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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史是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长期浸淫于供应链管理研究，其服务于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IBM）等知名企业的经历，为其提供了全球产业一线的经验与视野。
4月底在波士顿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威利·史认为，在削减成本的巨大压力推动下，制造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垂直化专业分工的程度。管理者们很清楚可能会有风险，但无法对这些风险进行定价，即“供应链中无法估价的风险”，因此他们选择对这些风险不予理睬。
在他看来，权衡这个问题的标准是，如果要增加供应源，企业是否能够承担额外的成本？现在看起来企业不愿意承担额外的成本。
消费者对成本敏感，因此企业意识到他们无法将额外的成本转嫁出去，就陷入了现在这种两难的局面。企业必须不断想办法改善成本结构。
“多元化采购成本非常高”
《财经》：根据你的观察，日本地震之后，全球供应链的模式正在发生哪些实质性的变化？
威利·史：日本地震的事件凸显出企业已经注意不到那些三级、四级供应商，因为他们已经具有很强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各个独立的公司分别生产各种小件。大企业可以让供应商来完成小组件的生产，这些小组件再被用于生产零部件；有时候这些零部件实际上都是由供应商生产的。
垂直专业化分工太完善，以至于地震发生之后问题变得很复杂——许多人实际上并不知道他们面临多大的风险或损失，许多企业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自己的预计损失有多大。
日本地震发生后，全球供应链确实存在一些有趣的现象，其中之一是灾难发生后，许多人立即预测这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十分严重的影响，因为相当大一部分的零部件的供应来自日本。
然而我看到的一点是，事实上相当多的领域并没有受到预期的影响，企业能够从其他地方找到替代品，但日本公司已经在许多领域失去了原有的控制地位。
当然，这次地震在汽车制造领域的影响确实非常大。我们有一个案例研究的是微型发动机控制器，全世界40％的微型发动机控制器都是由一家日本工厂生产的。想象一下，对于他们来说地震的影响要大得多。
回到你最初的问题，全球供应链中的一些变化是，人们开始认识到风险是多么难以识别。此前一直是垂直采购的企业中有一些转向了多元化采购。
但实际上，多元化采购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如果你想增加一个高级芯片的供应源，就要增加额外的掩模组，这意味着再建额外的一个芯片加工厂，这是十分昂贵的，特别是这里边再融合一些高新技术。比如说生产40纳米级的模组，差不多要投入100万美元。
再看看汽车业到底用了多少这样的高级芯片。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包括一家汽车公司，它的一种车型年产量是40万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用量是每周1万个到1.5万个。1个晶圆能制成2500个－3500个芯片，所以每周的用量就是5个晶圆。你会为5个晶圆增加一个供应源吗？不可能。
《财经》：所以你认为并没有发生很明显的变化？
威利·史：人们现在对供应链中断十分敏感，但也还没严重到那种程度。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企业将更多的生产任务交给日本以外的加工厂，将它们作为第二供应源，但真正地增加供应源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有时候也不一定要增加更多的供应源，增加存货和晶圆的在产品也是一种手段，这样企业就有了一些缓冲。
去年3月发生地震之后，一些受影响的企业有相当的存货和在产品，因而能够将生产维持到6月底，这就是所谓的缓冲，而这样的缓冲在整个分销渠道中比比皆是。
所以，答案也许并不像你希望看到的那样明显，这与它所对应的成本有关。
去年泰国洪灾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整个PC产业受到很大影响，许多生产设备全部都被水泡了。我预计泰国要花上超过一年的时间恢复到之前的生产水平。而这些影响会传导到原材料价格上。采购模式的平衡比许多人想象得更难以把握，毕竟一些风险不是显而易见的。
“成本至上”被迫“忽略风险”
《财经》：你刚才提到的多元化采购、增加存货都会带来成本上升，但灾难带来的成本又是无法衡量的，有时又是巨大的。企业应当如何在成本控制和风险管理上找到平衡点？
威利·史：现在的问题是，制造业已经达到了这种垂直化专业分工的程度。我们为什么会上升到这种程度？是削减成本的巨大压力所推动的。消费者对成本敏感，因此企业意识到他们无法将额外的成本转嫁出去，就陷入了现在这种两难的局面。特别是电子元件产品这个领域，成本压力非常大，企业必须不断想办法改善成本结构。
我认为，目前许多企业所做的是忽略风险。我称之为“供应链中无法估价的风险”。管理者们很清楚可能会有风险，但无法对这些风险进行定价，因此他们选择对这些风险不予理睬。因为权衡这个问题的标准是，如果你要增加供应源，你愿意承担额外的成本吗？现在看起来企业不愿意承担额外的成本。
以硬盘为例，在泰国洪灾之后，一些品牌的硬盘价格上涨了3倍－4倍，有一些甚至上涨了5倍。如果回到洪灾之前，你问问采购企业，如果他们的供应商有另外的货源，他们愿不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答案是“不”，硬盘是一种完全可以替代的商品。如果我想换个硬盘，我才不管它是谁生产的，我只想买个便宜的。供应危机发生时，电脑生产商才会因为硬盘短缺而受到影响。他们在那时才会愿意花更高的价格去采购，而不是未雨绸缪。否则他们的产品在成本方面就没有竞争力。
《财经》：在你服务于IBM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搭建供应链的？他们如何应对突发问题的风险？
威利·史：我要说20年前，企业是非常热衷于多元化采购的。
比如说在上世纪80年代，PC产业的早期阶段，英特尔如果想让IBM在电脑中采用他们的8088微处理器，就必须同意IBM可以进行多元化采购的要求。IBM还保留了自己生产这种处理器的权利。事实上，IBM确实在内部生产过自己的版本。
那还是PC产业利润比较丰厚的年代，卖电脑确实能给企业带来不少的利润。后来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英特尔这些公司就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够把成本降下来，带动商品化，就能够以低价来吸引更多消费者买电脑。最后PC行业的游戏规则就变成了“成本至上”。
许多企业声称他们不愿意用多元化采购替代低成本。这种做法的表现是不需要额外的供应源，不向货源多的供应商支付额外的价格等等。
事实上，各种灾难不期而至。我记得大约在八九年前日本曾发生过大火，一家生产硅片的工厂在灾难中被毁，造成了很大供应链中断问题。2002年左右，台湾地区的地震也带来过短期的供应链中断。
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这已经起到了足够的预警作用，只是在成本至上的今天，企业还是选择忽略这些风险。
《财经》：另一种现象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亚洲、拉丁美洲建厂，把生产靠近市场。比如福特汽车公司最近就要花7.6亿美元在中国浙江建设一家新厂，提高他们在中国的产能。你对此怎么看？
威利·史：我想你指的是区域化生产。我再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在准备量产的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设置成本，这时如果采用区域化生产会带来一定的规模优势。
我认为区域化生产模式仍然是成本驱动的。比如，全世界70％的芯片加工产能都集中在台湾的三个科技园区。但是这样做也意味着你愿意承担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我们也注意到一些现象，比如有的企业在日本地震发生后，开始对模组进行封装，这样可以减少它们在灾难中的损坏和污染程度；但目前它们的封装只能抵抗7.5级地震，而不是9.0级的。
我认为是否选择区域化生产还是取决于生产技术的高低。如果这只是一项组装业务，你就会看到企业会选择全球化生产。墨西哥、东欧等等都有组装的工业。
《财经》：你认为制造业会回归美国吗？美国在未来的全球供应链中会扮演何种角色？
威利·史：这取决于建厂成本。比如电子产品制造，我就不认为会回归美国，现在这个产业的供应链主要在中国。当然了，未来运输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之后，你会看到有一些回流，但我不会把这种现象称为一种“趋势”。
我想你在观察全球供应链的变化时，会发现有一部分从日本流入美国的，这是因为现在日本的制造成本非常昂贵。比如那些在美国也有工厂的日本汽车制造商，他们未来会倾向于将美国作为生产基地，而不是日本。
丰田等一些公司已经宣布，他们现在是因为社会责任才将生产留在日本，但是已经无法承受日元升值带来的压力。
未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市场，这些市场中商品和服务的制造，还是会随着生产成本、税收、运输成本和运输时间这些因素流动。
4月底在波士顿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威利·史认为，在削减成本的巨大压力推动下，制造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垂直化专业分工的程度。管理者们很清楚可能会有风险，但无法对这些风险进行定价，即“供应链中无法估价的风险”，因此他们选择对这些风险不予理睬。
在他看来，权衡这个问题的标准是，如果要增加供应源，企业是否能够承担额外的成本？现在看起来企业不愿意承担额外的成本。
消费者对成本敏感，因此企业意识到他们无法将额外的成本转嫁出去，就陷入了现在这种两难的局面。企业必须不断想办法改善成本结构。
“多元化采购成本非常高”
《财经》：根据你的观察，日本地震之后，全球供应链的模式正在发生哪些实质性的变化？
威利·史：日本地震的事件凸显出企业已经注意不到那些三级、四级供应商，因为他们已经具有很强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各个独立的公司分别生产各种小件。大企业可以让供应商来完成小组件的生产，这些小组件再被用于生产零部件；有时候这些零部件实际上都是由供应商生产的。
垂直专业化分工太完善，以至于地震发生之后问题变得很复杂——许多人实际上并不知道他们面临多大的风险或损失，许多企业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自己的预计损失有多大。
日本地震发生后，全球供应链确实存在一些有趣的现象，其中之一是灾难发生后，许多人立即预测这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十分严重的影响，因为相当大一部分的零部件的供应来自日本。
然而我看到的一点是，事实上相当多的领域并没有受到预期的影响，企业能够从其他地方找到替代品，但日本公司已经在许多领域失去了原有的控制地位。
当然，这次地震在汽车制造领域的影响确实非常大。我们有一个案例研究的是微型发动机控制器，全世界40％的微型发动机控制器都是由一家日本工厂生产的。想象一下，对于他们来说地震的影响要大得多。
回到你最初的问题，全球供应链中的一些变化是，人们开始认识到风险是多么难以识别。此前一直是垂直采购的企业中有一些转向了多元化采购。
但实际上，多元化采购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如果你想增加一个高级芯片的供应源，就要增加额外的掩模组，这意味着再建额外的一个芯片加工厂，这是十分昂贵的，特别是这里边再融合一些高新技术。比如说生产40纳米级的模组，差不多要投入100万美元。
再看看汽车业到底用了多少这样的高级芯片。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包括一家汽车公司，它的一种车型年产量是40万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用量是每周1万个到1.5万个。1个晶圆能制成2500个－3500个芯片，所以每周的用量就是5个晶圆。你会为5个晶圆增加一个供应源吗？不可能。
《财经》：所以你认为并没有发生很明显的变化？
威利·史：人们现在对供应链中断十分敏感，但也还没严重到那种程度。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企业将更多的生产任务交给日本以外的加工厂，将它们作为第二供应源，但真正地增加供应源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有时候也不一定要增加更多的供应源，增加存货和晶圆的在产品也是一种手段，这样企业就有了一些缓冲。
去年3月发生地震之后，一些受影响的企业有相当的存货和在产品，因而能够将生产维持到6月底，这就是所谓的缓冲，而这样的缓冲在整个分销渠道中比比皆是。
所以，答案也许并不像你希望看到的那样明显，这与它所对应的成本有关。
去年泰国洪灾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整个PC产业受到很大影响，许多生产设备全部都被水泡了。我预计泰国要花上超过一年的时间恢复到之前的生产水平。而这些影响会传导到原材料价格上。采购模式的平衡比许多人想象得更难以把握，毕竟一些风险不是显而易见的。
“成本至上”被迫“忽略风险”
《财经》：你刚才提到的多元化采购、增加存货都会带来成本上升，但灾难带来的成本又是无法衡量的，有时又是巨大的。企业应当如何在成本控制和风险管理上找到平衡点？
威利·史：现在的问题是，制造业已经达到了这种垂直化专业分工的程度。我们为什么会上升到这种程度？是削减成本的巨大压力所推动的。消费者对成本敏感，因此企业意识到他们无法将额外的成本转嫁出去，就陷入了现在这种两难的局面。特别是电子元件产品这个领域，成本压力非常大，企业必须不断想办法改善成本结构。
我认为，目前许多企业所做的是忽略风险。我称之为“供应链中无法估价的风险”。管理者们很清楚可能会有风险，但无法对这些风险进行定价，因此他们选择对这些风险不予理睬。因为权衡这个问题的标准是，如果你要增加供应源，你愿意承担额外的成本吗？现在看起来企业不愿意承担额外的成本。
以硬盘为例，在泰国洪灾之后，一些品牌的硬盘价格上涨了3倍－4倍，有一些甚至上涨了5倍。如果回到洪灾之前，你问问采购企业，如果他们的供应商有另外的货源，他们愿不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答案是“不”，硬盘是一种完全可以替代的商品。如果我想换个硬盘，我才不管它是谁生产的，我只想买个便宜的。供应危机发生时，电脑生产商才会因为硬盘短缺而受到影响。他们在那时才会愿意花更高的价格去采购，而不是未雨绸缪。否则他们的产品在成本方面就没有竞争力。
《财经》：在你服务于IBM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搭建供应链的？他们如何应对突发问题的风险？
威利·史：我要说20年前，企业是非常热衷于多元化采购的。
比如说在上世纪80年代，PC产业的早期阶段，英特尔如果想让IBM在电脑中采用他们的8088微处理器，就必须同意IBM可以进行多元化采购的要求。IBM还保留了自己生产这种处理器的权利。事实上，IBM确实在内部生产过自己的版本。
那还是PC产业利润比较丰厚的年代，卖电脑确实能给企业带来不少的利润。后来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英特尔这些公司就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够把成本降下来，带动商品化，就能够以低价来吸引更多消费者买电脑。最后PC行业的游戏规则就变成了“成本至上”。
许多企业声称他们不愿意用多元化采购替代低成本。这种做法的表现是不需要额外的供应源，不向货源多的供应商支付额外的价格等等。
事实上，各种灾难不期而至。我记得大约在八九年前日本曾发生过大火，一家生产硅片的工厂在灾难中被毁，造成了很大供应链中断问题。2002年左右，台湾地区的地震也带来过短期的供应链中断。
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这已经起到了足够的预警作用，只是在成本至上的今天，企业还是选择忽略这些风险。
《财经》：另一种现象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亚洲、拉丁美洲建厂，把生产靠近市场。比如福特汽车公司最近就要花7.6亿美元在中国浙江建设一家新厂，提高他们在中国的产能。你对此怎么看？
威利·史：我想你指的是区域化生产。我再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在准备量产的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设置成本，这时如果采用区域化生产会带来一定的规模优势。
我认为区域化生产模式仍然是成本驱动的。比如，全世界70％的芯片加工产能都集中在台湾的三个科技园区。但是这样做也意味着你愿意承担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我们也注意到一些现象，比如有的企业在日本地震发生后，开始对模组进行封装，这样可以减少它们在灾难中的损坏和污染程度；但目前它们的封装只能抵抗7.5级地震，而不是9.0级的。
我认为是否选择区域化生产还是取决于生产技术的高低。如果这只是一项组装业务，你就会看到企业会选择全球化生产。墨西哥、东欧等等都有组装的工业。
《财经》：你认为制造业会回归美国吗？美国在未来的全球供应链中会扮演何种角色？
威利·史：这取决于建厂成本。比如电子产品制造，我就不认为会回归美国，现在这个产业的供应链主要在中国。当然了，未来运输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之后，你会看到有一些回流，但我不会把这种现象称为一种“趋势”。
我想你在观察全球供应链的变化时，会发现有一部分从日本流入美国的，这是因为现在日本的制造成本非常昂贵。比如那些在美国也有工厂的日本汽车制造商，他们未来会倾向于将美国作为生产基地，而不是日本。
丰田等一些公司已经宣布，他们现在是因为社会责任才将生产留在日本，但是已经无法承受日元升值带来的压力。
未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市场，这些市场中商品和服务的制造，还是会随着生产成本、税收、运输成本和运输时间这些因素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