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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原来我讲好的是，十个八个人在一起座谈，随便讲点什么。结果，这个架势一摆(指安排季先生坐在台上)，非高高在上不行了。在车上我跟他们说，讲什么东西，希望先听听大家的意见，他们说讲一讲文化什么的和跟你们学院有关系的一些事情。刚才杨院长也说了，不是什么正式的报告。我就根据在车上那个几分钟的灵感，来谈一点我的感想。
大家知道，我并不是搞什么文化思想的，我是搞西洋文学的，后来乱七八糟的搞点语言、文化、佛教，科技什么的也涉及了。要说特点呢，我喜欢胡思乱想。最近也写过几篇文章，是胡思乱想的结果。这胡思乱想有个好处，因为真正的专家不敢随便说话，他怕。我不是什么专家，所以我敢说话，就跟打乒乓球一样，我没有心理负担。现在我就讲一点儿我的看法，当然，把所有的想法都讲出来也不可能，那样会占大家太多时间。
第一个就讲我们中国研究文化的一些情况。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大概是几年前吧，提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这个口号，得到了全国人民、海外华人华裔甚至不是华人的外国人的赞同。这证明这个口号提得正确。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这绝对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我们都认为，外国的一些有识之土，也认为我们的优秀文化中间有些东西，不但对中国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所以我们要弘扬。因此，我自己感觉，这口号提出来以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有人把国际主义跟爱国主义对立。我感觉到，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爱国主义。我们这个口号就具体体现了这个关系。
据说现在全世界给文化下的定义有500多个，这说明，没法下定义。我们认为人文科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像直线是两点间最短的线，非常简单，非常明了，谁也反对不了。而我认为社会科学不是这样的，所以文化的定义我想最好还是不下。当然，现在好多人写文章，还在非常努力地下定义，这个不过是在500个定义外再添一个定义，一点问题不解决。所以我个人理解的文化就是非常广义的，就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对人民有好处的，就叫做文化。文化中的大部分呢，就保留在古代的典籍里边，四书五经呀，二十四史呀，中国的典籍呀，按照数量来讲，世界第一，这是毫无问题的；按质量来讲，我看也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大部分保留在典籍里，当然也有一部分不是保留在典籍里边，比如说长城，长城文化。长城是具体的东西。现在的文化，吃的盐巴也是文化，什么都是文化。这个正确不正确?我也不敢说。什么都是文化。虽然没什么坏处，但说明大家对文化的重视。不用说别的，就是我们古代文献里边，好多话，到今天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大家也知道，宋代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我年轻的时候对这个很怀疑，我说一个人怎么能够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呢?到了望九之年了，我现在感觉到其实用不着半部《论语》，有几句话就能治天下。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我看不仅中国大治，世界也大治，世界和平就有了保证。这一句话就够了。又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到了共产主义也无非是这个境界吧。
今天中午我看《大公报》，现在的日本大使就讲，近者悦，远者来。我后来听说我们国家一个领导人到印度去访问，印度总理就讲教育重要，说教育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引的是我们中国的。后来这位领导人到了巴基斯坦，他们的总理引用的也是中国的话。我不是说古籍里说的话全对，这个不可能的。有精华也有糟粕，这是必然的。可是精华毕竟多于糟粕。像这种话，我不是说别的国家就没有，不能那么说，我也不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不是哪一个民族创造的，是大家共同创造的。我们古代典籍里边，就是片言只字，你只要认真体会，就能对今天有帮助。《论语》我们都念过，不但对中国有用，对世界也有用。大家都能做到的话，这世界会变好的。当然这种想法就是乌托邦，不可能的。不过无论如何，这种智慧代表我们老祖宗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
有一次开会，碰到萧克将军。萧克现在是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执行副会长。他讲中国文化中有精华，当然也，有糟粕，他说孔子讲惟女子与小人之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他说这就是看不起妇女吧。不过，我也跟他讲，这句话里边还有一半是对的。说小人那半对的，说妇女是错了，不应该那么讲。后来他也同意。这样我也感觉到，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刚才说，得到全世界，不但是华裔华侨，还有外国人的赞扬。我是说外国的有识之士，不是一般人，一般的西方人还没到这个水平。
再说我们中国。跟这个有联系的是讲国学。国学好像是北大带了个头。《人民日报》去年有一篇文章，讲国学在燕园悄悄地兴起。实际上国学有一大部分就是讲我们的优秀文化，我们搞国学的目的不是什么复古主义，跟那个不沾边儿。去年，哪个月忘记了，《哲学研究》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这观点。也有人写文章配以漫画来讽刺国学研究。所以，问题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人家不一定认为正确。咱们人文科学就这么复杂。这个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种文章以后还会有，这种讲话以后也会有。
现在整个的社会，不但中国，而且全世界，都是西方文化占垄断地位。这是事实。眼前哪里不是西方文化?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就说我们这穿的，从头顶到鞋，全是西方化了。这个“西化”不是坏事情，问题是怎么对待这个现象。现在在我们学界，你讲西化没人反对，不管你怎么西化，都没人反对：你讲“东化”，就有人大为恼火。“东化”这个词儿报纸上没有，是我发明的。不用说别的，我记得是1827年，歌德，德国那个大文学家，当时应该说歌德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在1827年1月30日跟爱克曼谈话，讲什么问题呢，就讲中国的《好逑传》。《好逑传》这本书，中国最多能够摆在《今古奇观》里边。歌德呢，看了那个翻译本后，就大为赞美，说中国文化了不起。《好逑传》，从这个名字你就能知道，是讲才子佳人的。歌德讲，你看在这个屋子里面，这个公子跟小姐在那里谈情说爱，可是坐怀不乱，伦理道德水平高。另外天井里面，那个鱼缸里面的金鱼，在那里悠然自得，在那里玩。说中国这个天、人完全和谐，一点儿没矛盾。虽然是讲才子佳人，这种书咱们有一大批，歌德当然不知道，只看了《好逑传》，他就认为了不起。他批评当时法国一个最著名的诗人，说写伦理道德啊，就写这个男女关系，若跟中国一比啊，简直是天上地下，中国好得不得了。汉唐的时候，世界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是中国。法国的伏尔泰，对中国也是推崇备至。莱布尼茨也对中国的《易经》推崇备至。歌德比他们还晚。到了1827年，还这样赞美中国。据我的看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威望、中国的文化，在欧洲人眼中，一落千丈。当然在1840年前，中国已经有一批人，感到闭关锁国是不正确的。比如魏源，大家知道魏源的《海国图志》。《海国图志》这本书，写作是在鸦片战争以前，鸦片战争以后才出齐，最后有一百卷，一大堆。这本书应该说当时是了不起的。可这本书产生的作用，在中国远远不如日本。有人讲，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受这个影响，但是《海国图志》在中国并没有产生这么大影响。一直到19世纪末年洋务派，好像也没有给它了不起的地位。话再说回来，我刚才说了，眼下是西方文化主宰世界。这个我们否定不了。西方产业革命以后，至今不过几百年时间，一方面我们人民得到了好处，当然一方面也得到了灾难。老子讲辩证法讲得非常好，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祸福是辩证的。世界往往是这样的，好东西中往往有坏东西。 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对自然的破坏，生态平衡的破坏，世界要变暖，种种种种。这些东西啊，都跟西方的科学技术有关系。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起步比较晚，也有我们的好处，就是过去的人走过的错路，我们可以不走。可对这个认识，大家很不一致，就是“东化”“西化”的问题。我看到了21世纪，我们应该提倡“东化”。我写过几篇文章，也在几个地方讲过，我说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我到现在还这么讲。因为我自己是东方人，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可是这个意见西方人也有，比如英国的Toynbee(托因比)，他那本书译过来叫《历史研究》，很大的本子，三本，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他就主张世界的文化(他不叫文化，他叫文明，civilization，不是culture，这两个字的差别先不讲，又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五千年以内的，分为23个或26个，他认为任何文明都不能万岁千秋，不能永远万世长存，它总是要变的。我们讲辩证法，辩证法的核心，就是一切都要变，这谁也否定不了的。文化、文明也是这样的。欧洲有些国家得到好多殖民地，以为了不起。1914年打了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自己打自己，都是白种人打白种人。所以1918年以后，欧洲有识之士，他们觉得有点问题。所以就在“一战”以后，就出了一本书，德国人Spenglen(斯潘乐)写的，叫《欧洲沦亡》，就是西方文化的沦亡。它就讲这个道理。到了1939年，又来了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次比上一次多了两年，死的人多了几千万。所以在这以后，西方人脑袋里面又有问题了，说我们怎么又打，“二战”基本上也是自己打自己，东方也沾点儿边，所以在这个时候又出了许多书。Toynbee的思想可以代表这个时期的。
这世界无非是这样的，东方不亮西方亮。那西方不行的话呢，就看东方。所以要向东方学习。这个话呢，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学术来讨论也可以，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不要扣帽子。现在我们学术界，就有这么个现象，别的界我先不说，就说语言学界。你讲“西化”，他是百依百顺，你讲“东化”，他认为你大逆不道。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能“东化”呢?为什么?这道理讲不通啊。现在欧洲文学界，他们有理论，一天变一遍，一天变一遍，蟪蛄不知春秋。可是我们中国就在后边跟，老赶，是老也赶不上，我们这里提倡的，人家那里已经下台了，人家那里上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等到我们知道时，人家那里下台了。有人大概就这么讲，我们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创立新的文艺理论?其实讲文艺理论基础，讲文艺理论在中国是历史最长，经典最丰富。古希腊，当然很了不起，不过，古希腊的文化后来中断了，我们中国的没有中断。按道理讲去，我们本来有这个能力，在旧的基础上来创造新的文艺理论，本来应该有的。像《文心雕龙》那种书，现在你读起来，还是感觉到里边内容非常的丰富，意见非常的深刻。后来是诗话，中国研究文艺理论很有意思，整个一本书讲文艺理论的比较少，像《文心雕龙》那样的书比较少，主要观点在诗话里边。几乎每个诗人都有诗话。昨天晚上我看了一本书，就讲，韩国也通行诗话，日本也是。诗话差不多是讲故事，在故事里边提出文艺见解。形式上非常有意思。
现在，21世纪快开始了。我们现在考虑问题，应该更远一点，不能局限于眼前。另外呢，就是要客观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给人家随便扣帽子，这个帽子最好不要用。
刚才在车上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院里的工作，我想跟我讲的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你们是外国语大学里边的中文学院，那么你们的任务呢，一方面，教中国学生汉文，另外一方面呢，教外国学生汉文。这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深文奥义，实际上讲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这话怎么讲呢?现在我感觉到，有人崇洋媚外比较严重，商标你要讲一个古典的，没人买，你换一个什么艾利斯怪利斯什么什么有点洋味的，立刻就有人买。这个毫无办法，这是社会风气。
我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孙子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什么事情，一要了解自己，一个要了解对方。打仗是这样的，念书也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拿中国的学者来说，对西方的了解，比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究竟谁高谁低很清楚。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应该说是相当地深，相当地广；反过来，西方对我们的了解，除了几个汉学家以外，简直是幼儿园的水平。听说现在到法国，还有人不知道鲁迅，就说明他们对我们毫无了解。我觉得这里边就有危机。要真正知道自己有自知之明，恐怕也要了解别人，这也属于自知之明范畴之内的。他们一不想了解，二不了解。我们这方面呢，我们对西方应该说是了解得非常深非常透。社会上的崇洋媚外，看起来头疼，这是消极面。好的一面，我们比他们对我们的了解，不知道要胜过多少。将来有朝一日，我们这个优势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同志们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感觉到像我们做这样的工作，特别像你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恐怕有双重任务。除了你们以外，我认为搞人文科学的都一样，其实自然科学也一样，一个是拿来，一个是送去。拿来，完全正确的，现在我们确实拿来了，拿来的也不少，好的坏的都拿来了，你像艾滋病也拿来了。送去，我觉得我们做得很不够，很不够。比如外国人不了解中国，这主要原因当然是外国人瞧不起我们。另外呢，我们工作也得负责任，就是我们对外宣传、对外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工作做得不到家。
有一件事情，我始终认为很值得思考的，就是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大家都认为是了不起的，以为得诺贝尔奖就可以入文学史了。过去我也这么想过。可是到今天，为什么我们中国一个诺贝尔奖也没有呢?我就感觉到诺贝尔奖，政治性是很强的，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当年的苏联，都是歧视的。前几天有一次会上我也讲，我们中国有些出版社，或者我们中国的学术界，用不着大声疾呼来宣传诺贝尔奖。好多出版社利用诺贝尔奖来做生意，宣传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作品集。我看大可不必。而且这个东西，从这里看起来它很不公正。这是顺便讲的，因为大家也是搞这个的。
拿来我们会，但送去怎么送?有各种各样办法，如你们呢，眼前就有留学生，北大也有一批留学生，就是，送去的对象，让人家了解我们。当然让人家了解我们的目的也不是什么民族狭隘主义，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对世界和平也有好处，我觉得这是国际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说我们文化就高于一切，不是这么回事。一个拿来，一个送去。我想，我们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应该做好。
占大家的时间太多了。谢谢大家!
大家知道，我并不是搞什么文化思想的，我是搞西洋文学的，后来乱七八糟的搞点语言、文化、佛教，科技什么的也涉及了。要说特点呢，我喜欢胡思乱想。最近也写过几篇文章，是胡思乱想的结果。这胡思乱想有个好处，因为真正的专家不敢随便说话，他怕。我不是什么专家，所以我敢说话，就跟打乒乓球一样，我没有心理负担。现在我就讲一点儿我的看法，当然，把所有的想法都讲出来也不可能，那样会占大家太多时间。
第一个就讲我们中国研究文化的一些情况。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大概是几年前吧，提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这个口号，得到了全国人民、海外华人华裔甚至不是华人的外国人的赞同。这证明这个口号提得正确。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这绝对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我们都认为，外国的一些有识之土，也认为我们的优秀文化中间有些东西，不但对中国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所以我们要弘扬。因此，我自己感觉，这口号提出来以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有人把国际主义跟爱国主义对立。我感觉到，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爱国主义。我们这个口号就具体体现了这个关系。
据说现在全世界给文化下的定义有500多个，这说明，没法下定义。我们认为人文科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像直线是两点间最短的线，非常简单，非常明了，谁也反对不了。而我认为社会科学不是这样的，所以文化的定义我想最好还是不下。当然，现在好多人写文章，还在非常努力地下定义，这个不过是在500个定义外再添一个定义，一点问题不解决。所以我个人理解的文化就是非常广义的，就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对人民有好处的，就叫做文化。文化中的大部分呢，就保留在古代的典籍里边，四书五经呀，二十四史呀，中国的典籍呀，按照数量来讲，世界第一，这是毫无问题的；按质量来讲，我看也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大部分保留在典籍里，当然也有一部分不是保留在典籍里边，比如说长城，长城文化。长城是具体的东西。现在的文化，吃的盐巴也是文化，什么都是文化。这个正确不正确?我也不敢说。什么都是文化。虽然没什么坏处，但说明大家对文化的重视。不用说别的，就是我们古代文献里边，好多话，到今天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大家也知道，宋代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我年轻的时候对这个很怀疑，我说一个人怎么能够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呢?到了望九之年了，我现在感觉到其实用不着半部《论语》，有几句话就能治天下。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我看不仅中国大治，世界也大治，世界和平就有了保证。这一句话就够了。又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到了共产主义也无非是这个境界吧。
今天中午我看《大公报》，现在的日本大使就讲，近者悦，远者来。我后来听说我们国家一个领导人到印度去访问，印度总理就讲教育重要，说教育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引的是我们中国的。后来这位领导人到了巴基斯坦，他们的总理引用的也是中国的话。我不是说古籍里说的话全对，这个不可能的。有精华也有糟粕，这是必然的。可是精华毕竟多于糟粕。像这种话，我不是说别的国家就没有，不能那么说，我也不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不是哪一个民族创造的，是大家共同创造的。我们古代典籍里边，就是片言只字，你只要认真体会，就能对今天有帮助。《论语》我们都念过，不但对中国有用，对世界也有用。大家都能做到的话，这世界会变好的。当然这种想法就是乌托邦，不可能的。不过无论如何，这种智慧代表我们老祖宗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
有一次开会，碰到萧克将军。萧克现在是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执行副会长。他讲中国文化中有精华，当然也，有糟粕，他说孔子讲惟女子与小人之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他说这就是看不起妇女吧。不过，我也跟他讲，这句话里边还有一半是对的。说小人那半对的，说妇女是错了，不应该那么讲。后来他也同意。这样我也感觉到，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刚才说，得到全世界，不但是华裔华侨，还有外国人的赞扬。我是说外国的有识之士，不是一般人，一般的西方人还没到这个水平。
再说我们中国。跟这个有联系的是讲国学。国学好像是北大带了个头。《人民日报》去年有一篇文章，讲国学在燕园悄悄地兴起。实际上国学有一大部分就是讲我们的优秀文化，我们搞国学的目的不是什么复古主义，跟那个不沾边儿。去年，哪个月忘记了，《哲学研究》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这观点。也有人写文章配以漫画来讽刺国学研究。所以，问题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人家不一定认为正确。咱们人文科学就这么复杂。这个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种文章以后还会有，这种讲话以后也会有。
现在整个的社会，不但中国，而且全世界，都是西方文化占垄断地位。这是事实。眼前哪里不是西方文化?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就说我们这穿的，从头顶到鞋，全是西方化了。这个“西化”不是坏事情，问题是怎么对待这个现象。现在在我们学界，你讲西化没人反对，不管你怎么西化，都没人反对：你讲“东化”，就有人大为恼火。“东化”这个词儿报纸上没有，是我发明的。不用说别的，我记得是1827年，歌德，德国那个大文学家，当时应该说歌德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在1827年1月30日跟爱克曼谈话，讲什么问题呢，就讲中国的《好逑传》。《好逑传》这本书，中国最多能够摆在《今古奇观》里边。歌德呢，看了那个翻译本后，就大为赞美，说中国文化了不起。《好逑传》，从这个名字你就能知道，是讲才子佳人的。歌德讲，你看在这个屋子里面，这个公子跟小姐在那里谈情说爱，可是坐怀不乱，伦理道德水平高。另外天井里面，那个鱼缸里面的金鱼，在那里悠然自得，在那里玩。说中国这个天、人完全和谐，一点儿没矛盾。虽然是讲才子佳人，这种书咱们有一大批，歌德当然不知道，只看了《好逑传》，他就认为了不起。他批评当时法国一个最著名的诗人，说写伦理道德啊，就写这个男女关系，若跟中国一比啊，简直是天上地下，中国好得不得了。汉唐的时候，世界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是中国。法国的伏尔泰，对中国也是推崇备至。莱布尼茨也对中国的《易经》推崇备至。歌德比他们还晚。到了1827年，还这样赞美中国。据我的看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威望、中国的文化，在欧洲人眼中，一落千丈。当然在1840年前，中国已经有一批人，感到闭关锁国是不正确的。比如魏源，大家知道魏源的《海国图志》。《海国图志》这本书，写作是在鸦片战争以前，鸦片战争以后才出齐，最后有一百卷，一大堆。这本书应该说当时是了不起的。可这本书产生的作用，在中国远远不如日本。有人讲，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受这个影响，但是《海国图志》在中国并没有产生这么大影响。一直到19世纪末年洋务派，好像也没有给它了不起的地位。话再说回来，我刚才说了，眼下是西方文化主宰世界。这个我们否定不了。西方产业革命以后，至今不过几百年时间，一方面我们人民得到了好处，当然一方面也得到了灾难。老子讲辩证法讲得非常好，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祸福是辩证的。世界往往是这样的，好东西中往往有坏东西。 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对自然的破坏，生态平衡的破坏，世界要变暖，种种种种。这些东西啊，都跟西方的科学技术有关系。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起步比较晚，也有我们的好处，就是过去的人走过的错路，我们可以不走。可对这个认识，大家很不一致，就是“东化”“西化”的问题。我看到了21世纪，我们应该提倡“东化”。我写过几篇文章，也在几个地方讲过，我说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我到现在还这么讲。因为我自己是东方人，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可是这个意见西方人也有，比如英国的Toynbee(托因比)，他那本书译过来叫《历史研究》，很大的本子，三本，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他就主张世界的文化(他不叫文化，他叫文明，civilization，不是culture，这两个字的差别先不讲，又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五千年以内的，分为23个或26个，他认为任何文明都不能万岁千秋，不能永远万世长存，它总是要变的。我们讲辩证法，辩证法的核心，就是一切都要变，这谁也否定不了的。文化、文明也是这样的。欧洲有些国家得到好多殖民地，以为了不起。1914年打了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自己打自己，都是白种人打白种人。所以1918年以后，欧洲有识之士，他们觉得有点问题。所以就在“一战”以后，就出了一本书，德国人Spenglen(斯潘乐)写的，叫《欧洲沦亡》，就是西方文化的沦亡。它就讲这个道理。到了1939年，又来了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次比上一次多了两年，死的人多了几千万。所以在这以后，西方人脑袋里面又有问题了，说我们怎么又打，“二战”基本上也是自己打自己，东方也沾点儿边，所以在这个时候又出了许多书。Toynbee的思想可以代表这个时期的。
这世界无非是这样的，东方不亮西方亮。那西方不行的话呢，就看东方。所以要向东方学习。这个话呢，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学术来讨论也可以，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不要扣帽子。现在我们学术界，就有这么个现象，别的界我先不说，就说语言学界。你讲“西化”，他是百依百顺，你讲“东化”，他认为你大逆不道。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能“东化”呢?为什么?这道理讲不通啊。现在欧洲文学界，他们有理论，一天变一遍，一天变一遍，蟪蛄不知春秋。可是我们中国就在后边跟，老赶，是老也赶不上，我们这里提倡的，人家那里已经下台了，人家那里上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等到我们知道时，人家那里下台了。有人大概就这么讲，我们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创立新的文艺理论?其实讲文艺理论基础，讲文艺理论在中国是历史最长，经典最丰富。古希腊，当然很了不起，不过，古希腊的文化后来中断了，我们中国的没有中断。按道理讲去，我们本来有这个能力，在旧的基础上来创造新的文艺理论，本来应该有的。像《文心雕龙》那种书，现在你读起来，还是感觉到里边内容非常的丰富，意见非常的深刻。后来是诗话，中国研究文艺理论很有意思，整个一本书讲文艺理论的比较少，像《文心雕龙》那样的书比较少，主要观点在诗话里边。几乎每个诗人都有诗话。昨天晚上我看了一本书，就讲，韩国也通行诗话，日本也是。诗话差不多是讲故事，在故事里边提出文艺见解。形式上非常有意思。
现在，21世纪快开始了。我们现在考虑问题，应该更远一点，不能局限于眼前。另外呢，就是要客观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给人家随便扣帽子，这个帽子最好不要用。
刚才在车上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院里的工作，我想跟我讲的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你们是外国语大学里边的中文学院，那么你们的任务呢，一方面，教中国学生汉文，另外一方面呢，教外国学生汉文。这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深文奥义，实际上讲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这话怎么讲呢?现在我感觉到，有人崇洋媚外比较严重，商标你要讲一个古典的，没人买，你换一个什么艾利斯怪利斯什么什么有点洋味的，立刻就有人买。这个毫无办法，这是社会风气。
我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孙子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什么事情，一要了解自己，一个要了解对方。打仗是这样的，念书也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拿中国的学者来说，对西方的了解，比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究竟谁高谁低很清楚。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应该说是相当地深，相当地广；反过来，西方对我们的了解，除了几个汉学家以外，简直是幼儿园的水平。听说现在到法国，还有人不知道鲁迅，就说明他们对我们毫无了解。我觉得这里边就有危机。要真正知道自己有自知之明，恐怕也要了解别人，这也属于自知之明范畴之内的。他们一不想了解，二不了解。我们这方面呢，我们对西方应该说是了解得非常深非常透。社会上的崇洋媚外，看起来头疼，这是消极面。好的一面，我们比他们对我们的了解，不知道要胜过多少。将来有朝一日，我们这个优势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同志们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感觉到像我们做这样的工作，特别像你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恐怕有双重任务。除了你们以外，我认为搞人文科学的都一样，其实自然科学也一样，一个是拿来，一个是送去。拿来，完全正确的，现在我们确实拿来了，拿来的也不少，好的坏的都拿来了，你像艾滋病也拿来了。送去，我觉得我们做得很不够，很不够。比如外国人不了解中国，这主要原因当然是外国人瞧不起我们。另外呢，我们工作也得负责任，就是我们对外宣传、对外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工作做得不到家。
有一件事情，我始终认为很值得思考的，就是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大家都认为是了不起的，以为得诺贝尔奖就可以入文学史了。过去我也这么想过。可是到今天，为什么我们中国一个诺贝尔奖也没有呢?我就感觉到诺贝尔奖，政治性是很强的，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当年的苏联，都是歧视的。前几天有一次会上我也讲，我们中国有些出版社，或者我们中国的学术界，用不着大声疾呼来宣传诺贝尔奖。好多出版社利用诺贝尔奖来做生意，宣传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作品集。我看大可不必。而且这个东西，从这里看起来它很不公正。这是顺便讲的，因为大家也是搞这个的。
拿来我们会，但送去怎么送?有各种各样办法，如你们呢，眼前就有留学生，北大也有一批留学生，就是，送去的对象，让人家了解我们。当然让人家了解我们的目的也不是什么民族狭隘主义，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对世界和平也有好处，我觉得这是国际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说我们文化就高于一切，不是这么回事。一个拿来，一个送去。我想，我们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应该做好。
占大家的时间太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