先生与苏州有缘分。他当初决定卖画抢救文化遗产的时候，是为了周庄的一幢老房子。他学画的时候，临摹得最多的也是苏州的文人画。所以，我提议为冯先生的义举鼓掌，表达我们的敬意。”
中国音协副主席王立平第一个发言。他与冯先生相交已有20多年，这位曾经写过《太阳岛上》《驼铃》《大海啊，故乡》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且为电视剧《红楼梦》谱下不朽名曲的艺术家，在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时，一反常规的形式，动情地说：“冯骥才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化人，是一个伟人，一个高人，一个好人，一个圣人，一个贤人。我喜欢冯骥才的文章，他的作品我总会从头读到尾，但今年我却只读到他的两部短篇，他的时间都用来做什么了？他去画画了。我喜欢他的画作，清新雅致，是中国文人画的代表，但他的画呢？画卖了。我喜欢他的为人，他为文化做了很多的事情，把抢救民族文化当己任，奔走于市井和田野，感动了一批又一批的人加入进来。在当今这个物质化的社会，他的行为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一丝悲壮。我想说，冯骥才是我们的带领者。”
著名画家韩美林也是冯先生的好朋友。他表示，冯骥才所做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是对社会的一项贡献，作为冯骥才的“铁杆队员”，自己会倾力支持他。他说：“我曾经到过陕西的一个偏远山村，那里的艺术团大篷车无论走到哪座村子，都会引来全村人的关注。大家就坐在土里，戏台就搭在木板上，可演员在台上演得很是带劲儿，一丝不苟。比起那些没有一二十万请不来的所谓名演员，我们为什么不去支持民间的艺术家？”他还当场决定拿出自己的一幅画支持“大冯”的事业。王立平与韩美林先生的发言，让我想起了古代文人之间的美好唱和。
万科前老总王石一早从杭州赶来。王石说自己是被冯骥才的义举感动而来的，一个企业有名了，赚钱了，就应该将社会责任当作自己的责任去承担。一位画家为了民族文化尚且如此，一个企业更应该多作贡献。“阳光下创造利润，感恩心回报社会。”——王石的这句发言掷地有声，闻者动容。
在2004年第一次为民间文化抢救举办公益画展的时候，就有人问过冯先生：“依靠你一个人的力量，去做这样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那不就好比是精卫填海吗？”冯先生当时就说：“我欣赏的是精卫精神，这次画展的序言就是《精卫是我的偶像》。”在南京展出的时候，冯先生说，当把这些画从自己的画室取下来时，的确有“家徒四壁”的感觉，但不舍与留恋，却会更加激发出一名艺术家无穷的创作热情。
身高1.92米的冯先生在最后的答谢发言时，有点像明星。他把话筒在胸前双手举着，说：“虽然我的工作很辛苦，但并不孤独。卖画原本是艺术行动，有这么多的友人加入进来，艺术行动变成了情感行动。我们是文化人，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文化做些事情，而不是用文化去赚钱，所以为了民间文化我卖画的钱一分不留全部捐出来。”
那次展览的46幅作品，在展览之前就已经全部名花有主，一共为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筹得358万元资金。我一直认为，冯先生卖画，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象征，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时代的一种责任，对文化的一种救赎。我们经常习惯于批评，习惯于埋怨，习惯于坐而论道，但如果我们真正地行动起来，真正地贡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力，真正地有冯先生这样的精神，我们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 冯先生离开苏州时托人带给我四本书——《灵魂不能下跪》《年画手记》《文人画宣言》和《人类的敦煌》。收其书，读其书，再次让我兴奋、振奋又感喟不已。其中《灵魂不能下跪》是冯先生关于文化遗产的思想学术论集，包含100多篇文章，有500多页篇幅，集中反映了冯先生对于抢救和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论述。《年画手记》则是冯先生多年研究、抢救中国年画的心得，也是他行走的记述。他说，年画是他走进中国民间文化大山首选的入口，他把抢救年画作为抢救民间文化的一个窗口，一个突破口。《文人画宣言》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第一部分是关于文人画的问答；第二部分是冯先生的“文房雅记”，是关于他写字、作画的体会；第三部分是他的画作配上他的文字的“画中文章”。在苏州的时候，他告诉我，总有一天，他要写一本中国的文人画史。《人类的敦煌》是冯先生为中央电视台撰写的关于敦煌的史诗性巨片的文学剧本。在再版序言中，冯先生写道：“世界上有两种写作，一种是你要为它付出，为它呕心沥血，为它抽空了自己；另一种你却从写作中得到收获，你愈写愈充实，甚至会感到自己一时的博大与沉甸甸。”写作《人类的敦煌》这本书的时候，冯先生的感觉是后者。
当天晚上，我一直在翻阅着《灵魂不能下跪》。我喜欢这个书名，喜欢冯先生为它作的诠释。他说，人最高贵的是灵魂。灵魂不仅仅为人所有，城市、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灵魂。灵魂虽然看不见，但是思想、品格、信仰、原则都在其中。因为它经常看不见，所以容易被看得见的东西遮蔽。
对知识分子来说，灵魂应该是独立的、尊严的、不可侵犯的，是比肉体更高贵的东西。不管面对谁，无论为了什么，灵魂都不应该自我违背而屈膝下跪。下跪就是放弃，放弃的是尊严。知识分子不同于文化人，文化人可以超然世外和把玩文化；知识分子却有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心甘情愿地背负起时代的十字架。
读了这本书，我终于理解，一位著名作家，为什么甘愿放弃自己优渥的生活，到处奔走呼吁，甚至依靠卖画来筹集保护传统文化的资金。我说，他进行的是一个人的战争；他自己说，他崇拜的是精卫。其实，他就是现代的精卫，他想填的海，是中国文化之海！
冯先生把义卖多年绘画精品的所得358万元，无偿捐赠给民间文化保护基金。他说，他要用精卫填海的精神，抢救和保护我们每一分钟都在消逝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他说，当这些画从墙上取下来的时候，自己有家徒四壁的感觉，但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流失到“家徒四壁”，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透过这个事实，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些并不愿意看到的现象？
如果冯先生进行的果真是“一个人的战争”，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现在，文化的浮躁心态愈来愈极端。大家往往对大制作、大场面的“大创新”更感兴趣，却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不断消失的民间文化。许多民间文化大师生活得非常困难，许多民间文化遗产已经后继无人。
冯先生知道，对传统文化，能够多抢救一点，就是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多了一份记忆。在他看来，他的小说固然重要，但是远不如抢救那些正在消逝的民间文化遗产重要。
是的，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是国家的魂。“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虽然上学、看病、住房等是老百姓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觉的文化意识，没有对于民族传統文化的特殊情感，没有系统地传承文化的措施，我们就不能真正地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我建议，应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纳入大中小学课程，使之在大中小学的课程体系中有一席之地。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应该从物质与非物质两个系统进行。物质方面，最重要的是建筑文化，可以从两个路径开始，一是要努力保护古建筑、古民居、古村落，尽快进行全国性的相关普查，建立各级政府的保护名录，明确责任。对于无力保护的地区，费用应该由国家财政买单。二是要加大对现代建筑的文化审查。现在的建筑规划中，文化严重缺位，国家将巨大的资金投入现代建筑中，但是完全没有民族的风格，没有中国的气派。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既是中国的，苏州的；又是世界的，现代的。可是中国最近几十年有多少这样的建筑？所以，我认为，在城市规划中，应该有文化部门的参与，有文化人的参与。
非物质方面，应当传承保护的主要有戏曲、节庆、诗词、家书等。尤其是诗词与节庆，应该是当务之急。戏曲，特别是地方戏曲的式微，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冯其庸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戏曲如果灭亡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就灭亡了一半或三分之一；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也就失去了自己独立存在的精神基础。
拿昆曲来说，从昆曲被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后，国家专门建立了保护基金，对昆曲的抢救与传承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钱主要被用到哪里了？可能用在补助昆曲院团的运转上了，用在鼓励创新上了……总之花在这些方面的资金，远远大于支持抢救。有人统计，流传下来的昆曲剧本有3000多个，老一辈的演员可以演出的大概有400多个，年轻的演员只能够演出其中的100多个。每一年都有老演员离开这个世界，同时也带走了他们的演艺和绝技，这些才是永远不可能再生的财富。为什么不能够由国家花钱，把他们集中起来，用过去昆曲传习所的办法，一个折子戏一个折子戏地来恢复、传承？把老艺术家的讲述、演唱、行头、器乐等原生态地记录下来，让他们手把手地带徒弟，带的过程也原生态地记录下来，甚至连徒弟的演出也全部录制下来。
其实类似昆曲的传统文化还很多，传统的节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节庆是凝聚着民族文化习俗与文化情感的活动，也是彰显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渠道。现在许多青少年已经习惯于吃“洋饭”过“洋节”，对中国人的传统节庆，似乎已经开始淡忘。我认为，至少清明与中秋两个节日，应该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休假日。清明，大家要回家乡扫墓，纪念自己的亲人，这其实是中国人的感恩节；中秋，是中国人团圆的日子，中国文化中有无数关于月圆的传说与诗词，这其实是中国人的亲情节。
至于诗词，作为汉语最美丽、最精致的表达，作为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中国古代文人最基本的交往方式与生活样式，曾经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必修课。现在，这些东西正在离我们远去。
还有，古村落也是每天都在消失。谁能够讲得清楚，我们到底还有多少古村落？民间手工技艺的消逝也在加速度进行着，不少民间工艺大师、传承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他们的手艺也因此失传。
总之，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保护，应该是中国文化建设中最急迫、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应该作为国家的方针政策强力推动。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我们的灵魂不能这样流亡，我们的精神不能这样荒芜。由此，我更加敬重冯骥才先生抢救传统文化的行动。他是用自己的努力教导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
不是说创新不重要，一个没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民族，同样是一个没有出息、没有竞争力的民族。但是，如果我们连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不能记录、传承下去，恐怕更加没有出息，更加没有竞争力。抢救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空间也已经不大了。我们不能只靠一个人去斗争，我们需要共同打响一场抢救的战争。
至此我也终于知道，梁漱溟先生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学者，而说自己是一个行动家。真正的学者应该是有行动精神的，冯先生也是这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