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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虎,广东作协会员,有文字发表于《青年文学》《散文》《天涯》《作品》等刊物,著有散文集《九月阳光》。现居深圳。
起雾了。
远离灯光站在小路的暗处,山下的小城影影绰绰,像一艘在海上航行的巨轮。我在海边出生长大,每到这个季节,雾气弥漫时,那些大船就这样静静地泊在海水中。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青草的味道涌入肺腑。春天了,万物生长,山上的野草霸道蛮横,灌木恣意凌空。
说是山,其实不高,九十九级台阶就到了半山腰,再往上,是黄土路,如果也筑台阶,估计也不会超过一百级。山叫龙山,我就读的中学就叫龙山中学。山在城里,山下是城的一条主要马路,然后,四周依次是房子,瓦房,楼房,高低起伏,一幢挨着一幢。我总是在课间,就那样站着看山下的人,建筑物,或者,眺望远方。
我从后门蹑手蹑脚地进去,但还是惊扰到了别人。班里的人数实在太多了,差不多八十人。桌椅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就是像我这般瘦的人,侧着身子也还无法过去。这近八十名的人中,有我们这些应届的,差不多一半,另外的,就都是补习的,推算过去,从高四排到高八。班里有个人,他曾经的同学已经本科毕业回来当老师了,就教我们高三的地理,他还坐在下面垂着头听课。也不知平常他们相见是叫老师还是直呼姓名,抑或就把称呼省了。我曾经想过问他,但还是打消了念头。这恶作剧太恶,会伤人。在那些年,考大学实在太难,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本就落后的地方,每年学校能考上的都没达到三位数,这当中还包括中专,文科的比例就更低了。但是,在我们那个地方,一个人从小学念到高中,除了考出去,实在没有更好的路子可走。只要家里能够支持,怎么也不愿半途而废。班里的人数也就一直居高不下了。
尽管我十二万分的小心谨慎,但还是不得不影响到别人,有人站起来给我让道,有人把身体贴近课桌挤出空间。窸窸窣窣的声音勾起了十几个埋在书堆里的脑袋,有人茫然,有人对我侧目。我努力地笑了笑,坐下。其实一个晚上这样的进进出出并不少,一间教室几十个人,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呀,又有几个人能安静地捱过去?
我闭上眼睛,一会,睁开。眼睛的酸涩让我非常不舒服。教室里只有三支长长的日光灯,居中等距离悬挂。我坐在靠边的位置,邻桌的个子高,又喜欢有事没事晃动身子,那些暗影让我晕眩。说了一遍又一遍,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晃。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只是习惯罢了。一个人想要改正另一个人的习惯,是愚蠢的。我只能去适应,去习惯。
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课本笔记试卷。三月中旬了,离预考只有六十天,离高考不到四个月。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学校在高考前搞一次预考,时间就在五月中旬。预考也设分数线,达不到的将无法参加高考。我不知道这样的规定是怎么来的,老师也从不提及,反正,对每个人都公平视之,所有人也就以为正常。我是反对的,认为了剥夺了学生参加高考的权利,但无效。对于班里的人来说,成绩好的,不在乎预考,权当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差的,自认怎么也考不上,反正考不考无所谓。预考也就固定下来。我是属于不在乎的那一拨,但我还是坚定地认为不妥。
但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只是一个学生,一个从乡下到县城读书的学生,我跟同学说过我的想法,他们大都以玩笑应之,小部分给我白眼。在他们看来,我就是异类。父亲在我一次回家的聊天中大发雷霆——那时,我一个月从县城坐班车回一次家,拿米,腌制的咸菜萝卜干咸猪肉和五块零花钱。他训斥我别想太多,要把心思全部放在高考上。只有考上去,才能跳出农门,才能像公社的干部那样每天背着手去上班。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乡村孩子,高考是唯一可以完全依靠个人能力来改变自己命运的路径,特别是我,瘦,且近视,当兵参军只能是作文里的梦想。我们村里有两个人,同一年参加高考,一个人考上了毕业后留在广州工作,公社敲锣打鼓送他上车去念大学,工作后每次回家探亲、过年,那些干部都踩着单车来看他,他的父亲也风光起来,成了村里说话当当响的人。那个没考上的,就在村里干農活,农活也干不好,掷过来的白眼把他给砸垮了,连走路也低着头。我懂得高考的重要性,像一块跳板,从此进入另一个阶层的生活,而且,此后的任何一次上升都会变得艰难,并且无法掌控。
我的眼前一暗,然后,又亮了,接着,又暗了,就暗了。教室里旋即响起一片响声。中间的日光闪了两下,就彻底不亮了。我抬头望去,那条日光管的两端各有一小截深褐色,应该是烧坏了。这是不时会发生的事情。就算日光管的质量是上乘的,它也经不起这么长时间的不休不眠呀。教室里的这些日光管,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亮着。教室里从未少了人影。灯管尚且如此,人呢?
人要比灯管灵活,忍耐,坚强。如果不是,早就和它一样亮不起来的,在跨入高三之后。那片响声很快就消失了。前面和后面的同学没受什么影响,他们抬头,又马上把头低下去。中间的,有人把头埋得更低些,有人从书桌的抽屉里摸出了蜡烛,跳跃的火苗人让墙壁上的影子富有动感。
我忘记了抽屉里只有课本和试卷,等着同桌点亮蜡烛,给我添一份光明。他理都不理我,抖抖索索地掏出几份试卷,铺开,又折叠好,然后,出去了。
学校的试卷是手工刻制在蜡纸上,再用油墨印制出来的。种类多,数量大,时间紧,还没等油墨干透就发到我们手里,也小心翼翼,但左折右叠的,那些字就走起亲戚、串起门来了。在模糊的灯光下,一个个字在我的目光中蝌蚪一样游弋。我是无法在座位上继续待下去了。
我走出了教学区。操场上有人,我没听到说话或者走动的声音,但我闻到了香烟的味道。我的鼻子很灵,比眼睛好用多了。我知道那些人是谁,我们班的,隔壁班的,甚至还有高一高二的。他们是一个小团体,想加入这个团体,条件很简单,抽烟。长大以后,我也抽起了香烟,我才真正懂得,香烟是抽烟者的通行证,借个火,分支烟,男人与男人之间就走得近了,从陌生到认识,从认识到熟悉,从熟悉到经常在一起。
我在犹豫着该往哪里走,一朵木棉花落下来,砸在我的头上。“卜”的一声,随后是一阵嘻笑。那么昏暗的光线中,那几个躲在黑暗中不知说什么悄悄话的女生,怎么就知道我这么侥幸地被木棉花砸中了呢?我不敢再把目光望向她们。她们都是县城的,漂亮,大方,时髦。我和她们隔了从乡村到城镇的距离。 我知道那扎堆的女生中有两个是我们班的,她们的笑声很特别,一个像铜铃,清越,短促,余音绵长;一个像喇叭,轰的一声,抖着抖着,没了。其实,我们班究竟有多少个女的,我总是算不清。日常的接触是没有的。乡村来的学生都住在学校,一间大大的礼堂,上下床,差不多一百人。而她们的家就在县城,上学放学,那都是踏着钟点进出校门的,也就没了交往的便利和条件。而且,城和乡之间的界限,不仅仅是身份,还包括言谈举止,衣饰,零食,甚至纸和笔上。她们往上扬的目光,就是一道道封锁线。平日里,我甚至不知道她们的名字,除了成绩好的那一二个。而且,到了高三,人员的进出变化非常大。某一天,会发现有几张总是晃来晃去的脸孔不见了,他们或者转学或者招工或者当兵或者做生意去了,女生,也有的嫁人了。某一天,也会突然看到一些新鲜的面孔,那是转学来的。这样的变化,当然不能成为与别的同学几无往来的理由。也或许,是我一直不擅于跟女生交往。在我念书的过程中,身边的女生极少。小学时,班里就只有一个女生。初中三年,甚至有一年,全班都是男的。在我老家,重男轻女是常态,对女的轻,也包括在她们受教育这方面。女孩子上完小学本就少,磕磕碰碰念到初中,那真的成了宝贝。
我知道,同学中也是分成一个一个圈子的,依老乡,依兴趣爱好,依性格品质这些东西聚集,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但也只是擦肩而过,互不相挠。校友是一个筐,校门进出的人都可以往里装。筐是金筐,但与我无关。我一直认为,没有细节的情谊是可疑的,像一栋房子,少了沙子石灰,也就仅仅是图纸上的光鲜。长大以后,远离所有的校友会、同学会,应该就是我高中生活的延续。
我捡起那朵木棉花,继续往操场走去。在这所中学,木棉花是校花,是标志性的存在。校徽的图案就是一朵缩小的木棉花。这应该与木棉花的象征意义有关。在文学作品中,木棉花代表了英雄、先烈。学校不仅有高大的木棉树,还有一座烈士纪念亭。烈士曾是学校的一名学生,跟随彭湃参加了海陆丰农民运动,后被捕并在学校的一片山坡被枪毙,后来,就在山坡的那个地方建了这座亭子。入学时,老师领着我们伫立亭中,聆听烈士的战友讲述他的英勇故事。我是喜欢木棉花的,不仅因为花的美,花穿越寒冬在春天傲立于掉光了叶子的枝丫上展现铮铮铁骨,更因为她陪着我度过了艰难的高中生活,是我青春期挣扎前行的见证。
三月的夜晚有了渐积渐浓的暖意,从地上,风中,树叶里,墙壁的缝隙里渗透出来,落在肌肤上,像一只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手抚摸着,人就不知不觉地倦怠,松懈下来。我捂着嘴巴,忍不住打了个呵欠。每到春天,把觉睡长成了我的愿望,但是,高考这两个字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跑步就成了每天晚上的必修课,我用此来抵御绵绵不绝的困乏。
没有风,月光很淡。操场上跑步的人并不少。四百米,两圈,这是我给自己的任务。那朵木棉花被我揣进了口袋里。一跑起来,风就扑在脸上。人只有在行动中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外界的动静。在拐弯处,我又闻到了青草的气味,浓郁,强烈。那里已经靠近山坡。身子在这个时候开始热乎起来了。风粘稠地过来,带着我的体温远去。我的脚步更快了,更有力,一下一下,敲打着大地的胸脯,这让我愉悦,带给我力量。
我带着一身汗花回到教室,又一只日光管坏了。教室里宽敞了一些,家在县城的同学或许就回家了,住校的也可能回了宿舍,但大多数还没走。日光管照射下的那些课桌上面有白光,别的桌子都点起了蜡烛,晕黄的光圈,细细闪耀。我像受到狠狠地撞击,他们都在用功,我却三心二意,寻找理由偷懒。
我呆在座位上,同桌还没有回来,从此刻到明天上午,我有四份卷子必须完成。手表的时针已经到了十点。手表是我考上高中时父亲给的,海鸥牌,他说希望我能安排好每天的时间,他说希望我能戴着这块手表上大学。接到手表的那一刻我很激动,在心里给自己鼓劲,要记住父亲的话,一定要好好学习,我还偷偷地制订了一份作息表,几点起床几点睡觉,精确到分,但,很快又原形毕露,我的懒惰和拖沓让父亲极为生气,但他没有跟我说要没收这块手表。我就总在看时间时想起他把手表递给我时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然后,掐自己的手臂。我是个能躺下绝不坐着的人,但父亲要我努力,现实要我努力。高中三年,我就这样掐着自己走过来。
我趴在课桌上,努力让自己安静下来。我是不想回到宿舍去的了。那间礼堂,一百多人,每到春天,地上就长霉,一层厚厚的淤泥。晒在走廊上那些层层叠叠的衣服,一周十天都干爽不了,那些衣服全都散发着一股沤久了的馊味。皮肤病不知从谁开始,很快就传染了所有人,我也不能避免,从手、脚、腹股沟开始痒,红肿,溃疡,宿舍叠着无法散去的双氧水味道。逃避宿舍,成了三月以后的目标。可是,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有人进来,手里拿着一包蜡烛。我跟他买了一支,一毛钱。那是我一顿饭的菜钱。日光管怎么偏偏就坏了。我知道它容易坏,但我又不想它坏。明天,我一定要去找学校的老师或者领导。我没有那么多的钱买蜡烛。
我又钻到那些试卷里去了。我很容易让自己沉浸于一件事情之中。专注是我在学习中击败懒惰的唯一武器,尽管经常找不到子弹。时间就那样安安静静地过去了。我坐直身子抬起头,教室里的人更少了。已是凌晨。我吹灭了蜡烛,走出去。
雾气更重了,空气湿漉漉的,抓一把好像就能拧出一串水滴。这是南方特有的回南天,潮湿得骨头都能长出蘑菇来。宿舍的被子重了许多,盖在身上总能闻到混合了双氧水的霉味。山下的小城安静了。一盏盏路灯在弥漫的雾气中无精打采。我想起了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用的比喻——瞌睡人的眼。但在我看来,那些路灯更像白内障患者的眼珠子。
我的身边没有人,目光所及也没有人影。这是深夜的校园,这是高考前校园的子夜。有的人已经睡了,有的人还要挑灯夜战。我背着手慢慢走,极力让自己的心思回到学习上来,去回忆白天课堂上老师强调的知识点,去想试卷上做错的题目,但是,我总是无法静下心来。我闻到了空气中腥涩的味道,激荡着我,仿佛在发芽,在生长,在扩张,内心蓬勃,充满无尽的力量,却又找不到着力点,像在飘荡,在漫游,在寻觅,在等待。躁动和疲倦在我的生活中交替出现。我想要嘶吼,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安静下来,才能发泄出心里积攒的力量。我张开嘴,却又硬生生地閉上。这是深夜。 一只野猫在黑暗中发出了霸道而又凄厉的叫喊。它拖得长长的叫声让我禁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它在叫春。这样的春夜,它能召唤到什么呢?
我停下脚步,那只猫好像跑远。一个“卜”的响声让我后退。一朵木棉花掉在我的身边。我掏出口袋里的那只,蹲下去,把它们摆放在一起。我知道,明天将会有人捡起这一地的红色木棉花,晒干,保存起来,准备煲汤。
我不知道校园里有多少棵木棉树,就像不知道学校里有多少名学生。但我总是记得几棵。纪念亭前面空地上,我常绕着那棵木棉树晨读,那树上有一个鸟窝,我朗读的声音惊扰了窝里的鸟,它们叽叽喳喳表示抗议。学校办公室前面有四棵,并排分列在门的左右两边。我猜想当初种植的人肯定是仔细丈量过,它们整齐排列在一条直线上,每棵树之间的距离是十步。我在一棵树的下面,被气冲冲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的班主任教育了半个小时,因为打架。操场上有三棵,我不止一次地想爬上去,我猜想爬上去了可以看得更远,更远的地方是大海,但一次都没有成功。树身太粗,太直,四米以下的地方没有枝丫。教学区的地方有两棵,一棵在东,一棵在西,像哨兵一样,镇守着两个出口。晚自习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绕着其中的一棵兜圈,去默想一天的上课中老师讲授的内容。校道上左右两边都有,但我从未留意,每次经过都是脚步匆匆。学校的黑板报边上也有一棵。那时,我还学习写诗,常有诗句被抄贴在黑板报上,我躲在木棉树的一边去读自己的习作,去听别人的议论。那时,我已清楚,一些年后,回想这段生活,这间学校,想到的,肯定就是这一棵棵的木棉树。它们目睹了我高中生活的分秒。
我又回到教室,前后左右四个门居然都关上了,光透过方格木窗投射在走廊上,伸延到教室外的空地。那些方格本是等宽四方形,有的格子断了,地上的图案怪兽一样好玩,腆个方方的大肚子,缺了半截胳膊,少了一个长角。教室里的人更少了,都聚到那支还顽强亮着的日光管下面。
推门进去,靠近讲台的这一片黑乎乎的,一些书桌拼在一起,有人已经躺在上面。三个人。不知道他们睡着了没有,门的响声没有影响到他们。那三个人一动也没动。我也曾经在教室里睡过,天热的时候。宿舍没有风扇,整个夏天飘荡着汗酸和臭袜子的味道。那些爱打篮球的同学,他的床板下一定不止五双袜子,而且,不洗。那些泡了白袜子和白球鞋的水,都可以当墨汁写毛笔字。打篮球的人多,个壮,也没人敢去说他们。一百多个人就堆在一间屋子里,即使没了这些味道,夏天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密密的床,密密的蚊帐,风又终于能跨越过去呢?天气真地热起来,睡在教室里的人会更多。这么多的人睡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地方,又是夏天,总会闹出一些笑话。一个睡在讲台边的同学半夜不知怎的,把裤子全脱了,自己不知道,晨读的女同学推门进去,一声惊叫把另外教室的人都叫醒了。说来也是缘分,他们俩考进同一所大学,后来,结婚成家了。
我轻声轻步地回到座位,把课本和试卷挪到光亮的地方。夜很深了,虫子的吟唱,壁虎的私语,蝙蝠的声波,老鼠的奔跑,在更深人静的这个时候,全都奔涌而出。我把试卷铺好,剩下的两份必须在睡觉前做完。
做完一份历史卷子,又走了三个人。他们都回宿舍睡觉。我想也该走了,困了。其实,人真的困了,什么味道呀什么一地淤泥呀什么全身瘙痒呀什么潮湿呀,也都可以视而不见的。把书包往床上一放,鞋子袜子衣服一脱,脑袋一挨枕头,就睡着了。这时,又哪管顾忌别的什么呢?难受的是辗转反侧,夜不成眠。这个时候,一张再舒适的床也无法让烦躁的自己安适下来。
有人小声问我,今晚睡吗?睡。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本来就春困,就很容易疲乏,再陪上一个通宵,第二天又怎么听课。他没再说什么,抬头往窗外望去。我顺着他的目光看,除了墙壁和窗,就什么都没有。我正纳闷,这个时候,他咧开嘴笑了。灯光下,他的嘴巴张开像一个阴森森的黑洞。我赶紧低下头。
数学一直是我高中阶段最拿手的课程,每次考试从没低于九十分。我有时忍不住想,如果我去读理科会怎么样。如果的事情充满无数的可能,但每一种可能都無法成为现实。我就不想了,老老实实去背地理和历史。这个晚上的最后一份卷子,我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完了,立体几何那道题拐了三个弯,题目的每一个字都值得推敲。我在它身上花了十五分钟。
我还是没有返回宿舍,就和衣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那时,已是凌晨的三点多,教室里还有人在学习。趴下去时,习惯性地瞅了瞅手表。父亲曾经嘱咐我,睡前在脑海里把老师当天讲课的内容回忆一遍。我知道这是一个好办法,但我实在回忆不了。不是我偷懒,而是太困了。
醒来时天已蒙蒙亮,有人进教室了,有人穿着运动服从窗前跑过。走出教室的门,我看到一地的木棉花,一朵朵,鲜红,湿润。它们就像是大地张开的眼睛。
责任编辑 杨 枥
起雾了。
远离灯光站在小路的暗处,山下的小城影影绰绰,像一艘在海上航行的巨轮。我在海边出生长大,每到这个季节,雾气弥漫时,那些大船就这样静静地泊在海水中。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青草的味道涌入肺腑。春天了,万物生长,山上的野草霸道蛮横,灌木恣意凌空。
说是山,其实不高,九十九级台阶就到了半山腰,再往上,是黄土路,如果也筑台阶,估计也不会超过一百级。山叫龙山,我就读的中学就叫龙山中学。山在城里,山下是城的一条主要马路,然后,四周依次是房子,瓦房,楼房,高低起伏,一幢挨着一幢。我总是在课间,就那样站着看山下的人,建筑物,或者,眺望远方。
我从后门蹑手蹑脚地进去,但还是惊扰到了别人。班里的人数实在太多了,差不多八十人。桌椅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就是像我这般瘦的人,侧着身子也还无法过去。这近八十名的人中,有我们这些应届的,差不多一半,另外的,就都是补习的,推算过去,从高四排到高八。班里有个人,他曾经的同学已经本科毕业回来当老师了,就教我们高三的地理,他还坐在下面垂着头听课。也不知平常他们相见是叫老师还是直呼姓名,抑或就把称呼省了。我曾经想过问他,但还是打消了念头。这恶作剧太恶,会伤人。在那些年,考大学实在太难,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本就落后的地方,每年学校能考上的都没达到三位数,这当中还包括中专,文科的比例就更低了。但是,在我们那个地方,一个人从小学念到高中,除了考出去,实在没有更好的路子可走。只要家里能够支持,怎么也不愿半途而废。班里的人数也就一直居高不下了。
尽管我十二万分的小心谨慎,但还是不得不影响到别人,有人站起来给我让道,有人把身体贴近课桌挤出空间。窸窸窣窣的声音勾起了十几个埋在书堆里的脑袋,有人茫然,有人对我侧目。我努力地笑了笑,坐下。其实一个晚上这样的进进出出并不少,一间教室几十个人,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呀,又有几个人能安静地捱过去?
我闭上眼睛,一会,睁开。眼睛的酸涩让我非常不舒服。教室里只有三支长长的日光灯,居中等距离悬挂。我坐在靠边的位置,邻桌的个子高,又喜欢有事没事晃动身子,那些暗影让我晕眩。说了一遍又一遍,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晃。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只是习惯罢了。一个人想要改正另一个人的习惯,是愚蠢的。我只能去适应,去习惯。
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课本笔记试卷。三月中旬了,离预考只有六十天,离高考不到四个月。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学校在高考前搞一次预考,时间就在五月中旬。预考也设分数线,达不到的将无法参加高考。我不知道这样的规定是怎么来的,老师也从不提及,反正,对每个人都公平视之,所有人也就以为正常。我是反对的,认为了剥夺了学生参加高考的权利,但无效。对于班里的人来说,成绩好的,不在乎预考,权当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差的,自认怎么也考不上,反正考不考无所谓。预考也就固定下来。我是属于不在乎的那一拨,但我还是坚定地认为不妥。
但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只是一个学生,一个从乡下到县城读书的学生,我跟同学说过我的想法,他们大都以玩笑应之,小部分给我白眼。在他们看来,我就是异类。父亲在我一次回家的聊天中大发雷霆——那时,我一个月从县城坐班车回一次家,拿米,腌制的咸菜萝卜干咸猪肉和五块零花钱。他训斥我别想太多,要把心思全部放在高考上。只有考上去,才能跳出农门,才能像公社的干部那样每天背着手去上班。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乡村孩子,高考是唯一可以完全依靠个人能力来改变自己命运的路径,特别是我,瘦,且近视,当兵参军只能是作文里的梦想。我们村里有两个人,同一年参加高考,一个人考上了毕业后留在广州工作,公社敲锣打鼓送他上车去念大学,工作后每次回家探亲、过年,那些干部都踩着单车来看他,他的父亲也风光起来,成了村里说话当当响的人。那个没考上的,就在村里干農活,农活也干不好,掷过来的白眼把他给砸垮了,连走路也低着头。我懂得高考的重要性,像一块跳板,从此进入另一个阶层的生活,而且,此后的任何一次上升都会变得艰难,并且无法掌控。
我的眼前一暗,然后,又亮了,接着,又暗了,就暗了。教室里旋即响起一片响声。中间的日光闪了两下,就彻底不亮了。我抬头望去,那条日光管的两端各有一小截深褐色,应该是烧坏了。这是不时会发生的事情。就算日光管的质量是上乘的,它也经不起这么长时间的不休不眠呀。教室里的这些日光管,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亮着。教室里从未少了人影。灯管尚且如此,人呢?
人要比灯管灵活,忍耐,坚强。如果不是,早就和它一样亮不起来的,在跨入高三之后。那片响声很快就消失了。前面和后面的同学没受什么影响,他们抬头,又马上把头低下去。中间的,有人把头埋得更低些,有人从书桌的抽屉里摸出了蜡烛,跳跃的火苗人让墙壁上的影子富有动感。
我忘记了抽屉里只有课本和试卷,等着同桌点亮蜡烛,给我添一份光明。他理都不理我,抖抖索索地掏出几份试卷,铺开,又折叠好,然后,出去了。
学校的试卷是手工刻制在蜡纸上,再用油墨印制出来的。种类多,数量大,时间紧,还没等油墨干透就发到我们手里,也小心翼翼,但左折右叠的,那些字就走起亲戚、串起门来了。在模糊的灯光下,一个个字在我的目光中蝌蚪一样游弋。我是无法在座位上继续待下去了。
我走出了教学区。操场上有人,我没听到说话或者走动的声音,但我闻到了香烟的味道。我的鼻子很灵,比眼睛好用多了。我知道那些人是谁,我们班的,隔壁班的,甚至还有高一高二的。他们是一个小团体,想加入这个团体,条件很简单,抽烟。长大以后,我也抽起了香烟,我才真正懂得,香烟是抽烟者的通行证,借个火,分支烟,男人与男人之间就走得近了,从陌生到认识,从认识到熟悉,从熟悉到经常在一起。
我在犹豫着该往哪里走,一朵木棉花落下来,砸在我的头上。“卜”的一声,随后是一阵嘻笑。那么昏暗的光线中,那几个躲在黑暗中不知说什么悄悄话的女生,怎么就知道我这么侥幸地被木棉花砸中了呢?我不敢再把目光望向她们。她们都是县城的,漂亮,大方,时髦。我和她们隔了从乡村到城镇的距离。 我知道那扎堆的女生中有两个是我们班的,她们的笑声很特别,一个像铜铃,清越,短促,余音绵长;一个像喇叭,轰的一声,抖着抖着,没了。其实,我们班究竟有多少个女的,我总是算不清。日常的接触是没有的。乡村来的学生都住在学校,一间大大的礼堂,上下床,差不多一百人。而她们的家就在县城,上学放学,那都是踏着钟点进出校门的,也就没了交往的便利和条件。而且,城和乡之间的界限,不仅仅是身份,还包括言谈举止,衣饰,零食,甚至纸和笔上。她们往上扬的目光,就是一道道封锁线。平日里,我甚至不知道她们的名字,除了成绩好的那一二个。而且,到了高三,人员的进出变化非常大。某一天,会发现有几张总是晃来晃去的脸孔不见了,他们或者转学或者招工或者当兵或者做生意去了,女生,也有的嫁人了。某一天,也会突然看到一些新鲜的面孔,那是转学来的。这样的变化,当然不能成为与别的同学几无往来的理由。也或许,是我一直不擅于跟女生交往。在我念书的过程中,身边的女生极少。小学时,班里就只有一个女生。初中三年,甚至有一年,全班都是男的。在我老家,重男轻女是常态,对女的轻,也包括在她们受教育这方面。女孩子上完小学本就少,磕磕碰碰念到初中,那真的成了宝贝。
我知道,同学中也是分成一个一个圈子的,依老乡,依兴趣爱好,依性格品质这些东西聚集,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但也只是擦肩而过,互不相挠。校友是一个筐,校门进出的人都可以往里装。筐是金筐,但与我无关。我一直认为,没有细节的情谊是可疑的,像一栋房子,少了沙子石灰,也就仅仅是图纸上的光鲜。长大以后,远离所有的校友会、同学会,应该就是我高中生活的延续。
我捡起那朵木棉花,继续往操场走去。在这所中学,木棉花是校花,是标志性的存在。校徽的图案就是一朵缩小的木棉花。这应该与木棉花的象征意义有关。在文学作品中,木棉花代表了英雄、先烈。学校不仅有高大的木棉树,还有一座烈士纪念亭。烈士曾是学校的一名学生,跟随彭湃参加了海陆丰农民运动,后被捕并在学校的一片山坡被枪毙,后来,就在山坡的那个地方建了这座亭子。入学时,老师领着我们伫立亭中,聆听烈士的战友讲述他的英勇故事。我是喜欢木棉花的,不仅因为花的美,花穿越寒冬在春天傲立于掉光了叶子的枝丫上展现铮铮铁骨,更因为她陪着我度过了艰难的高中生活,是我青春期挣扎前行的见证。
三月的夜晚有了渐积渐浓的暖意,从地上,风中,树叶里,墙壁的缝隙里渗透出来,落在肌肤上,像一只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手抚摸着,人就不知不觉地倦怠,松懈下来。我捂着嘴巴,忍不住打了个呵欠。每到春天,把觉睡长成了我的愿望,但是,高考这两个字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跑步就成了每天晚上的必修课,我用此来抵御绵绵不绝的困乏。
没有风,月光很淡。操场上跑步的人并不少。四百米,两圈,这是我给自己的任务。那朵木棉花被我揣进了口袋里。一跑起来,风就扑在脸上。人只有在行动中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外界的动静。在拐弯处,我又闻到了青草的气味,浓郁,强烈。那里已经靠近山坡。身子在这个时候开始热乎起来了。风粘稠地过来,带着我的体温远去。我的脚步更快了,更有力,一下一下,敲打着大地的胸脯,这让我愉悦,带给我力量。
我带着一身汗花回到教室,又一只日光管坏了。教室里宽敞了一些,家在县城的同学或许就回家了,住校的也可能回了宿舍,但大多数还没走。日光管照射下的那些课桌上面有白光,别的桌子都点起了蜡烛,晕黄的光圈,细细闪耀。我像受到狠狠地撞击,他们都在用功,我却三心二意,寻找理由偷懒。
我呆在座位上,同桌还没有回来,从此刻到明天上午,我有四份卷子必须完成。手表的时针已经到了十点。手表是我考上高中时父亲给的,海鸥牌,他说希望我能安排好每天的时间,他说希望我能戴着这块手表上大学。接到手表的那一刻我很激动,在心里给自己鼓劲,要记住父亲的话,一定要好好学习,我还偷偷地制订了一份作息表,几点起床几点睡觉,精确到分,但,很快又原形毕露,我的懒惰和拖沓让父亲极为生气,但他没有跟我说要没收这块手表。我就总在看时间时想起他把手表递给我时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然后,掐自己的手臂。我是个能躺下绝不坐着的人,但父亲要我努力,现实要我努力。高中三年,我就这样掐着自己走过来。
我趴在课桌上,努力让自己安静下来。我是不想回到宿舍去的了。那间礼堂,一百多人,每到春天,地上就长霉,一层厚厚的淤泥。晒在走廊上那些层层叠叠的衣服,一周十天都干爽不了,那些衣服全都散发着一股沤久了的馊味。皮肤病不知从谁开始,很快就传染了所有人,我也不能避免,从手、脚、腹股沟开始痒,红肿,溃疡,宿舍叠着无法散去的双氧水味道。逃避宿舍,成了三月以后的目标。可是,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有人进来,手里拿着一包蜡烛。我跟他买了一支,一毛钱。那是我一顿饭的菜钱。日光管怎么偏偏就坏了。我知道它容易坏,但我又不想它坏。明天,我一定要去找学校的老师或者领导。我没有那么多的钱买蜡烛。
我又钻到那些试卷里去了。我很容易让自己沉浸于一件事情之中。专注是我在学习中击败懒惰的唯一武器,尽管经常找不到子弹。时间就那样安安静静地过去了。我坐直身子抬起头,教室里的人更少了。已是凌晨。我吹灭了蜡烛,走出去。
雾气更重了,空气湿漉漉的,抓一把好像就能拧出一串水滴。这是南方特有的回南天,潮湿得骨头都能长出蘑菇来。宿舍的被子重了许多,盖在身上总能闻到混合了双氧水的霉味。山下的小城安静了。一盏盏路灯在弥漫的雾气中无精打采。我想起了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用的比喻——瞌睡人的眼。但在我看来,那些路灯更像白内障患者的眼珠子。
我的身边没有人,目光所及也没有人影。这是深夜的校园,这是高考前校园的子夜。有的人已经睡了,有的人还要挑灯夜战。我背着手慢慢走,极力让自己的心思回到学习上来,去回忆白天课堂上老师强调的知识点,去想试卷上做错的题目,但是,我总是无法静下心来。我闻到了空气中腥涩的味道,激荡着我,仿佛在发芽,在生长,在扩张,内心蓬勃,充满无尽的力量,却又找不到着力点,像在飘荡,在漫游,在寻觅,在等待。躁动和疲倦在我的生活中交替出现。我想要嘶吼,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安静下来,才能发泄出心里积攒的力量。我张开嘴,却又硬生生地閉上。这是深夜。 一只野猫在黑暗中发出了霸道而又凄厉的叫喊。它拖得长长的叫声让我禁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它在叫春。这样的春夜,它能召唤到什么呢?
我停下脚步,那只猫好像跑远。一个“卜”的响声让我后退。一朵木棉花掉在我的身边。我掏出口袋里的那只,蹲下去,把它们摆放在一起。我知道,明天将会有人捡起这一地的红色木棉花,晒干,保存起来,准备煲汤。
我不知道校园里有多少棵木棉树,就像不知道学校里有多少名学生。但我总是记得几棵。纪念亭前面空地上,我常绕着那棵木棉树晨读,那树上有一个鸟窝,我朗读的声音惊扰了窝里的鸟,它们叽叽喳喳表示抗议。学校办公室前面有四棵,并排分列在门的左右两边。我猜想当初种植的人肯定是仔细丈量过,它们整齐排列在一条直线上,每棵树之间的距离是十步。我在一棵树的下面,被气冲冲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的班主任教育了半个小时,因为打架。操场上有三棵,我不止一次地想爬上去,我猜想爬上去了可以看得更远,更远的地方是大海,但一次都没有成功。树身太粗,太直,四米以下的地方没有枝丫。教学区的地方有两棵,一棵在东,一棵在西,像哨兵一样,镇守着两个出口。晚自习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绕着其中的一棵兜圈,去默想一天的上课中老师讲授的内容。校道上左右两边都有,但我从未留意,每次经过都是脚步匆匆。学校的黑板报边上也有一棵。那时,我还学习写诗,常有诗句被抄贴在黑板报上,我躲在木棉树的一边去读自己的习作,去听别人的议论。那时,我已清楚,一些年后,回想这段生活,这间学校,想到的,肯定就是这一棵棵的木棉树。它们目睹了我高中生活的分秒。
我又回到教室,前后左右四个门居然都关上了,光透过方格木窗投射在走廊上,伸延到教室外的空地。那些方格本是等宽四方形,有的格子断了,地上的图案怪兽一样好玩,腆个方方的大肚子,缺了半截胳膊,少了一个长角。教室里的人更少了,都聚到那支还顽强亮着的日光管下面。
推门进去,靠近讲台的这一片黑乎乎的,一些书桌拼在一起,有人已经躺在上面。三个人。不知道他们睡着了没有,门的响声没有影响到他们。那三个人一动也没动。我也曾经在教室里睡过,天热的时候。宿舍没有风扇,整个夏天飘荡着汗酸和臭袜子的味道。那些爱打篮球的同学,他的床板下一定不止五双袜子,而且,不洗。那些泡了白袜子和白球鞋的水,都可以当墨汁写毛笔字。打篮球的人多,个壮,也没人敢去说他们。一百多个人就堆在一间屋子里,即使没了这些味道,夏天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密密的床,密密的蚊帐,风又终于能跨越过去呢?天气真地热起来,睡在教室里的人会更多。这么多的人睡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地方,又是夏天,总会闹出一些笑话。一个睡在讲台边的同学半夜不知怎的,把裤子全脱了,自己不知道,晨读的女同学推门进去,一声惊叫把另外教室的人都叫醒了。说来也是缘分,他们俩考进同一所大学,后来,结婚成家了。
我轻声轻步地回到座位,把课本和试卷挪到光亮的地方。夜很深了,虫子的吟唱,壁虎的私语,蝙蝠的声波,老鼠的奔跑,在更深人静的这个时候,全都奔涌而出。我把试卷铺好,剩下的两份必须在睡觉前做完。
做完一份历史卷子,又走了三个人。他们都回宿舍睡觉。我想也该走了,困了。其实,人真的困了,什么味道呀什么一地淤泥呀什么全身瘙痒呀什么潮湿呀,也都可以视而不见的。把书包往床上一放,鞋子袜子衣服一脱,脑袋一挨枕头,就睡着了。这时,又哪管顾忌别的什么呢?难受的是辗转反侧,夜不成眠。这个时候,一张再舒适的床也无法让烦躁的自己安适下来。
有人小声问我,今晚睡吗?睡。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本来就春困,就很容易疲乏,再陪上一个通宵,第二天又怎么听课。他没再说什么,抬头往窗外望去。我顺着他的目光看,除了墙壁和窗,就什么都没有。我正纳闷,这个时候,他咧开嘴笑了。灯光下,他的嘴巴张开像一个阴森森的黑洞。我赶紧低下头。
数学一直是我高中阶段最拿手的课程,每次考试从没低于九十分。我有时忍不住想,如果我去读理科会怎么样。如果的事情充满无数的可能,但每一种可能都無法成为现实。我就不想了,老老实实去背地理和历史。这个晚上的最后一份卷子,我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完了,立体几何那道题拐了三个弯,题目的每一个字都值得推敲。我在它身上花了十五分钟。
我还是没有返回宿舍,就和衣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那时,已是凌晨的三点多,教室里还有人在学习。趴下去时,习惯性地瞅了瞅手表。父亲曾经嘱咐我,睡前在脑海里把老师当天讲课的内容回忆一遍。我知道这是一个好办法,但我实在回忆不了。不是我偷懒,而是太困了。
醒来时天已蒙蒙亮,有人进教室了,有人穿着运动服从窗前跑过。走出教室的门,我看到一地的木棉花,一朵朵,鲜红,湿润。它们就像是大地张开的眼睛。
责任编辑 杨 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