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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7点多钟，我都被鸟鸣声叫醒，很准时。不知名的鸟，叫起来宛转悠扬，锲而不舍，不由你不醒。当然，我也乐意在这个时候起来。
我住吊脚楼的三楼，沿窄小的楼梯下到二楼，这里有“美人靠”，就是吊脚楼的阳台。我只穿一条大短裤，裸着上身，叉腰往那一站，夜里的沉闷，就被山谷的晨风一扫而去。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
我在贵州，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这里是世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白水河从谷底穿过，10余个自然村寨依山而建。50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九黎部落，在蚩尤的带领下与炎黄二帝在涿鹿地区激战，后来蚩尤被黄帝擒杀。苗族的先人开始迁徙，几番周折，西江一部的苗人，西汉时在此生根开花。西江苗人的传统是穿长袍，包头巾头帕，颜色都为黑色，有“黑苗”之称。而远远望去，一幢幢吊脚楼紧紧相连，顶子都呈黑瓦色，在清晨的薄雾中，就像是一幅挂在墙上的水墨画。
我带着一点宿醉往山下寨子的街上走。小道上，男人们背着手，抽着烟，悠闲地散步。苗寨的男人已经很少穿苗服。背着小孩的女人们，穿着有漂亮苗绣花纹的青黑色衣服，开始为一天的工作做准备。街上还没有多少人，汤粉店还能用好喝的头汤做出一碗羊肉粉，这一碗粉，很快就唤醒了我一天的能量。
不过，这样难得的清静，会在大批游客涌来之后被打破。
在2008年大开发之后，西江名声暴涨。它首先失去的就是安静。一队队的旅游团被导游的喇叭驱使着，团员们的好奇和热情似乎都要通过大声喧哗才能表达出来。银器店的匠人敲击银器的声音也显得急躁。从中午开始一直到晚上，劝酒歌此起彼伏，那本应属于苗人欢迎宾客的歌声，在游客们的觥筹交错中越来越显得程序化，像没有感情地唱一首情歌。其次它失去的是秩序。在中国，“开发”是一个应受到诅咒的词，它往往涉及官、商、民的利益之争，带来的恶果比比皆是，西江也不例外。而开发与环境好似无法接触的两极，通往西江的那条盘山公路，带来了通行的便利，但失去的是往日稻田的蛙鸣。接着它失去的是尊重。外面人带着钱，带着好奇，带着照相机，有些人，也带着肆无忌惮，带着粗鲁，还以为自己带来的是文明。而寨里人，则用他们的方式边后退，边对抗。
比我先来的驴友，会摇着头说，西江啊，现在商业气息太浓了。商业气息就好比狐臭，再美的姑娘沾染上，也要掉几个档次。一个客栈老板也叹气说，现在来西江的外国人越来越少了。我问老板，都是游客，为啥你怀念外国游客？老板想了一会儿说，最早发现和推广西江美景的是外国的徒步者，这些老外愿意看那些原生态的东西。有了盘山公路，老外徒步者们都不来了，而咱们的游客，要求吃好喝好睡好，服务得到位，现在街上的饭店酒吧越来越多，弄得西江都不像西江了。
作为“咱们的游客”其中一员，必须承认，我不习惯徒步，让我翻山越岭两三天去看一个美景，实在是不可能。但是，即便我享受着现代文明的盘山公路来到这个大山里，除了为这个已经打开寨门的世外桃源贡献一些收入外，我还能为“咱们”做点什么？
我往后山走，弯弯曲曲的小道，几乎没有游客，即便如此，我还是在墙上看到一张告示，通知各户村民应将自己的狗拴住，锁在院里，以防伤人，称最近已有游客屡次投诉。我也怕狗，心里还是紧张，探头探脑想进别家院里参观，很小心，生怕窜出一条恶狗。在一户人家门口，我多停留了一下，院内倒是有狗叫起来，主人家出来一唤，那狗就不叫了，围着主人的腿转圈。我提出想看看他家的吊脚楼，主人带我进去。这是真正的农家吊脚楼，和临街或者改为客栈的大不同，一楼竟然是养牲畜的地方，两头肥猪把那里弄得污七抹黑，味道也不大好闻。主人则说，住习惯了，这么多年，家家户户全是这样，让他搬到街上去住，还不习惯了，那里人太多，酒吧也多，太吵啦。
我继续走。在羊排村的一个小吊脚楼内，3个老姐妹正在刺绣。苗家女从四五岁起就得跟着母亲、姐姐或者嫂嫂学刺绣。苗绣据说是在大迁移时开始出现，也起到“结绳记事”的作用。苗绣主要以几何图形组成，苗女刺绣也不多打底稿，完全靠天生的悟性去布局走线。那3个老姐妹绣得认真，不说话，也不抬头，手中的针线活，如有千钧之重。我也不敢出声，慢慢地看。
屋子狭小，也不开灯窗，把门打开，还算敞亮。墙上挂着她们已经绣好的作品。靠窗台的凳子上，放着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凑上去看，书是关于经营管理的，笔记本上写的是记账方法。戴眼镜的老大姐突然开口，问我从哪里来。她说，你挺好，不吵。有的游客来了，声音大得啊，有时候，她会拿苗话骂他们，反正他们也听不懂。
晚上回客栈，跟老板说起这事，老板说，寨子里的人很淳朴。我说，所以我感觉我去山上这一趟，既是发现之旅，也是自我救赎。
临走前一天的中午，我当了一回“托儿”。纠集了一帮在客栈里认识的大学生，要拼一个酸汤鱼火锅吃，我也假装“老驴”和美食客，推荐了一家我常去的小馆，夸如何好吃云云。事实上，我没有吃过，酸汤鱼火锅一个人吃，太浪费。所以，每次去这家小馆都吃一碗面条。也不是什么稀罕做法，挂面青菜加西红柿，才5元钱。只摆了3张桌的小馆，生意并不好。这条街上做酸汤鱼的菜馆太多了。老公外出打工了，老板娘总是背着娃娃，坐在店口愣怔怔地看着街上的人流。每次我都挑饭点前或者饭点后过去，不给她添乱，我的这个生意太小了，赚不了钱。慢慢地我们也熟了，见我进店，她也不再拿菜单，直接问一句，还是一碗面？
那天的拼饭挺成功，小馆子一下子涌进8个人，老板娘看起来有点手忙脚乱，连那条大鱼都是去街边现买的。
晚饭，还是在小馆吃，老板娘依然抱着娃在店门口闲坐，依然没有递菜单，我依然点了一碗面，并告诉她，我明天就要走了，以后要是再来，还在她这里吃。那碗面吃到最后，我发现下面卧着一个煎蛋。
（摘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路人甲——在旅途中偶遇的22个人》 ）
我住吊脚楼的三楼，沿窄小的楼梯下到二楼，这里有“美人靠”，就是吊脚楼的阳台。我只穿一条大短裤，裸着上身，叉腰往那一站，夜里的沉闷，就被山谷的晨风一扫而去。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
我在贵州，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这里是世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白水河从谷底穿过，10余个自然村寨依山而建。50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九黎部落，在蚩尤的带领下与炎黄二帝在涿鹿地区激战，后来蚩尤被黄帝擒杀。苗族的先人开始迁徙，几番周折，西江一部的苗人，西汉时在此生根开花。西江苗人的传统是穿长袍，包头巾头帕，颜色都为黑色，有“黑苗”之称。而远远望去，一幢幢吊脚楼紧紧相连，顶子都呈黑瓦色，在清晨的薄雾中，就像是一幅挂在墙上的水墨画。
我带着一点宿醉往山下寨子的街上走。小道上，男人们背着手，抽着烟，悠闲地散步。苗寨的男人已经很少穿苗服。背着小孩的女人们，穿着有漂亮苗绣花纹的青黑色衣服，开始为一天的工作做准备。街上还没有多少人，汤粉店还能用好喝的头汤做出一碗羊肉粉，这一碗粉，很快就唤醒了我一天的能量。
不过，这样难得的清静，会在大批游客涌来之后被打破。
在2008年大开发之后，西江名声暴涨。它首先失去的就是安静。一队队的旅游团被导游的喇叭驱使着，团员们的好奇和热情似乎都要通过大声喧哗才能表达出来。银器店的匠人敲击银器的声音也显得急躁。从中午开始一直到晚上，劝酒歌此起彼伏，那本应属于苗人欢迎宾客的歌声，在游客们的觥筹交错中越来越显得程序化，像没有感情地唱一首情歌。其次它失去的是秩序。在中国，“开发”是一个应受到诅咒的词，它往往涉及官、商、民的利益之争，带来的恶果比比皆是，西江也不例外。而开发与环境好似无法接触的两极，通往西江的那条盘山公路，带来了通行的便利，但失去的是往日稻田的蛙鸣。接着它失去的是尊重。外面人带着钱，带着好奇，带着照相机，有些人，也带着肆无忌惮，带着粗鲁，还以为自己带来的是文明。而寨里人，则用他们的方式边后退，边对抗。
比我先来的驴友，会摇着头说，西江啊，现在商业气息太浓了。商业气息就好比狐臭，再美的姑娘沾染上，也要掉几个档次。一个客栈老板也叹气说，现在来西江的外国人越来越少了。我问老板，都是游客，为啥你怀念外国游客？老板想了一会儿说，最早发现和推广西江美景的是外国的徒步者，这些老外愿意看那些原生态的东西。有了盘山公路，老外徒步者们都不来了，而咱们的游客，要求吃好喝好睡好，服务得到位，现在街上的饭店酒吧越来越多，弄得西江都不像西江了。
作为“咱们的游客”其中一员，必须承认，我不习惯徒步，让我翻山越岭两三天去看一个美景，实在是不可能。但是，即便我享受着现代文明的盘山公路来到这个大山里，除了为这个已经打开寨门的世外桃源贡献一些收入外，我还能为“咱们”做点什么？
我往后山走，弯弯曲曲的小道，几乎没有游客，即便如此，我还是在墙上看到一张告示，通知各户村民应将自己的狗拴住，锁在院里，以防伤人，称最近已有游客屡次投诉。我也怕狗，心里还是紧张，探头探脑想进别家院里参观，很小心，生怕窜出一条恶狗。在一户人家门口，我多停留了一下，院内倒是有狗叫起来，主人家出来一唤，那狗就不叫了，围着主人的腿转圈。我提出想看看他家的吊脚楼，主人带我进去。这是真正的农家吊脚楼，和临街或者改为客栈的大不同，一楼竟然是养牲畜的地方，两头肥猪把那里弄得污七抹黑，味道也不大好闻。主人则说，住习惯了，这么多年，家家户户全是这样，让他搬到街上去住，还不习惯了，那里人太多，酒吧也多，太吵啦。
我继续走。在羊排村的一个小吊脚楼内，3个老姐妹正在刺绣。苗家女从四五岁起就得跟着母亲、姐姐或者嫂嫂学刺绣。苗绣据说是在大迁移时开始出现，也起到“结绳记事”的作用。苗绣主要以几何图形组成，苗女刺绣也不多打底稿，完全靠天生的悟性去布局走线。那3个老姐妹绣得认真，不说话，也不抬头，手中的针线活，如有千钧之重。我也不敢出声，慢慢地看。
屋子狭小，也不开灯窗，把门打开，还算敞亮。墙上挂着她们已经绣好的作品。靠窗台的凳子上，放着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凑上去看，书是关于经营管理的，笔记本上写的是记账方法。戴眼镜的老大姐突然开口，问我从哪里来。她说，你挺好，不吵。有的游客来了，声音大得啊，有时候，她会拿苗话骂他们，反正他们也听不懂。
晚上回客栈，跟老板说起这事，老板说，寨子里的人很淳朴。我说，所以我感觉我去山上这一趟，既是发现之旅，也是自我救赎。
临走前一天的中午，我当了一回“托儿”。纠集了一帮在客栈里认识的大学生，要拼一个酸汤鱼火锅吃，我也假装“老驴”和美食客，推荐了一家我常去的小馆，夸如何好吃云云。事实上，我没有吃过，酸汤鱼火锅一个人吃，太浪费。所以，每次去这家小馆都吃一碗面条。也不是什么稀罕做法，挂面青菜加西红柿，才5元钱。只摆了3张桌的小馆，生意并不好。这条街上做酸汤鱼的菜馆太多了。老公外出打工了，老板娘总是背着娃娃，坐在店口愣怔怔地看着街上的人流。每次我都挑饭点前或者饭点后过去，不给她添乱，我的这个生意太小了，赚不了钱。慢慢地我们也熟了，见我进店，她也不再拿菜单，直接问一句，还是一碗面？
那天的拼饭挺成功，小馆子一下子涌进8个人，老板娘看起来有点手忙脚乱，连那条大鱼都是去街边现买的。
晚饭，还是在小馆吃，老板娘依然抱着娃在店门口闲坐，依然没有递菜单，我依然点了一碗面，并告诉她，我明天就要走了，以后要是再来，还在她这里吃。那碗面吃到最后，我发现下面卧着一个煎蛋。
（摘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路人甲——在旅途中偶遇的22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