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IT大佬在中关村的拓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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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地处北京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内,一群中年人躁动不安,眼里死死盯着脚下这块地面儿上每天都在发生着的新变化——是时,最早在中关村创业的所谓“两海两通”(京海、科海、信通、四通)渐成气候,隔没几天又会有一个新的公司亮相于此,短短几年这里竟悄没声儿地聚集起大大小小的“公司”40余家,而让这群中年人更受刺激的是,这些大小公司的创办人,基本都是原中科院系统内的或是与该系统有关联的人。
  辞职,“下海”,一时成了潮流。
  我们计算所就没人?怎么就没人出来牵头办个公司呢?……
  这就是他们此时躁动不安的全部缘由。这群中年人里面,就有时任所工程师、已年届四旬的柳传志。
  
  “联想”的雏形,孕育在一间小平房内
  1968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子工程学院的柳传志,直到他开始创业“联想”之前的十多年间,用他的话说,叫基本“一事无成”,且过得十分“憋屈”。个中原因,当然不能说他自己不努力,乃因时代大势不顺,天时地利几乎没有——“文革”耗去了十年,知识分子“劳动改造”又去几年,好不容易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专业虽不大对口(他是学雷达的),但他仍有一腔豪情想别辟蹊径干出点成果来!他相信自己有这能力。可惜,国家仍然是“大事”不断,“风波”连连——林彪叛逃、批林批孔、邓小平整顿、反击右倾翻案、“四五”运动、直至“四人帮”倒台……柳传志就这么被时代牵着前行,有一搭没一搭地干着“科研”。
  如今的小年轻们可能不理解,这些“国家大事”跟柳传志有什么关系?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全知道,任何一件“大事”,所有老百姓都有“份”。因为你要“紧跟”、要“表态”、要学习、要搞运动,要“人人过关”,不把你折腾到“触及灵魂”不罢休,普通百姓尚且如此,何况柳传志身处国家核心科研机关,又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一员,还有个“副处”的行政级别,且又是个有理想抱负、本就关心国家命运的人!所以,他的“憋屈”实在情有可原,几欲就差“憋”得快“爆炸”了。
  进入1984年,好不容易结束“折腾”的中国,却又不得不必须经受改革初期的阵痛,那是个躁动、纷争、摈弃传统和追寻未来的时代,当全国都沉浸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中,计算所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冷清——来自国家军事部门的计划没有了,也没有下拨新的资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传言计算所也将逐步缩减财政拨款,以后要靠“市场”找饭吃,这使得本就日子过得紧巴巴、又无所事事的一千多名科研人员更加不知所措。
  早就憋得难受至极的柳传志此时再也坐不住了,他已经率先明白传统意义上的单位现在已经靠不住了,他必须站出来做点什么事——做什么都行,只要能让自己发挥作用、并知道自己未来的希望在哪里就成。
  接下来的故事顺理成章。因为所里的领导也在苦思冥想“突围”之法,只是苦于一时找不着合适的人来牵头。柳传志的适时“跳出”,让所领导眼前一亮:此人虽不是科研业务尖子,却绝对是一把“组织”好手,他人品好,人缘也好,更重要的他有眼光,口才也好(这在书呆子成堆的地方难得),懂业务还会管理(刚刚还被调去中科院人事局干了几月的纯行政管理),得,就让他来牵头为计算所捣鼓个“公司”吧。
  送报告,跑审批,搭架子,招人马……领受重任的柳传志一夜之间仿佛换了个人,浑身迸发出了被压抑太久的活力,不长时间,筹备公司的一应手续全部搞定,物色的人选基本到位,公司办公的“窝”有了着落,更让柳传志欢喜鼓舞的是,所领导慷慨大方地给了他20万元的启动资金——那是计算所通过出租大型计算机设备赚的租金并日积月累下来的全部“积蓄”!
  11个人,20万元,1984年10月17日,后来如日中天、如雷贯耳的联想集团的雏形,就诞生在一间20平方米、分成里外两间的小平房里——具体地址是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实则就是计算所的传达室。
  这天在小平房里召开了公司成立大会,史称第一次“小平房会议”。11人全部到齐,尽皆早生华发的中年人,柳传志算最年轻的,也是四十当头。
  据柳传志后来回忆,那天的公司成立会既无缤纷的仪式议程,也鲜见庄严肃穆之气氛,充其量只干了两件事:第一是打扫办公室,第二是为公司起名字。
  小平房里空空荡荡,别说经理、副经理的“大班”桌,任何桌椅都没有,且到处积满灰尘。因此,当11个人全部到齐后,第一项“议程”便是打扫卫生,搬运桌椅。大家忙得不亦乐乎,兴致勃勃,毕竟这是新生活的开始。等到做完了清洁,搬来了三个长条凳使得公司“全体员工”得以都坐下时,大家才突然一致想到:本公司还没个叫得响的名字呐!
  于是,在柳传志的提示下,大家坐在长条凳上,开始冥思苦想。那一刻,相信每个人脑海中都把当时在中关村所谓“电子一条街”上的所有名号都搜了个遍,每个人都雄心勃勃想超过那些已有的名号,结果想出来的五花八门,根本无法统一。吵吵嚷嚷半天,最后大家终于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共识——即首先不能没有“中国科学院”,因为这是国字号的招牌,不能丢;第二不能没有“计算技术研究所”,因为它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最高殿堂;第三不能没有“新技术”,因为包括柳传志在内,进入公司的这11名创业元老谁也不愿意把自己混同于街头那些倒买倒卖所谓电子元件的小商贩;最后,还不能没有“发展壮大”的意思,因为公司寄托着他们每个人的梦想。这样一番“统一认识”,最后柳传志拍板定下名称,就叫——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在中关村潮起潮落的创业史上,从这一天开始新增了一家公司。而在当时,谁也不曾想到的是,这家毫不起眼的小公司,在经过最初几年的艰难拼搏后,会一举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并用了不到20年时间,就跻身于世界500强企业!
  
   “第一桶金”背后的屈辱与惨痛
  1984年,对于很多人和事,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这年3月,中共中央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10月,中央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布把改革由农村推向城市。
  一个全民经商“下海”潮,就此形成。而最先下海的人(那些有特别背景又能掌握国家垄断资源的人除外),或多或少都会被苦涩的海水要么呛个肝肠寸断,要么大难不死。
  柳传志两种情形都经历了。
  直到转过年来的1985年2月16日,柳传志在中关村十字路口一面朝阳的墙上竖起了公司的宣传牌(据考证,这是中关村的第一块广告)时,柳传志与他的同仁们对公司成立后的经营方向仍没个准主意。
  宣传牌上倒是有鼻子有眼,主题词是16个字:技术先进,质量上乘,价格合理,信守合同。一旁标有“服务范围”,并留下地址电话。那么,就等着客户上门来谈业务?
  这种“守株待兔”的方式当然不是柳传志的风格。可起初公司所有人都没想明白自己该干什么,柳传志也还没看清,整个公司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一会倒腾电子表,一会卖旱冰鞋,还有运动裤衩电冰箱,渐渐,大家的主意集中到筹划倒卖彩电上来了。那时的彩电可是紧俏得要命的商品,人人想要,可就是“没票(指标)”,黑市上加个千儿八百的都有人敢要!于是,当打听到说某某妇联一个有来头的女人手里有大批彩电时,连柳传志都情不自禁地认定赚钱的机会终于到了。毕竟是公司的头,知道谨慎为妙,于是千叮咛万嘱咐属下: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定要亲眼见到彩电才能打款。不久手下人兴致勃勃告诉他:一点不错,亲眼所见了。然而等到柳传志把钱汇过去,那“亲眼所见”的彩电便无影无踪了……
  20万元启动资金还没来得及捂热便一下子被骗去了14万!柳传志平生遭此一劫,差点没背过气去!商海险恶啊,这也太险了啊!还让不让我活了?
  常言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如果以为柳传志创业初期就被骗过这么一次,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被骗过多次,其中最要命的一次是1987年。那时他为了从国外进口机器,需要把人民币换成外汇打到香港,结果300万元钱被深圳的一个进出口公司骗走了。300万哪,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急火攻心的柳传志一下子病倒了。“当时这件事情把我急出病了,我当时为了找到这个人,我甚至拿板砖拍他的心都有,在他们家蹲了很长时间。”柳传志说,“后来把这个钱追回来以后,到了晚上2、3点钟依然被吓醒,后来真的得了毛病了,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住到海军医院调整三个月才调整回来。”柳传志回忆起来依然后怕。
  创业初期的磨难颇有点不堪回首,但最难的还是在那个计划经济刚开始向市场经济迈腿的坎节儿里,面对你做什么都要有“批文”,但怎么做又什么规矩没有,硬做起来不是闯“红线”就是遭“暗算”的乱象,真让柳传志有点欲哭无泪。
  交了足够的“学费”后,柳传志终于下定决心,把公司未来主营业务的方向,还是定在开发个人电脑上。当其时,19岁的美国人迈克尔•戴尔创办了“戴尔”公司,不久,比尔•盖茨为“微软”设定了那个著名目标:“让每一张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柳传志当然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商机,再说,他依靠的“背景”不就是国内研究计算机的最高“权威”吗?
  可是,柳传志的公司当时却不能“造电脑”。
  原因很简单,在国内生产计算机需电子工业部发放生产许可证,而柳传志没有。那可否申请批准呢?当然可以,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到猴年马月。
  不能造那我先搞代理行不行?一想到若能代理当时风靡全球的IBM微机便立马可赚到白花花的银子,柳传志不免心驰神往。然而同样不行,因为柳传志也没有“进口许可证”。
  “进口许可证制度”让柳传志恨得牙痒痒的,这个当时的“怪胎”害了多少人?不得而知。反正它造成的一大景观就是,真正在做进出口生意的商人偏偏就没有那玩意,手中有那东西的人大都又不做生意,于是,通过受贿或直接倒卖“许可证”,即成为一段时间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中冒出首批贪腐分子的直接催化剂。
  决心要先从“代理”入手进入个人电脑业务的柳传志不得不退而求次,发动公司同仁到处去找手上有“许可证”的“神仙”,一找找到了境外,香港中银集团有个电脑部,他们有“证”。柳传志立马飞赴香港,登门拜望,口若悬河地与对方大侃,声称自己有中科院计算机所的背景,光科研人员自己需要就不下千位数以上的用户,接下来的订单会若雪片般飞来,因此代理不成问题。于是双方达成默契。
  代理谈成了,柳传志却一点也不轻松。怎么卖出去呀?此时他心里完全没谱。虽然他与对方谈代理时搬出了吓人的“背景”,计算所的众多科研人员人人都想拥有一台新潮的个人电脑也不算“瞎忽悠”,可当时一台IBM的“PC/XT”进入中国口岸价达2万多元人民币,加上运输、组装、售后服务、维修等等一应成本后能卖到近4万元,那些穷了一辈子的科研人员有几个能一口气拿出这笔巨资购买呀!
  柳传志后来回忆,当时“每一笔生意都很艰难”,每做成一笔生意,背后都有故事。但第一个机会的第一个故事,却是柳传志永远不会忘记的。
  他在一个展览会上与一个在国家体委信息部门工作的小伙子偶然相识,得知体委正要买12台IBM微机,而柳传志手里正好有,于是两人兴冲冲地直奔体委,一番艰难的接洽谈判,好不容易打通财务处处长的审批关节,却被告知,买电脑的钱都放在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这公司手里本身就有“进口许可证”,买什么牌子的买哪家的电脑,还得过“中仪”这一关。
  不死心的柳传志拉着那小伙子再奔“中仪”公司,接待他们的也是一个小伙子,满脸不屑地听柳传志低声下气地说明情况,请求“批准”让体委购买他的IBM。话没说完,就听小伙子一声断喝:“你到底是外商还是中国人?要不你就是代理吧?”
  “对对,我就是代理。”柳传志一个劲地陪着笑脸。
  “代理就是外商。出去!我这个楼不许外商进来,给我出去!”
  众目睽睽下,柳传志狼狈不堪地退出房间,跑到过道窗户前大喘气。那一刻,他跳楼的心都有。尽管最后这单生意还是做成了,但当时那幕受屈辱的情景,却像刀痕一样长久刻在了他内心深处……
  1985年的那个夏季,在联想的创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一笔。柳传志首批购买代理的300台IBM“PC/XT”和200台“PC/AT”,隆重抵达北京海关口岸。按照柳传志的提前部署,为了更大限度赚取利润,柳传志决心要把自“开箱验货”以后的诸如组装、运输、培训、维修等等后续服务环节统统“包下”,肥水决不流外人田。于是乎,公司20来号人来了个“全民总动员”,分工明晰,各司其责,人人超负荷运转,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目标指向具体而明确——将500台微机的所有利润悉数拿下!
  一战而胜,最后的结果是公司赚了个盆满钵满。后来一致认定:这算得上是公司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春去秋来。自那以后,“联想”通过推出“汉卡”销售和继续代理“IBM”,抖擞精神地昂首进入个人电脑业务领域,尽管磨难仍有,屈辱常在,柳传志一路跌跌撞撞毕竟走过了艰难的拓荒岁月,锲而不舍地引领着他的公司,踏上柳暗花明的快速发展通道——
   1984年,柳传志创业的时候,联想只有11个人,注册资金20万;
   2003年,联想排名中国企业500强第37位;
   2004年,联想正式收购IBM,成为中国首个跨入世界500强的民企……
  熬过了严冬的人,离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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