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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文学产生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和中国社会城市化的进程中。从2004年开始对底层文学这一文学现象展开讨论，至今已有5年。5年间，表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生活的各类文学作品纷纷涌现，丰富了当代文坛，引起了文学界的注目和评论。
表现和描写农民工题材的小说是底层文学作品中最为突出的内容。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受现代意识的影响，农民的生活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无法再按照原来的轨道生活，不再满足于自己被城市人所认为的田园生活情调，他们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走出去见世面、长见识，追求都市的步伐，向往过一种城市人才具有的浪漫情调的生活。于是他们走出赖以生存的土地，投奔到城市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然而这一生活空间的转变只是表面的改变，表层之下是文化的转变、命运的转变、身份的转变，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困惑与疑虑：身份焦虑，身份失落，分离痛苦，寻找与被拒，生活艰辛，精神空虚，灵魂麻木，被歧视、被遮蔽的痛苦。①
在农民工题材的小说中，最初的写作是围绕着农民工生活的艰辛展开的，它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高楼大厦背后低矮的平房、简易的工棚，让我们感受到了农民工生存环境的破败与生活条件的艰辛，以及他们对城市的向往和迷惘，被城市拒绝的彷徨与悲哀。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作家们开始以现实的关怀和平民化的人文立场，带着知识分子的责任、良知和同情，展开了对这一边缘群体的文学叙述。他们撇开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的浪漫主义，立足于文学现实主义，展现农民工群体在城乡文明夹缝中的生存和生活境遇，关注他们的世俗欲望和心路历程，关注农民工精神、道德层面上焦虑、心灵上的寂寞与苍白，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创作具有了新的审美价值和意义。②
在表现农民工精神苦闷、焦虑和追求的作品中，擅长描写底层苦难的云南作家夏天敏的中篇《接吻长安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接吻长安街》把握住了进城农民工的心理冲突，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作品矛盾冲突的展开中体现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渴望和被城市拒斥的痛苦与无奈。小说以进城打工者“我”——一个从云南偏远农村来到北京打工的青年小江作为叙述视角，为了使“我”和女友可以像城市中其他恋人一样生活，真正成为城市中的一员，作者用现实主义的笔调描述了“我”的一个梦想——在车辆川流不息的长安街与自己心爱的姑娘接吻。因为这是“我”所能想到的独特而又能验证城市生活方式的举动，以此来证明自己已经是城市人，从而获得精神上和身份上的双重肯定。
小说开篇就表明“在长安街接吻是我这些年最强烈的愿望，我不晓得我到底犯了什么邪，老是想在车辆首尾相接，人流如发了山洪水的长安街上与柳翠接吻”。要到长安街接吻的念头源自一场极平常的夜谈，工棚里两个分别来自四川和广西的农民工的争吵触动并引发了小江将“浪漫”付诸实践的举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缔造尊严，寻找一个能和城里人站在一起光荣接吻的机会。在作品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来刻画并丰富主人公小江的形象，让我们感受到他复杂细腻的心理变化。“我向往城市，渴慕城市，热爱城市，不要说北京是世界有数的大都市，就是我所在的云南富源这个小县城我也非常热爱”。从上中学起就喜欢在县城街边观望来来往往的人群、热爱城市、渴望融入城市的小江，最终逃离了家乡，到了他所渴望的大都市北京，因为他厌倦了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一想到头伏在地上，屁股撅到天上在土里刨食的日子，一想到要和泥脱土坯砌房把骨头累折把腰累断的日子，一想到一辈子就喂猪种地养娃娃，年纪不大，就头发灰白、腰杆佝偻、脸上沟壑纵横愁容满面的日子，我心里就害怕万分，痛苦万分”。虽然在北京建筑工地上的生活艰苦而乏味，但是“日子苦点，干活累点，但身心是和北京一样圣洁高贵着”。③这种想法在当今社会农民工群体中具有普遍性。作为一个打工者，他们不仅仅只是为了挣钱来满足物质上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获得城市的认同，获得作为一个人起码的尊严和精神权利。
“局外人的主要愿望是不再作为局外人”。④在主人公“我”看来，若想真正地融入城市的生活，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按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即像所有的城里的年轻人一样敢于在川流不息的长安街上与自己的乡村女友接吻。这是农民工们由物质需求向追求精神需求的一次观照与飞跃。虽然这一举动需要鼓足勇气，但源于对城市的热爱以及极度渴望身份的被认同，使得“我”迫切地要求完成这一举动，以此来确认“我”和女友可以与城市中其他恋人一样生活，不再是游离于城市文明之外，“我”已被北京所接纳。
其实小江很清楚，“在工棚里接吻和在广场上在大街上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我就是渴望着在长安街上接吻。在长安街接吻对于我意义非常重大，它对我精神上的提升起着直接的作用。城里的人能在大街上接吻我为什么不能，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挑战，它能在心理上缩短我和城市的距离，尽管接吻之后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依然是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仔，仍然是居无定所，拿着很少的工钱，过着困顿而又沉重的生活，但我认定至少在精神上我与城市人是一致的了”。于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一次次地来到长安街，却一次次地失败而归，甚至被认为是流氓，被围上来的市民痛打一顿后，带进了派出所。在街上和心爱的人接吻，在城市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愿望和举动，却成了小江难以逾越的门槛，被冷冰冰的现实一再打压。连精神上融入城市都不可能，何况真正地成为城市人?对于城市的无法进入和陌生成了小江挥之不去的心病，在他看来，“我的命运大概是永远做一个城市的边缘人，脱离了土地，失去了生存的根，而城市拒绝你，让你永远地漂泊着，像土里的泥鳅为土松土，为它增长肥力，但永远只能在土里，不能浮出土层”。
身份的压抑和城市的冷漠使小江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小江的面前，城市永远都是一张冷酷的面孔，打工者即便是在为城市的发展奉献着自己的体力和汗水，城里人也永远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身份的“飘”和心理的“飘”成了打工者们的真实写照，而接吻理想的破灭其实就是打工者对于城市幻想的破灭。
与小江相对的则是他的女友柳翠，一个传统的、向往真爱又相当封建的乡村女性。她对小江在人潮涌动的长安街公开接吻的做法感到不解、羞愧，她本能地拒绝甚至大声叫喊。在柳翠身上体现出的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区别是根深蒂固的，很难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那种与生俱来的渗透在血脉之中的思想观念成了制约城乡交流的根本障碍。与一个从小在封闭的、艰苦的农村环境中长大、担负着挣钱养家使命的女孩在人流攒动的长安街接吻，这本身就是城市文明向乡村文明的挑战。
接吻长安街实质上是城市和乡村、物质财富和精神享受等矛盾里最为核心的矛盾，虽然最后柳翠配合小江完成了接吻这一壮举，并在簇拥着他们的民工们的热烈掌声中，“热烈而真挚地亲吻起来”，但是深藏在柳翠血脉里的农耕文明的文化符号却是难以消除的。
《接吻长安街》的价值在于它向人们展示了进城农民工精神层面上的渴求和心灵上的焦渴。小江的愿望是那样微小，但是为了这个甚至连愿望都谈不上的愿望，却付出了从楼上掉下来摔断腿甚至可能残废的代价，而更多的付出却是被城市所拒的痛苦、精神上的折磨和心灵上的焦渴。这种迫切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人的心灵皈依对于农民工来说既是一种精神上的突破和飞升，但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悲剧。在这个人文缺失的社会里，这个悲剧强烈地呼唤着全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人文关怀。
像夏天敏一样，越来越多的作家也开始关注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并给予他们一定的人文关怀。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讲述了女主人公宋家银从农村到城市的精神跋涉和灵肉冲突，表达出广大中国农民在谙熟了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变奏和强烈对比之后，发自内心地对于出路的最真切、最热烈的呼告，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具有普遍而深刻的意识趋向；李铁的《城市里的一棵庄稼》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乡村女孩崔喜带着痛生活在都市的心灵伤痛和挣扎，展示了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撞下，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与现实拒斥中的局外生存状态；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中的送水少年努力按照他所理解的城里人的穿着打扮、行为方式，想要引起城里少妇的注意，但换来的却是鄙视的目光……从他们的孜孜追求中，我们不难看出，城市身份和城市生活对农民工的强烈的刺激与吸引，他们对融入城市并被城市接纳所作出的各种努力，以及在被城市所拒后精神上的痛苦。
无论是小江在长安街接吻这种看似幼稚与浪漫的举动，还是宋家银近乎残忍地逼自己的丈夫去郑州捡垃圾，还是崔喜在面临爱情与城市抉择时，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法斩断了自己与农村生存方式的联系，还是送水少年为寻找自我尊严和价值在少妇看来莫名其妙的行为方式，在此都表达出了作为农民工的“我”希望得到人们认同和接纳的呼喊，希望真正地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人的强烈愿望，表达出了这一群体对于自身身份寻找的焦虑与尴尬，对于弱势群体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与地位的质疑与思考。“乡村给了他们低贱的身份，又不能给他们富足的物质；城市给了他们低廉的财富，又不给他们身份证明的‘绿卡’，可是谁又能发给他们一个‘灵魂的通行证’呢?”⑤
注 释：
①王莉、张延松：《当前底层文学的悲剧精神解读》，《当代文坛》，2006(1)。
②田丽媛：《文明冲突中带着痛的生存——论当下农民工题材小说》，《唐山学院学报》，2007(9)。
③马忠静：《秋飒爽还想在北京打工》，《小说界》，2003(4)。
④科林·威尔逊：《局外生存》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⑤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文学评论》，2005(4)。
（作者单位：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编校：张红玲
表现和描写农民工题材的小说是底层文学作品中最为突出的内容。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受现代意识的影响，农民的生活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无法再按照原来的轨道生活，不再满足于自己被城市人所认为的田园生活情调，他们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走出去见世面、长见识，追求都市的步伐，向往过一种城市人才具有的浪漫情调的生活。于是他们走出赖以生存的土地，投奔到城市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然而这一生活空间的转变只是表面的改变，表层之下是文化的转变、命运的转变、身份的转变，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困惑与疑虑：身份焦虑，身份失落，分离痛苦，寻找与被拒，生活艰辛，精神空虚，灵魂麻木，被歧视、被遮蔽的痛苦。①
在农民工题材的小说中，最初的写作是围绕着农民工生活的艰辛展开的，它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高楼大厦背后低矮的平房、简易的工棚，让我们感受到了农民工生存环境的破败与生活条件的艰辛，以及他们对城市的向往和迷惘，被城市拒绝的彷徨与悲哀。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作家们开始以现实的关怀和平民化的人文立场，带着知识分子的责任、良知和同情，展开了对这一边缘群体的文学叙述。他们撇开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的浪漫主义，立足于文学现实主义，展现农民工群体在城乡文明夹缝中的生存和生活境遇，关注他们的世俗欲望和心路历程，关注农民工精神、道德层面上焦虑、心灵上的寂寞与苍白，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创作具有了新的审美价值和意义。②
在表现农民工精神苦闷、焦虑和追求的作品中，擅长描写底层苦难的云南作家夏天敏的中篇《接吻长安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接吻长安街》把握住了进城农民工的心理冲突，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作品矛盾冲突的展开中体现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渴望和被城市拒斥的痛苦与无奈。小说以进城打工者“我”——一个从云南偏远农村来到北京打工的青年小江作为叙述视角，为了使“我”和女友可以像城市中其他恋人一样生活，真正成为城市中的一员，作者用现实主义的笔调描述了“我”的一个梦想——在车辆川流不息的长安街与自己心爱的姑娘接吻。因为这是“我”所能想到的独特而又能验证城市生活方式的举动，以此来证明自己已经是城市人，从而获得精神上和身份上的双重肯定。
小说开篇就表明“在长安街接吻是我这些年最强烈的愿望，我不晓得我到底犯了什么邪，老是想在车辆首尾相接，人流如发了山洪水的长安街上与柳翠接吻”。要到长安街接吻的念头源自一场极平常的夜谈，工棚里两个分别来自四川和广西的农民工的争吵触动并引发了小江将“浪漫”付诸实践的举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缔造尊严，寻找一个能和城里人站在一起光荣接吻的机会。在作品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来刻画并丰富主人公小江的形象，让我们感受到他复杂细腻的心理变化。“我向往城市，渴慕城市，热爱城市，不要说北京是世界有数的大都市，就是我所在的云南富源这个小县城我也非常热爱”。从上中学起就喜欢在县城街边观望来来往往的人群、热爱城市、渴望融入城市的小江，最终逃离了家乡，到了他所渴望的大都市北京，因为他厌倦了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一想到头伏在地上，屁股撅到天上在土里刨食的日子，一想到要和泥脱土坯砌房把骨头累折把腰累断的日子，一想到一辈子就喂猪种地养娃娃，年纪不大，就头发灰白、腰杆佝偻、脸上沟壑纵横愁容满面的日子，我心里就害怕万分，痛苦万分”。虽然在北京建筑工地上的生活艰苦而乏味，但是“日子苦点，干活累点，但身心是和北京一样圣洁高贵着”。③这种想法在当今社会农民工群体中具有普遍性。作为一个打工者，他们不仅仅只是为了挣钱来满足物质上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获得城市的认同，获得作为一个人起码的尊严和精神权利。
“局外人的主要愿望是不再作为局外人”。④在主人公“我”看来，若想真正地融入城市的生活，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按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即像所有的城里的年轻人一样敢于在川流不息的长安街上与自己的乡村女友接吻。这是农民工们由物质需求向追求精神需求的一次观照与飞跃。虽然这一举动需要鼓足勇气，但源于对城市的热爱以及极度渴望身份的被认同，使得“我”迫切地要求完成这一举动，以此来确认“我”和女友可以与城市中其他恋人一样生活，不再是游离于城市文明之外，“我”已被北京所接纳。
其实小江很清楚，“在工棚里接吻和在广场上在大街上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我就是渴望着在长安街上接吻。在长安街接吻对于我意义非常重大，它对我精神上的提升起着直接的作用。城里的人能在大街上接吻我为什么不能，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挑战，它能在心理上缩短我和城市的距离，尽管接吻之后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依然是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仔，仍然是居无定所，拿着很少的工钱，过着困顿而又沉重的生活，但我认定至少在精神上我与城市人是一致的了”。于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一次次地来到长安街，却一次次地失败而归，甚至被认为是流氓，被围上来的市民痛打一顿后，带进了派出所。在街上和心爱的人接吻，在城市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愿望和举动，却成了小江难以逾越的门槛，被冷冰冰的现实一再打压。连精神上融入城市都不可能，何况真正地成为城市人?对于城市的无法进入和陌生成了小江挥之不去的心病，在他看来，“我的命运大概是永远做一个城市的边缘人，脱离了土地，失去了生存的根，而城市拒绝你，让你永远地漂泊着，像土里的泥鳅为土松土，为它增长肥力，但永远只能在土里，不能浮出土层”。
身份的压抑和城市的冷漠使小江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小江的面前，城市永远都是一张冷酷的面孔，打工者即便是在为城市的发展奉献着自己的体力和汗水，城里人也永远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身份的“飘”和心理的“飘”成了打工者们的真实写照，而接吻理想的破灭其实就是打工者对于城市幻想的破灭。
与小江相对的则是他的女友柳翠，一个传统的、向往真爱又相当封建的乡村女性。她对小江在人潮涌动的长安街公开接吻的做法感到不解、羞愧，她本能地拒绝甚至大声叫喊。在柳翠身上体现出的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区别是根深蒂固的，很难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那种与生俱来的渗透在血脉之中的思想观念成了制约城乡交流的根本障碍。与一个从小在封闭的、艰苦的农村环境中长大、担负着挣钱养家使命的女孩在人流攒动的长安街接吻，这本身就是城市文明向乡村文明的挑战。
接吻长安街实质上是城市和乡村、物质财富和精神享受等矛盾里最为核心的矛盾，虽然最后柳翠配合小江完成了接吻这一壮举，并在簇拥着他们的民工们的热烈掌声中，“热烈而真挚地亲吻起来”，但是深藏在柳翠血脉里的农耕文明的文化符号却是难以消除的。
《接吻长安街》的价值在于它向人们展示了进城农民工精神层面上的渴求和心灵上的焦渴。小江的愿望是那样微小，但是为了这个甚至连愿望都谈不上的愿望，却付出了从楼上掉下来摔断腿甚至可能残废的代价，而更多的付出却是被城市所拒的痛苦、精神上的折磨和心灵上的焦渴。这种迫切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人的心灵皈依对于农民工来说既是一种精神上的突破和飞升，但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悲剧。在这个人文缺失的社会里，这个悲剧强烈地呼唤着全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人文关怀。
像夏天敏一样，越来越多的作家也开始关注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并给予他们一定的人文关怀。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讲述了女主人公宋家银从农村到城市的精神跋涉和灵肉冲突，表达出广大中国农民在谙熟了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变奏和强烈对比之后，发自内心地对于出路的最真切、最热烈的呼告，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具有普遍而深刻的意识趋向；李铁的《城市里的一棵庄稼》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乡村女孩崔喜带着痛生活在都市的心灵伤痛和挣扎，展示了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撞下，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与现实拒斥中的局外生存状态；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中的送水少年努力按照他所理解的城里人的穿着打扮、行为方式，想要引起城里少妇的注意，但换来的却是鄙视的目光……从他们的孜孜追求中，我们不难看出，城市身份和城市生活对农民工的强烈的刺激与吸引，他们对融入城市并被城市接纳所作出的各种努力，以及在被城市所拒后精神上的痛苦。
无论是小江在长安街接吻这种看似幼稚与浪漫的举动，还是宋家银近乎残忍地逼自己的丈夫去郑州捡垃圾，还是崔喜在面临爱情与城市抉择时，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法斩断了自己与农村生存方式的联系，还是送水少年为寻找自我尊严和价值在少妇看来莫名其妙的行为方式，在此都表达出了作为农民工的“我”希望得到人们认同和接纳的呼喊，希望真正地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人的强烈愿望，表达出了这一群体对于自身身份寻找的焦虑与尴尬，对于弱势群体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与地位的质疑与思考。“乡村给了他们低贱的身份，又不能给他们富足的物质；城市给了他们低廉的财富，又不给他们身份证明的‘绿卡’，可是谁又能发给他们一个‘灵魂的通行证’呢?”⑤
注 释：
①王莉、张延松：《当前底层文学的悲剧精神解读》，《当代文坛》，2006(1)。
②田丽媛：《文明冲突中带着痛的生存——论当下农民工题材小说》，《唐山学院学报》，2007(9)。
③马忠静：《秋飒爽还想在北京打工》，《小说界》，2003(4)。
④科林·威尔逊：《局外生存》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⑤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文学评论》，2005(4)。
（作者单位：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