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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罚钱就无法运转，把我们的形象都搞坏了。”从事审计工作21年的襄阳区经济责任审计局行政事业科科长刘健无限感慨，审计本来给人客观公正的形象，而他的工作如今经常被怀疑带有私心。
刘健说，“现在一发不出工资，我们就非常紧张。我们经常教育子女要好好学习，以后坚决不能干审计，我们这一代人，一生都贡献给了审计事业，现在想起来有点凄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襄阳采访时，听到最多的便是基层审计官员的苦水。
难以做到“八不准”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审计官员说他有“两怕”：一怕子女上大学缴不起学费；二怕生病没钱报销，更怕家属生病，家属病了彻底没办法了。
“我是刚人的医疗保险，在没有实现全区医疗保险之前，局里曾组织大家入了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这位官员说话的时候满脸无奈。
“过去条件好的时候外出审计，有不通车的地方，可以打车，现在都坐公共汽车，现在局里每年给每个科室500块钱差旅费，多的自己拿，很多人都买自行车。”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李金华审计长规定审计人员的“八不准”在一些地方很难做到。刘健坦言，在地方，实现了两三个“不准”就不错了。实现“八不准”需要有雄厚的财力做后盾。
杨永新对地方审计也表示出担心，“本科生都留不住了，审计队伍的后备力量面临青黄不接。”
“国家审计署只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事项，对基层队伍只提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基层苦到什么程度难到什么程度，他们并不一定十分清楚。”杨说。
“在目前的体制下，基层审计机关要忠于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做好了。”刘健言谈之间表示出对李金华的期望。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襄樊市谷城县审计局长朱绍强新近辞职，离岗创业。
审计部门领导的苦衷
刘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审计局刚成立那会儿，确实是‘一是一，二是二’，意气风发，敢碰硬，敢说敢做。中央和地方者陨重视，人们对审计都有一种敬畏心理。”
刘健回忆说，1987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地方审计机关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慢慢不行了。
法律规定，地方审汁厅、局是国家审计机关的中层和基层组织，实行双重领导制，即在本级行政首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审计工作。
然而，地方审计机构的经费来源受制于地方财政，这也导致对财政审计的力度大打折扣。
“当时制订的这条法规，现在看来有很大缺陷，一个区一级的审计机关为区政府服务，那还是可能的。但从大的方面来说，维护国家利益、监督地方财政财务收支是不切合实际的。”刘健说，“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之下，他让你来监督他，发现他的隐私并公布于众，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当地审计机关一位官员谈到，地方审计局长很难向李金华那样工作，因为，这样的干法，很难干长，十有八九被穿小鞋。
《人民日报》2004年3月曾报道了山西晋城市审计局原局长杨林林到《人民日报》上访。这位模范审计局长“因为一次正常的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得罪了人”遭遇落选。
“审了也处理不了，还不如不审，审了讨人嫌。”刘健坦言，“襄樊比较复杂，我们这里前任局长出事，作为从事监督的审计机关，怎么能不清楚呢，还有原来地方主要领导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能跟谁说?明知道有问题，他不让你看，看了你也不敢说，交待你不要做。”
一项统计表明，多年来，国家审计署特派办所查出的单位违纪金额都高于地方审计机关所查出的单位违纪金额，最低也是27倍以上，最高则达113倍。这个数字一方面也印证了刘健的说法。
“现在被监督的比监督者还厉害，他们后边有人。”刘健说，“被审计单位蛮横没有事，审计人员要是稍有些差错，弄得局长都很被动。”
呼唤垂直管理
“襄阳自从出了‘卫军事件’以后，襄阳审计的名声就不好了，一落千丈。”汪庆萍说，“卫军在位的时候，花了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做形象工程，结果获得了省级文明单位的称号，出事以后，一切都没有了。”
当地一位审计官员回忆，襄阳区一到行风评议时，领导就紧张。如果不做工作的话，绝对过不了关。如果不过关，直接负责人就会下岗。
局长杨永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坦言，“对我们的社会评价是居中偏下，这是审计事业的特点限制的，无情审计是没法儿做到的，把亲情友情全割舍掉，往往是公众满意部门不满意。”
李金华说，党中央、国务院对审计工作最大的支持就是不干预，而《瞭望东方周刊》从釆访中了解到，这一点在地方是很难实现的。
去年，大连审计局的一份内部报告《地方审计机关在依法审计中有关问题的思考》透露了当前地方审计机构尴尬的窘境：普遍存在独立性缺失、强制措施弱化、经费严重不足和人员严重短缺等问题。
“人都是有尊严的，如果有人严重伤害了审计尊严的话，我们也是敢顶到底的。”刘健肯定地说，“每过一两年，我们都会做一两件这样的事，当然前提是我们的主要领导人要支持。”
“如果能实现垂直管理就好了。去年有一个人大代表，曾经四次提到这个，但呼声太小了，国家要关注的事情太多了。”他说。
刘健说，“现在一发不出工资，我们就非常紧张。我们经常教育子女要好好学习，以后坚决不能干审计，我们这一代人，一生都贡献给了审计事业，现在想起来有点凄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襄阳采访时，听到最多的便是基层审计官员的苦水。
难以做到“八不准”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审计官员说他有“两怕”：一怕子女上大学缴不起学费；二怕生病没钱报销，更怕家属生病，家属病了彻底没办法了。
“我是刚人的医疗保险，在没有实现全区医疗保险之前，局里曾组织大家入了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这位官员说话的时候满脸无奈。
“过去条件好的时候外出审计，有不通车的地方，可以打车，现在都坐公共汽车，现在局里每年给每个科室500块钱差旅费，多的自己拿，很多人都买自行车。”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李金华审计长规定审计人员的“八不准”在一些地方很难做到。刘健坦言，在地方，实现了两三个“不准”就不错了。实现“八不准”需要有雄厚的财力做后盾。
杨永新对地方审计也表示出担心，“本科生都留不住了，审计队伍的后备力量面临青黄不接。”
“国家审计署只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事项，对基层队伍只提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基层苦到什么程度难到什么程度，他们并不一定十分清楚。”杨说。
“在目前的体制下，基层审计机关要忠于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做好了。”刘健言谈之间表示出对李金华的期望。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襄樊市谷城县审计局长朱绍强新近辞职，离岗创业。
审计部门领导的苦衷
刘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审计局刚成立那会儿，确实是‘一是一，二是二’，意气风发，敢碰硬，敢说敢做。中央和地方者陨重视，人们对审计都有一种敬畏心理。”
刘健回忆说，1987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地方审计机关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慢慢不行了。
法律规定，地方审汁厅、局是国家审计机关的中层和基层组织，实行双重领导制，即在本级行政首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审计工作。
然而，地方审计机构的经费来源受制于地方财政，这也导致对财政审计的力度大打折扣。
“当时制订的这条法规，现在看来有很大缺陷，一个区一级的审计机关为区政府服务，那还是可能的。但从大的方面来说，维护国家利益、监督地方财政财务收支是不切合实际的。”刘健说，“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之下，他让你来监督他，发现他的隐私并公布于众，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当地审计机关一位官员谈到，地方审计局长很难向李金华那样工作，因为，这样的干法，很难干长，十有八九被穿小鞋。
《人民日报》2004年3月曾报道了山西晋城市审计局原局长杨林林到《人民日报》上访。这位模范审计局长“因为一次正常的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得罪了人”遭遇落选。
“审了也处理不了，还不如不审，审了讨人嫌。”刘健坦言，“襄樊比较复杂，我们这里前任局长出事，作为从事监督的审计机关，怎么能不清楚呢，还有原来地方主要领导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能跟谁说?明知道有问题，他不让你看，看了你也不敢说，交待你不要做。”
一项统计表明，多年来，国家审计署特派办所查出的单位违纪金额都高于地方审计机关所查出的单位违纪金额，最低也是27倍以上，最高则达113倍。这个数字一方面也印证了刘健的说法。
“现在被监督的比监督者还厉害，他们后边有人。”刘健说，“被审计单位蛮横没有事，审计人员要是稍有些差错，弄得局长都很被动。”
呼唤垂直管理
“襄阳自从出了‘卫军事件’以后，襄阳审计的名声就不好了，一落千丈。”汪庆萍说，“卫军在位的时候，花了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做形象工程，结果获得了省级文明单位的称号，出事以后，一切都没有了。”
当地一位审计官员回忆，襄阳区一到行风评议时，领导就紧张。如果不做工作的话，绝对过不了关。如果不过关，直接负责人就会下岗。
局长杨永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坦言，“对我们的社会评价是居中偏下，这是审计事业的特点限制的，无情审计是没法儿做到的，把亲情友情全割舍掉，往往是公众满意部门不满意。”
李金华说，党中央、国务院对审计工作最大的支持就是不干预，而《瞭望东方周刊》从釆访中了解到，这一点在地方是很难实现的。
去年，大连审计局的一份内部报告《地方审计机关在依法审计中有关问题的思考》透露了当前地方审计机构尴尬的窘境：普遍存在独立性缺失、强制措施弱化、经费严重不足和人员严重短缺等问题。
“人都是有尊严的，如果有人严重伤害了审计尊严的话，我们也是敢顶到底的。”刘健肯定地说，“每过一两年，我们都会做一两件这样的事，当然前提是我们的主要领导人要支持。”
“如果能实现垂直管理就好了。去年有一个人大代表，曾经四次提到这个，但呼声太小了，国家要关注的事情太多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