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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中国第三大银行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行长李礼辉在香港开始了海外路演之旅。中行预期于6月1日在港挂牌上市，IPO规模预期将达80亿美元以上。
中国交通银行于去年6月23日在港上市，为2003年底以来国有银行重组上市巨潮揭开了序幕。此后接近一年时间，除了中国农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巨头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之“财务重组－银行结构重组－战略引资－上市冲刺”的梯队阵型渐次清晰。
交行、建行上市，适逢资本市场上的“中国概念”迭受热捧之际，股价攀高不止；中行、工行则冲到了“临门一脚”的关口。上市是一个重要标志，事实上，在完成充分的财务重组后，国有银行巨头们的资本充足率普遍在10％以上，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而上市的目的主要已不是为了募集资金，更在于为两年来的重组进程作一个阶段性总结，向资本市场提交小结报告，并接受其持久而系统的考验。此时此刻，正是既济未济的紧要时分。
从本期开始，《财经》将逐一采访各大银行的决策层，刊发“国有银行改革中期报告”系列文章。“横看成岭侧成峰”，由于各大银行在梯队阵型中处于不同位置，可以想见，他们的视角将有令人兴味盎然的不同之处。
——编者
《财经》：自从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去年上市以来，国际资本市场持续看好中国金融股。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时间窗口”，中国工商银行如何安排自己的上市时间表？
杨凯生：工行的目标是争取在今年年内择机，在合适的地点、用合适的方式公开上市。上市地点和方式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我们会抓紧制订方案，尽快上报。只要条件允许，在完成境外上市后，我们也愿意尽快在A股上市。
至于上市具体时间的安排，我们不会和中行同一个月上市。工行自己在准备工作上，有非常具体的时间表，甚至细到“日”。以这个时间表衡量，目前一切都在按计划展开，尽在掌握。
《财经》：工行上市承销团选定了多达五家投资银行参与，这出于什么考虑？
杨凯生：国际上大型的IPO还有过选择更多家投资银行承销的情况。工行的IPO规模，在世界上近些年来也是屈指可数的。当然需要较多的投资银行参与。
我们的考虑是要让投资银行优势互补。我们既选择了美资，也有欧资，再加上国内两家投资银行组成了承销团，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各家投资银行的专长，客户的覆盖面也可以触及全球资本市场，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好、更多的投资者。我们对投资银行建立了两种工作机制，一是协调机制——工行的股改办公室和承销团每天都会有接触；二是严格的考核机制——我们会根据各家投资银行的表现、业绩、对工行IPO的贡献来分配承销收入。
《财经》：工行在IPO时，是发行新股，还是说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作为股东可能出售一部分老股？
杨凯生：发行新股还是卖老股，不是完全由工行决定的。我们会尊重股东的意愿，也要根据市场的状况进行综合考虑。事实上，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发行新股是新增投资，总股本要增加，如果在盈利水平不变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对ROE（股本回报率）有影响；而卖老股是股权套现，不增加股本总量。应该讲，发行新股和出售老股拿到的都是真金白银。就工行目前的情况来看，两种方式都可接受。
目前工行资本充足率接近11％，核心资本将近10％。资本充足率过低对银行抗御风险不利，但过度资本化也需要防止。所以，就工行而言，我们觉得增发新股问题不大；如果原有股东愿意出售老股，也是好事。我们尊重股东的意愿。
《财经》：近一段时间，国内舆论还有关于“银行是否贱卖”的讨论。工行的引资价格和相应条款的安排是什么样的？
杨凯生：4月28日，我们分别与高盛集团、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公司顺利完成了资金交割。这三家境外战略投资者总计投资约为38亿美元，购买工行新发行股份241.85亿股，股权比例总计为8.89％。这是迄今为止境外投资者对中国金融业最大的单次投资。
三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工行的入股价格，以2005年底每股净资产价格为基础，再加上必要的溢价，引资价格在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引资中是最高的。现在看来，工行的引资从谈判到协议的签署都比较顺利，基本上是按着我们的意愿进行的。
在具体操作中，工行和高盛投资团首先确定的是投资总金额。战略投资者出资38亿美元，购买工行不到10％新发行的股份；每股价格是经过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工行2005年末的每股净资产的一定倍数；确切的入股比例，随价格和计价时点的变动而有不同。经过国际会计师审计，工行2005年末每股净资产额相比政府注资时的每股净资产，已经有所增值，所以战略投资者的股权占比也相应降低。
你说的条款安排，我想指的是战略引资协议。目前还没听到有人说工行在引资过程中有什么“保护性条款”之类的议论。事实上，一个商务谈判，外人没有置身其中，很难了解其过程。不过我可以坦率地讲，工商银行的引资协议没有对我们不利的条款，这让我们比较满意。
《财经》：工行上市引资的战略投资者中，没有一家商业银行。工行如何权衡其间的利弊得失？
杨凯生：工行引进了包括高盛、安联和美国运通在内的投资团，他们分别在投行、保险和信用卡方面拥有全球领先的实力。对引资模式，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一做法最大好处在于，首先，合作伙伴不会和工行的主营业务——商业银行业务产生不必要的竞争和利益冲突。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是早晚的事，而境外大型商业银行一般都有自身独立的发展计划，这就难免会带来利益冲突；即使设置一些技术性防范措施，比如不许他们在中国发展自己的分支机构，也很难完全避免冲突。所以，我们没有考虑把业务上类似的国际大型商业银行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其次，工行选择的战略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也是熟悉的。德国安联保险集团甚至还同时控股德国大型商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美国运通公司则不仅是旅行、金融和网络服务公司，属下还有运通银行。今后，中国的商业银行也要走综合化经营的道路。工行近几年一直在进行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型。通过借鉴国外先进金融机构的经验，可以使这个转型成本更低，转型过程更顺利。
第三，工行在引资时，更加注重“引智”。选择高盛这样全球领先的投资银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拥有强大的研究机构。高盛承销过国际上很多银行，对全球商业银行的管理有着丰富的经验，可以把工行和全球的上市银行放在一个标准上来比较，进而比较坦诚地提出问题，并建议我们如何改进。如果对方是外资商业银行，恐怕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从这个角度说，也许，像高盛这样的战略投资者对我们的帮助更大、更直接。此外，我们还可以直接得到他们在风险管理、资产管理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经验。
比如说，今年3月16日，工行和高盛的“7+1”战略合作项目正式启动。所谓“7”，就是双方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资产管理、资金交易（工行参与产品设计）、公司与投行、不良贷款管理和员工培训等方面展开合作；相应地，我们成立了七个联合工作小组，分别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1”，是指由工行控股的香港上市银行——工银亚洲，也将在发债及融资等方面，与高盛在国内外市场上展开合作。
为保证双方合作项目取得实效，工行和高盛专门成立了战略合作项目联合指导委员会，我担任该委员会联席主席，高盛方面则由亚洲首席执行官Michael Evans出任联席主席。七个项目都成立了负责具体业务的小组，每个小组都有我方和投资方的负责人。每个项目小组都确定了具体合作目标和时间表，很多领域的战略合作在项目启动大会之前就已经深入开展。
在公司治理领域，高盛正在帮助工行建立一套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信息披露系统，并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给予工行帮助；同时，高盛还帮助工行建立一个对关联交易进行监控和管理的系统，从技术平台到制度政策方面给予帮助。在风险管理领域，高盛与工行正在共同对信贷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及职能分工进行研究，再造风险管理业务流程，设计一整套关于贷款组合风险管理的方法、模型和系统，等等。
现在“7+1”已经全面启动，有些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比如在高盛的协助下，我们研发出了以人民币为本金、内嵌多种外汇衍生产品的双币种结构性理财产品；并根据内嵌产品类型不同，设计了分别同汇率、利率、商品、信用事件以及股票指数挂钩的五大类双币结构性理财产品。这帮助我们在原来的人民币理财产品和外币理财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产品的多元化和丰富化。
“我们目前不可能对所有的业务和管理事项都进行集中管理。机制改革只能从运作中来看，在实践中摸索哪种机制更好”
《财经》：工行在股份制改革之后，董事会是否开始运作了？多长时间开一次董事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以及党委会及管理层如何界定并履行各自的职责？
杨凯生：工行从2005年10月改制以来，“三会”（加上党委会就是“四会”）的运行情况，一是运作正常，效果良好；二是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摸索提高。
董事会已经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了，需要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事项我们都开了董事会。工行的各位董事积极深入地参与了决策，他们很尽责，经常深入到总行有关部门和分行开展调研，以便审议和决策时更有针对性。截至目前，管理层提出的议案，大多数得到了董事会的认可和通过，但也有因董事提出意见而延期再审的。至于董事会召开的次数，因为今年是工行的“上市年”，召开得就比较频繁，差不多一个月甚至不到一个月就有一次。我想上市以后各项工作步入正轨了，董事会召开的频率可能不会这样高了。
职责的履行应该按照公司章程进行。比如年度经营计划、股本结构的改变等重大事项就要经董事会通过，有的还要经过股东会，管理层则负责银行的具体经营活动。在职责的履行上，有明晰的授权区分，对于经营管理层针对不同事情有不同的授权。目前工行的授权方案已经做出来了，股东会已经审议过了。
《财经》：工行在总行层面即将进行哪些部门调整？
杨凯生：股份公司成立以来，在调整总行的部门设置方面，工行已经拿出了比较系统的方案，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总行部门设置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前中后台进一步分离、自营业务和委托代理业务进一步分离、营销职能和管理职能进一步分离，主要体现在信贷管理、资金营运和会计结算等部门上。信贷管理的改革主要是设立中小企业信贷管理部门和信贷监督部门，对评估和授信职能进行集中，同时重组风险管理部；资金营运改革主要是实行本外币资金交易集中，设立前台的金融市场部门，组建后台的资产负债管理部门；会计结算改革主要是进行结算营销与会计管理职能、监督职能的分离。这项工作很快就会见分晓。
《财经》：工行是否准备进行垂直式的事业部制改革？
杨凯生：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研究。国外有一些银行实行事业部制，而中国的大银行基本上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模式，不能说哪种模式就绝对好，其形成都有一定的条件和土壤。对这个问题我们是非常慎重的。我们不能拿6万多亿的资产开玩笑。
我们一般不讲垂直管理，而是讲加强管理、集中管理或者系统化管理。我们也一直在探索，择其要者已进行了集中管理。比如在人事管理上，工行基层员工的工资情况在总行都能查到，目的是保证基层员工有合理的收入。一方面要求加强考核，打破大锅饭，另一方面固定收入和考核收入要有合理的比例，不能让一些一线员工收入过低。还有，前几年我们成立了票据专营机构和信用卡中心，最近又在对个人金融业务进行专业化改革试点。另外，工行的内部审计系统是完全独立的，有十个内审分局，内审的人事、财务、费用都由总行直接拨给。这些都是我们的尝试，现在看效果都还不错。
但是，我们目前不可能对所有的业务和管理事项都进行集中管理。机制改革只能从运作中来看，在实践中摸索哪种机制更好。但不管怎样，统一法人的模式是清楚的。
《财经》：你也提到，银行的管理链条过长，会造成一定的传导失灵。工行对于分行体制的改革是怎样部署的？
杨凯生：“扁平化”和“条条管理”是两回事。扁平化是减少层级和冗员，工行现在已经这么做了；层次少一点，管理链条短一点，这是趋势。但这有个度的问题。层次越少，对上级行精细化管理的程度要求就越高，总行不可能直接管理两万个机构。我们目前正推进扁平化管理改革，到2007年会有明显成果。
《财经》：综合经营是目前的一个热点话题，交通银行就成立了综合经营小组，并申请试点。对此，工行的战略是什么？
杨凯生：综合经营是一个发展方向，对于其他银行这方面的进展，我们一是乐观其成，二是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工行开展综合业务也是比较早的，比如在银证、银保等业务领域，目前还占有优势。我们第一家合资成立了基金管理公司，最早设立了投资银行机构等。我的看法是，综合经营既是目标，更是过程；业务要一项一项地开展，目标要一个一个地实现，目前不宜一律加上“混业经营”的名义，这样就把问题复杂化了。
另外，还要看股东有没有这个投资准备，因为有些业务办起来可能是要承担几年亏损的。所以，还要把我们的经营偏好和股东的意愿结合起来。
“对于操作风险，抓得紧和不抓紧效果大不一样，特别是通过IT系统的硬控制，可以起到预警和防范作用”
《财经》：近年来，银行基层机构曝出了一些金额很大的案件。工行是如何进行风险控制的？
杨凯生：银行主要面临着三种风险，就是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一般来说，市场风险控制在技术上的难度最大，对银行的风险定价能力要求最高，由于中国目前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汇率风险已经有所显现。信用风险是个老问题，特点是一旦形成，损失会比较大。工商银行有近两万个网点，我们任何一个网点发放一笔贷款，现在都可以实时地反映到总行的控制系统中。比如这一客户和集团客户有什么关系，整个集团客户授信额度有多大，这笔贷款有没有超过集团授信的总额度等等，都可以实时反映。同时还有预警功能和风险提示功能，如果出现问题，比如超过授信额度，系统就自动锁定了。工行信贷上的计算机系统不仅是个统计系统，而且直接和会计系统联系在一起。如果基层行还想给这个企业增加贷款，在账务上就无法处理了。通过这一系统，工行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信贷风险。
操作风险方面，目前银行系统暴露问题较多，特点是“小概率大风险，大概率小风险”，特别是基层行内外勾结的窝案是典型的小概率大风险。对于操作风险的控制，除了管理水平，员工的素质、公司的文化、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等因素都起作用。中国的银行网点数量多，层级多，管理机制传导到神经末梢失灵，这种情况是有的。不过事实证明，对操作风险，抓得紧和不抓紧效果大不一样，特别是通过IT系统的硬控制，可以起到预警和防范作用。我们加大了IT技术在内部控制中的应用，在业务需求分析和软件开发阶段，就将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管理要求融入并固化在系统控制和操作流程中，强制经办人员照章办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人为因素对内控有效性的干扰。
“2000年以来工行发放的贷款的不良率持续保持在2％以内”
《财经》：今年一季度的数据出来之后，引发了业界对于“经济过热”以及“硬着陆”的讨论。工行对宏观经济周期的看法是怎样的？如何进行相应的信贷政策调整？央行4月28日上调了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你如何看待这次升息对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的影响？
杨凯生：近几年，工行下力气主动进行信贷结构调整，坚持实施总量控制，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在抓好贷款存量结构调整的同时，把好新发放贷款的投向和节奏，通过收回再贷增加贷款的周转速度来保证贷款投放量。
2004年以来，工行每年累计发放贷款在两万亿元左右。有了这个数量，新增加的贷款也就反映为2000亿元到3000亿元。关键是让贷款动起来，而不是沉淀在企业里面。贷款动起来了才说明企业有活力，银行的贷款质量才有保证。2000年以来工行发放的贷款的不良率，持续保持在2％以内。
过去，我们的贷款一直伴随着行业兴衰和企业生死的全过程，一旦进入就很难退出。近些年工行非常重视行业信贷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目前我们已经出台了28个行业的信贷指导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工商银行对钢铁行业的贷款，2003年末行业总体贷款余额，比2002年下降了129亿元；又经过两年时间，到2005年12月末，工商银行共从1203户钢铁企业减少贷款249亿元。
但这不是搞“一刀切”，宝钢、鞍钢还是我们的贷款大户。这样，到去年底，我们在钢铁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下降到了3.74％的较好水平。去年底，国家发改委曾提示钢铁、电解铝等七个行业现实产能过剩，水泥、电力、煤炭、纺织等四个行业潜在产能过剩。截至去年年底，工商银行对这11个行业的贷款的不良率平均为4％，比2005年6月末时又下降了0.35个百分点。
我认为，这次人民银行上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主要意图还是为了抑制过度投资，协调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引导各种资产的合理定价，有利于增强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的能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此外，利率上调的幅度比较温和，主要是向市场传达“信号”，影响市场主体的心理预期，进而起到调控的作用。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贷款利率上调，对于商业银行盈利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将扩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水平，提高盈利能力；另一方面，贷款利率上升，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贷款需求。
中国交通银行于去年6月23日在港上市，为2003年底以来国有银行重组上市巨潮揭开了序幕。此后接近一年时间，除了中国农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巨头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之“财务重组－银行结构重组－战略引资－上市冲刺”的梯队阵型渐次清晰。
交行、建行上市，适逢资本市场上的“中国概念”迭受热捧之际，股价攀高不止；中行、工行则冲到了“临门一脚”的关口。上市是一个重要标志，事实上，在完成充分的财务重组后，国有银行巨头们的资本充足率普遍在10％以上，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而上市的目的主要已不是为了募集资金，更在于为两年来的重组进程作一个阶段性总结，向资本市场提交小结报告，并接受其持久而系统的考验。此时此刻，正是既济未济的紧要时分。
从本期开始，《财经》将逐一采访各大银行的决策层，刊发“国有银行改革中期报告”系列文章。“横看成岭侧成峰”，由于各大银行在梯队阵型中处于不同位置，可以想见，他们的视角将有令人兴味盎然的不同之处。
——编者
《财经》：自从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去年上市以来，国际资本市场持续看好中国金融股。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时间窗口”，中国工商银行如何安排自己的上市时间表？
杨凯生：工行的目标是争取在今年年内择机，在合适的地点、用合适的方式公开上市。上市地点和方式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我们会抓紧制订方案，尽快上报。只要条件允许，在完成境外上市后，我们也愿意尽快在A股上市。
至于上市具体时间的安排，我们不会和中行同一个月上市。工行自己在准备工作上，有非常具体的时间表，甚至细到“日”。以这个时间表衡量，目前一切都在按计划展开，尽在掌握。
《财经》：工行上市承销团选定了多达五家投资银行参与，这出于什么考虑？
杨凯生：国际上大型的IPO还有过选择更多家投资银行承销的情况。工行的IPO规模，在世界上近些年来也是屈指可数的。当然需要较多的投资银行参与。
我们的考虑是要让投资银行优势互补。我们既选择了美资，也有欧资，再加上国内两家投资银行组成了承销团，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各家投资银行的专长，客户的覆盖面也可以触及全球资本市场，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好、更多的投资者。我们对投资银行建立了两种工作机制，一是协调机制——工行的股改办公室和承销团每天都会有接触；二是严格的考核机制——我们会根据各家投资银行的表现、业绩、对工行IPO的贡献来分配承销收入。
《财经》：工行在IPO时，是发行新股，还是说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作为股东可能出售一部分老股？
杨凯生：发行新股还是卖老股，不是完全由工行决定的。我们会尊重股东的意愿，也要根据市场的状况进行综合考虑。事实上，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发行新股是新增投资，总股本要增加，如果在盈利水平不变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对ROE（股本回报率）有影响；而卖老股是股权套现，不增加股本总量。应该讲，发行新股和出售老股拿到的都是真金白银。就工行目前的情况来看，两种方式都可接受。
目前工行资本充足率接近11％，核心资本将近10％。资本充足率过低对银行抗御风险不利，但过度资本化也需要防止。所以，就工行而言，我们觉得增发新股问题不大；如果原有股东愿意出售老股，也是好事。我们尊重股东的意愿。
《财经》：近一段时间，国内舆论还有关于“银行是否贱卖”的讨论。工行的引资价格和相应条款的安排是什么样的？
杨凯生：4月28日，我们分别与高盛集团、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公司顺利完成了资金交割。这三家境外战略投资者总计投资约为38亿美元，购买工行新发行股份241.85亿股，股权比例总计为8.89％。这是迄今为止境外投资者对中国金融业最大的单次投资。
三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工行的入股价格，以2005年底每股净资产价格为基础，再加上必要的溢价，引资价格在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引资中是最高的。现在看来，工行的引资从谈判到协议的签署都比较顺利，基本上是按着我们的意愿进行的。
在具体操作中，工行和高盛投资团首先确定的是投资总金额。战略投资者出资38亿美元，购买工行不到10％新发行的股份；每股价格是经过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工行2005年末的每股净资产的一定倍数；确切的入股比例，随价格和计价时点的变动而有不同。经过国际会计师审计，工行2005年末每股净资产额相比政府注资时的每股净资产，已经有所增值，所以战略投资者的股权占比也相应降低。
你说的条款安排，我想指的是战略引资协议。目前还没听到有人说工行在引资过程中有什么“保护性条款”之类的议论。事实上，一个商务谈判，外人没有置身其中，很难了解其过程。不过我可以坦率地讲，工商银行的引资协议没有对我们不利的条款，这让我们比较满意。
《财经》：工行上市引资的战略投资者中，没有一家商业银行。工行如何权衡其间的利弊得失？
杨凯生：工行引进了包括高盛、安联和美国运通在内的投资团，他们分别在投行、保险和信用卡方面拥有全球领先的实力。对引资模式，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一做法最大好处在于，首先，合作伙伴不会和工行的主营业务——商业银行业务产生不必要的竞争和利益冲突。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是早晚的事，而境外大型商业银行一般都有自身独立的发展计划，这就难免会带来利益冲突；即使设置一些技术性防范措施，比如不许他们在中国发展自己的分支机构，也很难完全避免冲突。所以，我们没有考虑把业务上类似的国际大型商业银行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其次，工行选择的战略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也是熟悉的。德国安联保险集团甚至还同时控股德国大型商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美国运通公司则不仅是旅行、金融和网络服务公司，属下还有运通银行。今后，中国的商业银行也要走综合化经营的道路。工行近几年一直在进行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型。通过借鉴国外先进金融机构的经验，可以使这个转型成本更低，转型过程更顺利。
第三，工行在引资时，更加注重“引智”。选择高盛这样全球领先的投资银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拥有强大的研究机构。高盛承销过国际上很多银行，对全球商业银行的管理有着丰富的经验，可以把工行和全球的上市银行放在一个标准上来比较，进而比较坦诚地提出问题，并建议我们如何改进。如果对方是外资商业银行，恐怕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从这个角度说，也许，像高盛这样的战略投资者对我们的帮助更大、更直接。此外，我们还可以直接得到他们在风险管理、资产管理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经验。
比如说，今年3月16日，工行和高盛的“7+1”战略合作项目正式启动。所谓“7”，就是双方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资产管理、资金交易（工行参与产品设计）、公司与投行、不良贷款管理和员工培训等方面展开合作；相应地，我们成立了七个联合工作小组，分别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1”，是指由工行控股的香港上市银行——工银亚洲，也将在发债及融资等方面，与高盛在国内外市场上展开合作。
为保证双方合作项目取得实效，工行和高盛专门成立了战略合作项目联合指导委员会，我担任该委员会联席主席，高盛方面则由亚洲首席执行官Michael Evans出任联席主席。七个项目都成立了负责具体业务的小组，每个小组都有我方和投资方的负责人。每个项目小组都确定了具体合作目标和时间表，很多领域的战略合作在项目启动大会之前就已经深入开展。
在公司治理领域，高盛正在帮助工行建立一套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信息披露系统，并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给予工行帮助；同时，高盛还帮助工行建立一个对关联交易进行监控和管理的系统，从技术平台到制度政策方面给予帮助。在风险管理领域，高盛与工行正在共同对信贷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及职能分工进行研究，再造风险管理业务流程，设计一整套关于贷款组合风险管理的方法、模型和系统，等等。
现在“7+1”已经全面启动，有些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比如在高盛的协助下，我们研发出了以人民币为本金、内嵌多种外汇衍生产品的双币种结构性理财产品；并根据内嵌产品类型不同，设计了分别同汇率、利率、商品、信用事件以及股票指数挂钩的五大类双币结构性理财产品。这帮助我们在原来的人民币理财产品和外币理财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产品的多元化和丰富化。
“我们目前不可能对所有的业务和管理事项都进行集中管理。机制改革只能从运作中来看，在实践中摸索哪种机制更好”
《财经》：工行在股份制改革之后，董事会是否开始运作了？多长时间开一次董事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以及党委会及管理层如何界定并履行各自的职责？
杨凯生：工行从2005年10月改制以来，“三会”（加上党委会就是“四会”）的运行情况，一是运作正常，效果良好；二是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摸索提高。
董事会已经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了，需要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事项我们都开了董事会。工行的各位董事积极深入地参与了决策，他们很尽责，经常深入到总行有关部门和分行开展调研，以便审议和决策时更有针对性。截至目前，管理层提出的议案，大多数得到了董事会的认可和通过，但也有因董事提出意见而延期再审的。至于董事会召开的次数，因为今年是工行的“上市年”，召开得就比较频繁，差不多一个月甚至不到一个月就有一次。我想上市以后各项工作步入正轨了，董事会召开的频率可能不会这样高了。
职责的履行应该按照公司章程进行。比如年度经营计划、股本结构的改变等重大事项就要经董事会通过，有的还要经过股东会，管理层则负责银行的具体经营活动。在职责的履行上，有明晰的授权区分，对于经营管理层针对不同事情有不同的授权。目前工行的授权方案已经做出来了，股东会已经审议过了。
《财经》：工行在总行层面即将进行哪些部门调整？
杨凯生：股份公司成立以来，在调整总行的部门设置方面，工行已经拿出了比较系统的方案，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总行部门设置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前中后台进一步分离、自营业务和委托代理业务进一步分离、营销职能和管理职能进一步分离，主要体现在信贷管理、资金营运和会计结算等部门上。信贷管理的改革主要是设立中小企业信贷管理部门和信贷监督部门，对评估和授信职能进行集中，同时重组风险管理部；资金营运改革主要是实行本外币资金交易集中，设立前台的金融市场部门，组建后台的资产负债管理部门；会计结算改革主要是进行结算营销与会计管理职能、监督职能的分离。这项工作很快就会见分晓。
《财经》：工行是否准备进行垂直式的事业部制改革？
杨凯生：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研究。国外有一些银行实行事业部制，而中国的大银行基本上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模式，不能说哪种模式就绝对好，其形成都有一定的条件和土壤。对这个问题我们是非常慎重的。我们不能拿6万多亿的资产开玩笑。
我们一般不讲垂直管理，而是讲加强管理、集中管理或者系统化管理。我们也一直在探索，择其要者已进行了集中管理。比如在人事管理上，工行基层员工的工资情况在总行都能查到，目的是保证基层员工有合理的收入。一方面要求加强考核，打破大锅饭，另一方面固定收入和考核收入要有合理的比例，不能让一些一线员工收入过低。还有，前几年我们成立了票据专营机构和信用卡中心，最近又在对个人金融业务进行专业化改革试点。另外，工行的内部审计系统是完全独立的，有十个内审分局，内审的人事、财务、费用都由总行直接拨给。这些都是我们的尝试，现在看效果都还不错。
但是，我们目前不可能对所有的业务和管理事项都进行集中管理。机制改革只能从运作中来看，在实践中摸索哪种机制更好。但不管怎样，统一法人的模式是清楚的。
《财经》：你也提到，银行的管理链条过长，会造成一定的传导失灵。工行对于分行体制的改革是怎样部署的？
杨凯生：“扁平化”和“条条管理”是两回事。扁平化是减少层级和冗员，工行现在已经这么做了；层次少一点，管理链条短一点，这是趋势。但这有个度的问题。层次越少，对上级行精细化管理的程度要求就越高，总行不可能直接管理两万个机构。我们目前正推进扁平化管理改革，到2007年会有明显成果。
《财经》：综合经营是目前的一个热点话题，交通银行就成立了综合经营小组，并申请试点。对此，工行的战略是什么？
杨凯生：综合经营是一个发展方向，对于其他银行这方面的进展，我们一是乐观其成，二是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工行开展综合业务也是比较早的，比如在银证、银保等业务领域，目前还占有优势。我们第一家合资成立了基金管理公司，最早设立了投资银行机构等。我的看法是，综合经营既是目标，更是过程；业务要一项一项地开展，目标要一个一个地实现，目前不宜一律加上“混业经营”的名义，这样就把问题复杂化了。
另外，还要看股东有没有这个投资准备，因为有些业务办起来可能是要承担几年亏损的。所以，还要把我们的经营偏好和股东的意愿结合起来。
“对于操作风险，抓得紧和不抓紧效果大不一样，特别是通过IT系统的硬控制，可以起到预警和防范作用”
《财经》：近年来，银行基层机构曝出了一些金额很大的案件。工行是如何进行风险控制的？
杨凯生：银行主要面临着三种风险，就是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一般来说，市场风险控制在技术上的难度最大，对银行的风险定价能力要求最高，由于中国目前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汇率风险已经有所显现。信用风险是个老问题，特点是一旦形成，损失会比较大。工商银行有近两万个网点，我们任何一个网点发放一笔贷款，现在都可以实时地反映到总行的控制系统中。比如这一客户和集团客户有什么关系，整个集团客户授信额度有多大，这笔贷款有没有超过集团授信的总额度等等，都可以实时反映。同时还有预警功能和风险提示功能，如果出现问题，比如超过授信额度，系统就自动锁定了。工行信贷上的计算机系统不仅是个统计系统，而且直接和会计系统联系在一起。如果基层行还想给这个企业增加贷款，在账务上就无法处理了。通过这一系统，工行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信贷风险。
操作风险方面，目前银行系统暴露问题较多，特点是“小概率大风险，大概率小风险”，特别是基层行内外勾结的窝案是典型的小概率大风险。对于操作风险的控制，除了管理水平，员工的素质、公司的文化、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等因素都起作用。中国的银行网点数量多，层级多，管理机制传导到神经末梢失灵，这种情况是有的。不过事实证明，对操作风险，抓得紧和不抓紧效果大不一样，特别是通过IT系统的硬控制，可以起到预警和防范作用。我们加大了IT技术在内部控制中的应用，在业务需求分析和软件开发阶段，就将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管理要求融入并固化在系统控制和操作流程中，强制经办人员照章办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人为因素对内控有效性的干扰。
“2000年以来工行发放的贷款的不良率持续保持在2％以内”
《财经》：今年一季度的数据出来之后，引发了业界对于“经济过热”以及“硬着陆”的讨论。工行对宏观经济周期的看法是怎样的？如何进行相应的信贷政策调整？央行4月28日上调了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你如何看待这次升息对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的影响？
杨凯生：近几年，工行下力气主动进行信贷结构调整，坚持实施总量控制，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在抓好贷款存量结构调整的同时，把好新发放贷款的投向和节奏，通过收回再贷增加贷款的周转速度来保证贷款投放量。
2004年以来，工行每年累计发放贷款在两万亿元左右。有了这个数量，新增加的贷款也就反映为2000亿元到3000亿元。关键是让贷款动起来，而不是沉淀在企业里面。贷款动起来了才说明企业有活力，银行的贷款质量才有保证。2000年以来工行发放的贷款的不良率，持续保持在2％以内。
过去，我们的贷款一直伴随着行业兴衰和企业生死的全过程，一旦进入就很难退出。近些年工行非常重视行业信贷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目前我们已经出台了28个行业的信贷指导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工商银行对钢铁行业的贷款，2003年末行业总体贷款余额，比2002年下降了129亿元；又经过两年时间，到2005年12月末，工商银行共从1203户钢铁企业减少贷款249亿元。
但这不是搞“一刀切”，宝钢、鞍钢还是我们的贷款大户。这样，到去年底，我们在钢铁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下降到了3.74％的较好水平。去年底，国家发改委曾提示钢铁、电解铝等七个行业现实产能过剩，水泥、电力、煤炭、纺织等四个行业潜在产能过剩。截至去年年底，工商银行对这11个行业的贷款的不良率平均为4％，比2005年6月末时又下降了0.35个百分点。
我认为，这次人民银行上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主要意图还是为了抑制过度投资，协调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引导各种资产的合理定价，有利于增强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的能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此外，利率上调的幅度比较温和，主要是向市场传达“信号”，影响市场主体的心理预期，进而起到调控的作用。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贷款利率上调，对于商业银行盈利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将扩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水平，提高盈利能力；另一方面，贷款利率上升，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贷款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