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晋商到底富到什么程度？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在清代晚年的山西，有87户这样的人家，他们拥有1000万两以上的流动白银，且资产过亿。而当时国家年财政收入是8000万两白银，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山西有87户人家富可敌国。清代的学者徐珂研究说，在清朝末年，全国富豪排名一百强中，前16名全是山西人。
　　当宋蔼龄坐着一乘由16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跟着丈夫孔祥熙第一次回山西太谷县老家省亲时，她的惊讶不亚于我们今天看到UFO，她完全不能想象在这片贫穷的土地上会有这样的奢侈。罗比‧尤恩森在宋蔼龄的传记中写道，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蔼龄的佣人仆役就有70多人。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是的，这里曾经有过一个不平凡的群体，一个海内最富的晋商集团。今天，我们行走于那些富丽堂皇的巨富大院，触摸着那斑驳的古墙时，总会忍不住一次次地发问，是谁创造了这些富贵的颠峰？又是谁在谈笑间将与国比肩的财富汇聚于此？
　　
　　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1823年，清道光三年前后，一个叫雷履泰的山西商人开办了日升昌票号。
　　雷履泰，平遥细窑村人。年幼时在赌博房里做学徒，练出了一副好眼力和快速心算术。宝盒一开，他立即就能报出各人的输赢数额，分毫不差。因此被西裕成商号的二少爷看中，跳槽来到西裕成。很快，他就在西裕成挑起了大梁，随着经营业务的发展，雷履泰先后被委任为汉口分号的执事、北京分号的领班，一直干到平遥总号的大掌柜。在他的主持下，西裕成已经形成了相应的金融经营格局，并正式改为日升昌票号。
　　票号的要旨，在于异地汇兑和存贷。因此，扩大汇兑市场和范围至关重要。在雷履泰的主持下，日升昌很快就把异地汇兑业务由“北京—平遥—汉口”扩展到全国。总号设在平遥西大街，各省到处设置分号，不几年，分号就达上百处，遍及天津、张家口、盛京、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35个城市。有种说法称，全盛时期的日升昌曾经占有清朝政府80%的白银储备，这几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天文数字。实际上，同它的营业额相比，日升昌的股本并不高。它的总资本为36万两，分成30股，每股1.2万两。但是，规模化的经营，最高经营额曾达一年3000万两的汇兑业务，使它的获利能力极高，最高的一次分红，每股红利与本金相等，也是1.2万两。光绪年间，日升昌曾结账分红七八次，不难推算出它的盈利率。
　　清末民初最后一代票号掌柜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对雷履泰是这样评价的：“西商票庄，创始于雷君履泰，暗合古交钞法，于今之中西银行尤能挟其秘奥。故咸、同以来，六十余年，全国财政，赖以灌输，称极盛焉。”
　　
　　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在清末和民国初年的山西省财经商贸界曾传诵这样一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才出贾继英。”翻翻贾继英的履历就会发现，这话一点儿没错。
　　光绪元年(1875年)，贾继英出生在榆次六堡村一个普通人家。他从小聪颖好学，知书达理，长大后，被介绍到太原“大德恒”票号当了学徒。因善于交际，勤奋干练，被破格使用，提拔为“跑街”(类似现在的业务员)。短短几年里，贾继英在省城金融界、商界已经小有名气。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八国联军入侵京津。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而逃。路经太原时，因财力不足，需向山西巡抚借银两30万，以渡难关。
　　山西巡抚召集省城商界、金融界头面人物开会，并宣谕太后圣意，但与会的大多票号、钱庄的掌柜均保持沉默，不予表态。人们担心清朝的统治不会长久，如果哪家承担了这30万两巨额借款，只怕是有借无还。但代表大德恒出席的25岁的贾继英却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中国乃泱泱大国，八国联军不会长期侵占北京，皇室断不会欠下庶民之钱！就算大清江山亡于旦夕，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票号、钱庄长期以来与朝廷官府互为依存，国家灭亡，票号哪还有好日子可过！”贾继英自报家门，承诺借给朝廷白银30万两。
　　事实上，聪明的贾继英在借出银子的同时，还向随驾行官桂月亭、董福祥提出“太后西行时，若有赋税等收入，还请允许大德恒票号经营”的要求。事后，祁县“大德恒”总号不但没有训斥贾继英，反而将此项差事交给他全权负责。此后，慈禧太后沿路搜刮的银两和赋税收入，陆续存入“大德恒”票号。一年后，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准备开设官办票号，便下旨命贾继英筹办大清第一个银行———户部银行。贾继英任首任行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户部银行开市，行使国家金融管理职能，正式发行银两、银元兑换券证，业务遍布全国。
　　
　　晋商精英遍天下
　　
　　当《乔家大院》在央视热播之时，人称“亮财主”的乔致庸俨然成了晋商的代名词。而在当时的山西，乔家却只能排第三。在清代初年拥有千万两家产的大户，全中国只有两家，叫做南季北康，北康就是临汾康家，在扬州大运河边建有十里的私家花园；排第二的则是和乔家同在祁县的渠家。当时在山西有“万里白银之路”一说，说的就是当时最有名望的“大盛魁”，说如果用50两的白银铺路，“大盛魁”可以从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仑）一直铺到北京。
　　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公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的。
　　整个清代，晋商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不仅涉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推开大院里那一道道厚实的木门，太多的面孔，太多的故事，说不尽，道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