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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96年作为香港媒体的撰稿人，来采访当时的北京国际爵士音乐节。爵士这种音乐流派能在北京大放光彩这件事，当时已经让我大开眼界。但最有趣的不是这个，而是演出之后，乐手刘原开车把我拉到三里屯，带我去见识了当时全北京最好、可能也是唯一有演出的酒吧Poacher。
我们当时在那里一边喝着常温的燕京啤酒，一边听着不同的国外乐手的演出。演出本身也没什么，但体验很好的一件事是，崔健突然就拿着他的小号跳上台去即兴吹了一段，也没做什么自我介绍，就是很自由、很随意的。
等到我第二天白天再过去的时候，发现三里屯的酒吧街其实还处于起步阶段，北面有些咖啡店、烧烤摊、小酒馆，南面有些CD店、卖外贸衣服的。但在传统的北京城里，一下子看到许多这样比较新的西方生活元素，还是很让人触动的。
所以等到我那次回去写报道的时候，就已经全然不管音乐节的事了，最后另写了一篇叫《北京兰桂坊》的稿子，想把这个有夜生活气息的标签贴到这条独特的街道上。
2002年，我又为了SOHO中国“长城脚下的公社”那个项目来到北京采访。这个时期，北京人已经开始在准备很多大的事件，比如WTO、申奥，很多大城市的发展也推进起来了。当时北京比较火的夜生活圈在后海，2002年那边就已经有带DJ打碟的成熟夜店了。
2008年到2012年，我因为工作原因在北京待了接近4年，住的地方就选在了三里屯这一带，平时也就不用怕麻烦，在步行范围内可以挑一个避开人海的路线走。晚上10点、11点左右到家，等到12点再出门。
当时在我的日常生活里，比较重要的是 3.3大厦旁边的一个小夜店，因为我发现12点再来这里的时候，见到的是跟平时完全不一样的人。那个时间点，留下来的几乎都是音乐爱好者，大家可以在安静的环境里边听音乐，边在舞池里摇摇身体、聊聊天。喝完酒等到1点钟，再出去找夜宵吃。
而最近这两年再回到酒吧街的时候，会发现那里路边的很多酒吧都已经关了，只有一家成人用品商店永远存在。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非常吃惊的景观，是这条街上剩下的酒吧里竟然有钢管舞演出了。以前大家只是会敲你车窗，问你要不要服务，但现在三里屯的酒吧会装很大的玻璃窗，女生在里面跳舞，外面围着很多人在观看。我觉得这就有点过了，打破了我们以前对这些事的一种默契。
关于三里屯，另一个对我非常重要的记忆是关于“天堂超市”。现在那个店搬到工体再往西的新中街，外面看上去已经是个比较高级的正经啤酒酒吧了。最早它在三里屯的时候，没有太多人听说过这个据点，但那时候我发现它里面卖的酒都超便宜，原因说不好，买了之后可以直接站在店里喝，相当于是一个超市价格的酒吧。
虽然天花板上挂着的就是那种最普通的白色荧光灯管，氛围一点也不像酒吧，但它确实吸引了整个区域内很多不同的人。
李照兴，香港文化评论人、导演、作家，现代传媒集团原创意总监。写电影评论、城市空间、趋势现象等各种流行文化观察，特别关注城市文化发展。出版作品包括《潮爆中国》《燃后中国》等，现居上海。
对我来讲，三里屯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非常国际化。香港的国际化其实是非常接近英国风格的，美国的国际化可能体现在所有人讲不同口音的英语。但是在像天堂超市这样的地方，一个晚上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非洲人、日本人、欧洲人、俄罗斯人等，都有。他们不会跟你讲英文，都是讲普通话。而他们说出来的那些故事，又跟你想象中西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那里交到了很多朋友，也获得过不错的灵感和素材。
天堂超市的老板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背景来历是会让你有点好奇的，至少不是那么常规的人。他跟我讲过，他是怎么离开家乡、后来为什么进了监狱，再后来又是怎么和老婆一起盘下这个地方来做酒吧的。而在店里遇到过的其他老板级的人，也都会讲到许多不同的发财故事，像万花筒那么多样。
2012年，我帮香港的一家电视台做过一个北京特辑，里面涉及到三里屯的部分，我挑出来介绍的是一条小街，就是现在开着三联书店的地方，以前我们叫“脏街”。街上有烤串摊、有卖盗版DVD的，也有很多不同的小店。这是一个布满各种所谓“街头消费”和“街头人群”的地方，很无序，又脏又臭，看起来也没有人管。但它的文化却非常繁盛，一度也是我对于“理想的城市街道”的一种理解。因为这里不断有各种不同的人出现，无穷无尽的人潮与你擦身而过，像在看一场芭蕾舞剧。
脏街再往北，是太古里北区，那里聚集的很多一二线国际品牌，是当年商场开业时就进驻的，到现在也都还在，像是一个比较汇总的现代化城市文明展览。包括那里的街道以及整个商场的经营方式，和脏街那种所谓“地道性”—那种本地年轻人、潮人都会出没的地方，是完全两个概念。这种类似将伦敦Covent Garden和曼谷考山街放在一起、非常混搭多元化的体验，你在北京只需要走过一条脏街，就能感受得到，这是很奇妙的事。
太古里在脏街南边的商场部分，是我觉得有很好突破的一个设计案例。因为它是半开放的，既有常规能在其他商场里看到的店，同时又因为分开放在一栋栋楼里，整个商场不会有所谓10点钟集体关门的概念。它既是街道，又是商场，还是周围居民的新据点（虽然他们不会在这里跳广场舞），抛开了过去北京街道老旧且脏的特点，又比常规的商场更自由放任，所以太古里南区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个北京走上现代化的标志符号。
我常居北京那几年，每天上班会从太古里的这片商场里穿过，在雅秀门口过天桥，去到马路另一边的中国红街。当时我对红街的这两栋楼一直有个疑问是，为什么开的这么多店里，没有一家靠谱的餐厅？唯一还能记住的是顶楼有个夜店，我自己偶尔去，也带朋友去过。对于北京人来说，能带朋友去这种小圈子里的热门餐厅、夜店，算是一種文化，也是面子问题。
中国红街附近前几年有了一座新的精品酒店，我受邀参加开业活动的时候，就这个事情写过一篇博客，里面提到一句话：“新的三里屯中心区，特别是新的酒店此起彼落，配合着老城区的胡同改造。过往everything goes的北京，让路给了一心想要整顿化后的docile Beijing。”
这句话里两个针对北京的说法，实际上都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出发的。everything goes就是所谓国际化的部分—在同一个时空里，可以碰到各种不同的、不符合逻辑推演，既有冲撞，又是一种融合的存在。无论你之前刚去了多高级的夜店、酒店，过一会儿也可能会坐在三里屯的街边吃烤串。
而docile就是一个被规范的概念，好似现在已经整顿好的三里屯南街（从前的脏街），已经是属于三联书店的一条街，你在这里基本上不会有意外和惊喜。这里会发生什么，你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就像是这里几家不同的高级酒店，它们之间只有装修风格的区别，提供的服务不会有差别，肯定是常规以上水准的，而附属餐吧的酒也都不会差。
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整个三里屯也已经同化成一个很大的商场了。它也是开放的、没有打烊时间的，但你一旦进入这个区域，就已经有了一种进到商场的感觉。所有在这里创造出来的街头文化和摊档，在过去10年里都变成了一个个商场，你也可以预料到，对于在这里遇到的人最好不要抱有特别的期待。大家都被训练得非常适应这个区块的风格，甚至是有一种伦理和礼貌在里面。
两个月前，我重新去变回了居民楼、有了通宵三联书店的脏街看了看，感觉很没劲。虽然以前那里最热闹、最人山人海的时候也是晚上，但中午11点整条街几乎一个人都没有，这样的情景也让我是很吃惊的。
说起那栋居民楼，它的周围种了很多花，还有很多围栏把这些花以及楼里面原先是店面的一些窗口挡住。这种过度粉饰的状态，当时也给曾经沉浸在脏街和酒吧生活的我，带来了一种翻天覆地的感觉，就像是看到眼前被故意竖了一块解释牌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里什么都没有存在过；这里从来没有过任何东西。
我们当时在那里一边喝着常温的燕京啤酒，一边听着不同的国外乐手的演出。演出本身也没什么，但体验很好的一件事是，崔健突然就拿着他的小号跳上台去即兴吹了一段，也没做什么自我介绍，就是很自由、很随意的。
等到我第二天白天再过去的时候，发现三里屯的酒吧街其实还处于起步阶段，北面有些咖啡店、烧烤摊、小酒馆，南面有些CD店、卖外贸衣服的。但在传统的北京城里，一下子看到许多这样比较新的西方生活元素，还是很让人触动的。
所以等到我那次回去写报道的时候，就已经全然不管音乐节的事了，最后另写了一篇叫《北京兰桂坊》的稿子，想把这个有夜生活气息的标签贴到这条独特的街道上。
2002年，我又为了SOHO中国“长城脚下的公社”那个项目来到北京采访。这个时期，北京人已经开始在准备很多大的事件，比如WTO、申奥，很多大城市的发展也推进起来了。当时北京比较火的夜生活圈在后海，2002年那边就已经有带DJ打碟的成熟夜店了。
2008年到2012年，我因为工作原因在北京待了接近4年，住的地方就选在了三里屯这一带，平时也就不用怕麻烦，在步行范围内可以挑一个避开人海的路线走。晚上10点、11点左右到家，等到12点再出门。
当时在我的日常生活里，比较重要的是 3.3大厦旁边的一个小夜店，因为我发现12点再来这里的时候，见到的是跟平时完全不一样的人。那个时间点，留下来的几乎都是音乐爱好者，大家可以在安静的环境里边听音乐，边在舞池里摇摇身体、聊聊天。喝完酒等到1点钟，再出去找夜宵吃。
而最近这两年再回到酒吧街的时候，会发现那里路边的很多酒吧都已经关了，只有一家成人用品商店永远存在。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非常吃惊的景观，是这条街上剩下的酒吧里竟然有钢管舞演出了。以前大家只是会敲你车窗，问你要不要服务，但现在三里屯的酒吧会装很大的玻璃窗，女生在里面跳舞，外面围着很多人在观看。我觉得这就有点过了，打破了我们以前对这些事的一种默契。
关于三里屯，另一个对我非常重要的记忆是关于“天堂超市”。现在那个店搬到工体再往西的新中街，外面看上去已经是个比较高级的正经啤酒酒吧了。最早它在三里屯的时候，没有太多人听说过这个据点，但那时候我发现它里面卖的酒都超便宜，原因说不好，买了之后可以直接站在店里喝，相当于是一个超市价格的酒吧。
虽然天花板上挂着的就是那种最普通的白色荧光灯管，氛围一点也不像酒吧，但它确实吸引了整个区域内很多不同的人。
对我来讲，三里屯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非常国际化。香港的国际化其实是非常接近英国风格的，美国的国际化可能体现在所有人讲不同口音的英语。但是在像天堂超市这样的地方，一个晚上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非洲人、日本人、欧洲人、俄罗斯人等，都有。他们不会跟你讲英文，都是讲普通话。而他们说出来的那些故事，又跟你想象中西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那里交到了很多朋友，也获得过不错的灵感和素材。
天堂超市的老板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背景来历是会让你有点好奇的，至少不是那么常规的人。他跟我讲过，他是怎么离开家乡、后来为什么进了监狱，再后来又是怎么和老婆一起盘下这个地方来做酒吧的。而在店里遇到过的其他老板级的人，也都会讲到许多不同的发财故事，像万花筒那么多样。
2012年，我帮香港的一家电视台做过一个北京特辑，里面涉及到三里屯的部分，我挑出来介绍的是一条小街，就是现在开着三联书店的地方，以前我们叫“脏街”。街上有烤串摊、有卖盗版DVD的，也有很多不同的小店。这是一个布满各种所谓“街头消费”和“街头人群”的地方，很无序，又脏又臭，看起来也没有人管。但它的文化却非常繁盛，一度也是我对于“理想的城市街道”的一种理解。因为这里不断有各种不同的人出现，无穷无尽的人潮与你擦身而过，像在看一场芭蕾舞剧。
脏街再往北，是太古里北区，那里聚集的很多一二线国际品牌，是当年商场开业时就进驻的，到现在也都还在，像是一个比较汇总的现代化城市文明展览。包括那里的街道以及整个商场的经营方式，和脏街那种所谓“地道性”—那种本地年轻人、潮人都会出没的地方，是完全两个概念。这种类似将伦敦Covent Garden和曼谷考山街放在一起、非常混搭多元化的体验，你在北京只需要走过一条脏街，就能感受得到，这是很奇妙的事。
太古里在脏街南边的商场部分，是我觉得有很好突破的一个设计案例。因为它是半开放的，既有常规能在其他商场里看到的店，同时又因为分开放在一栋栋楼里，整个商场不会有所谓10点钟集体关门的概念。它既是街道，又是商场，还是周围居民的新据点（虽然他们不会在这里跳广场舞），抛开了过去北京街道老旧且脏的特点，又比常规的商场更自由放任，所以太古里南区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个北京走上现代化的标志符号。
我常居北京那几年，每天上班会从太古里的这片商场里穿过，在雅秀门口过天桥，去到马路另一边的中国红街。当时我对红街的这两栋楼一直有个疑问是，为什么开的这么多店里，没有一家靠谱的餐厅？唯一还能记住的是顶楼有个夜店，我自己偶尔去，也带朋友去过。对于北京人来说，能带朋友去这种小圈子里的热门餐厅、夜店，算是一種文化，也是面子问题。
中国红街附近前几年有了一座新的精品酒店，我受邀参加开业活动的时候，就这个事情写过一篇博客，里面提到一句话：“新的三里屯中心区，特别是新的酒店此起彼落，配合着老城区的胡同改造。过往everything goes的北京，让路给了一心想要整顿化后的docile Beijing。”
这句话里两个针对北京的说法，实际上都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出发的。everything goes就是所谓国际化的部分—在同一个时空里，可以碰到各种不同的、不符合逻辑推演，既有冲撞，又是一种融合的存在。无论你之前刚去了多高级的夜店、酒店，过一会儿也可能会坐在三里屯的街边吃烤串。
而docile就是一个被规范的概念，好似现在已经整顿好的三里屯南街（从前的脏街），已经是属于三联书店的一条街，你在这里基本上不会有意外和惊喜。这里会发生什么，你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就像是这里几家不同的高级酒店，它们之间只有装修风格的区别，提供的服务不会有差别，肯定是常规以上水准的，而附属餐吧的酒也都不会差。
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整个三里屯也已经同化成一个很大的商场了。它也是开放的、没有打烊时间的，但你一旦进入这个区域，就已经有了一种进到商场的感觉。所有在这里创造出来的街头文化和摊档，在过去10年里都变成了一个个商场，你也可以预料到，对于在这里遇到的人最好不要抱有特别的期待。大家都被训练得非常适应这个区块的风格，甚至是有一种伦理和礼貌在里面。
两个月前，我重新去变回了居民楼、有了通宵三联书店的脏街看了看，感觉很没劲。虽然以前那里最热闹、最人山人海的时候也是晚上，但中午11点整条街几乎一个人都没有，这样的情景也让我是很吃惊的。
说起那栋居民楼，它的周围种了很多花，还有很多围栏把这些花以及楼里面原先是店面的一些窗口挡住。这种过度粉饰的状态，当时也给曾经沉浸在脏街和酒吧生活的我，带来了一种翻天覆地的感觉，就像是看到眼前被故意竖了一块解释牌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里什么都没有存在过；这里从来没有过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