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编辑学研究大多忽视处于受动客体地位的作品的重要地位和能动作用。作品不仅是编辑客体的要素之一，还是维系世界、作者、读者这些编辑客体的纽带。实际上，它的这种作用突出地体现在其与编辑客体其他要素相生相衍的互成性网络中。
　　关键词：作品；编辑活动；要素；互成性
　　编辑活动是编辑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对此，笔者曾采用要素分析法，将编辑活动构成分解为作者、作品、编辑、读者以及世界五要素。目前学术界的有关研究很少涉及世界这一要素，显然不够周全，应加以补缀。编辑活动流程可表示如下：世界→作者→编辑→作品→读者→世界。这样，整个流程就构成了一个循环无端的圆。
　　长期以来，编辑学研究大多忽视处于受动的客体地位的作品在整个编辑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能动作用，而这种作用突出表现于作品和其他诸要素的互成性网络之中。本文拟援引古今中外经典例证，探究编辑活动中作品与其他要素间的互成性。本文所说的互成性，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相异事物的作为联系和关系的直接同一性”。
　　一、作品与世界的互成性——物质世界与精神领域的辩证关系
　　精神性的作品离不开物质性的世界。从本质上说，作品是物质世界向精神领域直接或间接的一种移入或投射，即使是某些异常隐晦曲折、荒诞夸张的作品也概莫能外，它不过是在人脑中移了位，变了形，甚至渗透着情愫的世界。因此可以说，不论在文艺领域还是在科学领域，任何天才都不可能凭空创造。
　　宋代大诗人陆游说：“诗思出门何处无”（《病中绝句》）。这一名言说明，诗作就在门外的大千世界里，而闭门造车是写不出好诗的。至于19世纪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此巨著包括九十多部长、中、短篇小说。他在《（人间喜剧）前言》中说：“法国社会将要做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这说明再伟大的天才作者，也离不开世界。至于科学家，其研究对象则是大千世界的不同学科领域。
　　当然，作品又能反过来影响世界，有些影响还非常重大。且不说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百科全书”式的呈现，能产生“增善减恶”的影响，就说牛顿划时代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这部综合了数学、哲学等的经典力学名著，不但以其完整的科学宇宙论体系影响了经典自然科学所有领域，使它们一再取得丰硕成果，而且“其影响所及，在英国本土成就了工业革命，而在法国则诱发了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在社会生产力和基本社会制度两方面都有直接而丰富的成果”。该书被公认为一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巨著。这类作品与世界的互动联系，就突出地表现为一种互成性。
　　二、作品与作者的互成性——作品就是目的本身
　　作品是作者通过创作的心智劳动而完成的。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是作者情事抒写性或思维探索性的投入，而作品则是这种生命投入所开出的灿烂之花、所结出的丰硕之果。
　　回溯中国古代史，投入作者生命的伟大作品，莫过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所列举的著名事例：相传，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周易》；孔子四处遭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楚怀王放逐而有《离骚》；左丘明丧失视力乃作《国语》；孙膑膝部受刑乃撰写《兵法》；吕不韦因罪免职才有《吕氏春秋》……这些包括哲学、历史学、军事学、文学等在内的作品，都是这些伟大人物由于受到现实恶劣环境的强烈刺激，发愤有为而引起生命力燃烧，从而创作出流传千古的不朽名作。
　　所以，真正有追求的作者，用马克思的话说，“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这是关于作品创作的一句至理名言，它说明作品就是作者目的的实现。
　　作者生命的投入、目的的实现，借用黑格尔的哲学语言来说，亦即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按：可解读为作品所写的内容）之中实现他自己”“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因此，当作者的文稿一旦完成特别是被发表或出版，他总会从这一外在对象中欣喜地发现自己，并欣赏自己在其中所刻下的“内心生活的烙印”，从而引起心灵的共振和情思的交流。这体现了作者与作品的互成性。
　　三、作品与编辑的互成性——编辑生命的对象化
　　作为编辑客体的作品，是编辑主体所发动的编辑活动的受动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作为编辑客体对象的作品，不可能没有作为主体的编辑。当年钱钟书的《谈艺录》书稿交至上海开明书店，王伯祥、叶圣陶看后立即发排，而校对编辑周振甫不但认真研读，仔细校对，还发现原书没有目录，就主动编立目录。这种做法获得了钱钟书的好评，钱在序中写道：“周君并为标立目次，以便翻检……重累良友浪抛心力，尤所感愧。”书出版后，钱钟书在赠书上题道：“此作蒙振甫兄雠勘，得赐多矣……振甫匡我之所未逮，幸甚幸甚。”就拥有了更多的读者。从此，二人结为知友，传为出版史上的佳话。可见即便是名家杰作，也还是离不开编辑。
　　然而，对于编辑主体来说，又离不开作为对象的作品，他必须寻找对象，拥有对象，以实现编辑生命的对象化。具体地说，他需要通过对作品的加工，注入自己的编辑理念，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从而使之产生特定的文化影响。以现代著名编辑出版家夏丐尊为例，他所译意大利亚米契斯的名著《爱的教育》，所编《中学生》《新少年》等大量书刊，均实现了其普及青少年教育的社会理想。再从实际效果看，这些书刊对当时如饥似渴的广大青少年甚至家长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而其连锁反应，可说是跨越时空，培育了几代人，这正是作为主体的编辑借助于作品的能动作用，对其他编辑客体——读者、世界所产生的影响。
　　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名言云：“生产不但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编辑活动作为一种精神生产，一方面为编辑主体生产作品对象；另一方面又为作品对象创造、生产作为主体的编辑。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没有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爱的教育》和广大公众翘首以待的《中学生》等书刊，中国编辑出版史上就不可能出现名家夏丐尊。
　　再以资深编辑周振甫为例，由于其以往校读《谈艺录》的高度责任心以及随之萌生的与钱钟书的情谊，三十六年后，钱钟书出版皇皇巨著《管锥编》，指名要周振甫做责任编辑。周振甫边学、边校、边提意见，这实际上也是在提升和造就自己，于是二人又有了大量相互切磋的往来书件。张世林在《谦虚谨慎，编著等身——小记编辑大家周振甫先生》一文中，不但开列了周振甫一系列自撰的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而且开列了经周振甫编辑加工、品位极高的一系列书稿，特立“文坛佳话：周先生与钱先生的交往”专节，称这些书件“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出版史料，拿在手上感到沉甸甸的”，从中可“见两位大师之睿智和高谊”。周振甫以其高质量的编和著，影响及于海内外，这同时也客观地造就了其“一代名编”自身。 　　四、作品与读者的互成性——借助作者的眼睛去看世界
　　从阅读的视角看，读者离不开作品；没有读者的作品，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历代名家，往往把毕生精力、生命投注于阅读作品。如唐代韩愈在《进学解》中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师从韩愈的皇甫这样赞颂：“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餐以饴口。”（《韩文公墓志》）；再如宋代的陆游，“独有书癖不可医”（《示儿诗》），“口诵手抄那计年”（《寒夜读书》）；《清史·儒林传》其“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这些名家嗜书如命，作品伴随其孜孜不倦的一生，并已融化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反过来说，作品也离不开读者。马克思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既强调“生产生产着消费”，又强调“只有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作者生产的作品也一样，离不开读者的消费。当代著名编辑家陈原风趣地说，堆在仓库里的书是“晒鱼干”。可见，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消费，不能单纯地看作是施动与受动的关系，二者之间应该是双向建构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生成。
　　还应进一步指出，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阅读，其中都包含着客体世界。首先，作者所生产的作品，从本质上说是物质世界向精神领域的移入或投射。其次，读者对作品的阅读消费，从主要方面说是借助作者的眼睛去看世界。2012年上海书展选择以“阅读”为主题。当代作家苏童引用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话说：“在书中能够与许多人相处，与很多新的世界相依。”台湾作家唐诺也说：“你可以通过阅读去到很多的地方……站到他的位置，用他的眼睛看世界。”这些话都值得深味。
　　诚然，主体和客体，此要素和彼要素，这些概念及其划分都不能作绝对化、孤立化的理解，而应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促成我，我促成你”。
　　作品不仅是编辑客体的要素之一，而且还是维系世界、作者、读者这些编辑客体的纽带，它突出地体现了与编辑客体其他要素相生相衍的互成性。
　　恩格斯曾援引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在本质中一切都是相对的”，接着指出，一切对立的双方“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而每一个对自己说来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方法论的名言，联系编辑活动来理解，作为客体的作品和作为主体的编辑，以及编辑活动过程中的施动、受动与能动，只有置于互成的关系网络中，才具有编辑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