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菲律宾的安吉利斯城是性旅游业的中心。在那里，堕胎是禁止的。因此，那里有成千上万像布莱希·梅和瑞秋一样的孩子。他们的父亲来自欧洲或美国，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孩子的父亲什么模样，娜塔莉已经没有印象了。他来自英国，工作与电脑行业相关，长得又高又瘦。他有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公司把他外派到菲律宾，那段时间娜塔莉和他生活在一起。他对娜塔莉说，她很美。娜塔莉说，她爱上了这个英国人。那时候，她天真幼稚。这个男人叫沙恩，是个买春客。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女儿。
娜塔莉知道，沙恩害怕失去他在英国的家。娜塔莉在脸书上找到他，把布莱希·梅的照片发给了他。照片上，布莱希·梅穿着一件闪闪的绿裙子，就像小美人鱼一样。之后，沙恩就更换了自己的主页头像。他上传了一张儿子的照片。男孩肤色白皙，头戴沙滩帽。“他们经常度假。”娜塔莉说。
菲律宾主岛上的安吉利斯城，即“天使城”，位于首都马尼拉西北方向80公里外。清晨，娜塔莉站在主街街头。汽车、出租车和人力车在她身边来来往往。在人行道上，女人们烤着猪大肠，老头们坐在塑料椅子上，抽着烟。现在是9点钟， 36摄氏度。娜塔莉住在郊区，她坐了一个小时的人力车，路过低矮的铁皮屋子、冒烟的垃圾堆、嬉耍游戏的孩子，到了这里：娱乐区菲尔兹大街。这是一条12公里长的红灯区，全球性旅游的中心区域。每天夜里，娜塔莉都到这里做生意。
在安吉利斯，数以千计的儿童靠嫖客生活：他们没有父亲。
“我就在这里认识了他。”娜塔莉说。布莱希·梅的父亲是她首批客人中的一个。多年来，娜塔莉没有试图联系他，因为她害怕他带走女儿。两年前，她在脸书上发现了沙恩。她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够负担抚养孩子。沙恩回复说，他不认识娜塔莉。她给他发送了很多照片：布莱希·梅在游泳池，在学校，在玩耍。“这个女孩是谁？”沙恩回信。他称娜塔莉是一个“疯婊子”。她给他写信：“像个父亲一样，见见你的孩子。”
娜塔莉在智能手机上滑动脸书上的聊天记录。她大笑，擦去眼妆。她画着紫色眼影，穿一件白色短裙，一条黑色T恤，半长的头发，鞋子带一点点跟。她31岁，除了布莱希·梅，还有5个儿子。孩子们的父亲分别是两个菲律宾男人。她说，她的肉体是唯一的收入来源。
娜塔莉觉得，如果英国男人能够支付一点抚养费，生活就会幸福一些。
因此，她清早来到了安吉利斯的一家DNA鉴定处做亲子鉴定。3周前，沙恩答应她做亲子鉴定。如果孩子是他的，他会爱自己的孩子。娜塔莉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会来。尽管如此，她还是很激动。
“Easy DNA”位于亚航办公室的楼上。狭长的过道，空调呼呼作响，一扇门里走出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年纪稍大的白种男人，他脚上穿着袜子和凉鞋。这个国家有10所“Easy DNA”机构，总部在安吉利斯，几乎所有顾客都想做亲子鉴定，每周约有十份申请。一次检测需要大约300欧元，样品被送去一家美国实验室，结果10天后被送回。
娜塔莉求助于柜台后的老板，他是美国人。在发现安吉利斯的基因鉴定的市场潜力之前，他就职于IBM。娜塔莉说：“我有一个孩子，孩子没有父亲。我知道生父是谁。我怎么能得到他的DNA？”老板很熟悉这种问题。“您可以和他一起去喝咖啡，试着取一根头发。”他说，“指甲残余也可以，或者香烟，也有人带着沾有精斑的薄片来。”
娜塔莉什么也没说。她什么都没有，只有脸书的主页。
她想起了他给他的孩子们买的车、生日蛋糕，还有海边，他们白皮肤的脸。她不知道，如果他承认是布莱希·梅的父亲，应该付多少钱。英国政府会判定数额。她想不管怎样，对她和她的6个孩子而言会是足够多的钱。娜塔莉默默地沿街向下走。布莱希·梅在外面等着，她得上学。
娜塔莉帮布莱希整理好衬衣，这是她第一天去新学校。以前的学校里，同学们都称她“牛奶鱼”，因为她的皮肤比别的孩子白。他们叫她“蘑菇”，似乎她就像蘑菇一样突然从地上冒了出来。他们大喊：“提撒老师，混血儿！”“你的爸爸在哪儿？”“你妈妈在酒吧工作吗？”
布莱希·梅看着地。
在菲律宾，很多词指代嫖客的孩子。“Iniwan ngbarko”——船上落下的。“Putoksa buho”——爆竹生的。“Pinulot sa tae ng kalabaw”——水牛粪里挖出来的。
在越南战争和科威特战争期间，很多嫖客从克拉克空军基地来到菲尔兹大街。这是美国人最重要的补给基地。海滩几公里之外就是海军驻地。晚上，士兵们出来活动。娜塔莉听说，目前菲律宾有25万美国混血儿。
他们在90年代撤军。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欧洲、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性旅游者。这是一项重要的生意，他们每年给菲律宾带来约4亿美元收入，大部分在安吉利斯。据慈善机构估计，这座城市中有1万名嫖客所生的孩子。
乔瑟琳·门多萨·布里奥内斯，58岁，是安吉利斯年纪最大的嫖客孩子之一，被人辱骂为“小黑人”。
柯蒂斯·阿尔曼，34岁，多年来，父亲来自部队的标签一直贴在他身上。他在谷歌上搜索了上百次他的父亲，但是没有结果。
班尼·勃兰登堡，4岁。尽管他父亲每月从德国寄来200欧元，他依然和母亲住在垃圾堆里。
公主安，1岁，父亲是西班牙人，她住在棚屋里。
瑞秋·布里兰，30岁，给几百个名字中含有“罗斯福”的人、协会和学校写信，因为她的爸爸叫这个名字。
在带布莱希·梅去学校之前，娜塔莉在菲尔兹大街的麦当劳点了两个苹果派。为了不让布莱希·梅听懂她说的内容，她讲英语。她说，买春客喜欢来安吉利斯，因为这里的女人比日本的热心，比泰国的更恭顺，比其他地方的更便宜。她说，大多数男人只是想要被爱，多数都是好人，想找一种“女朋友的感觉”。他们知道菲律宾人信仰天主教，禁止堕胎，婚姻很重要。娜塔莉说，他们为这种感觉买单。而她让他们有这种感觉。 她对此没有恶意，没有轻蔑，似乎更像是她在理解并运用这个游戏中的规则。
娜塔莉在她的奶奶身边长大。她曾经以为奶奶是她的妈妈。娜塔莉的父母非常年轻。别人告诉她，他们是她的哥哥和堂姐。14岁的时候，娜塔莉知道了真相，搬去了她的男朋友家。他打她，她反抗，继续去上学念书。但是她缺钱。
一天晚上，她走过菲尔兹大街。“你在做什么，小妹妹？”一个女人向她喊道。“我在找工作。”娜塔莉回答。那个女人打量了她一下说：“来吧，你可以做个舞女，一周之后做服务员。”娜塔莉相信了她。她很听话，跳舞，喝男人给的威士忌。她从每一杯威士忌中收取佣金。生活变好了，她租了一间房间。从此，她住进了菲尔兹大街。
夜幕降临，她又回到了那里。她把布莱希和男孩们哄入睡，现在她穿着一件闪亮亮的衬衣、一条紧身裤，脚踩高跟鞋。菲尔兹大街有几公里长，在路尽头，女孩们为顾客们服务，客人主要是欧洲人、美国人、中国人。
娜塔莉走过穿着吊带袜的漂亮女郎，穿着热裤的变性人，带着真人大小泰迪熊的女售货员，挂着装满香烟和伟哥的木箱的光脚的孩子们。她自信地沿着街走，搂着俱乐部的女孩子们，开着玩笑。她在所谓的“上层社会”工作，是自由职业者。和嫖客在一起3个小时，她得到10欧元，一夜得20欧元。“如果我一天有一个客人，一个月就是600欧元。”娜塔莉说。她不需要付酒吧老板回扣，可以自己找客人。她说，不戴安全套不行。她现在是个有原则的女人。她说，她在嫖客身上寻找感觉，感觉对了，就跟他们。
有时候，她也想成为一名教师或者医生。这样她就不需要为了避免孩子们看到而把钱藏在脏衣服里，好让他们认为她晚上是在女性朋友那儿过的夜。
与娜塔莉的“上层社会”不同，在昏暗的酒吧里，女孩们穿着比基尼跳着钢管舞。一个美国人盯着她们看，在他的膝盖上，一个袋子里装满了硬币。他把硬币撒给她们，就像撒纸屑一样。她们尖叫着，弯腰捡，硬币叮叮当当掉在地上。那人旁边的台面上，有一个装满了网球的桶。这些球十美元一个。他也可以买这些球扔给那些女人。女人每次被击中，会得到一分钱，男人则得到她的注意。
马可站在这样的桶边。他曾经在海军工作，然后在华盛顿当计算机专家。他胖胖的，58岁，在安吉利斯住了两年了。每天他都去酒吧，玩台球。他以前在拉斯维加斯，也玩台球。他说：“我第一次的性体验是在首尔的一家妓院。”他觉得女人们喜欢跟他在一起。“我对她们很好，不逼迫她们做任何事情。”他牢牢地抓住桶，“她们喜欢我，说我的眼睛很漂亮，我的大肚子她们不在乎，头发也是。”马可是个光头。
他说，有一次一个女孩怀孕了。他觉得这个孩子是他的。他抚摸着她的肚子，去做亲子鉴定，幸好他在场。“父亲是另外一个男人，”马可说，“这简直是扇了我一耳光。”他沉默着，然后把球杆扛在肩上，转身走了。
娜塔莉微微笑着。她讲了“摇臀大赛”，女人们要摇晃屁股；讲了泳池聚会，男人们给女人们带上假的金链子，之后可以兑换成真的金链子。
但是沙恩不一样，她说，当时刚入行，没有经验。有一天晚上，她在舞台上跳舞，看到人群里有个金发男人，用一只激光笔指着她。红色的点停在她的胸上。这表示他有兴趣。他买了一杯酒。他很友好、彬彬有礼。他们性交并保持了这种关系。他说，他要把她从菲尔兹大街接走，送她去上学。于是，娜塔莉没有收他的钱。她怀孕了，而沙恩消失了。
娜塔莉肚子大了起来。她在一个孕妇论坛上，通过虚拟性交挣钱。男人们想要她在镜头前抚摸自己的肚子，挤乳房。
她想过打掉孩子。在菲律宾，每年有超过50万女人这么做。堕胎者以及帮助她们堕胎的人可能会进监狱。她们用猛药打掉孩子，很多人找助产士帮忙，从肚子里弄出胎儿，有的人让自己的男朋友踢她们的肚子。如果孕妇找医生打胎，医生会报警，她们会在病床上被审问。
9年前，布莱希·梅出生了。一个白皮肤小女婴，娜塔莉看都不想看。她的男朋友抱起这个孩子，放在她的胸上。娜塔莉说，她最担心布莱希·梅。这个孩子需要一个爸爸吗？就算她的父亲是个买春客。
娜塔莉不知道。但是她知道很多嫖客的孩子，都带着缺憾长大。
瑞秋就是这样一种人。她很年轻，住得离娜塔莉不远，跟她妈妈一起生活在一间小屋子里，院子里养了几只鸡。爷爷睡在竹床上。我们的这次来访让瑞秋很开心，她希望这次见面能拉近她和爸爸的距离。
安吉利斯的很多孩子早就放弃寻找亲生父亲了，或者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找，因为除了男人的名字之外，他们一无所知。但是瑞秋并没有放弃，她是个有主意的人。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了YouTube，对着电脑讲了自己的故事，寻找她的父亲罗斯福。她刚刚做完第3个视频，正准备上传。
视频里的瑞秋很自信。她站在一个柜子前面，在镜头前讲了几分钟。她穿上了最好的T恤，头发梳向两边。她试了很多次，直到满意自己的造型。她说：“希望他看到我的时候，能喜欢我。”她很白，很瘦。虽然她30岁了，看起来还像个孩子。
她的妈妈曾在菲尔兹大街的酒吧上班。一个名叫罗斯福的美国嫖客和她生了瑞秋，甚至搬进了她的家。瑞秋的妈妈一天晚上被一个嫖客粗鲁地打了，在她不高兴的时候，她的爸爸没了兴趣，就离开了家。
怎么才能在美国找到这个叫布鲁斯·罗斯福的人呢？
瑞秋打开了脸书上数百个名字里有“罗斯福”3个字的机构的聊天窗口，她给它们都写了信：罗斯福兽医中心、罗斯福高中、罗斯福洗浴。信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我叫瑞秋·布里兰，我请求帮助，因为我想找到我的爸爸。他叫布鲁斯·罗斯福，在美国海军工作。我父母在我生日那天分开。我已经30年没有父亲的消息了。我想知道，您认识他吗？谢谢。”通常没有人答复她。
瑞秋上午在一家化妆品公司上班，晚上去城里的庆祝会。某天，她看到一个宽肩的男人，拿着一杯啤酒，她想，这可能是她的爸爸。她拍了拍他的背，男人转过身。他们对视了几秒钟。“不是他。”瑞秋说。
1982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越南战争期间出生在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或者韩国的孩子，未满18岁且生父是美国人的，可以获得美国国籍。他们不算在内，因为他们是卖淫女生的，并且出生在和平年间。
如果生父不接受，就只有通过大使馆，迫使他接受亲子鉴定。想要这样做，必须由菲律宾的法庭提出主张。娜塔莉去社会福利局咨询了。工作人员告诉她，这样的法律程序需要如下材料：一份出生证明，一张与孩子生父的关系证明，一份书面的关系说明。
娜塔莉考虑是否要这么做。她觉得，她可以要求沙恩偿付过去9年的钱。她可以和她的孩子们及朋友们一起搬出郊区的小破屋，去住市中心的公寓。这样不是很好吗？她想。第二天，娜塔莉坐在她的小屋子前的树下。她穿着睡裤，头发高高挽起。屋子的墙壁都很脏，没有床，只有3张床垫。她看着智能手机，上面有沙恩发来的最新信息。
沙恩：告诉我，我们在哪儿见过，哪年哪月？老实说，我爱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随便你怎么做，我都不能离开他们，好吗？
娜塔莉：这是你和我的事。这是你和你女儿的事。
沙恩：你要我给钱？
娜塔莉：我替你的女儿要钱。
娜塔莉转了转眼珠，笑了。她跟他解释了很多次。她的儿子们在沙滩上奔跑嬉戏，开心而健壮的孩子们。只有布莱希·梅一个人在高高的草地里闲逛。娜塔莉相信，沙恩不久就会来这里。但是保险起见，她要把这段关系写下来，来迫使他做基因测试。她考虑怎么写最好。她边想边说了出来，好看一看表达得怎么样。她说：“我曾经在菲尔兹做舞女，一个男人用激光笔指着我，之后我就有了他的孩子。”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孩子的父亲什么模样，娜塔莉已经没有印象了。他来自英国，工作与电脑行业相关，长得又高又瘦。他有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公司把他外派到菲律宾，那段时间娜塔莉和他生活在一起。他对娜塔莉说，她很美。娜塔莉说，她爱上了这个英国人。那时候，她天真幼稚。这个男人叫沙恩，是个买春客。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女儿。
娜塔莉知道，沙恩害怕失去他在英国的家。娜塔莉在脸书上找到他，把布莱希·梅的照片发给了他。照片上，布莱希·梅穿着一件闪闪的绿裙子，就像小美人鱼一样。之后，沙恩就更换了自己的主页头像。他上传了一张儿子的照片。男孩肤色白皙，头戴沙滩帽。“他们经常度假。”娜塔莉说。
菲律宾主岛上的安吉利斯城，即“天使城”，位于首都马尼拉西北方向80公里外。清晨，娜塔莉站在主街街头。汽车、出租车和人力车在她身边来来往往。在人行道上，女人们烤着猪大肠，老头们坐在塑料椅子上，抽着烟。现在是9点钟， 36摄氏度。娜塔莉住在郊区，她坐了一个小时的人力车，路过低矮的铁皮屋子、冒烟的垃圾堆、嬉耍游戏的孩子，到了这里：娱乐区菲尔兹大街。这是一条12公里长的红灯区，全球性旅游的中心区域。每天夜里，娜塔莉都到这里做生意。
在安吉利斯，数以千计的儿童靠嫖客生活：他们没有父亲。
“我就在这里认识了他。”娜塔莉说。布莱希·梅的父亲是她首批客人中的一个。多年来，娜塔莉没有试图联系他，因为她害怕他带走女儿。两年前，她在脸书上发现了沙恩。她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够负担抚养孩子。沙恩回复说，他不认识娜塔莉。她给他发送了很多照片：布莱希·梅在游泳池，在学校，在玩耍。“这个女孩是谁？”沙恩回信。他称娜塔莉是一个“疯婊子”。她给他写信：“像个父亲一样，见见你的孩子。”
娜塔莉在智能手机上滑动脸书上的聊天记录。她大笑，擦去眼妆。她画着紫色眼影，穿一件白色短裙，一条黑色T恤，半长的头发，鞋子带一点点跟。她31岁，除了布莱希·梅，还有5个儿子。孩子们的父亲分别是两个菲律宾男人。她说，她的肉体是唯一的收入来源。
娜塔莉觉得，如果英国男人能够支付一点抚养费，生活就会幸福一些。
因此，她清早来到了安吉利斯的一家DNA鉴定处做亲子鉴定。3周前，沙恩答应她做亲子鉴定。如果孩子是他的，他会爱自己的孩子。娜塔莉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会来。尽管如此，她还是很激动。
“Easy DNA”位于亚航办公室的楼上。狭长的过道，空调呼呼作响，一扇门里走出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年纪稍大的白种男人，他脚上穿着袜子和凉鞋。这个国家有10所“Easy DNA”机构，总部在安吉利斯，几乎所有顾客都想做亲子鉴定，每周约有十份申请。一次检测需要大约300欧元，样品被送去一家美国实验室，结果10天后被送回。
娜塔莉求助于柜台后的老板，他是美国人。在发现安吉利斯的基因鉴定的市场潜力之前，他就职于IBM。娜塔莉说：“我有一个孩子，孩子没有父亲。我知道生父是谁。我怎么能得到他的DNA？”老板很熟悉这种问题。“您可以和他一起去喝咖啡，试着取一根头发。”他说，“指甲残余也可以，或者香烟，也有人带着沾有精斑的薄片来。”
娜塔莉什么也没说。她什么都没有，只有脸书的主页。
她想起了他给他的孩子们买的车、生日蛋糕，还有海边，他们白皮肤的脸。她不知道，如果他承认是布莱希·梅的父亲，应该付多少钱。英国政府会判定数额。她想不管怎样，对她和她的6个孩子而言会是足够多的钱。娜塔莉默默地沿街向下走。布莱希·梅在外面等着，她得上学。
娜塔莉帮布莱希整理好衬衣，这是她第一天去新学校。以前的学校里，同学们都称她“牛奶鱼”，因为她的皮肤比别的孩子白。他们叫她“蘑菇”，似乎她就像蘑菇一样突然从地上冒了出来。他们大喊：“提撒老师，混血儿！”“你的爸爸在哪儿？”“你妈妈在酒吧工作吗？”
布莱希·梅看着地。
在菲律宾，很多词指代嫖客的孩子。“Iniwan ngbarko”——船上落下的。“Putoksa buho”——爆竹生的。“Pinulot sa tae ng kalabaw”——水牛粪里挖出来的。
在越南战争和科威特战争期间，很多嫖客从克拉克空军基地来到菲尔兹大街。这是美国人最重要的补给基地。海滩几公里之外就是海军驻地。晚上，士兵们出来活动。娜塔莉听说，目前菲律宾有25万美国混血儿。
他们在90年代撤军。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欧洲、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性旅游者。这是一项重要的生意，他们每年给菲律宾带来约4亿美元收入，大部分在安吉利斯。据慈善机构估计，这座城市中有1万名嫖客所生的孩子。
乔瑟琳·门多萨·布里奥内斯，58岁，是安吉利斯年纪最大的嫖客孩子之一，被人辱骂为“小黑人”。
柯蒂斯·阿尔曼，34岁，多年来，父亲来自部队的标签一直贴在他身上。他在谷歌上搜索了上百次他的父亲，但是没有结果。
班尼·勃兰登堡，4岁。尽管他父亲每月从德国寄来200欧元，他依然和母亲住在垃圾堆里。
公主安，1岁，父亲是西班牙人，她住在棚屋里。
瑞秋·布里兰，30岁，给几百个名字中含有“罗斯福”的人、协会和学校写信，因为她的爸爸叫这个名字。
在带布莱希·梅去学校之前，娜塔莉在菲尔兹大街的麦当劳点了两个苹果派。为了不让布莱希·梅听懂她说的内容，她讲英语。她说，买春客喜欢来安吉利斯，因为这里的女人比日本的热心，比泰国的更恭顺，比其他地方的更便宜。她说，大多数男人只是想要被爱，多数都是好人，想找一种“女朋友的感觉”。他们知道菲律宾人信仰天主教，禁止堕胎，婚姻很重要。娜塔莉说，他们为这种感觉买单。而她让他们有这种感觉。 她对此没有恶意，没有轻蔑，似乎更像是她在理解并运用这个游戏中的规则。
娜塔莉在她的奶奶身边长大。她曾经以为奶奶是她的妈妈。娜塔莉的父母非常年轻。别人告诉她，他们是她的哥哥和堂姐。14岁的时候，娜塔莉知道了真相，搬去了她的男朋友家。他打她，她反抗，继续去上学念书。但是她缺钱。
一天晚上，她走过菲尔兹大街。“你在做什么，小妹妹？”一个女人向她喊道。“我在找工作。”娜塔莉回答。那个女人打量了她一下说：“来吧，你可以做个舞女，一周之后做服务员。”娜塔莉相信了她。她很听话，跳舞，喝男人给的威士忌。她从每一杯威士忌中收取佣金。生活变好了，她租了一间房间。从此，她住进了菲尔兹大街。
夜幕降临，她又回到了那里。她把布莱希和男孩们哄入睡，现在她穿着一件闪亮亮的衬衣、一条紧身裤，脚踩高跟鞋。菲尔兹大街有几公里长，在路尽头，女孩们为顾客们服务，客人主要是欧洲人、美国人、中国人。
娜塔莉走过穿着吊带袜的漂亮女郎，穿着热裤的变性人，带着真人大小泰迪熊的女售货员，挂着装满香烟和伟哥的木箱的光脚的孩子们。她自信地沿着街走，搂着俱乐部的女孩子们，开着玩笑。她在所谓的“上层社会”工作，是自由职业者。和嫖客在一起3个小时，她得到10欧元，一夜得20欧元。“如果我一天有一个客人，一个月就是600欧元。”娜塔莉说。她不需要付酒吧老板回扣，可以自己找客人。她说，不戴安全套不行。她现在是个有原则的女人。她说，她在嫖客身上寻找感觉，感觉对了，就跟他们。
有时候，她也想成为一名教师或者医生。这样她就不需要为了避免孩子们看到而把钱藏在脏衣服里，好让他们认为她晚上是在女性朋友那儿过的夜。
与娜塔莉的“上层社会”不同，在昏暗的酒吧里，女孩们穿着比基尼跳着钢管舞。一个美国人盯着她们看，在他的膝盖上，一个袋子里装满了硬币。他把硬币撒给她们，就像撒纸屑一样。她们尖叫着，弯腰捡，硬币叮叮当当掉在地上。那人旁边的台面上，有一个装满了网球的桶。这些球十美元一个。他也可以买这些球扔给那些女人。女人每次被击中，会得到一分钱，男人则得到她的注意。
马可站在这样的桶边。他曾经在海军工作，然后在华盛顿当计算机专家。他胖胖的，58岁，在安吉利斯住了两年了。每天他都去酒吧，玩台球。他以前在拉斯维加斯，也玩台球。他说：“我第一次的性体验是在首尔的一家妓院。”他觉得女人们喜欢跟他在一起。“我对她们很好，不逼迫她们做任何事情。”他牢牢地抓住桶，“她们喜欢我，说我的眼睛很漂亮，我的大肚子她们不在乎，头发也是。”马可是个光头。
他说，有一次一个女孩怀孕了。他觉得这个孩子是他的。他抚摸着她的肚子，去做亲子鉴定，幸好他在场。“父亲是另外一个男人，”马可说，“这简直是扇了我一耳光。”他沉默着，然后把球杆扛在肩上，转身走了。
娜塔莉微微笑着。她讲了“摇臀大赛”，女人们要摇晃屁股；讲了泳池聚会，男人们给女人们带上假的金链子，之后可以兑换成真的金链子。
但是沙恩不一样，她说，当时刚入行，没有经验。有一天晚上，她在舞台上跳舞，看到人群里有个金发男人，用一只激光笔指着她。红色的点停在她的胸上。这表示他有兴趣。他买了一杯酒。他很友好、彬彬有礼。他们性交并保持了这种关系。他说，他要把她从菲尔兹大街接走，送她去上学。于是，娜塔莉没有收他的钱。她怀孕了，而沙恩消失了。
娜塔莉肚子大了起来。她在一个孕妇论坛上，通过虚拟性交挣钱。男人们想要她在镜头前抚摸自己的肚子，挤乳房。
她想过打掉孩子。在菲律宾，每年有超过50万女人这么做。堕胎者以及帮助她们堕胎的人可能会进监狱。她们用猛药打掉孩子，很多人找助产士帮忙，从肚子里弄出胎儿，有的人让自己的男朋友踢她们的肚子。如果孕妇找医生打胎，医生会报警，她们会在病床上被审问。
9年前，布莱希·梅出生了。一个白皮肤小女婴，娜塔莉看都不想看。她的男朋友抱起这个孩子，放在她的胸上。娜塔莉说，她最担心布莱希·梅。这个孩子需要一个爸爸吗？就算她的父亲是个买春客。
娜塔莉不知道。但是她知道很多嫖客的孩子，都带着缺憾长大。
瑞秋就是这样一种人。她很年轻，住得离娜塔莉不远，跟她妈妈一起生活在一间小屋子里，院子里养了几只鸡。爷爷睡在竹床上。我们的这次来访让瑞秋很开心，她希望这次见面能拉近她和爸爸的距离。
安吉利斯的很多孩子早就放弃寻找亲生父亲了，或者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找，因为除了男人的名字之外，他们一无所知。但是瑞秋并没有放弃，她是个有主意的人。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了YouTube，对着电脑讲了自己的故事，寻找她的父亲罗斯福。她刚刚做完第3个视频，正准备上传。
视频里的瑞秋很自信。她站在一个柜子前面，在镜头前讲了几分钟。她穿上了最好的T恤，头发梳向两边。她试了很多次，直到满意自己的造型。她说：“希望他看到我的时候，能喜欢我。”她很白，很瘦。虽然她30岁了，看起来还像个孩子。
她的妈妈曾在菲尔兹大街的酒吧上班。一个名叫罗斯福的美国嫖客和她生了瑞秋，甚至搬进了她的家。瑞秋的妈妈一天晚上被一个嫖客粗鲁地打了，在她不高兴的时候，她的爸爸没了兴趣，就离开了家。
怎么才能在美国找到这个叫布鲁斯·罗斯福的人呢？
瑞秋打开了脸书上数百个名字里有“罗斯福”3个字的机构的聊天窗口，她给它们都写了信：罗斯福兽医中心、罗斯福高中、罗斯福洗浴。信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我叫瑞秋·布里兰，我请求帮助，因为我想找到我的爸爸。他叫布鲁斯·罗斯福，在美国海军工作。我父母在我生日那天分开。我已经30年没有父亲的消息了。我想知道，您认识他吗？谢谢。”通常没有人答复她。
瑞秋上午在一家化妆品公司上班，晚上去城里的庆祝会。某天，她看到一个宽肩的男人，拿着一杯啤酒，她想，这可能是她的爸爸。她拍了拍他的背，男人转过身。他们对视了几秒钟。“不是他。”瑞秋说。
1982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越南战争期间出生在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或者韩国的孩子，未满18岁且生父是美国人的，可以获得美国国籍。他们不算在内，因为他们是卖淫女生的，并且出生在和平年间。
如果生父不接受，就只有通过大使馆，迫使他接受亲子鉴定。想要这样做，必须由菲律宾的法庭提出主张。娜塔莉去社会福利局咨询了。工作人员告诉她，这样的法律程序需要如下材料：一份出生证明，一张与孩子生父的关系证明，一份书面的关系说明。
娜塔莉考虑是否要这么做。她觉得，她可以要求沙恩偿付过去9年的钱。她可以和她的孩子们及朋友们一起搬出郊区的小破屋，去住市中心的公寓。这样不是很好吗？她想。第二天，娜塔莉坐在她的小屋子前的树下。她穿着睡裤，头发高高挽起。屋子的墙壁都很脏，没有床，只有3张床垫。她看着智能手机，上面有沙恩发来的最新信息。
沙恩：告诉我，我们在哪儿见过，哪年哪月？老实说，我爱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随便你怎么做，我都不能离开他们，好吗？
娜塔莉：这是你和我的事。这是你和你女儿的事。
沙恩：你要我给钱？
娜塔莉：我替你的女儿要钱。
娜塔莉转了转眼珠，笑了。她跟他解释了很多次。她的儿子们在沙滩上奔跑嬉戏，开心而健壮的孩子们。只有布莱希·梅一个人在高高的草地里闲逛。娜塔莉相信，沙恩不久就会来这里。但是保险起见，她要把这段关系写下来，来迫使他做基因测试。她考虑怎么写最好。她边想边说了出来，好看一看表达得怎么样。她说：“我曾经在菲尔兹做舞女，一个男人用激光笔指着我，之后我就有了他的孩子。”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