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自由”的个人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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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阐述了诺齐克的消极自由主义国家观。作者认为诺齐克的乌托邦理论以“人是目的,而不仅仅以人为工具”的道德边际约束为根本原则、以要求“个人存在权”为“异质性乌托邦”的立论基础。这种“消极自由”的个人联合体向人们展示:自由的共同体不仅使所有的善同时并行,而且使历史上不同的生活样态同时存在。
  〔关键词〕消极自由;个人联合体;诺齐克;异质性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7)02-0051-04
  
  诺齐克的乌托邦是“个人存在权的乌托邦”,它以道德边际约束的逻辑完全抛弃了“乌有之乡”和救世的幻想,成为消极自由主义国家观的垂范。
  
  一、诺齐克的乌托邦原则
  
  诺齐克的“乌托邦”以个人自然权利为核心、以康德的意志自由为灵魂。同时,它是诺齐克国家观中最为合乎其“最小国家”自身逻辑的全部再现。在那样的国家中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人是目的,而不仅仅以人为工具”必须得到完整地证明与充分地辩护。诺齐克的证明是一个“对动物的功利主义和对人的康德主义”[1](48)(按照他的最终理解应为“对物的功利主义和对人的康德主义”)。“对人的康德主义证明”的思路是:如果以“道德精英论”的方式来排列的话,道德系列应为,地位1:此生物不可为了其它任何一种生物而被牺牲或受损害;地位2:此生物只可以为了较高等级的生物而不能为了同一水平的生物而被牺牲或损害;地位3:此生物为了较高级的生物而被牺牲或受损。①诺齐克认为,人类占据“地位2”,但我们根本没有(至少目前为止)与“地位1”相知与相遇,那就应当禁止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另一个人的利益,并且将它普遍化。这是一个“诺齐克式”的对人的康德主义证明,尽管他也感叹过“道德证明难以确定”。
  “对动物的功利主义”,诺齐克是以批驳“素食主义”为立论根据的。“素食主义”认为,要证明动物无足轻重是困难的,而且,食肉并非健康所必须(这意味着人类食肉是以此为享受)。诺齐克对这一问题的反证认为,并不能以动物是重要的而证明人的需要就并不重要,食肉如果为生活之必须,就不能以为这只是享受。以动物为食物享受当然是虐待动物,这被视为不道德(生活直觉告诉我们,玩弄食物、享受食物是一种贪婪,而以食物为营养之必需则是合理的),但是,我们根本就不清楚到底如何才能是道德地对待动物。这里,诺齐克试图证明的是,我们能排除不道德地对待动物的行为,但要确认对待动物的道德要求则是困难的。同时,我们也不能通过一种道德引申,以为杀戮动物的人就容易变得野蛮。所以,人以动物作为工具的功利方式,只是因为我们不能知道如何处理对待动物的道德要求的一种处理方式,但是,我们只知道动物不能是目的。
  这种“诺齐克式的信念”是任何有理性的人的道德直觉,在现实中就是个人的自然权利。它既是人的基本要求,也是对人的基本要求。总之,如康德所言:它“能够使一个人的意志选择的自由与任何(他)人的自由同时并存”。[2](40)
  其次,国家性质必须是“无元价值中心”①的非结构性正义,它处于个人自然权利的边缘,即只是“守夜人”。因为,不可知论意义上的“意志自由”被诺齐克转换为个人道德行为的选择,使个人与他人之间的行为道德联接没有任何必然性,正义成为个人之间的道德边际约束。而且,个人自然权利并不起源于任何历史。任何以民族、风俗、习惯等等为出发点的个人权利都不具备个人自由或者主体的独立性。因此,诺齐克坚持认为,“任何历史——权利的正义观都是不正确的。”[2](40)这样一来,国家作为共同体的道德代言人和价值中心的地位不复存在——正义不再表现于国家体系的结构之中。或者更弱一些,把国家理解为“非课题性事务所”。
  再次,国家的功能趋于极小值,而个人自然权利趋于极大值。有一次,诺齐克利用记者采访的机会,揶揄地对库恩(Thomas Kuhn)主义者说,“你有你的‘范式’,我有‘我的’(‘You have your Paradigm,I have Mine’)”,①这就是诺齐克对自己的“无模式的权利”——个人分散权利的绝好表达。“没有一个社会应该比坚持使(人们)平静合作的最基本要求更进一步”,②权利是从来就有, 而且是永远存在的个体自然性, 亦如康德所说, “这是一种反对所有占有它的权利。”[2](74-75)诺齐克以此为基础,展开其乌托邦的想象与搜索的过程。
  
  二、想象的世界
  
  想象的世界是自然权利的目标世界,它既不是个人的感性直观的想象,也不是一种“体验机”式的自我满足。因为,这种满足只会把自己陷入堂吉柯德式的生活幻想之中。而且,这些想象只是把自己当成想象中的自己,而不是自己的想象,即把自己当成想象的工具。想象世界是一个理性的人、主体的想象,这与亚当·斯由“同情”而产生“合宜的行为”的想象是本质上相区别的。它不能以任何现有的既定根据为出发点,而仅仅是以“我的”为根据。所以,想象又必然排除民族的、文化的以及风俗习惯的根据。任何人都能参与自己的想象活动之中,不存在会不会想象的问题,只存在着去不去想象的问题。
  行为主义心理学重要创始人斯金纳(B.F.Skinner)的想象世界是一个“目的——结果”式的行为控制过程,他认为,当今世界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对人类的行为控制,即对人类进行物质的、心理的、技术的和互助的等行为进行控制。这样,“科学走进(人类)行为问题的结论是:人们变得智慧和善良而不需要努力、不需要成为如此、不需要选择所是——行为科学对道德的训练将产生实际上自动为善的人。”而人的自由起初看起来是“牺牲”了,但“如果他们通过劝导和积极的强制,他们的自由意识将得以增强。”[3]斯金纳的这种观念也许在针对个案的处理、治疗或救助过程中很有意义,但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行为控制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因为,如果将一群人关进铁屋子里,通过归导、劝说乃至强迫,只允许他在此范围活动,形成习惯之后,他们不能适应屋子以外的世界。我们绝不能因此说,在铁屋子里才是他们的真正自由。而他的这种社会行为控制方式,恰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批判的那样:“知识具有双重压迫作用:一方面,是对它所排拆的人的压迫:另一方面,从模式和标准的角度看,又是对被它强迫接受这种知识的人的压迫。”③这种想象方式只是“以目标”来进行的想象,而不是“选择目标”的想象,即“模式化”的想象。它导致的结果将不是个人自由是否真的增强的问题,而是到底有没有个人自由的问题。
  诺齐克的想象世界是自由的个人在想象中的选择。想象主体是一个“先验主体”,但与康德的规范性理解不同,诺齐克对他的“先验主体”采取的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自我给予性”即直觉的描述方式,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胡塞尔(Edmund Hussel)的理解:“不要演绎地去寻求与所研究问题无关的结构,而要从知识的最后根源、从真正看到的和被洞察的原则推衍出全部知识,……而要把它(即‘自我给予性’——作者)授予清楚看到的东西,这种东西因此就构成‘原型’,或构成先于一切理论的东西,或构成最后确立的规范的东西。”④因此,想象的主体不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人,这样的想象只能自然现象,而不是“我的想象”。总之,想象世界是个人的目标世界的选择、确定过程。
  综观诺齐克的“想象世界”,它有两重意义:首先,“想象世界”既是想象中的自由世界,义是自由的想象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选择稳定世界的意愿前提。其次,以往的“乌托邦”作家只是直接描绘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而毫无现实意义;而其它现代“乌托邦”作家在设计乌托邦时,又总离不开某种既定的科学前提,以此来论证其乌托邦的可行性。与传统或其它现代乌托邦作家不同,诺齐克的“乌托邦”则只是满足“低调的个人愿望”,即他后来所宣定的个人“要求存在权的乌托邦”[1](317)。
  
  三、稳定的世界
  
  当我们的想象停止以后,人们将愿意生活在一个人与人相互宽容的联合体内。这里所指的“宽容”就应该是一个对人没有更高或最高要求,而只有最基本个人自由权的标准。这就是诺齐克所理解的正义或道德边际约束。但是,如果这个联合体是某一个人的理想创造物,那么,联合体内所有的人只是这个理想创造物的:工具或试验品。正如汉娜·伦特所说:“人类的产品和物质宇宙相比,在美感和真理性方面,总是有所欠缺的”。[4]这样的联合体是不具有稳定性的,比如“绝对君主”制、专制制度等,这是人们所不可能被普遍接受的(但个别接受则是有可能的和被“异质性乌托邦”所允许的——作者)。只要其中一些人进行设想和对比:“没有这样一个联合体我会生活得更好。”这样的联合体就不会是稳定的。因为,在那种体制下,一个人所做并非自己所想,那将会使某个或某些人永远地成为他人的或国家的工具。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当某一个人并不觉得自己应该选择联合体或者任何联合体都不能满足他的选择,那么,逗留在任何联合体之外,就是他最好的选择了。即便是这样,这个人也就选定了一个稳定的世界,如无政府主义者。
  一个联合体需要接纳新成员时,则需要该成员的边际贡献大于或等于其对联合体的所得,这一价值又是以联合体的内部市场评价所决定的;新成员决定是否继续在联合体内,则是根据自己作为联合体成员的资格评价所决定的。[1](300)在联合体内每一个成员同时“都是一个微观的公司”。这就形成了一个接纳新成员或新成员接受联合体的原则:一个联合体从新成员那里所得,至少不能少于如果不接纳该成员时的所得;而新成员接受联合体所得,至少不能比若是没有加入该联合体时还要少。这相当于诺齐克的获取的正义原则。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个人对联合体的关系扩大,即不同的联合体对一个人的接纳,这就形成了一个完全的竞争市场。当许多联合体竞相争取一个人的加入时,联合体就不能抬高接纳新成员的价格。这使得成员能够获得他的边际贡献,联合体也将支付成员的边际贡献。这样,联合体就没有所谓成员贡献量的余出——社会利益。所以,也就不会有联合体的再分配问题。但这只是对某一个特殊成员而言的边际贡献的个人获得,如果联合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同意每个人只获得某一个小于他们的边际贡献的量,那当然就会有再分配问题的,而且这种共同体旨定是合法的。可是,只要有一个成员不同意,或者在别的联合体为了争取他的加入而允诺不再重新分配其边际贡献的话,那么,这个成员就会选择离开原来的联合体。因为, 边际贡献越大的成员往往会首先考虑这个问题的。随之而来的是,其它边际成员较大的成员也会逐渐选择离开原来的联合体。从而, 没有边际贡献的将只是逗留在联合体内, 它就等于也没有实际上的再分配可言了。[1](303)
  那么,在这样的联合体里,是否能够连续实现、而且同时实现想象的世界中的不同的个人所追求的不同的善(goods)呢?
  
  四、“异质”性的联合体
  
  诺齐克将乌托邦理论区分为三种,即“帝王式的乌托邦”、“传道式的乌托邦”和“要求存在权的乌托邦”。[1](317)第一种乌托邦强迫所有的人进入一种共同体,因而在这种乌托邦里是不会有任何与共同体不一致的联合体的,只要有其中的一个人反对,那么这种乌托邦就是不稳定的,所以,这种只有一种选择的乌托邦肯定是一切人间灾难的根源。第二种乌托邦希望说服所有的人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共同体之内,但并不强迫人们的选择。这种乌托邦实际上就是指契约论和功利主义的国家理论。但是,它们提倡结构性正义,乌托邦内的联合体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传道式的乌托邦“是不会允许人们去实现自己“奇异的理想”的。而最后一种即“要求存在权的乌托邦”其实就是诺齐克所说的乌托邦,它希望有不同的共同体的存在,以实现每个人不同的理想,即我们所总结的“异质性的联合体”。在那里,乌托邦与各种不同性质的联合体及其实现过程皆具相容性。
  在诺齐克的乌托邦里有着各种不同的联合体,其性质也是由联合体里的个人所决定的。人们如果自愿而且被允许就能进入这些联合体;如果自愿离开也将是自由的。在这一个结构中,人们可以进行各种不同类别的生活试验,各种不同的善也就可以被个别地或被共同地追求。我们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德·雅赛所说的“松散的自由主义”,即“它容许可以有许许多多的‘价值’(非工具性的目的)值得追求,它认为,如果以为所有这些价值,或者是同一时间内相当多的若干价值,都可以一起塞进某个政治或社会秩序之中而不引起冲突与摩擦。”[5](17)
  这样的乌托邦从目的上看,意味着个人自由及其权利目标在正当的意义上已经被最大化了;从它的功能上讲,只有一个,即保护个人安全、个人自由及其财产、利益;与之相应的抵御任何暴力的侵犯,而且,这一任务又是在不同的联合体的市场竞争中实现的。这就是“异质性联合体”——乌托邦的非政治性及其限度。
  在联合体内只有不同的个人分工和利益交换,所以,联合体本身是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国家(即诺齐克的乌托邦)所保障的不是联合体如何合作的问题,而是任何联合体不能侵犯个人权利。这样来看,联合体的合作实质上本于个人合作。之所以形成不同的联合体,只是因为以某一个联合体的方式更能使不同个人目标或利益得以最大化而已,否则,也可以以独立者的身份出现。
  
  结论
  
  在诺齐克的乌托邦里有非常明晰的三个层面,即个人、联合体和乌托邦,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三者:个人是自由和权利、联合体是个人权利目标最大化的实现方式、乌托邦是“非模式化国家”。其目的是为了“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可以缔约确立各种政府不能合法地强加给他们的限制。”“它在运行中并不说什么人可以努力统一精神,而是说,不论他们的追求和希望是什么,任何人都无权把他们的统一理想强加给其它人。”[1](318、323)
  在乌托邦里,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不同共同体及其中的制度,我们可以把历史中不同的生活样式带入其中,去体会、尝试乃至占有历史。所以,自由的共同体不仅使所有的善同时并行,而且使历史上不同的生活样态同时存在。
  
  〔参考文献〕
  [1][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
  [2][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注5.沈叔平译, 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3]Skinner,Walden Two Revisit,Skinner, Freedom and Control of Men.
  http://www.wabash.edu/depart/psych/course/psych97/skinner,2000-02-15.
  [4][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威等译.石河子信息港网络图书馆http://www.1639.com.cn2001-04-23.
  [5][德]雅赛.重申自由主义[M],陈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责任编辑: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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