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原名叶鸿眷，号企孙，1898年7月16日出生于上海一户世代书香门第。他早年就读于上海敬业学校、上海兵工中学；1911年和1913年两度考入清华学校（其间因辛亥革命爆发而辍学）；1918年赴美留学，先后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和哈佛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归国，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代理校长、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校务委员会主席、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在我国现代科学与教育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他以一个拓荒者的勇气和献身精神，白手起家，组织创建和领导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理学院、特研所、北京大学物理系磁学专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教学和科研机构，并因之成为中国科教界知名度很高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名字，和陈岱孙、金龙荪被人合称为“清华三孙”，又与胡刚复、饶毓泰、吴有训合称为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令人惊奇的是，翻开两弹一星功臣名单，除极个别人之外，其余竟都是叶企孙先生的嫡传弟子和再传弟子。
　　我们从叶企孙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过程中延聘和培养师资方面的事迹中，可见其大师风范之一斑。
　　早年的清华，是以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超额部分建起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虽然条件优越，颇令莘莘学子向往，却没有学术地位，学制八年，毕业只相当于大二水平。1925年，即叶企孙受聘回母校执教这一年秋季，学样始改制自办大学，除保留旧制甄别考选输送留美生外，另招四年制大学本科生。对于清华来说，这正是一个保留优势，扩大规模、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其时，该校有些系科已初具规模，颇有几位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例如前清遗老一代词宗王国维、戊戌变法领袖人物梁启超、以一曲“叫我如何不想她”唱遍清华园的音韵学家赵元任、被国民政府视为“国宝”的大学问家陈寅恪等等。理工科却几乎是白纸一张，师资力量奇缺。1926年成立物理系，只有梅贻琦一个教授、叶企孙一个副教授。不久梅贻琦先生出任教务长，叶企孙接替梅继任系主任，几乎是孤家寡人。尽管叶先生博学多识，可以胜任十多门课，以他自己的话说是“除了无线电，物理系哪门课都敢教”，但也苦于分身乏术，难免顾此失彼。因此，搜罗人才，延聘教师，便成了当务之急。而从叶企孙单枪匹马到人才济济名师荟萃，也即清华大学物理系从草创迅速走向兴旺发达，从此中国物理学栋梁之材多出于此，只不过经历了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短短数年时间。这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
　　
　　在当时的中国高教界，名师大家们颇有威风，十分了得。他们来去自由，一点不顺心，便给你来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作为资浅历短新创乍办的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却何以能很快聘到一大批名流学者并使他们甘心情愿跟随叶企孙先生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呢？其中原因种种，最重要的一条，恐怕就在于叶先生能够知人善任，谦恭礼让，在于他有着豁达的胸襟，从不以元老自居。
　　吴有训是最早应叶企孙先生之聘到清华物理系任教的名教授之一。他1921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芝加哥，随A·H·康普顿（192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教授从事X射线散射研究，在所谓康普顿效应等问题上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回国后先是筹办江西大学，后又赴南京中央大学执教。为了能聘到吴有训，叶企孙首先通过好友胡刚复向他进行游说，接着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赴南京，当面诚邀吴有训北上。吴有训有感于叶企孙的诚意，欣然随之来到清华。最难能可贵的是，叶企孙把吴有训聘来之后，又多次提出要让贤，后来果真把物理系主任让给了吴有训，再后来又让理学院院长，而自己却不留一职，甘愿在后来居上者手下做个普通教授！据吴夫人生前回忆说，当初吴有训以普通教授身份应聘来清华，叶企孙给他定的工资比叶本人的还要高。对叶企孙这样的做法，有人表示不理解，他却坦然相告：“吴先生比我有本事，理当拿比我高的薪金，我也理当让贤！”
　　叶企孙聘人还有个特点：没有门户之见，不搞近亲繁衍。这在高教界应该说也是很难得的。吴有训先生原来并不是清华人，而是南京高师毕业后留美的。还有一位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先生，原来也不是清华人。1926年，熊庆来接到一份聘书，邀请他到清华主持大学部算学系创建工作。熊庆来后来回忆说：“当时是叶企孙拉我来的。我当初担心只我一个留法的，不好相处。后来来了，还不错。其后，我要到南大学去，清华还不放。”
　　熊庆来应聘之前，清华教算学的只有郑之蕃一位教授，两个讲师，一个助教，师资也很匮乏。在理学院长叶企孙的努力下，又陆续聘来了孙光远、杨武之、周鸿经等教授和讲师，算学系才发展壮大起来。熊庆来在数学研究上很有创见，尤其是有关整函数与无穷级的亚纯函数的研究，使他在国际数学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曾荣获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他所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或“熊氏定理”。熊庆来离开清华就任云南大学校长，仍坚持清华那一套首先要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的办学思想，聘请了何鲁、顾颉刚、费孝通、吴晗、吴文藻、张奚若、楚图南、吕叔湘等一大批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大儒”，使得云南大学一时名声大噪，盛况空前。
　　叶企孙选聘教学人员，不但敢于去拉那些已有名气的大人物，而且善于发现和培养暂时还没有名气的小字辈。他从美国留学归来，最先受聘于东南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前身则是南京高等师范，是当时中国东南部最高学府，也是叶企孙教学生涯的开端。学校为他配备了一个助手叫赵忠尧。赵忠尧是浙江诸暨人，比叶企孙小三岁，当时已在该校化学系毕业，跟着叶先生一边听课，一边做助教。赵忠尧勤奋塌实，好学善问。叶企孙发现他是棵好苗子，对他格外用心呵护培育。赵忠尧家境不好，叶企孙在生活上对他像亲兄弟一样关心照顾，在学习上，更是严格要求、悉心指导。1925年叶企孙应清华之聘，又带赵忠尧去做助教。1927年赵忠尧出国留学，毕业归来仍回到叶企孙麾下工作。赵忠尧在国外曾去过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庐瑟福先生不无惋惜地对他说：“从前你们中国人在我们这儿念书的很多，成绩不错，但是一回去就听不到声音了。希望你回去继续搞研究。”并不仅仅是为了回答友人的担忧，叶企孙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让越忠尧继续在国外的研究课题。赵忠尧不负老师厚望，与助教龚祖同合作，很快就完成了继在美国和德国完成的关于电子对的产生与湮灭的三个实验后的第四个实验，并终于完成了将自己造就成一名著名的核物理专家的夙愿。
　　叶企孙从东南大学带到清华大学的还有一位助教叫施汝为。施汝为在东南大学也是“半路出家”，先是学工科，选修物理，听了叶先生几节课，又决意改学理科。他很敬佩叶先生，叶企孙对他也特别满意和器重。叶企孙应清华之聘离开东南大学时，施汝为也正好毕业。叶企孙就让他和赵忠尧一起去清华跟自己当助教。到了清华之后，学校却只给叶企孙一个助教编制，已给了赵忠尧。校方、施汝为本人都很为难，叶企孙却认为人才难得，坚持要留下施汝为：“学校没有编制，我以我个人名义聘请你；学校不出钱，我自己给你发薪金！”施汝为到底还是留了下来，在叶企孙身边学习工作。后来，叶企孙又指导他到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磁学。施汝为终于成为一位著名磁学专家和实验物理学家。
　　叶企孙从事物理教学，一向反对空谈，很注重实验，但清华物理系成立时，连一名实验员都没有。从日常生活接触中，他发现梅贻琦先生的勤杂工阎裕昌不但很勤快，而且很好学，模样憨厚却善于思考，粗手大脚却很灵巧，就破例让阎到实验室去协助摆弄实验仪器用品。课前课后，叶企孙常常为阎裕昌耐心讲解有关知识，手把手教他操作方法，很快就把他培养成了一名技术熟练的实验员，让他给大学生们上实验课。关于这位实验员，叶企孙的大弟子、被人称为“中国的奥本海默”的王淦昌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从他那里得益不少，都很尊敬他，称他‘阎先生’。”可不要小觑这“阎先生”三个字，在早期的清华，不少学生是官宦子弟，可以在校园里堂而皇之带佣人称老爷的，而像阎裕昌这样的工友，只能称“听差”，供人使唤，叶企孙却坚持要自己的学生尊称阎裕昌为“阎先生”。有一回，一个学生不小心说顺了口，又叫阎“听差”，正好被叶企孙听见，当场把那个学生狠狠训斥了一顿。1929年王淦昌毕业留校任助教，吴有训老师指导他进行“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研究，搞实验装置最困难的是必须有一台约一二万伏的高压电源。阎裕昌建议并和王淦昌一起自己动手，修旧利废，硬是把一台闲置废弃的静电发生器改造成了这样一台高压电源，为学校节约了一大笔资金。
　　抗战爆发后，敌后根据地急需大批懂理论和技术的军火工作人员。阎裕昌受叶企孙派遣前往冀中，协助叶企孙另一弟子熊大缜（时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长）等人为根据地研制武器弹药。他们制造出了大量的地雷、掷弹筒等，阎裕昌还精心设计制造了遥控爆破装置，多次炸毁敌人桥梁、铁路和军火列车，炸得敌人闻风丧胆，为抗战做出了极大贡献，多次受吕正操、聂荣臻、贺龙表彰。令人痛惜的是，阎裕昌在一次“扫荡”中不幸被捕，敌人用铁丝穿了他的锁骨游行示众，他最后宁死不屈，壮烈牺牲。熊大缜也在锄奸运动中被诬为“CC”特务而被野蛮处死。叶企孙每提起这两个人，都潸然泪下，痛心不已。
　　前面说到叶企孙聘请熊庆来，其实还有一件事是尤为值得一提的。有一次课余时间，算学系的老师们在一起闲聊，唐培经先生谈到自己家乡江苏金坛一家小商店里有个打算盘的小伙计，很有数学天赋，对一些数学难题很有见地。说者也许无心，听者却大为有意。熊庆来好像有了什么新发现一样惊喜，立刻向唐培经打听那小店员的详细情况，然后就去找理学院长叶企孙。发现人才，在叶企孙看来，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当即就答应把这个小店员弄到清华来。这个年轻人因家境贫穷上不起学，只有初中学历，就暂时让他做图书馆助理员，还破例允许他旁听熊庆来的解析数论等课程。这个年轻人不负叶、熊知遇之恩，一边工作，一边听课，半年时间，就和高年级学生平起平坐了；一年半之后，就攻下了大学数学专业的全部课程，而且向国外权威杂志连续寄出三篇论文，全部得以发表。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他就是华罗庚。叶企孙在一家日本刊物上发现华罗庚的论文，马上召开了一次教授会，提议晋升华罗庚为算学系教员。他的话一落音，会场里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提拔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人做大学教员，似乎还没有过先例。
　　“怎么没有先例？当年梁漱溟投考北大落了榜，蔡元培校长说：‘你不要当北大学生，来做北大教员吧！’聘请他到北大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就因为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佛教哲学的文章。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破格提升一个发表了多篇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人做个小小的教员？”叶企孙力排众议，讲得在座的教授们脸红红的，再没有什么意见可说。他最后又总结道：“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大好事，不要被资历所限制！”
　　到了1936年，叶企孙又从有限的留学名额中抽出一个，送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去深造。在神秘莫测的数学王国里，一颗新星就这样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华罗庚成了国际上著名的数学大师。欧、美、日著名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争相邀他去讲学。1984年7月13日，华罗庚刚刚从国外出访归来，就写信回复叶企孙的侄女叶铭英。其中一段这样写道：“道及叶企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
　　叶企孙“文革”期间受到严重迫害，已于1977年1月13日与世长辞。海内外清华人对他有着无限的哀思。
　　（《名人传记》2001年第3期 李 默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