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顺”是儒家言，人生修为的一种境界；“随喜”是佛教语，破除我执的一种修行法门。作为一个既不尊儒又不拜教的人，随着马齿徒增，对于这两个熟悉而陌生的语词，竟也开始亲近欢喜。
　　吾读“耳顺”也早。1974年开始“批林批孔”运动，《论语》就是反面教材。一句句“子曰”把常识说成了格言，易懂好学，就把它当成了古文的启蒙读本。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段话，后来成为反刍人生的对照组。每逢沉淀岁月，回味人生，都会据此反省。结果是：吾十有五忝列行伍，三十未立，四十而惑，五十不知天命。
　　看来圣人修为，只能高山仰止。
　　人到六十，前尘归零，生命轨迹切换到了退休模式。在休、旅、顾问的慢生活节奏中，不期然间，逆言如饴，逆旅如慕，圣人才有的“耳顺”境界，我辈凡人竟也有了感同身受的体认。
　　“耳顺”的字面意义是听得进不同意见，哪怕是逆耳之言。推而广之，就是对种种横逆之事、不测境遇都能泰然处之。为什么许多过去看不惯、听不进、不能忍受的事，“耳顺”之年后，就能心平气和地泰然处之呢？
　　年轻时喜读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是一部大音乐家成长史诗。当时不能理解的是，这样一位倔强自尊、思想前卫的孤独灵魂，为什么晚年要投入上帝的怀抱，在与社会和政敌的和解中，迎来了心灵的清明怡和，也迎来了救赎与重生，这不是妥协和自我否定吗？
　　现在想来，晚年克里斯朵夫实现的宁静，与孔子的耳顺，之所以都与年龄相关，是因为人生经历了风浪洗礼，才会褪去强烈的个人情感，不再自我中心，这时顺逆差别就变成琐碎末节，万物万事就变得安静祥和，如同风暴过后的大海回归平静。
　　不同在于，克里斯朵夫的宁静世界中，有神性哲理的永恒光芒；而孔子的耳顺，则是晚年经验的世俗表达。
　　那么如何实现耳顺？对于孔子来说，想必经历了漫长的克己复礼和人格养成。而个人的体认，释家的“随喜”是进入“耳顺”的方便法门，儒佛可以互参。
　　今年岳父往生，妻家哥嫂召呼全家去天宁寺做佛事。虽然生平进庙无数，上香敬礼，磕头跪拜的事，却一次也没违心做过。即使同行都跪拜如仪，也不会屈己从众虚应故事。但这次做“三七”佛事，却破了此戒：怀抱随喜之心，一天磕首数百，次日髀肉酸痛。
　　吾知“随喜”也早。读研时曾助导师标点过一本佛经，佛典名相繁多，古书又无句逗，且不是所修专业，因此查典艰涩，翻书烦生。虽然导师常说对无趣之事，也要随缘随喜，但终也无缘无喜。
　　种子冬埋春复苏。这次佛事活动前，就叮嘱自己要随遇而安、随喜而作，不能因自己格格不入，破坏环境氛围。所以虽然不懂得和尚的唱诵内容，也不了解道场的忏法意义，但保持着随时欢喜之心，随喜他人的作为，在行礼如仪中，不知不觉破除了自我认同的我执，不生计较分别之心，内心的窒碍一扫而空，清静欢喜也就油然而生。
　　此后，依然发苍苍、视茫茫，但随喜而作，破了我执，“六十而耳顺”，圣人所言不虚。
　　对于容貌來说，年龄是把杀猪刀；对于人生来说，年龄是道分水岭，年轻时关注外在世界，年老时关注内在身心。孔子的耳顺也好，释子的随喜也罢，其实都是“老”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