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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外国语学校的熊芳芳老师在阐释“语文是什么”的时候，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语文是什么，要看人们用语文做了什么。就像一朵玫瑰花，有人用它送情人，有人用它泡茶喝。用它送情人的，是语文，是精神层面的需要。用它泡茶喝的，是生存，是物质层面的需要。这是常识，却仍旧无法得到普及，这个民族的愚蠢可见一斑。如今的语文老师，多数在用玫瑰泡茶喝。这是一个物质属性远远强过精神属性的民族。启蒙与布道，是少数人终生的使命了。那些终生用玫瑰泡茶喝的人，临死之前总会感到空虚的。因为用玫瑰泡茶喝的人未必比用玫瑰送情人的人活得更长久更充实更快乐更满足。
熊芳芳老师从使用语文的角度来看待“语文是什么”这个问题，视角新颖，思考独到，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可以说将我们从“就语文谈语文”的泥淖中拔了出来，也为我们继续探讨“语文是什么”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而且熊老师拿玫瑰花来做的比喻也很形象、直观，让我们清楚明白地看到，语文的双重属性，同时因使用目的的不同，导致对“语文是什么”的理解也大相径庭。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从熊芳芳老师的这段话中看出一些问题。
这里，我们必须明确，“语文是什么”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它的不同回答实际上在表达自己对语文的不同看法，在阐释自己对语文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将会潜化为一种教学理念，直接影响到具体的语文教学实践，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每一个语文教师都必须直面的问题，虽然有些教师没有直接回答，没有真正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很多老师在用实际的教学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这个比喻，熊老师把语文比作玫瑰，似乎在强调人的精神需要，在强调语文应该在人的精神层面塑造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个我们并不否认，但是我们能否认它在其他方面的作用吗？我们拿它送情人，是语文，拿它泡茶就不是语文了？这就好比电脑，我们用它查资料，看新闻，它就是电脑，用它打游戏就不是电脑了？对此，熊老师的回复是：
你说得很对，只用来打游戏的电脑，真的就不是电脑了，它叫高级游戏机。
熊老师真的很机智，也很幽默，但不可否认，这时电脑虽然扮演了游戏机的角色，有了游戏机的功用，但它还是电脑啊，就好比一个人，他在一定的情境下是父亲，一定场合下是领导，一定情况下又是家长，虽然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他总归是这个人，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本质属性。对此，熊老师的回复是：
我说的是“只”。“只用来打游戏的电脑就是游戏机”。只做领导工作而完全不尽父亲责任的人，就不是父亲。现在砖家说“只讲语言文字”，不走向情感和意义，那就不是语文。
照熊老师这么说，那是我们断章取义了，而那位专家说出这样的话也确实有失偏颇，不过，我想既然是专家，肯定有“专”的一面，不可能说出这么武断的话，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砖家”了。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这个专家可能是在一种语言情境下说的，可能有所指，有所针对性的，针对现实教学中过分注重文学教育而忽视了实用类文本的教学，过分注重情感的感染，思想的启蒙，而忽视了基础知识、语言应用的掌握，针对当今很多中学毕业生基本的口语表达能力，基本的书面表达能力不够理想的现实，而发表的一些过激的言论，目的可能在于纠偏，却导致了“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此，熊老师回复说：
我从不反对语言文字的教学。我只是反对“只”。只做任何一面都是错误的。任意否定任何一面都是愚蠢的。
看来熊老师还是很理性，很辩证的，但熊老师虽然这么说，其实还是看不起语言文字教学的，因为在上面那个生动而美妙的比喻中，熊老师说：“如今的语文老师，多数在用玫瑰泡茶喝。这是一个物质属性远远强过精神属性的民族。启蒙与布道，是少数人终生的使命了。那些终生用玫瑰泡茶喝的人，临死之前总会感到空虚的。因为用玫瑰泡茶喝的人未必比用玫瑰送情人的人活得更长久更充实更快乐更满足。”好像送情人的“玫瑰”比泡茶喝的“玫瑰”更高贵，教“精神层面”的“语文”比教“物质层面”的“语文”更高明，真的是这样吗？
实际上，熊老师和“砖家”的不同看法，指向的是语文的不同层面，而不同层面的东西是不能简单地拿来比较的，正像著名语文教育专家王荣生所说，“语文教育研究者、包括涉入语文教育研究的圈外人士，往往不太清楚自己在做的是哪个层面、哪种性质的研究，不太清楚自己的研究使用的方法和表述是否合乎该层面、该性质研究的规范，不太清楚自己的此项研究与以前、与别人的研究构成何种关系，也不太清楚自己的这种研究会对语文教学实践产生何种状态的关联。”而这两个层面其实就是语文教育界争论不休的、由来已久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工具性强调语言文字的实际运用，人文性强调语言文字背后所承载的“情意理趣”，正像人的耳朵与鼻子一样，这两个层面都是语文所必不可少的，也是不分高下的，我们不能说耳朵比鼻子更重要或者说鼻子比耳朵更高贵。
工具性与人文性哪个更重要？语言与文学哪个更重要？知识、能力与情感、态度、价值观哪个更重要？当我们谈论某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不应该忘记我们所处的宏观背景和具体情境，仁者见仁的问题之所以会纠缠不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常常抛开实际，站在自己的角度主观地想当然，这样，很多时候会掩盖问题的本质，造成思维的盲点。很多语文教育工作者之所以对“语文是什么”有截然相反的回答，也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思考的视野不再局限于语文，不再就语文谈语文，当我们站在社会对人才的培养与要求的高度，站在当今时代对一个合格现代国民要求的高度，我们会发现，工具性与人文性其实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如果真的要分出前后的话，那也只是工具性是基础，人文性是提升，正像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巢宗祺所说：“文学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现的艺术，文学的阅读欣赏需要从语言文字中去体悟，文学的创作要通过语言文字来表现。”而“如果抛开语言文字因素来解读作品，分析作品人物和作者的内在精神世界，就会使文学的解读或创作失去依凭。” 虽然熊老师并不否认语言文字教学的重要作用，认为“母语教学的底线是语言文字的教学，但不能止于底线。”这确实很对，这也是很多一线老师的共同看法，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很多语文老师还是像熊老师一样颇为看不起教语言文字的老师，认为这样教很低端，很不上档次，是雕虫小技，不足以体现自己的水平。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公开课、示范课、赛课，很少有老师选择讲基本的语言文字的，很多老师仅仅是为了图新、图深、图认可、图夸赞，而在一些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上深入挖掘，并美其名曰：启迪智慧、开阔视野、陶冶性灵、打文化底色，殊不知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学生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语文学科的学习要“听、说、读、写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因为读书之事，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而如果一味地“务虚”，一味地追求“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使得教学变成了展示，变成了作秀，变成了表演，语文学科本身也因此失去了科学性，导致学生学不学一个样，学多学少一个样，因而就轻视语文，不学语文。当然，并不是说语文老师在人文性上用力就不对，而是说如果我们底线不稳，基础都不扎实，却在底线之外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好高骛远，是否值得？温儒敏先生说：“强调语文课的人文性，就不敢再提工具性，两者被生硬地割裂开来，把语文课上成了思想政治课，掏空了语文，……一堂课下来就没有多少‘干货’。”这是很可悲的，所以他强调要“以人为本，重视学生整体素质发展、注重学生身心健全发展……注重基本能力的培养。”
其实，对此，我们一线教师应该深有体会，从高一高二开始，我们就带着学生学习古典诗词，从《诗经》、《离骚》，到李白、杜甫，再到苏轼、柳永，甚至一直到清朝的纳兰性德，可以说我们带着学生遍览、遍学了中国两千年来最优秀的古典诗词，可是为什么到了高三，学生却连一首简单的陌生诗歌都读不懂？更别说鉴赏分析了。当我们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花在鉴赏、品味上时，当我们很多老师花一节课的时间甚至几天时间给学生讲评某首诗的精妙之处时，当我们喋喋不休地给学生讲某个词用得如何精妙，某处描写如何生动，某种情感如何感人时，某位诗人形象如何高大，品格如何感人时，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学生，没有想到教育，我们仅仅是在展示自己的才华、自己的高深与透彻，我们在“传道、授业、解惑”，却没有传授基本的阅读方法，没有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学习方法，更没有帮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学生如果连读懂诗歌最基本的常识、基本方法、基本的能力都没有，你如何能让他们也跟你一起品味、陶醉其中，一起被打动，一起被感染，一起豁然醒悟呢？
前面我们提到，在如何看待语文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即“工具性”与“人文性”时，首先要突出“工具性”的基础地位，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来讨论在何种具体情况下两者的先后与主次。纵观近百年的语文教育史，对“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强调是互有沉浮的，“工具性”强时，“人文性”就弱，“人文性”强时，“工具性”就弱。而这种强弱升降取决于不同时期人们对语文性质的认识，或者正像熊老师所说的“人们使用语文的态度”。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更是明确地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并且明确规定：“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之后，“人文性”不断被强调，文学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001年和2003年分别出台的初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特别强调了“人文性”，刻意淡化了“知识性”，突出了“语文素养、审美能力与探究能力”的培养，在课程标准的倡导下，语文教学“人文性”味道越来越浓，文学教育一直占据着上风，或者说文学教育占据中学语文教育的主体地位，甚至中学语文教育就等于文学教育，正像熊老师所强调的，语文教学要“走向情感，走向内容，走向思想”，走向“人类的幸福”，这似乎成为了一线老师的共识，但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学生基础知识与能力的培养受到忽视，现在很多学生不敢说话或话语不得体等问题也正显示了我们在学生听说能力培养上还有所欠缺。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基本的口语交际能力，语言应用能力也会越来越重要，特别是作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基本的语言运用能力是不可或缺的。
2014年9月15日的《重庆晨报》曾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
大学毕业的小蔡，怎么也没想到，应聘好不容易进入复试阶段，竟因为一份手写的简历，直接被公司淘汰掉！经询问后得知，原来，小蔡在400字简历里，竟写了24个错别字，这也成了公司人事主管淘汰掉她的重要理由。
另外，据2013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98.8%的受访者坦言自己曾遇到过提笔忘字的情况。在当今这个“读图时代”、“娱乐至上”时代，在这样一个电脑、手机“家天下”的网络时代，当电脑取代人手，百度成为字典，提笔忘字成为习惯的时代，对学生基本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似乎显得必要而迫切。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听写大会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持续反思。或许正是这些类似情况的累次发生，才引起了语文教育专家的关注，在2011年版语文课程标准中对“语文课程性质”修改后作了这样的表述：“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巢宗祺先生对此的解说是：“我们认为，开设这样一门课程，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学会运用本国的语言文字。说‘语文’是‘语言与文字’也好，是‘语言与文学’也好，‘语言与文章’也罢，其核心内容都是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实用性的运用和艺术化的运用——为了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实际事务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与他人交流沟通，为了表达对人、事、物、景的感受、体验和思考，运用语言文字，通过形象抒发自己的情怀。”可见，使学生获得运用语言文字的实际能力这样的工具性价值，在当今的时代语境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也非常赞同引导学生咀嚼、品味文质兼美的文章，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学生情感、态度、趣味、个性、潜能和创新精神的健康发展的做法。但是，对语文老师是学生“灵魂的工程师”，语文老师要成为启蒙者、布道者的说法，实在不敢苟同。每一个学生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灵魂、思想都是独立的，凭什么需要你语文老师的修饰，再说，谁能保证你的修饰和启蒙就是好的，就是适合学生的？我非常同意广东省语文特级教师叶健刚“不要做学生心灵导师”的说法，当今信息、媒体极度发达的时代，语文教师不再是以前知识的权威、思想的权威、文化的权威，更不是布道者、启蒙者，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培养学生最基本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让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才是一个语文老师最基础、最底线的工作。
用来泡茶喝的“玫瑰”仍然是“玫瑰”，而且是最真实的玫瑰，它实在、朴拙却芳香馥郁、余味悠长。用它泡茶并不会令人像熊老师所说的“临死前总会感到空虚”，而是让饮者“比用玫瑰送情人的活得更长久更充实更快乐更满足。”
[作者通联：广东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
语文是什么，要看人们用语文做了什么。就像一朵玫瑰花，有人用它送情人，有人用它泡茶喝。用它送情人的，是语文，是精神层面的需要。用它泡茶喝的，是生存，是物质层面的需要。这是常识，却仍旧无法得到普及，这个民族的愚蠢可见一斑。如今的语文老师，多数在用玫瑰泡茶喝。这是一个物质属性远远强过精神属性的民族。启蒙与布道，是少数人终生的使命了。那些终生用玫瑰泡茶喝的人，临死之前总会感到空虚的。因为用玫瑰泡茶喝的人未必比用玫瑰送情人的人活得更长久更充实更快乐更满足。
熊芳芳老师从使用语文的角度来看待“语文是什么”这个问题，视角新颖，思考独到，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可以说将我们从“就语文谈语文”的泥淖中拔了出来，也为我们继续探讨“语文是什么”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而且熊老师拿玫瑰花来做的比喻也很形象、直观，让我们清楚明白地看到，语文的双重属性，同时因使用目的的不同，导致对“语文是什么”的理解也大相径庭。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从熊芳芳老师的这段话中看出一些问题。
这里，我们必须明确，“语文是什么”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它的不同回答实际上在表达自己对语文的不同看法，在阐释自己对语文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将会潜化为一种教学理念，直接影响到具体的语文教学实践，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每一个语文教师都必须直面的问题，虽然有些教师没有直接回答，没有真正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很多老师在用实际的教学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这个比喻，熊老师把语文比作玫瑰，似乎在强调人的精神需要，在强调语文应该在人的精神层面塑造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个我们并不否认，但是我们能否认它在其他方面的作用吗？我们拿它送情人，是语文，拿它泡茶就不是语文了？这就好比电脑，我们用它查资料，看新闻，它就是电脑，用它打游戏就不是电脑了？对此，熊老师的回复是：
你说得很对，只用来打游戏的电脑，真的就不是电脑了，它叫高级游戏机。
熊老师真的很机智，也很幽默，但不可否认，这时电脑虽然扮演了游戏机的角色，有了游戏机的功用，但它还是电脑啊，就好比一个人，他在一定的情境下是父亲，一定场合下是领导，一定情况下又是家长，虽然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他总归是这个人，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本质属性。对此，熊老师的回复是：
我说的是“只”。“只用来打游戏的电脑就是游戏机”。只做领导工作而完全不尽父亲责任的人，就不是父亲。现在砖家说“只讲语言文字”，不走向情感和意义，那就不是语文。
照熊老师这么说，那是我们断章取义了，而那位专家说出这样的话也确实有失偏颇，不过，我想既然是专家，肯定有“专”的一面，不可能说出这么武断的话，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砖家”了。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这个专家可能是在一种语言情境下说的，可能有所指，有所针对性的，针对现实教学中过分注重文学教育而忽视了实用类文本的教学，过分注重情感的感染，思想的启蒙，而忽视了基础知识、语言应用的掌握，针对当今很多中学毕业生基本的口语表达能力，基本的书面表达能力不够理想的现实，而发表的一些过激的言论，目的可能在于纠偏，却导致了“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此，熊老师回复说：
我从不反对语言文字的教学。我只是反对“只”。只做任何一面都是错误的。任意否定任何一面都是愚蠢的。
看来熊老师还是很理性，很辩证的，但熊老师虽然这么说，其实还是看不起语言文字教学的，因为在上面那个生动而美妙的比喻中，熊老师说：“如今的语文老师，多数在用玫瑰泡茶喝。这是一个物质属性远远强过精神属性的民族。启蒙与布道，是少数人终生的使命了。那些终生用玫瑰泡茶喝的人，临死之前总会感到空虚的。因为用玫瑰泡茶喝的人未必比用玫瑰送情人的人活得更长久更充实更快乐更满足。”好像送情人的“玫瑰”比泡茶喝的“玫瑰”更高贵，教“精神层面”的“语文”比教“物质层面”的“语文”更高明，真的是这样吗？
实际上，熊老师和“砖家”的不同看法，指向的是语文的不同层面，而不同层面的东西是不能简单地拿来比较的，正像著名语文教育专家王荣生所说，“语文教育研究者、包括涉入语文教育研究的圈外人士，往往不太清楚自己在做的是哪个层面、哪种性质的研究，不太清楚自己的研究使用的方法和表述是否合乎该层面、该性质研究的规范，不太清楚自己的此项研究与以前、与别人的研究构成何种关系，也不太清楚自己的这种研究会对语文教学实践产生何种状态的关联。”而这两个层面其实就是语文教育界争论不休的、由来已久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工具性强调语言文字的实际运用，人文性强调语言文字背后所承载的“情意理趣”，正像人的耳朵与鼻子一样，这两个层面都是语文所必不可少的，也是不分高下的，我们不能说耳朵比鼻子更重要或者说鼻子比耳朵更高贵。
工具性与人文性哪个更重要？语言与文学哪个更重要？知识、能力与情感、态度、价值观哪个更重要？当我们谈论某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不应该忘记我们所处的宏观背景和具体情境，仁者见仁的问题之所以会纠缠不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常常抛开实际，站在自己的角度主观地想当然，这样，很多时候会掩盖问题的本质，造成思维的盲点。很多语文教育工作者之所以对“语文是什么”有截然相反的回答，也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思考的视野不再局限于语文，不再就语文谈语文，当我们站在社会对人才的培养与要求的高度，站在当今时代对一个合格现代国民要求的高度，我们会发现，工具性与人文性其实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如果真的要分出前后的话，那也只是工具性是基础，人文性是提升，正像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巢宗祺所说：“文学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现的艺术，文学的阅读欣赏需要从语言文字中去体悟，文学的创作要通过语言文字来表现。”而“如果抛开语言文字因素来解读作品，分析作品人物和作者的内在精神世界，就会使文学的解读或创作失去依凭。” 虽然熊老师并不否认语言文字教学的重要作用，认为“母语教学的底线是语言文字的教学，但不能止于底线。”这确实很对，这也是很多一线老师的共同看法，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很多语文老师还是像熊老师一样颇为看不起教语言文字的老师，认为这样教很低端，很不上档次，是雕虫小技，不足以体现自己的水平。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公开课、示范课、赛课，很少有老师选择讲基本的语言文字的，很多老师仅仅是为了图新、图深、图认可、图夸赞，而在一些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上深入挖掘，并美其名曰：启迪智慧、开阔视野、陶冶性灵、打文化底色，殊不知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学生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语文学科的学习要“听、说、读、写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因为读书之事，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而如果一味地“务虚”，一味地追求“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使得教学变成了展示，变成了作秀，变成了表演，语文学科本身也因此失去了科学性，导致学生学不学一个样，学多学少一个样，因而就轻视语文，不学语文。当然，并不是说语文老师在人文性上用力就不对，而是说如果我们底线不稳，基础都不扎实，却在底线之外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好高骛远，是否值得？温儒敏先生说：“强调语文课的人文性，就不敢再提工具性，两者被生硬地割裂开来，把语文课上成了思想政治课，掏空了语文，……一堂课下来就没有多少‘干货’。”这是很可悲的，所以他强调要“以人为本，重视学生整体素质发展、注重学生身心健全发展……注重基本能力的培养。”
其实，对此，我们一线教师应该深有体会，从高一高二开始，我们就带着学生学习古典诗词，从《诗经》、《离骚》，到李白、杜甫，再到苏轼、柳永，甚至一直到清朝的纳兰性德，可以说我们带着学生遍览、遍学了中国两千年来最优秀的古典诗词，可是为什么到了高三，学生却连一首简单的陌生诗歌都读不懂？更别说鉴赏分析了。当我们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花在鉴赏、品味上时，当我们很多老师花一节课的时间甚至几天时间给学生讲评某首诗的精妙之处时，当我们喋喋不休地给学生讲某个词用得如何精妙，某处描写如何生动，某种情感如何感人时，某位诗人形象如何高大，品格如何感人时，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学生，没有想到教育，我们仅仅是在展示自己的才华、自己的高深与透彻，我们在“传道、授业、解惑”，却没有传授基本的阅读方法，没有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学习方法，更没有帮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学生如果连读懂诗歌最基本的常识、基本方法、基本的能力都没有，你如何能让他们也跟你一起品味、陶醉其中，一起被打动，一起被感染，一起豁然醒悟呢？
前面我们提到，在如何看待语文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即“工具性”与“人文性”时，首先要突出“工具性”的基础地位，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来讨论在何种具体情况下两者的先后与主次。纵观近百年的语文教育史，对“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强调是互有沉浮的，“工具性”强时，“人文性”就弱，“人文性”强时，“工具性”就弱。而这种强弱升降取决于不同时期人们对语文性质的认识，或者正像熊老师所说的“人们使用语文的态度”。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更是明确地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并且明确规定：“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之后，“人文性”不断被强调，文学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001年和2003年分别出台的初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特别强调了“人文性”，刻意淡化了“知识性”，突出了“语文素养、审美能力与探究能力”的培养，在课程标准的倡导下，语文教学“人文性”味道越来越浓，文学教育一直占据着上风，或者说文学教育占据中学语文教育的主体地位，甚至中学语文教育就等于文学教育，正像熊老师所强调的，语文教学要“走向情感，走向内容，走向思想”，走向“人类的幸福”，这似乎成为了一线老师的共识，但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学生基础知识与能力的培养受到忽视，现在很多学生不敢说话或话语不得体等问题也正显示了我们在学生听说能力培养上还有所欠缺。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基本的口语交际能力，语言应用能力也会越来越重要，特别是作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基本的语言运用能力是不可或缺的。
2014年9月15日的《重庆晨报》曾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
大学毕业的小蔡，怎么也没想到，应聘好不容易进入复试阶段，竟因为一份手写的简历，直接被公司淘汰掉！经询问后得知，原来，小蔡在400字简历里，竟写了24个错别字，这也成了公司人事主管淘汰掉她的重要理由。
另外，据2013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98.8%的受访者坦言自己曾遇到过提笔忘字的情况。在当今这个“读图时代”、“娱乐至上”时代，在这样一个电脑、手机“家天下”的网络时代，当电脑取代人手，百度成为字典，提笔忘字成为习惯的时代，对学生基本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似乎显得必要而迫切。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听写大会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持续反思。或许正是这些类似情况的累次发生，才引起了语文教育专家的关注，在2011年版语文课程标准中对“语文课程性质”修改后作了这样的表述：“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巢宗祺先生对此的解说是：“我们认为，开设这样一门课程，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学会运用本国的语言文字。说‘语文’是‘语言与文字’也好，是‘语言与文学’也好，‘语言与文章’也罢，其核心内容都是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实用性的运用和艺术化的运用——为了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实际事务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与他人交流沟通，为了表达对人、事、物、景的感受、体验和思考，运用语言文字，通过形象抒发自己的情怀。”可见，使学生获得运用语言文字的实际能力这样的工具性价值，在当今的时代语境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也非常赞同引导学生咀嚼、品味文质兼美的文章，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学生情感、态度、趣味、个性、潜能和创新精神的健康发展的做法。但是，对语文老师是学生“灵魂的工程师”，语文老师要成为启蒙者、布道者的说法，实在不敢苟同。每一个学生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灵魂、思想都是独立的，凭什么需要你语文老师的修饰，再说，谁能保证你的修饰和启蒙就是好的，就是适合学生的？我非常同意广东省语文特级教师叶健刚“不要做学生心灵导师”的说法，当今信息、媒体极度发达的时代，语文教师不再是以前知识的权威、思想的权威、文化的权威，更不是布道者、启蒙者，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培养学生最基本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让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才是一个语文老师最基础、最底线的工作。
用来泡茶喝的“玫瑰”仍然是“玫瑰”，而且是最真实的玫瑰，它实在、朴拙却芳香馥郁、余味悠长。用它泡茶并不会令人像熊老师所说的“临死前总会感到空虚”，而是让饮者“比用玫瑰送情人的活得更长久更充实更快乐更满足。”
[作者通联：广东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