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缩的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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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基于历史发展的角度,以丝绸文物上的图案作为研究的重点,将不同时期丝绸文物图案上的各种历史信息加以分析和归纳;从丝绸文物最早的发现来印证丝绸发展追溯的年代;从菱形纹样的普遍性来分析生产工艺技术的进步和审美一致性与演绎发展;从社会心理的观念性来探讨丝绸图案反映的社会精神面貌;到外来文化被中华文化接纳并同化来讨论文化艺术的相互借鉴。丝绸图案既有工艺技术的成分,更是社会审美的集中体现。不同时期的丝绸图案都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映衬出那些时代背后隐含的历史信息。
  关键词: 丝绸;出土文物;图案;历史信息;审美意识;时代特征
  中图分类号: TS941.12;K976.9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17)06009106
  引用页码: 061303
  Miniature:historical information on antique silk fabrics
  WANG Yana,c, WANG Wenlib,c, WANG Qiminga,c, LI Zhipingb,c
  (a. School of Art,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b. College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Engineering,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28, China; c.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Modern Silk,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various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n antique silk fabr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with emphasis on patterns of antique silk fabr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verify the origin of silk by the first discovery of antique silk fabrics; analyze the advancement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aesthetic consistency and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popularity of twill; discuss the social and spiritual attitudes reflected in silk patter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discuss mutual 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of culture and art from the aspects of inclusion and assimilation of foreign cultures into Chinese culture. Silk patterns reflect both workmanship and social aesthetics. Silk patterns in each period are a mirror of that period, which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behind the period.
  Key words: silk; unearthed relics; pattern;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通过一些重要的考古文物已经得到证明。1926年有“中国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李济先生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6000~5500多年的被人工剖开的半个蚕茧壳标本化石(图1)。后来经专家的鉴定,西阴村那半个蚕茧确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1]。半个蚕茧化石成为中国丝绸纺织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被写进多种史学著作。
  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距今6000~4000年,1958年2-3月在浙江省有关部门对钱山漾遗址再次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中,特别是一批丝麻织品的出现,引起了考古界与丝绸史学者的高度关注。从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纺轮、竹编器、棕刷等纺织工具来看,当时的人们已基本掌握了纺织技术,且可能有了最简单的织机[2]。
  河南荣阳市青台村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1981—1987年底的再次发掘,出土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纺织物残片。从而将人们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纺织技术的起源、纺织业的发展,以及当时服饰状况的认识等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3]。
  纺织丝绸的发展长期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同步,与艺术表现形式结缘,但就丝绸图案的演化形式而论,不同时期的丝绸文物中还带有时代的特征烙印。通过对丝绸图案的研究,可以透视并验证一些不同时期及不同社会背景下的社会历史信息,同时这些社会历史反作用于丝绸工艺和图案的产生与发展。本文以丝绸图案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丝绸图案的表象也是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外化表现,这些丝绸图案面貌的背后隐含着当时的社会风貌、审美流向,或许就此打开了认识历史的另一扇窗。   1抽象化的形式特征
  1.1丝绸图案设计演变
  考古发现:早期的丝绸图案主要是指殷商时期的丝绸图案,无论从工艺或是从外观风格来看均可把其分为织花图案和绣绘图案两大类。而正式的丝绸织花图案发现于殷商时期,它们大多是被称之为云雷纹的几何图案,早期的丝绸织物图案多以菱形纹为主干,衍生出许多的几何纹变化形式,为丝绸图案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前提素材。这个案例说明当时社会背景下,人们审美观念较统一,另外,不同的工艺品的装饰纹样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装饰语言。这一时期的丝绸产品多是编织和刺绣的方式进行菱形纹样的纹饰工艺,并将这种几何化的抽象图案发展到一个变化多端的高度。
  以菱形纹为原始骨架加以组合变化,成为自战国至汉初时期十分流行的杯纹纹样。一些纹样的原始骨架看似应该是菱形纹的变体演化,或复杂菱形纹结构后二方连续形式。如湖北省江陵县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战国时期大菱形纹锦(图2),荆州市博物馆藏马山楚墓出土了战国时期演变的菱形纹图样(图3)。
  1.2菱形纹的形成因素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纹样图案的产生和发展也是经历过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周期,从原始的具象纹样的纪实再到抽象纹样的概括递进,说明人们的审美意识和艺术成就在日臻成熟。菱形纹样是众多带有几何化抽象图案的一种,并且在菱形纹的基础上又加以发展,出现形式的延续性特征。这在商周时期较为多见,同样在丝绸上也是如此。
  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类型约在公元前4800—前4300年,出土的一些陶器为菱形纹的演化提供了契机。在一件陶器上绘有渔网状的网纹,而在其他的陶上发现有呈较规矩菱形、线形的写实鱼纹样和进一步抽象鱼形的近菱形纹。这些菱形纹的演化并开始出现,应该是与当时人们的图腾崇拜或渔猎生活有关,是完全从生活中得来的艺术表现形式,并在写实的基础上逐步抽象出来。晚期鱼纹多采用示意象征的手法,图案多用分解和复合两种形式构成,各自通过分解概括形成了变化多端形状各异的鱼纹图案[4]。
  1.3菱形纹的衍生发展
  早期的纹样是脱胎于生产劳动的生活实践,在纹样由繁入简的演变过程后逐渐形成了特定时期人们的审美取向和审美标准。从彩陶文化发展并逐步完善起来的形态到形式的转变,到商周时期已经拓展到其他生产资料上,丝绸上的图案也有着较为集中的体现。从春秋战国时期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的出土丝绸实物看,丝绸类同青铜器等工艺品一样采用云雷纹、菱形纹,同时也有龙凤、舞蹈人物及狩猎等题材表现。
  1.4丝绸菱形纹的审美价值
  菱形纹已经作为一种纹样的元素被组织使用,也就是与其他纹样元素共同组合出另一种纹样。部分纹样的基础骨架是以菱形为主干再发展形成的,或是说菱形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审美取向。
  例如商周青铜器上的龙纹,龙纹身上的鳞片部分就是菱形纹重复使用,只是菱形纹样变得稍微丰富了一些。同时期的丝绸纹样上也出现了菱形纹样,如江陵马山楚墓中的丝织品上,有云雷纹、菱形纹及其变体,涵盖龙凤、舞蹈人物、狩猎等多种题材[5]。这个时期的菱形图案骨架在丝绸产品上的表现应该有当时人们审美取向的因素,从陶瓷文物和青铜器等文物上可以看到类似的图案纹样。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织造工艺技术的表现,在纺织品上移植编织物的组织。
  先秦抽象化的图案表现是人们从具象事物的描绘提高到对事物提炼和概括的程度,从表现和织造上都已经相当成熟,并且形成普遍性的社会审美认同。
  2理想化的浪漫特征
  2.1理想世界的渴望
  秦汉时期,访道升仙的生活愿望和享受来生的精神较为膨胀,这也势必影响到工艺美术的装饰纹样中。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外的商贸文化交流更紧密,中外的艺术影响也随之频繁。因此,汉代的丝绸图案更有一种理想国的浪漫情怀,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
  飞禽、瑞兽、文字、云气、人物、几何形互相穿插的结合,显得格外气势磅礴、华美而又壮丽[6]。当时广泛使用的纹样,除去抽象化的几何纹之外,还有大量的动物纹和少量的植物纹。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帛画,在文物的图案上表现的内容就是映衬出当时人们思想上对天、地、人三界的解释与向往,是一种社会思潮的积极代表。同时,帛画图案表现方式可以称作是早期的丝绸彩绘作品,因为是多种颜色的集合。
  2.2云虡图案及其特征
  动物纹常与云气纹共同组织图案,时称“云虡”,同样表现在丝绸图案和画像石、画像砖和陶器、漆器上。当时的统治者对道家的神仙学说非常推崇,他们希望可以将神仙吸引入室,引导自己灵魂升天,故在各种生活用品、墓葬器皿和丝绸作品中装饰有大量的云气纹图案[7]。有趣的是动物大多为现实中的动物,少有龙、凤等非现实动物,甚至还出现了西域“格里芬”样式的生翼兽,可见当时与域外异地文化的交往。
  “云虡”图案构图满密紧凑,场景云气缭绕,大有鸡犬升天的气氛。汉代先民对与自己亲近的人和物是有感情的,在他们的理想来世中或天国里,同样也是彼时的人或物相伴相随,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时空罢了。“云虡”纹样的理想王国不但寄托了当时人们的美好愿望,同时出现了在纹样上表达美好愿望与祝福的文字,可见当时人们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与祈福。
  3异域化的本土特征
  3.1西域文化的引入與联珠纹的起源
  丝绸之路的开通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外、汉胡文化交流和杂处的三百多年,工艺美术相互影响,丝绸图案最直接的图案特征也表现出来。一些装饰纹样与丝绸图案开始有了新的风貌,联珠纹一时成为主流纹样。
  联珠纹是由大小相同的圆圈或者圆珠连续排列而成的一种装饰图案,而在纺织品图案的构成上,常用联珠纹编制大的框架,在框架中染出或者编制出动物、花卉等纹样,多用于服饰的装饰[8]。联珠纹中也有菱形纹这种几何骨架的结构,这也是一种骨架纹样。它由大小基本相同的圆形几何点连接排列,形成更大的几何形骨架,然后在此骨架中填以动物、花卉等各种纹样,有时也穿插在具体的纹样中作装饰带[9]。   联珠纹最强势的来源应属萨珊波斯,因为联珠纹有其国教—祆教的含义。因此,古老的星相、神话、宗教主题成为艺术的重要题材。表示天的圆圈是设计的主角,其星相学寓意通过沿圈排列的众多小圆珠来表现。如此形成的联珠纹有神圣之光的含义,凡置于珠圈中的动物都具宗教或神话之意,并非唯美的装饰[10]。
  随联珠纹等一同移居过来的图案中,还包括胡人的形象、佛教的纹样等。这一时期民族大融合,思想文化也在大融合,如佛教的盛行也与人们苦于现世、憧憬来世的社会动荡局面关联甚密,因此佛教艺术对当时的工艺美术影响深远。世人通过工艺美术品或美术工艺品等器物承载自己的理想,利用美术手段加以表现,使用工艺品服务生活。
  3.2丝绸联珠纹汉化
  隋、唐、五代,丝绸图案的变迁演变也更加丰富多彩。首先是题材的多样性,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几何纹样和其他诸如天象、自然、人物、符号、文字等图形蜂拥呈现出来,真是恰逢盛世。艺术的高峰时期,必然催生出异彩纷呈的艺术表现形式。此时的丝绸纹样中值得一提的是西风东渐,后被东土改良的几种纹样图案。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在吸收引进外来文化所采取的包容与消化以致同构的大度胸怀。比如萨珊式样多是联珠圈内单独的动物和人物形象,并且赋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虽然在传入的早期基本还是原来模样,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亦逐渐开始汉化。
  联珠纹是波斯萨珊朝的典型纹样形式,在联珠纹中填入中国传统纹样,把两种不同纹样组合起来,形成一种中西合璧的新纹样,亦是外来纹样民族化的发展演化。其特征为外面是一周相连接的圆点、中间饰以各种动物内容,在处理手法和表现技巧上达到了精湛的地步[11]。联珠鸟纹锦和鹿纹锦如图4所示,北朝末至隋代锦纹的演化如图5所示。
  唐人在吸取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是,在逐渐吸收的过程中改造、融合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联珠纹的样式也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悄悄改变。联珠圈内的主纹图案内容愈来愈显示出中国化的特征,甚至影响到唐代以后纹样的装饰风格。联珠纹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样式丰富并影响了中国本土纹样的装饰风格和样式[12],后来象征联珠纹最大特征的联珠圈也被演变。
  3.3丝绸联珠纹的弱化
  对于联珠纹演变的历程可以有至少四点发现:一是原来的联珠圈内的单独纹样被更端庄周正的心态对称化了,虽然表现内容依然胡儿、胡兽、胡景和胡神仙,但味道却改了;二是更有甚者,直接将联珠圈的事物改换成了中国的事物纹样;三是单层联珠变成双层联珠,并且一层联珠纹、一层卷草纹;四是变联珠纹为中国式的卷草纹了。在联珠纹淡出历史舞台的同时,一种叫做宝相花的植物纹样作了替代,其内容和情致已是大相径庭了。
  另外,唐中期以后联珠纹开始在民间衰微,也与“安史之乱”等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有关。一是萨珊波斯及中亚的一些地区被伊斯兰化,联珠纹的宗教含义也就荡然无存了;二是唐朝中期,由于少数民族间及与外邦间的冲突与矛盾,造成了百姓对外来胡风文化的抵触;三是北人南迁,北方的织造技术传播到南方。南方丝织业吸收了西方和中国北方丝绸技术的优点,丝绸图案也从动物纹样转向充满生活气息的花鸟纹样;况且,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西域文化对江南教绸的影响逐渐式微。
  纹饰新颖、色彩变幻丰富、清秀纤丽且富有世俗情调的花卉、花鸟纹锦,则逐渐成为织物上的主流纹饰,使得曾风行于初唐的联珠纹趋于销声匿迹,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13]。
  4世俗化的市民特征
  4.1唐宋丝绸图案:清淡典雅的世风
  唐宋以后,一些描绘植物、花鸟等的题材纹样开始多见,表现的内容比较现实,更贴近了人们的生活。唐代所用染料主要是植物染料,突出的是红花染料和靛蓝染料。唐代的媒染染料及媒染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工艺较为成熟。绞缬与印花的技术也很有特色,形成唐代丝绸印染的特点。宋代与唐代的染料大体相同,印花技术进一步推广流行,在中原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发现。丝绸图案迎来了清新柔婉的两宋时代,艺术性质从宫廷走向世俗与民间,并长足发展。世俗艺术中,占阶层优势的文人艺术和后来居上的市民艺术各领风骚,都开辟了自己的领域[14]。
  两宋时丝绸的色彩淡雅和谐,花卉图案风行,以缠枝和折枝多见。花卉纹占据丝绸图案的主要地位,其他图案开始减少,花卉图案的形象愈发突出。这些和宋代文人雅士追求典雅优美风尚有关,高文化素质社会带动高品位的艺术作品。宋代士大夫世俗享乐之风的盛行,首先与宋代士大夫优厚的待遇及宋代最高统治者有意识劝导臣僚厚自娱乐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15]。
  宋代开始出现的一些具有谐音和喻意的图案。吉祥图案起始于商周,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吉祥图案包含的图形元素称作“天下乐”,是一些四季花被组织到一个画面中并蒂开放,被称为“四季花”并成为主流。这种较为民间化、民俗化图案表现手法应该说在当今也还有市场,只不过不一定表现在丝绸图案上了。这种吉祥图案在其后风俗画和年画及条凭和陶瓷彩绘等表现形式中得到普及,这在当今春节期间还有许多类似题材的美术作品体现。
  与两宋前后同时代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中,辽朝的丝绸图案中有一点例外,居然还有联珠纹的发现,或许是北地人与中原人的艺术发展不同步的原因使然。
  4.2宋元丝绸图案:色彩艳丽的风尚
  宋后、元代的丝绸图案形式随着蒙元的疆域扩大而广纳外域文化,具有西域风格的丝绸制品大量涌入,代表性的例如织锦。其中等级和品相最好的当属“纳石失”,汉语中的“納石失”其语源出于阿拉伯语[5]。以今世的称谓,则是织金锦,即一种以金线织花的丝绸[16]。
  由于此产品来自西域,故伊斯兰的情调更浓。题材的表现上基本与伊斯兰文化有关,同时也与中亚的神话传说有联系,比较典型的如狮身人面像等。但是类似的中亚或西方神话中图案形象引入到中国,却没有得到发展和延续,其中一种可能的因素是根深蒂固的本土传统文化排斥外来神祗的移民,已有的诸神不会退位,待储的神位只能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萌芽。元代丝绸对于纹样的创新也具有特点,比如将文字纳入到纹样之中,同时盛行吉祥图案,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和吉祥寓意通过纹样图案表达出来;元代统治阶级有尚金的习俗,尤其喜欢金碧辉煌的艳丽色彩,因此织物中加金饰就较为普遍。   元代的丝绸印染也很发达,丝绸印花颇为流行。元代的丝绸染色很有讲究,因为丝绸的色彩与统治阶级对色彩定义相关联。褐色应用最广,久盛不衰。蓝色在中国织物中应用很早,在蒙古族人眼中代表蓝天,因此使用范围及流行时间仅次于褐色。蒙古族认为白色是吉色,国俗高尚,以白为吉,在过新年的时候人们要互赠白色礼物来祝福[17]。统治阶级带动丝绸制品的色彩走向,蕴含了时代的社会特征。
  5结语
  中国丝绸的图案纹样发展历史与社会发展同步,带有不同时期的技术与艺术特征,并通过丝绸纹樣的表现形式投射出来。丝绸纹样的形式表象隐喻当时社会面貌和社会状态的痕迹,是历史文化的一个侧面,有意与无意间表述出那一时期的故事,是那段历史的一份叙述。透过丝绸图案的纹样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来感觉当时的历史社会信息与审美主流,是研究和还原历史、弘扬传统文化艺术的又一方向与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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