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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捐款几乎是天文数字，每年捐的钱，相当于丹麦、挪威等国家一年的生产总值。美国人的捐献是在进行一场冠军赛，1980年，商业大亨朗埃圳捐了3000万美元；1990年，有线新闻网总裁特纳一鸣惊人，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他总共才有30亿美元资产，捐出1/3，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慈善心。在20世纪结束前，美国捐款冠军是微软总裁盖茨，他曾一次捐了20亿美元，更新了美国所有中学图书馆的电脑。
普通人的善心
初看到这些捐款报道时，人们以为美国的亿万美元捐款都是出自一些富翁或名牌大公司，但他们错了。据统计，美国一年4亿美元的捐款，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
在特纳宣布捐出10亿美元之后不久，83岁的遗孀斯考特走进旧金山市区经常为她看病的医生的办公室，递上1000美元的支票捐给这个医生主持的"学生基金"。斯考特是个黑人，她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等不过851美元，这1000美元是她省吃俭用4年攒下的积蓄。
1997年12月，经营洗衣店的麦卡提夫人把一生劳作积攒的15万美元捐给了南密西西比大学，建立了"黑人学生基金"。在这之前一个月，新泽西州的居民包叶尔中了"六合彩"，金额1100万美元。这位从没结过婚的72岁老人，平时总是准时到教会，但这次她迟到了。教友以为她中了头奖，不会再来教会，但弥撒开始20分钟后，她蹒跚地走进教堂，解释说她的旧汽车半路抛锚，要送到车行修理。随后她宣布，把"六合彩"的奖金一半捐给教会，一半捐给当地救火志愿队和救急队。她连辆新车都没有买。
2000年，纽约曼哈顿的一位厨师中了"六合彩"，金额创了纪录，达1亿美元。这位厨师表示，他会把其中的相当部分捐给他家附近的三所中学，当时他和妻子住在曼哈顿上区的公寓，月租是587美元。这钱在曼哈顿只能租到极简陋的公寓，可见他们并不富有。
《时代》周刊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到中了"六合彩"怎样花这笔钱时，有33％的人回答要把大部分钱捐给慈善事业。
打破国界的捐赠
更多的捐款，既不是来自大富翁，也不是来自"六合彩"中奖者，而是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每月几元、几十元的固定小额捐款。帕瑞德默小姐每个月给一个环保组织捐5美元，已持续了25年，她说："捐献是我和世界的联络渠道。"碰上灾难性事件，美国人捐款更是踊跃。几年前，俄克拉何马州联邦大楼被炸，加州硅谷26岁的金融分析师葛洛斯捐出了他一年的薪水，共计53847.8美元，他所在的公司老板也捐出相同数额。全公司几乎人人捐款，金额达到10多万美元。全国各地捐款、捐物和要求献血电话之多，使当地赈济机构应接不暇。"美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太多，以至于募捐组织者会把钱转捐到其他项目上。像特纳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一样，美国人并不是都把钱捐给自己国家，而是捐给世界各地需要钱的人。海地的饥民、索马里的灾民、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难民、还有中国的洪水、中国台湾地震中的灾民……都是美国人捐赠的对象。以1996年为例，那一年美国人平均每户捐出了1017美元，相当于每户捐出了全年收入的2.1％。
遗产造福社会
纽约一位研究捐献的心理分析学家说，事实上，是否捐款和个人的经济条件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美国人之所以捐款，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并认为很多事不应该由政府管，而应该交给社会，实现大社会、小政府。例如，美式教育就是一例。美国的主要名牌大学都是私营的，靠捐款运转。像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名校，每年的预算都达数千万美元，这些钱绝大部分来自各界捐款，其中很大部分来自该校毕业的学生。
东方人的观念是，人死了财富要留给儿女、亲属，但美国人却不以为然。1986年居住在波士顿的81岁的纽伯格去世时立下遗嘱，把全部560万美元的财产捐给美国政府。这位犹太老人当年为逃避纳粹来到美国，他的妻子已去世，有三个成年子女，虽然对于年度预算高达1.5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来说，500万美元只够政府维持运作两分钟，但对纽伯格来说，已经尽了力。他在遗嘱中说："我庆幸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
1994年，89岁的著名出版家唐纳·米勒死后留下高达900万美元的财产。根据他的遗嘱，除了留给妻子100万之外，他的财产全部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而对三个成年子女未留分文。他说："我已培养了他们，他们目前的境遇都不错。"
贡献时间：另一种捐献
美国人不仅捐献金钱，更捐献时间。义工早已是美国一个普遍现象。例如，1993年的"国际海岸清洁日"，全美有22万义工在数千里海岸线和河边清扫掉了2400吨垃圾。1996年纽约"清洁日"，有7000名义工在全市300个公园和公共设施清理垃圾。1993年的冬天，旧金山北部小镇帕塔鲁马的一名12岁的女孩失踪，小镇民众自发地成立了"寻找中心"，参加寻找的义工多达1500多人。要知道，小镇全部居民才4.6万人。义工中绝大部分不是家庭主妇，有的是餐馆老板，把餐馆暂时停业；有的是公司职员，提前休了积攒的假期；还有工人请了事假。他们印制了300万份"寻人启事"，分发到全美各地的公共场所，建立电脑网站，通过全国联网查询；几百人一组，在附近山里寻找。
1995年7月初，来美国康涅狄格州麦迪逊镇参加"残障人运动会"的尼泊尔运动员马利溺水失踪。当地上千名居民手拉手组成人墙，在海岸边水里进行过滤式筛找。
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知道尼泊尔这个喜马拉雅山下的小国，但美国人看重的是这个失踪者属于整个"人类"。强烈的"同类意识"和"生命意识"促使他们自发地救人。 种种无私的捐献，使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国模式成为可能，同时，也支撑起了让世人羡慕的精神文明。
（《美国大观》2001年第6期 王 骏荐）
普通人的善心
初看到这些捐款报道时，人们以为美国的亿万美元捐款都是出自一些富翁或名牌大公司，但他们错了。据统计，美国一年4亿美元的捐款，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
在特纳宣布捐出10亿美元之后不久，83岁的遗孀斯考特走进旧金山市区经常为她看病的医生的办公室，递上1000美元的支票捐给这个医生主持的"学生基金"。斯考特是个黑人，她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等不过851美元，这1000美元是她省吃俭用4年攒下的积蓄。
1997年12月，经营洗衣店的麦卡提夫人把一生劳作积攒的15万美元捐给了南密西西比大学，建立了"黑人学生基金"。在这之前一个月，新泽西州的居民包叶尔中了"六合彩"，金额1100万美元。这位从没结过婚的72岁老人，平时总是准时到教会，但这次她迟到了。教友以为她中了头奖，不会再来教会，但弥撒开始20分钟后，她蹒跚地走进教堂，解释说她的旧汽车半路抛锚，要送到车行修理。随后她宣布，把"六合彩"的奖金一半捐给教会，一半捐给当地救火志愿队和救急队。她连辆新车都没有买。
2000年，纽约曼哈顿的一位厨师中了"六合彩"，金额创了纪录，达1亿美元。这位厨师表示，他会把其中的相当部分捐给他家附近的三所中学，当时他和妻子住在曼哈顿上区的公寓，月租是587美元。这钱在曼哈顿只能租到极简陋的公寓，可见他们并不富有。
《时代》周刊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到中了"六合彩"怎样花这笔钱时，有33％的人回答要把大部分钱捐给慈善事业。
打破国界的捐赠
更多的捐款，既不是来自大富翁，也不是来自"六合彩"中奖者，而是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每月几元、几十元的固定小额捐款。帕瑞德默小姐每个月给一个环保组织捐5美元，已持续了25年，她说："捐献是我和世界的联络渠道。"碰上灾难性事件，美国人捐款更是踊跃。几年前，俄克拉何马州联邦大楼被炸，加州硅谷26岁的金融分析师葛洛斯捐出了他一年的薪水，共计53847.8美元，他所在的公司老板也捐出相同数额。全公司几乎人人捐款，金额达到10多万美元。全国各地捐款、捐物和要求献血电话之多，使当地赈济机构应接不暇。"美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太多，以至于募捐组织者会把钱转捐到其他项目上。像特纳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一样，美国人并不是都把钱捐给自己国家，而是捐给世界各地需要钱的人。海地的饥民、索马里的灾民、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难民、还有中国的洪水、中国台湾地震中的灾民……都是美国人捐赠的对象。以1996年为例，那一年美国人平均每户捐出了1017美元，相当于每户捐出了全年收入的2.1％。
遗产造福社会
纽约一位研究捐献的心理分析学家说，事实上，是否捐款和个人的经济条件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美国人之所以捐款，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并认为很多事不应该由政府管，而应该交给社会，实现大社会、小政府。例如，美式教育就是一例。美国的主要名牌大学都是私营的，靠捐款运转。像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名校，每年的预算都达数千万美元，这些钱绝大部分来自各界捐款，其中很大部分来自该校毕业的学生。
东方人的观念是，人死了财富要留给儿女、亲属，但美国人却不以为然。1986年居住在波士顿的81岁的纽伯格去世时立下遗嘱，把全部560万美元的财产捐给美国政府。这位犹太老人当年为逃避纳粹来到美国，他的妻子已去世，有三个成年子女，虽然对于年度预算高达1.5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来说，500万美元只够政府维持运作两分钟，但对纽伯格来说，已经尽了力。他在遗嘱中说："我庆幸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
1994年，89岁的著名出版家唐纳·米勒死后留下高达900万美元的财产。根据他的遗嘱，除了留给妻子100万之外，他的财产全部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而对三个成年子女未留分文。他说："我已培养了他们，他们目前的境遇都不错。"
贡献时间：另一种捐献
美国人不仅捐献金钱，更捐献时间。义工早已是美国一个普遍现象。例如，1993年的"国际海岸清洁日"，全美有22万义工在数千里海岸线和河边清扫掉了2400吨垃圾。1996年纽约"清洁日"，有7000名义工在全市300个公园和公共设施清理垃圾。1993年的冬天，旧金山北部小镇帕塔鲁马的一名12岁的女孩失踪，小镇民众自发地成立了"寻找中心"，参加寻找的义工多达1500多人。要知道，小镇全部居民才4.6万人。义工中绝大部分不是家庭主妇，有的是餐馆老板，把餐馆暂时停业；有的是公司职员，提前休了积攒的假期；还有工人请了事假。他们印制了300万份"寻人启事"，分发到全美各地的公共场所，建立电脑网站，通过全国联网查询；几百人一组，在附近山里寻找。
1995年7月初，来美国康涅狄格州麦迪逊镇参加"残障人运动会"的尼泊尔运动员马利溺水失踪。当地上千名居民手拉手组成人墙，在海岸边水里进行过滤式筛找。
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知道尼泊尔这个喜马拉雅山下的小国，但美国人看重的是这个失踪者属于整个"人类"。强烈的"同类意识"和"生命意识"促使他们自发地救人。 种种无私的捐献，使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国模式成为可能，同时，也支撑起了让世人羡慕的精神文明。
（《美国大观》2001年第6期 王 骏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