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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里面，有三个人我顶喜欢，一个叫苏轼，一个叫张大千，一个叫常玉。
苏轼是宋朝的，后面两位是民国的，他们都会画画儿，当然，苏轼出名更多是因为他的诗词，和他的东坡肉。
张大千只比常玉大一岁，但他们在世的时候交集并不多，因为一个是画国画的，一个是画油画的。倒是这两年，他们的名字常常同时跻身拍卖新闻头条，往往是常玉的某作品拍出了7000多万，张大千的某作品拍出了8000多万，总而言之，很贵。
这三位的共同特点是，都很有趣。
在中学课本里，苏轼被归于豪放派。的确，他写过很多充满励志色彩的诗词。他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擅长自我宽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观平生”，流落海南岛贫病交加，还安慰自己这是一辈子难得的奇遇。他也擅长自我解嘲，“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作为一个胖且喘的美髯中年男子，淋成落汤鸡还这么自high，也是蛮拼的。
二十岁出头，被《成功人士不说却默默在做的10件事》之类鸡血文章洗脑的年纪，跟黑中介和蟑螂斗智斗勇时，我常以苏轼的豪放词自勉。但年岁渐长，却读出那些豪情壮志背后无可奈何的苍凉。反而是那些小清新的、描写琐碎生活的婉约之作，更让我心有戚戚焉。
他写少女心思，“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他写春日宴，“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蓉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嗅得到气息，看得到色彩。这样字句里的苏轼，或许才更接近他本来的自我，“一生爱好是天然”，高兴就是高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
苏轼称得上是一个可爱的人，至少比起那些正襟危坐的圣贤夫子，他有血有肉得多：他入仕，但不厚黑，所持政见常站在平民立场，喜欢为普通民众谋福利。他好色，一生妻妾成群，但无论对结发妻王弗还是挚爱朝云，都有情有义。他对金钱的态度旷达，有钱了“蓼蓉蒿笋试春盘”，穷困时煮“价贱如粪土”的黄州猪肉也能煮成绝世美味，年过半百借钱买房不觉得丢人，时不时还能跟老和尚佛印开两句屎尿屁的玩笑。
和苏轼这样的人做朋友，应该会觉得生活很有意思吧。他也称得上是四川人性格的理想代表了。对官场的不热衷、对情欲的不忐忑、对金钱的不吝啬、对吃喝玩乐矢志不渝的追求——这几样，是构成四川人性格美学的基本要素。简而言之，就是要“有趣”。
1900年出生于四川南充的艺术家常玉，也是个有趣的人。20岁那年，在开丝厂的大哥的赞助下，常玉来到法国巴黎学美术。同期赴法国留学的艺术家，还有徐悲鸿、林风眠、潘玉良等人。但和他们不同，常玉并没有进入正统的美术院校接受系统训练。
当徐悲鸿在教授的工作室头悬梁锥刺股苦练素描时，常玉则流连于“大茅屋画院”和稀奇古怪放浪形骸的各国艺术家一起，给女模特画速写。他画《金瓶梅》彩漆屏风，也热爱裸体女模浑圆的“宇宙大腿”，情欲盎然从不掩藏。他也喜欢用毛笔画素描，招来女同学的艳羡，却从来不讨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的宏大命题。他笔下的裸模，线条圆润又肥美，洋溢着童真与谐趣，生机勃勃。
在那个时代，赴法国留学是很难得的机遇，如徐悲鸿一般的贫家子弟必须忍饥挨饿，发愤图强，抓紧一切机遇求“逆袭”，还要时刻想着如何报效祖国。但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常玉不需要过这样苦行僧的生活，家庭的经济基础让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意愿，自由自在地感受巴黎的艺术氛围、不徐不疾地搞自己喜欢的创作。
在好友的回忆里，常玉“人美丰仪、衣着考究”，坐咖啡馆观察邻桌男女，灵感一来立即素描。家中汇款迟到时也会啃面包喝自来水度日，但请模特的钱从来不省。唯一值钱的照相机，时常存入当铺，等家中汇款到了再赎回。爱读《红楼梦》，爱拉小提琴、打网球，是位“翩翩佳公子也”。这样的人生想必是招人嫉恨的，的确，也没有持续太久。常玉来法国的第十年，长兄常俊民的生意落败继而猝然离世，常玉从此失去了最疼爱他的人，也失去了经济来源。
但常玉最迷人也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并不因外在的变故而更改内心的节奏。一如既往地任性、任性、任性，不紧不慢，而并不痛改前非洗心革面。继承了一笔小小遗产，如常过了一段挥霍时光，然后才开始尝试养活自己——但常玉生来对钱是没有概念的，也并不擅长经营自己。他卖过一些画作，也参与过一些沙龙展览，但由于太不通人情世故，渐渐和画商断了合作。
人情世故这种事儿，我猜测常玉不是不通，而是不想通。人生而有涯，但能力各有边界。艺术的天赋出众，入世的技能难免略逊一筹。若强为稻粱谋，养活自己应该也没问题，但终究成不了高官巨贾，反落得一身庸俗和虚伪，又何必？更何况，锦衣玉食的生活他并不是没体验过，也不执念。所以常玉，要纯粹就纯粹到底。同期留法的庞熏琹回忆，他多次看到常玉被人包围，要买他的线描画人物，他却把画送人，拒绝收钱。时常有人请他吃饭，吃饭他不拒绝。请他画像，他约法三章：一是先付钱；二是画的时候不要看；三是画完拿了就走，不提意见。这在俗人看来，或许傻得冒泡；但对于常玉来说，却自得其乐。一期一会，过去不留，是何等的洒脱。
“我们的步伐太过时。我们的躯体太脆弱。我们的生命太短暂。”1966年8月，身无分文、足踝受伤行动不便的常玉，在工作室瓦斯中毒而死。随后他的作品成捆地出现在巴黎拍卖市场，售价仅数百法郎。而半个世纪后，他却成为一个神话，被人们反复解读。
2014年4月，常玉画作《聚瑞盈馨》在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以7100万港元落槌。1950年画这幅画时，常玉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贫穷困顿。但他笔下色彩缤纷的喜乐、温暖清简的安逸，从未有丝毫折损。假若他知道，半个世纪后，这幅画被收藏家们猛烈追逐、拍出天价，想必也只是在嘴角浮起一个无所谓的弧度。如他所说：“我的生命中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画家。”
同月，张大千的一幅泼彩山水画也以2420万港元位列苏富比2014年春拍中国书画专场头筹。同为四川人、都出生在1900年前后，常玉活得极简纯粹，张大千则生猛张扬。如果说前者是甘苦自知的竹叶青，后者则是活色生香的麻辣火锅——拖泥带水、荤素不忌，但实在是让人眼花缭乱的精彩。 老天给张大千安排的人生剧本充满了强烈的戏剧元素。他曾经被劫为匪，后来又出家为僧，传说生时为“灵猴转世”，后来又在苏州养虎。他一生有过四个妻子、两个情人和千古流芳的红颜知己，从四川到上海、日本，再远走巴西、辗转北美、归根台湾，足迹遍布全球。正所谓久病成良医，演而优则导，体验了人生如戏的张大千，特别擅长“事件营销”，擅长造新闻，堪称民国画坛营销策划大师。
还在青年时期，张大干就为了画画数次登临黄山。第一次登黄山时，黄山还没有路。他便雇人在前面修路，一边修，一边登山，一边作画。20世纪40年代，他又带着大队人马和家眷，跋涉千里，远走沙漠，临摹敦煌壁画。为了1：1临摹巨幅壁画，他请青海喇嘛秘制大幅画布，所费青绿颜料由专机派送。这件事在当时引发争论，被指为破坏文物。若放在当代，肯定也是抢占各大移动新闻客户端头条的节奏。
四川人的个性里，有追逐文学艺术的纯粹，也有崇尚江湖义气的狡狯。在张大千身上，这两面竟得以天衣无缝地融合。张大千在艺术圈素有豪爽大气、仗义疏财的名声，这也和他优渥的家境分不开。他曾到日本学习一年染织，回国后便拜师海派名家曾熙和李瑞清，以师法石涛为主要面貌。高明的画艺和侠义的性格，使他短时间内就进入上海书画的高级圈子，与黄宾虹、黄君璧等名家成为好友。他和兄长张善孖共同创立大风堂，广收门人，宾朋满座。与他交好的不仅仅是藏家，连印人、装裱工、造纸者，甚至一些没饭吃的闲人，他都出资出画养着。
其实，张大千还不到20岁就仿石涛的画骗过了黄宾虹和吴湖帆，绝对狡狯过人、聪明绝顶。正因如此，反而信赖“千谎百计，不如拙诚”。晚年张大千定居台湾，摩耶精舍内人员芜杂，有偷画的、有伪造假画的，张大千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意在“给人留饭”。别说这种小钱，就算是大笔财物，张大千也不放在心上。20世纪中期，张大千曾在弟子方召麐处存了200多张古画。因为战争在即，方召麈把画存在一位相熟的医生手里，连夜赶往伦敦。再回来取画时，医生却不认账了，报警也没用。张大千知道了不但没生气，反而安慰方召麐说，“都是身外之物，无妨”。
有情，有趣，是为“五百年来一大千”。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无论在现实还是画中，张大千并不掩饰自己对美女和美食的热爱——他笔下的美人有优雅的少妇、光芒四射的明星，也有受了惊吓的贵妃。各种类型、各种情绪美人的风情，张大千都能掌握得入木三分。为了画一张美人图，他甚至会特别买来南海珍珠磨成粉画在衣服上，模拟丝绒的衣料感。他对女人，绝不仅仅是占有、享用，而是带着敬惜、爱怜的“审美无功利”，所以才能寥寥几笔勾勒出她们的情绪和气息。
张大千又是民国画坛第一美食家，他甚至认为，自己“善烹调，更在画艺之上”。张大千口味重，偏爱麻辣和醇香，对食材要求极为苛刻，从不吃过夜菜，鱼也要鲜活。他一生四海为家、走遍世界，不管到哪里，每天的餐桌上必须有一碗肉，而且每隔两天一定要吃点红烧肉、冰糖肘子、东坡肉之类的大肥肉解馋。
据说，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时，发现住处附近杨树下的野蘑菇异常美味。离开敦煌时，他特意画了一张野蘑菇生长地点的秘密地图，标明了采摘路线、时间，还标明了哪一处的蘑菇长得最好，然后送给了后来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这个细节不禁让人感叹，他真的是“用生命在吃”，相比之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面用8个月等待小花菇的桥段也实在不算什么了。
以上，是三个四川人的故事。天府之国，富庶安逸，文人代出，墨香缭绕。出生于此，自幼沉淀在骨子里的，是人文艺术的熏陶，是感性情欲的召唤，是率真活泼的烟火气。相应地，也许少了些杀伐决断的将军英明、忧国忧民的志士情怀、君临天下的帝王之气——但，又有什么不好呢？人若有趣，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的宽容。活在一本正经严肃认真压力山大的现世，我们应该任性、任性、任性。
苏轼是宋朝的，后面两位是民国的，他们都会画画儿，当然，苏轼出名更多是因为他的诗词，和他的东坡肉。
张大千只比常玉大一岁，但他们在世的时候交集并不多，因为一个是画国画的，一个是画油画的。倒是这两年，他们的名字常常同时跻身拍卖新闻头条，往往是常玉的某作品拍出了7000多万，张大千的某作品拍出了8000多万，总而言之，很贵。
这三位的共同特点是，都很有趣。
在中学课本里，苏轼被归于豪放派。的确，他写过很多充满励志色彩的诗词。他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擅长自我宽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观平生”，流落海南岛贫病交加，还安慰自己这是一辈子难得的奇遇。他也擅长自我解嘲，“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作为一个胖且喘的美髯中年男子，淋成落汤鸡还这么自high，也是蛮拼的。
二十岁出头，被《成功人士不说却默默在做的10件事》之类鸡血文章洗脑的年纪，跟黑中介和蟑螂斗智斗勇时，我常以苏轼的豪放词自勉。但年岁渐长，却读出那些豪情壮志背后无可奈何的苍凉。反而是那些小清新的、描写琐碎生活的婉约之作，更让我心有戚戚焉。
他写少女心思，“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他写春日宴，“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蓉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嗅得到气息，看得到色彩。这样字句里的苏轼，或许才更接近他本来的自我，“一生爱好是天然”，高兴就是高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
苏轼称得上是一个可爱的人，至少比起那些正襟危坐的圣贤夫子，他有血有肉得多：他入仕，但不厚黑，所持政见常站在平民立场，喜欢为普通民众谋福利。他好色，一生妻妾成群，但无论对结发妻王弗还是挚爱朝云，都有情有义。他对金钱的态度旷达，有钱了“蓼蓉蒿笋试春盘”，穷困时煮“价贱如粪土”的黄州猪肉也能煮成绝世美味，年过半百借钱买房不觉得丢人，时不时还能跟老和尚佛印开两句屎尿屁的玩笑。
和苏轼这样的人做朋友，应该会觉得生活很有意思吧。他也称得上是四川人性格的理想代表了。对官场的不热衷、对情欲的不忐忑、对金钱的不吝啬、对吃喝玩乐矢志不渝的追求——这几样，是构成四川人性格美学的基本要素。简而言之，就是要“有趣”。
1900年出生于四川南充的艺术家常玉，也是个有趣的人。20岁那年，在开丝厂的大哥的赞助下，常玉来到法国巴黎学美术。同期赴法国留学的艺术家，还有徐悲鸿、林风眠、潘玉良等人。但和他们不同，常玉并没有进入正统的美术院校接受系统训练。
当徐悲鸿在教授的工作室头悬梁锥刺股苦练素描时，常玉则流连于“大茅屋画院”和稀奇古怪放浪形骸的各国艺术家一起，给女模特画速写。他画《金瓶梅》彩漆屏风，也热爱裸体女模浑圆的“宇宙大腿”，情欲盎然从不掩藏。他也喜欢用毛笔画素描，招来女同学的艳羡，却从来不讨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的宏大命题。他笔下的裸模，线条圆润又肥美，洋溢着童真与谐趣，生机勃勃。
在那个时代，赴法国留学是很难得的机遇，如徐悲鸿一般的贫家子弟必须忍饥挨饿，发愤图强，抓紧一切机遇求“逆袭”，还要时刻想着如何报效祖国。但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常玉不需要过这样苦行僧的生活，家庭的经济基础让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意愿，自由自在地感受巴黎的艺术氛围、不徐不疾地搞自己喜欢的创作。
在好友的回忆里，常玉“人美丰仪、衣着考究”，坐咖啡馆观察邻桌男女，灵感一来立即素描。家中汇款迟到时也会啃面包喝自来水度日，但请模特的钱从来不省。唯一值钱的照相机，时常存入当铺，等家中汇款到了再赎回。爱读《红楼梦》，爱拉小提琴、打网球，是位“翩翩佳公子也”。这样的人生想必是招人嫉恨的，的确，也没有持续太久。常玉来法国的第十年，长兄常俊民的生意落败继而猝然离世，常玉从此失去了最疼爱他的人，也失去了经济来源。
但常玉最迷人也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并不因外在的变故而更改内心的节奏。一如既往地任性、任性、任性，不紧不慢，而并不痛改前非洗心革面。继承了一笔小小遗产，如常过了一段挥霍时光，然后才开始尝试养活自己——但常玉生来对钱是没有概念的，也并不擅长经营自己。他卖过一些画作，也参与过一些沙龙展览，但由于太不通人情世故，渐渐和画商断了合作。
人情世故这种事儿，我猜测常玉不是不通，而是不想通。人生而有涯，但能力各有边界。艺术的天赋出众，入世的技能难免略逊一筹。若强为稻粱谋，养活自己应该也没问题，但终究成不了高官巨贾，反落得一身庸俗和虚伪，又何必？更何况，锦衣玉食的生活他并不是没体验过，也不执念。所以常玉，要纯粹就纯粹到底。同期留法的庞熏琹回忆，他多次看到常玉被人包围，要买他的线描画人物，他却把画送人，拒绝收钱。时常有人请他吃饭，吃饭他不拒绝。请他画像，他约法三章：一是先付钱；二是画的时候不要看；三是画完拿了就走，不提意见。这在俗人看来，或许傻得冒泡；但对于常玉来说，却自得其乐。一期一会，过去不留，是何等的洒脱。
“我们的步伐太过时。我们的躯体太脆弱。我们的生命太短暂。”1966年8月，身无分文、足踝受伤行动不便的常玉，在工作室瓦斯中毒而死。随后他的作品成捆地出现在巴黎拍卖市场，售价仅数百法郎。而半个世纪后，他却成为一个神话，被人们反复解读。
2014年4月，常玉画作《聚瑞盈馨》在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以7100万港元落槌。1950年画这幅画时，常玉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贫穷困顿。但他笔下色彩缤纷的喜乐、温暖清简的安逸，从未有丝毫折损。假若他知道，半个世纪后，这幅画被收藏家们猛烈追逐、拍出天价，想必也只是在嘴角浮起一个无所谓的弧度。如他所说：“我的生命中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画家。”
同月，张大千的一幅泼彩山水画也以2420万港元位列苏富比2014年春拍中国书画专场头筹。同为四川人、都出生在1900年前后，常玉活得极简纯粹，张大千则生猛张扬。如果说前者是甘苦自知的竹叶青，后者则是活色生香的麻辣火锅——拖泥带水、荤素不忌，但实在是让人眼花缭乱的精彩。 老天给张大千安排的人生剧本充满了强烈的戏剧元素。他曾经被劫为匪，后来又出家为僧，传说生时为“灵猴转世”，后来又在苏州养虎。他一生有过四个妻子、两个情人和千古流芳的红颜知己，从四川到上海、日本，再远走巴西、辗转北美、归根台湾，足迹遍布全球。正所谓久病成良医，演而优则导，体验了人生如戏的张大千，特别擅长“事件营销”，擅长造新闻，堪称民国画坛营销策划大师。
还在青年时期，张大干就为了画画数次登临黄山。第一次登黄山时，黄山还没有路。他便雇人在前面修路，一边修，一边登山，一边作画。20世纪40年代，他又带着大队人马和家眷，跋涉千里，远走沙漠，临摹敦煌壁画。为了1：1临摹巨幅壁画，他请青海喇嘛秘制大幅画布，所费青绿颜料由专机派送。这件事在当时引发争论，被指为破坏文物。若放在当代，肯定也是抢占各大移动新闻客户端头条的节奏。
四川人的个性里，有追逐文学艺术的纯粹，也有崇尚江湖义气的狡狯。在张大千身上，这两面竟得以天衣无缝地融合。张大千在艺术圈素有豪爽大气、仗义疏财的名声，这也和他优渥的家境分不开。他曾到日本学习一年染织，回国后便拜师海派名家曾熙和李瑞清，以师法石涛为主要面貌。高明的画艺和侠义的性格，使他短时间内就进入上海书画的高级圈子，与黄宾虹、黄君璧等名家成为好友。他和兄长张善孖共同创立大风堂，广收门人，宾朋满座。与他交好的不仅仅是藏家，连印人、装裱工、造纸者，甚至一些没饭吃的闲人，他都出资出画养着。
其实，张大千还不到20岁就仿石涛的画骗过了黄宾虹和吴湖帆，绝对狡狯过人、聪明绝顶。正因如此，反而信赖“千谎百计，不如拙诚”。晚年张大千定居台湾，摩耶精舍内人员芜杂，有偷画的、有伪造假画的，张大千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意在“给人留饭”。别说这种小钱，就算是大笔财物，张大千也不放在心上。20世纪中期，张大千曾在弟子方召麐处存了200多张古画。因为战争在即，方召麈把画存在一位相熟的医生手里，连夜赶往伦敦。再回来取画时，医生却不认账了，报警也没用。张大千知道了不但没生气，反而安慰方召麐说，“都是身外之物，无妨”。
有情，有趣，是为“五百年来一大千”。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无论在现实还是画中，张大千并不掩饰自己对美女和美食的热爱——他笔下的美人有优雅的少妇、光芒四射的明星，也有受了惊吓的贵妃。各种类型、各种情绪美人的风情，张大千都能掌握得入木三分。为了画一张美人图，他甚至会特别买来南海珍珠磨成粉画在衣服上，模拟丝绒的衣料感。他对女人，绝不仅仅是占有、享用，而是带着敬惜、爱怜的“审美无功利”，所以才能寥寥几笔勾勒出她们的情绪和气息。
张大千又是民国画坛第一美食家，他甚至认为，自己“善烹调，更在画艺之上”。张大千口味重，偏爱麻辣和醇香，对食材要求极为苛刻，从不吃过夜菜，鱼也要鲜活。他一生四海为家、走遍世界，不管到哪里，每天的餐桌上必须有一碗肉，而且每隔两天一定要吃点红烧肉、冰糖肘子、东坡肉之类的大肥肉解馋。
据说，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时，发现住处附近杨树下的野蘑菇异常美味。离开敦煌时，他特意画了一张野蘑菇生长地点的秘密地图，标明了采摘路线、时间，还标明了哪一处的蘑菇长得最好，然后送给了后来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这个细节不禁让人感叹，他真的是“用生命在吃”，相比之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面用8个月等待小花菇的桥段也实在不算什么了。
以上，是三个四川人的故事。天府之国，富庶安逸，文人代出，墨香缭绕。出生于此，自幼沉淀在骨子里的，是人文艺术的熏陶，是感性情欲的召唤，是率真活泼的烟火气。相应地，也许少了些杀伐决断的将军英明、忧国忧民的志士情怀、君临天下的帝王之气——但，又有什么不好呢？人若有趣，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的宽容。活在一本正经严肃认真压力山大的现世，我们应该任性、任性、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