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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年(1740年)秋,北京城里死了一个匠户,他的丧仪极为风光,轰动了整个京师。宅前车水马龙,达官贵人接踵而至。内阁学士许王猷亲自主丧;大学士徐本、赵国麟率领汉九卿至灵前俯首跪拜;詹事府詹事陈浩里外奔走,陪吊数天;连权势炙手可热的三朝元老、大学士张廷玉也差人前来送帖……汉尚书、侍郎等九卿中仅有户部尚书陈意华几人托故未来。
本来,清代礼仪规定的等级极其森严,在丧仪上更是具体而微。帝、后驾崩才使用隆重的九卿会丧,王、公亡逝虽可会丧,但规模小得多,仅由皇帝遣官至坟致祭。公以下各官,无旨一律不得会丧,庶民百姓更不用说了。
一个匠户既非王公贵族,又无特旨,为什么竟有众多朝臣不顾礼法前来奔丧呢?原来,只为一个“财”字。这匠户姓俞名君弼,生前是工部属下一个石匠。此人虽出身微贱,目不识丁,却有一手绝技,兴办皇室工程时可分余润。俞君弼家资丰饶,然而偏偏膝下无子,死后撇下数万金,一群“义孙义婿”争夺不休。为了独占家产,义女婿许秉义便与内阁学士许王猷联宗,“托其遍邀九9即往吊,欲借声势弹压俞姓族人”,先付参加会丧诸臣每人谢仪五百至二千两银不等,并允诺夺得财产后另有重谢。只走一趟便可得千金,况有内阁学士相邀,九卿何乐而不往?于是便演出了这场丑剧。
乾隆知晓后甚为气恼。气的是自己即位已几年,这群大臣仍不把他放在眼里。恼的是“法不责众”,如此多人违制,又不能尽行开革。他只好先派心腹大臣京师九门提督、兵部尚书鄂善前往严查。顺天府尹张鸣钧闻知,私差人前往俞宅刨掘,得银二万两。参加了会丧的礼部侍郎吴家驹也闻风声不好,又适逢丁忧,便将分给他官的炭金席卷,溜之大吉。其余诸官不敢讨银,都在忙着追毁原帖,扮作清廉。
鄂善一一审明后,请旨将张鸣钧交部察议,将许秉义依法处置,将许王猷和礼部侍郎吴家驹、詹事陈浩革职拿问。鄂善因在此案“干练、廉洁”,被特赐“紫禁城骑马”。自雍正王朝以来,这个荣誉只有六十五岁以上的权臣才能企望。鄂善得此殊荣,自以为已是乾隆最宠信的心腹之一了。一场闹剧似乎就要收场了。
不料两个月后,御史仲永檀忽上疏奏劾鄂善,称俞君弼嗣孙俞长庚曾托人向其说合,送银一万两,嘱其多加照看。乾隆闻奏先不肯信,以为“必无之事”,仲永檀身恃言官而诬陷大臣,此风断不可长。但经研讯,鄂善家人及过付人俱各招认。乾隆遂亲提鄂善询问,鄂善坚不承认。乾隆心生一计,引他进密室,好言相慰道:“汝若实无此事则可,若有,不妨于朕前实奏,朕另有处置,而谕此数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归之汝家人。”鄂善熟思良久,承认得银一千两。刚一招供,乾隆立即把脸一沉:“以皇考及朕平日深加信用之大臣,而负恩至此,國法断不可恕!”原来,先时汉九卿受贿,乾隆已萌杀一儆百之心,此时亲信满臣又受贿,更使其怒不可遏。贪污一千两银虽小,但心腹欺君岂可饶恕。见乾隆翻验,鄂善心知不妙,在诸臣详讯时又翻供,然为时已晚矣。乾隆命将鄂善拿交刑部,不久令其自尽。
众多文武朝臣,为得一个凿匠的银子,不顾朝仪以身试法,毕竟不是光彩事,乾隆不得不掩饰道:“仲永檀折内所奏大学士等到俞姓送贴吊奠一事,今查询明白,全属子虚”,不必追究。然而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却不识相,以为劣迹没被抓住,上疏攻击仲永檀毁谤自己“理学清名”,并以“解退”要挟;另一给事中卢秉纯见仲永檀一奏升官,也步其后尘,劾赵国麟口出怨言。乾隆被搅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恼羞成怒,将赵国麒降二级候补,卢秉纯革职,风波才告平息。
本来,清代礼仪规定的等级极其森严,在丧仪上更是具体而微。帝、后驾崩才使用隆重的九卿会丧,王、公亡逝虽可会丧,但规模小得多,仅由皇帝遣官至坟致祭。公以下各官,无旨一律不得会丧,庶民百姓更不用说了。
一个匠户既非王公贵族,又无特旨,为什么竟有众多朝臣不顾礼法前来奔丧呢?原来,只为一个“财”字。这匠户姓俞名君弼,生前是工部属下一个石匠。此人虽出身微贱,目不识丁,却有一手绝技,兴办皇室工程时可分余润。俞君弼家资丰饶,然而偏偏膝下无子,死后撇下数万金,一群“义孙义婿”争夺不休。为了独占家产,义女婿许秉义便与内阁学士许王猷联宗,“托其遍邀九9即往吊,欲借声势弹压俞姓族人”,先付参加会丧诸臣每人谢仪五百至二千两银不等,并允诺夺得财产后另有重谢。只走一趟便可得千金,况有内阁学士相邀,九卿何乐而不往?于是便演出了这场丑剧。
乾隆知晓后甚为气恼。气的是自己即位已几年,这群大臣仍不把他放在眼里。恼的是“法不责众”,如此多人违制,又不能尽行开革。他只好先派心腹大臣京师九门提督、兵部尚书鄂善前往严查。顺天府尹张鸣钧闻知,私差人前往俞宅刨掘,得银二万两。参加了会丧的礼部侍郎吴家驹也闻风声不好,又适逢丁忧,便将分给他官的炭金席卷,溜之大吉。其余诸官不敢讨银,都在忙着追毁原帖,扮作清廉。
鄂善一一审明后,请旨将张鸣钧交部察议,将许秉义依法处置,将许王猷和礼部侍郎吴家驹、詹事陈浩革职拿问。鄂善因在此案“干练、廉洁”,被特赐“紫禁城骑马”。自雍正王朝以来,这个荣誉只有六十五岁以上的权臣才能企望。鄂善得此殊荣,自以为已是乾隆最宠信的心腹之一了。一场闹剧似乎就要收场了。
不料两个月后,御史仲永檀忽上疏奏劾鄂善,称俞君弼嗣孙俞长庚曾托人向其说合,送银一万两,嘱其多加照看。乾隆闻奏先不肯信,以为“必无之事”,仲永檀身恃言官而诬陷大臣,此风断不可长。但经研讯,鄂善家人及过付人俱各招认。乾隆遂亲提鄂善询问,鄂善坚不承认。乾隆心生一计,引他进密室,好言相慰道:“汝若实无此事则可,若有,不妨于朕前实奏,朕另有处置,而谕此数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归之汝家人。”鄂善熟思良久,承认得银一千两。刚一招供,乾隆立即把脸一沉:“以皇考及朕平日深加信用之大臣,而负恩至此,國法断不可恕!”原来,先时汉九卿受贿,乾隆已萌杀一儆百之心,此时亲信满臣又受贿,更使其怒不可遏。贪污一千两银虽小,但心腹欺君岂可饶恕。见乾隆翻验,鄂善心知不妙,在诸臣详讯时又翻供,然为时已晚矣。乾隆命将鄂善拿交刑部,不久令其自尽。
众多文武朝臣,为得一个凿匠的银子,不顾朝仪以身试法,毕竟不是光彩事,乾隆不得不掩饰道:“仲永檀折内所奏大学士等到俞姓送贴吊奠一事,今查询明白,全属子虚”,不必追究。然而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却不识相,以为劣迹没被抓住,上疏攻击仲永檀毁谤自己“理学清名”,并以“解退”要挟;另一给事中卢秉纯见仲永檀一奏升官,也步其后尘,劾赵国麟口出怨言。乾隆被搅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恼羞成怒,将赵国麒降二级候补,卢秉纯革职,风波才告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