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我本不识俞润泉先生，只是在父亲李锐留存的资料中，这个名字常常出现，就上网查了一下，结果搜寻到了与“美食”有关的不多的几条。我对家乡菜极为眷恋，想从俞先生的文章中讨得一两个菜谱，便给朱正先生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他可存有俞先生的美食著作。朱正告诉我，他没有俞的美食书，但是存有两本家属和朋友们自费为他出的纪念文集，可以送我一本。2008年3月回国探望住院的父亲时，果然就从他那里得到一本。因为是自己讨要来的，又是朱正先生送的，就把它放在了需要立即就看的书摞的最上面，四月份去华盛顿探望女儿，装进书包，在飞机上一篇篇地读下去，心里大哭了一场又一场，坐在机舱里无法放声，胸口憋闷得很。
从华盛顿回来，我给朱正发了一封信。
朱正叔叔：
看完所赠《尚留浅笑在人间》，心里挺难过的。他那样的病体，还参加替我爸作了“诗词本事”。这本书是我现在为父亲整理资料时常翻看的。
有个想法，不知你以为如何：想给俞润泉先生出本通信集。
现在人们都不大写信了，电话、电子邮件，画字的事也只有你们这些老先生还作了，不过连李普也是用电脑写文章了。“写信”作为一种文化，说不定也要成为历史。看了纪念集，几乎每一位写文章的朋友都提到了他的信。一位如此有才华，却不能说话的人，将其所思、所爱，对朋友的一往情深全写在了纸上，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了，更何况信又写得那么好。留下他的信，也算是对“信文化”的纪念吧。
等待你的意见。
南央
2008.4.24
朱正的回复是：“南央：你好！你的想法很好，我很赞成，他给我的信，长沙家中大约还能找到一些，令尊大人处和钟叔河处都有……”
此后不久，我得到了俞润泉夫人张孝雍的同意和周实兄的允诺：“南央：信接。知你心意。既然你如此想做，就叫他们将信寄我吧。收集齐了，我再给你。”
周实兄首先转来了他的两位邻居李冰封、钟叔河先生的来信。李冰封说：“俞先生的这些信，有史料价值。但整理起来，还颇费时费力。周实兄发出这些信，也需费大力。俞先生生前的友好，都十分感谢你们二位，铭记你们二位做了一件大好事。”
钟叔河先生写的信情浓得抹不开：“‘人总是人，人只有人的力量。’周作人此语说得何等好啊。‘大家都生活在可怜的人间。’编他的信集，也就是在这个可怜的人间，为一个可怜的人留一份实录。这的确是很有意思的。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呜呼！”
前者从大处“史料价值”，后者从小处“留一份实录”，估价了这本书的意义。俞润泉先生自己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完全同意李辉先生的意见：“梳理历史诚然需要宏观描述和概念归纳，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大量历史事实、细节之上，不然就会失之片面、笼统、甚至虚假……”我们将什么留给后代呢？除了黄金、白银，还应当有白纸黑字。
三个老朋友英雄所见：小人物的实录小事，正是组成大历史的细节，这在我编辑这本书最初的冲动上加了一把推力，俞润泉先生留下的白纸黑字，成书之后，是会存世的。
我开始“逼”信。
我知道九十二岁的老父亲一动即喘，就告诉他俞先生的那些信我都帮助他清理存放在了什么地方，告诉他让司机或者秘书取出来，交给住在楼上的我的朋友去复印就行了。老头子不允，说：“他们弄不清楚的。”非要自己动手。我十分担心，生怕出了事。结果老头子不但找出了十几封信，清出了三张照片，还写来了两幅书名题签，让我挑选。“俞润泉”三个字在他心里竟是如此厚重！
钟叔河先生说他三十年所存的几大袋信件堆满了一桌，正在整日翻找，让我莫急。我方醒悟到，我只知自己的父亲年纪大了，不敢劳累，却没有想到，那些曾经是他的老部下的人，如今也已届耋耄。
周实兄从长沙源源不断地发来了那里俞先生的朋友和亲人送去信件的扫描件；朱正先生拿着他那张离休老干部免费乘车证在北京跑路，从不同处收了信，亲自送到我朋友的家中。在钟叔河先生的指点下，我又麻烦了美国这里的一个华语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史东先生，帮我寻访到俞润泉先生的中学同学、现居洛杉矶的黄美之女士……最不能相信的是，黎体贤、刘皓宇先生这样的年龄居然能够使用电子邮件，从太空中回答了我一次次的询问，补发来一份份的资料和建议……这般的热心热肠，真正是久违了呵！每一次接收到周实兄发来的一份份容量庞大的图形文件，拿到从北京回来的朋友带来的有朱正先生收集到的、有周实兄复印装订得整整齐齐的大包信件，我总是能触摸到妻子、朋友对俞润泉的深深的情和爱。俞先生其实比现在很多腰缠万贯的富翁，爵高权重的大人们要幸福得多，富有得多啊！他若在天有灵，是会笑出声的。
二
大社会是由小人物组成的，但这并不等于每一个小人物的一生都有成书的价值，入书是要有“故事”的，俞润泉的一生符合于此，他这个小人物的一生与大人物和大时代有着不解之缘。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和谈，当时国民党进行舆论封锁，此历史事件只有四篇报道：一、《中央日报》二百字短讯。二、三剑客之一的彭子冈（《大公报》）传诵一时的千字报道《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三、夏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两千字文章（俞润泉给友人信中认为该报道很不真实，说夏翁在其晚年著作《懒寻旧梦》中仅略有检讨）。这第四篇就是当时年仅十九岁的俞润泉为《国民公报》所写：《毛泽东氏昨日由延安抵渝——本报记者与之握手言欢》，那天俞润泉确实是和毛泽东“握手言欢”过。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件他引为巨大荣耀的经历，在建国初期的肃反运动中竟会被指为受中统派遣，欲对毛泽东行刺，而他之所以没有成功，是被当时自称也在现场的，肃反时已是他顶头上司的官健平识破，毛泽东方躲过他的谋杀。
俞润泉的出身虽不显赫，但也可称为世家。父亲俞峻（字笏山），曾是湖南著名的律师，湖南大学第一任法学院法律系主任，其远房姑母为著名反清女侠秋瑾。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劳改时的囚居之地，居然是秋瑾夫家的宅第，俞笏山先生当年曾奔丧于此，半个世纪后在同地探望“罪犯”儿子，以诗赠子：“昔年怀愤埋忠骨，今日忧愁探逆儿；应知此是非凡地，莫负春风化雨时。”又过了近半个世纪之后，2000年俞润泉忆及当时情景，“痛哭一场”，依旧是唾面自干：“想到当年罪孽深重，不自殄灭，累及父母妻儿。”而俞润泉还有一个表亲，是2007年才卸任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时势造化？性格使然？
俞润泉肄业于广西大学法律系，1949年夏回家过暑假，适逢长沙解放，便考入刚刚创刊的《新湖南报》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满以为缺乏法律人才的新政权会量材善用他这法学学士，后留在报社副刊工作，不久遂与已是今日大手笔的朱正、钟叔河同打入“四人小集团”（另一人为张志浩），且是“为首分子”。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到了1948年，我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也知道共产党没有法学人才，所以在《广西日报》工作时搞了一个法律知识专栏的文章，毕业论文是：《登记主义与新婚姻法的展望》（这够左了！！！刘生濬副教授指导的）。我很以为解放后能为共产党所用，不料后来变了反革命。”可怜这个单纯的俞家“玉少爷”，三反、肃反、反右、文革，劫劫难逃。他在书信中向亲友们描述了当年一丝不挂，仅腰缠毛巾在矿井口下钩，一具具背负害伤寒病死去的难友的尸体埋葬，在街道拉板车、刻钢板、茶场种茶……笔下已是宁静淡泊。
俞润泉1979年获平反，被还以清白之身。但仅仅三年之后，即诊断出喉癌，他在信中说：“手术那天，我的确是从容地睡上手术台任人宰割。时间是七小时，能听到医生的每一句话，每一声刀剪断喉的声音。从此，我就成为一个失声者了。”失声后，他为“讨酒”不得，与妻子怄气，在家中水泥地面、墙上、门上，满天满地地乱画粉笔：“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与朋友的交往亦转而全靠纸笔，留下了几可等身的书信才情。这又是俞润泉所独有的故事：非失声，不会将声对声的沟通，变成纸墨的交流；非重情，不会如此地勤于笔耕，将自己的所思、对友人的所念，游行于笔尖。
三
俞润泉先生所经历的苦难，如今并没有彻底消失，只是具体情况的不同，本质上并无区别：轻蔑人、轻蔑生命。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救世主的，即便真有上帝，他也没有力量拯救所有受苦受难、被强权践踏的百姓，普通人的力量就更有限了。岂明先生的感叹：“人只有人的力量”是不错的；但是鲁迅先生的呐喊：“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则激励人要勇猛些，发挥出大些的力量。
俞润泉在去世前的两年，给自己写下了一幅挽联：“借酒而歌不欲微才污盛世，乘风以去但留浅笑付人间。”谁能说俞先生留下的浅笑不是一种力量呢？在经受过那么多的痛苦和磨难之后，能淡淡含笑回看过往，直视无法发声、病痛日夜缠身的今天，面对即将离世的无奈，这是一种何等彻悟的力量？！俞润泉付与人间的浅笑，给我们留下了美好，这美好就是消灭苦难的力量，让我们永不放弃对幸福的追求。俞润泉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同时，也在拯救我们、在拯救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人的力量又是不可低估的。
朱正先生在序中同意我的判断，以为俞润泉的这些书信“小而言之，记录了一个不幸的小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大而言之，折射出了一个大时代的历史细节”。我自己确实觉得《俞润泉书信集》一书的史料价值，绝不在我整理出的父亲李锐的三本书之下。由于俞润泉的家庭濡染和深厚的旧学功底，信中的诗词、文字的文学价值也不可低估。钟叔河先生说他对俞润泉才情的企羡可以用一个日本人写的两句汉诗来形容：“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俞润泉的纸墨是会寿比金石的。
这本书的编成，要感谢的人太多了，但是我最要感谢的，是承担了这本书的信件收集和递送工作的周实兄。我在请求他帮助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家事颇多，有个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仅是其一……可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一次耽误了信件的传递和不回复我的询问邮件。
我有一天复信给他，提到：
昨天回去看完了《李慎之纪念文集（1）》，看到罗建的文章，其中提到对你真心的感激，连说了好几次。因为在你的最后一期（《书屋》）上登了他的《“糊涂”的封建》。他说他是无名之辈，《书屋》又压了一千多份稿件，你竟然二话不说，决然采用。我想你曾经做过的和你正在做的事情不仅对历史产生了影响，而且你慧眼拣出了多少珍珠，让它们的光彩得以释放。那些纪念文章中有很多人都提到李慎之先生说：你的文章交给《书屋》去发；你的文章拿来，我交给周实。
周实兄回复说：
呵，于我来说，那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夜来了
夜的我
悄悄溜进一个洞
等待着
一半睡觉
一半叹气
嘟哝着
我的手指轻柔地
柳条般地拂过身体
等待黑的叛乱过去
还有红的狂热平息
然后
我再起身开步
继续我的螺旋路线
我不懂诗，但是我能体会到周实兄的“螺旋”之路让他活得很苦、很累，但是他会无悔地、永远地“然后，我再起身开步”。我呢？我比他活得轻松得多，如何可以怠惰。
人的一生，来了又去了，能留下些什么呢？只有一个“爱”字，大概是永恒的吧。人各有自己表达爱的方式，保留下亲人、朋友、不相识的人的那些有价值的文字，是我心中对他们不熄的爱。
我本不识俞润泉先生，只是在父亲李锐留存的资料中，这个名字常常出现，就上网查了一下，结果搜寻到了与“美食”有关的不多的几条。我对家乡菜极为眷恋，想从俞先生的文章中讨得一两个菜谱，便给朱正先生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他可存有俞先生的美食著作。朱正告诉我，他没有俞的美食书，但是存有两本家属和朋友们自费为他出的纪念文集，可以送我一本。2008年3月回国探望住院的父亲时，果然就从他那里得到一本。因为是自己讨要来的，又是朱正先生送的，就把它放在了需要立即就看的书摞的最上面，四月份去华盛顿探望女儿，装进书包，在飞机上一篇篇地读下去，心里大哭了一场又一场，坐在机舱里无法放声，胸口憋闷得很。
从华盛顿回来，我给朱正发了一封信。
朱正叔叔：
看完所赠《尚留浅笑在人间》，心里挺难过的。他那样的病体，还参加替我爸作了“诗词本事”。这本书是我现在为父亲整理资料时常翻看的。
有个想法，不知你以为如何：想给俞润泉先生出本通信集。
现在人们都不大写信了，电话、电子邮件，画字的事也只有你们这些老先生还作了，不过连李普也是用电脑写文章了。“写信”作为一种文化，说不定也要成为历史。看了纪念集，几乎每一位写文章的朋友都提到了他的信。一位如此有才华，却不能说话的人，将其所思、所爱，对朋友的一往情深全写在了纸上，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了，更何况信又写得那么好。留下他的信，也算是对“信文化”的纪念吧。
等待你的意见。
南央
2008.4.24
朱正的回复是：“南央：你好！你的想法很好，我很赞成，他给我的信，长沙家中大约还能找到一些，令尊大人处和钟叔河处都有……”
此后不久，我得到了俞润泉夫人张孝雍的同意和周实兄的允诺：“南央：信接。知你心意。既然你如此想做，就叫他们将信寄我吧。收集齐了，我再给你。”
周实兄首先转来了他的两位邻居李冰封、钟叔河先生的来信。李冰封说：“俞先生的这些信，有史料价值。但整理起来，还颇费时费力。周实兄发出这些信，也需费大力。俞先生生前的友好，都十分感谢你们二位，铭记你们二位做了一件大好事。”
钟叔河先生写的信情浓得抹不开：“‘人总是人，人只有人的力量。’周作人此语说得何等好啊。‘大家都生活在可怜的人间。’编他的信集，也就是在这个可怜的人间，为一个可怜的人留一份实录。这的确是很有意思的。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呜呼！”
前者从大处“史料价值”，后者从小处“留一份实录”，估价了这本书的意义。俞润泉先生自己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完全同意李辉先生的意见：“梳理历史诚然需要宏观描述和概念归纳，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大量历史事实、细节之上，不然就会失之片面、笼统、甚至虚假……”我们将什么留给后代呢？除了黄金、白银，还应当有白纸黑字。
三个老朋友英雄所见：小人物的实录小事，正是组成大历史的细节，这在我编辑这本书最初的冲动上加了一把推力，俞润泉先生留下的白纸黑字，成书之后，是会存世的。
我开始“逼”信。
我知道九十二岁的老父亲一动即喘，就告诉他俞先生的那些信我都帮助他清理存放在了什么地方，告诉他让司机或者秘书取出来，交给住在楼上的我的朋友去复印就行了。老头子不允，说：“他们弄不清楚的。”非要自己动手。我十分担心，生怕出了事。结果老头子不但找出了十几封信，清出了三张照片，还写来了两幅书名题签，让我挑选。“俞润泉”三个字在他心里竟是如此厚重！
钟叔河先生说他三十年所存的几大袋信件堆满了一桌，正在整日翻找，让我莫急。我方醒悟到，我只知自己的父亲年纪大了，不敢劳累，却没有想到，那些曾经是他的老部下的人，如今也已届耋耄。
周实兄从长沙源源不断地发来了那里俞先生的朋友和亲人送去信件的扫描件；朱正先生拿着他那张离休老干部免费乘车证在北京跑路，从不同处收了信，亲自送到我朋友的家中。在钟叔河先生的指点下，我又麻烦了美国这里的一个华语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史东先生，帮我寻访到俞润泉先生的中学同学、现居洛杉矶的黄美之女士……最不能相信的是，黎体贤、刘皓宇先生这样的年龄居然能够使用电子邮件，从太空中回答了我一次次的询问，补发来一份份的资料和建议……这般的热心热肠，真正是久违了呵！每一次接收到周实兄发来的一份份容量庞大的图形文件，拿到从北京回来的朋友带来的有朱正先生收集到的、有周实兄复印装订得整整齐齐的大包信件，我总是能触摸到妻子、朋友对俞润泉的深深的情和爱。俞先生其实比现在很多腰缠万贯的富翁，爵高权重的大人们要幸福得多，富有得多啊！他若在天有灵，是会笑出声的。
二
大社会是由小人物组成的，但这并不等于每一个小人物的一生都有成书的价值，入书是要有“故事”的，俞润泉的一生符合于此，他这个小人物的一生与大人物和大时代有着不解之缘。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和谈，当时国民党进行舆论封锁，此历史事件只有四篇报道：一、《中央日报》二百字短讯。二、三剑客之一的彭子冈（《大公报》）传诵一时的千字报道《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三、夏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两千字文章（俞润泉给友人信中认为该报道很不真实，说夏翁在其晚年著作《懒寻旧梦》中仅略有检讨）。这第四篇就是当时年仅十九岁的俞润泉为《国民公报》所写：《毛泽东氏昨日由延安抵渝——本报记者与之握手言欢》，那天俞润泉确实是和毛泽东“握手言欢”过。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件他引为巨大荣耀的经历，在建国初期的肃反运动中竟会被指为受中统派遣，欲对毛泽东行刺，而他之所以没有成功，是被当时自称也在现场的，肃反时已是他顶头上司的官健平识破，毛泽东方躲过他的谋杀。
俞润泉的出身虽不显赫，但也可称为世家。父亲俞峻（字笏山），曾是湖南著名的律师，湖南大学第一任法学院法律系主任，其远房姑母为著名反清女侠秋瑾。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劳改时的囚居之地，居然是秋瑾夫家的宅第，俞笏山先生当年曾奔丧于此，半个世纪后在同地探望“罪犯”儿子，以诗赠子：“昔年怀愤埋忠骨，今日忧愁探逆儿；应知此是非凡地，莫负春风化雨时。”又过了近半个世纪之后，2000年俞润泉忆及当时情景，“痛哭一场”，依旧是唾面自干：“想到当年罪孽深重，不自殄灭，累及父母妻儿。”而俞润泉还有一个表亲，是2007年才卸任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时势造化？性格使然？
俞润泉肄业于广西大学法律系，1949年夏回家过暑假，适逢长沙解放，便考入刚刚创刊的《新湖南报》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满以为缺乏法律人才的新政权会量材善用他这法学学士，后留在报社副刊工作，不久遂与已是今日大手笔的朱正、钟叔河同打入“四人小集团”（另一人为张志浩），且是“为首分子”。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到了1948年，我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也知道共产党没有法学人才，所以在《广西日报》工作时搞了一个法律知识专栏的文章，毕业论文是：《登记主义与新婚姻法的展望》（这够左了！！！刘生濬副教授指导的）。我很以为解放后能为共产党所用，不料后来变了反革命。”可怜这个单纯的俞家“玉少爷”，三反、肃反、反右、文革，劫劫难逃。他在书信中向亲友们描述了当年一丝不挂，仅腰缠毛巾在矿井口下钩，一具具背负害伤寒病死去的难友的尸体埋葬，在街道拉板车、刻钢板、茶场种茶……笔下已是宁静淡泊。
俞润泉1979年获平反，被还以清白之身。但仅仅三年之后，即诊断出喉癌，他在信中说：“手术那天，我的确是从容地睡上手术台任人宰割。时间是七小时，能听到医生的每一句话，每一声刀剪断喉的声音。从此，我就成为一个失声者了。”失声后，他为“讨酒”不得，与妻子怄气，在家中水泥地面、墙上、门上，满天满地地乱画粉笔：“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与朋友的交往亦转而全靠纸笔，留下了几可等身的书信才情。这又是俞润泉所独有的故事：非失声，不会将声对声的沟通，变成纸墨的交流；非重情，不会如此地勤于笔耕，将自己的所思、对友人的所念，游行于笔尖。
三
俞润泉先生所经历的苦难，如今并没有彻底消失，只是具体情况的不同，本质上并无区别：轻蔑人、轻蔑生命。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救世主的，即便真有上帝，他也没有力量拯救所有受苦受难、被强权践踏的百姓，普通人的力量就更有限了。岂明先生的感叹：“人只有人的力量”是不错的；但是鲁迅先生的呐喊：“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则激励人要勇猛些，发挥出大些的力量。
俞润泉在去世前的两年，给自己写下了一幅挽联：“借酒而歌不欲微才污盛世，乘风以去但留浅笑付人间。”谁能说俞先生留下的浅笑不是一种力量呢？在经受过那么多的痛苦和磨难之后，能淡淡含笑回看过往，直视无法发声、病痛日夜缠身的今天，面对即将离世的无奈，这是一种何等彻悟的力量？！俞润泉付与人间的浅笑，给我们留下了美好，这美好就是消灭苦难的力量，让我们永不放弃对幸福的追求。俞润泉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同时，也在拯救我们、在拯救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人的力量又是不可低估的。
朱正先生在序中同意我的判断，以为俞润泉的这些书信“小而言之，记录了一个不幸的小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大而言之，折射出了一个大时代的历史细节”。我自己确实觉得《俞润泉书信集》一书的史料价值，绝不在我整理出的父亲李锐的三本书之下。由于俞润泉的家庭濡染和深厚的旧学功底，信中的诗词、文字的文学价值也不可低估。钟叔河先生说他对俞润泉才情的企羡可以用一个日本人写的两句汉诗来形容：“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俞润泉的纸墨是会寿比金石的。
这本书的编成，要感谢的人太多了，但是我最要感谢的，是承担了这本书的信件收集和递送工作的周实兄。我在请求他帮助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家事颇多，有个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仅是其一……可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一次耽误了信件的传递和不回复我的询问邮件。
我有一天复信给他，提到：
昨天回去看完了《李慎之纪念文集（1）》，看到罗建的文章，其中提到对你真心的感激，连说了好几次。因为在你的最后一期（《书屋》）上登了他的《“糊涂”的封建》。他说他是无名之辈，《书屋》又压了一千多份稿件，你竟然二话不说，决然采用。我想你曾经做过的和你正在做的事情不仅对历史产生了影响，而且你慧眼拣出了多少珍珠，让它们的光彩得以释放。那些纪念文章中有很多人都提到李慎之先生说：你的文章交给《书屋》去发；你的文章拿来，我交给周实。
周实兄回复说：
呵，于我来说，那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夜来了
夜的我
悄悄溜进一个洞
等待着
一半睡觉
一半叹气
嘟哝着
我的手指轻柔地
柳条般地拂过身体
等待黑的叛乱过去
还有红的狂热平息
然后
我再起身开步
继续我的螺旋路线
我不懂诗，但是我能体会到周实兄的“螺旋”之路让他活得很苦、很累，但是他会无悔地、永远地“然后，我再起身开步”。我呢？我比他活得轻松得多，如何可以怠惰。
人的一生，来了又去了，能留下些什么呢？只有一个“爱”字，大概是永恒的吧。人各有自己表达爱的方式，保留下亲人、朋友、不相识的人的那些有价值的文字，是我心中对他们不熄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