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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徽州古道蕴含历史与文化底蕴，对徽州地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斑块—廊道—基质”的景观结构，通过GIS平台选取遗产斑块密度、β系数、空间整合度指标，以徽州古道为例，采用文献梳理、实地调研等方法，对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进行评价，量化分析并总结出徽州古道现状特征，研究空间信息技术在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结果表明徽州古道与沿线村落密切相关；对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从整体出发。并从斑块更新与活化、廊道连接与优化、基质保护与提升三个方面探讨了徽州古道线性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途径。
关键词：线性文化遗产；景观生态学；空间信息技术；徽州古道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9.12.008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章编号：1009-1483（2019）12-0046-07 文献标识码：A
Present Characteristics and Protection Path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PatchCorridor-Matrix"： A Case of Huizhou Ancient Road
CHU Jinlong， LI Yao， LI Jiulin
[Abstract] Huizhou ancient road is ful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izhou area. Based on the landscape structure of "patch-corridor-matrix"， the application of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heritage conservation is studied. Taking Huizhou ancient road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protection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research. Based on the GIS platform， the density， β coefficient， and spatial integration index of heritage patches are select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se and summarize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Huizhou ancient road. The results show that Huizhou ancient roa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illages along the line； the protection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needs to proceed from the whole； and for Huizhou ancient road. The ways of activating and utilizing the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of Huizhou ancient road are discussed from three aspects： patch renewal and activation， corridor connection and optimization， as well as matrix protection and upgrading.
[Keywords]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landscape ecology；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uizhou ancient road
引言
我國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但当前的保护工作多从单一视角出发，关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历史建筑的保护，对于区域性文化遗产的研究较少[1]，由此导致了很多文化遗产被忽视，甚至消失。近年来，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家层面出台了较多关于遗产保护相关的政策文件；学界也逐步引入西方文化线路[2]、遗产廊道[3-4]等概念，融入到我国的文化遗产研究当中，并将线性文化遗产拓展为“由线状地域空间串联的、包括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合”[5]。目前国内对于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多聚焦在典型案例，如京杭大运河[6]、茶马古道[7]等。
以Cultural Route或Heritage Corridor为主题，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进行检索，截取2014—2018年内共303条有效数据。另以“线性文化遗产、文化线路、遗产廊道”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检索2004—2018年内核心期刊文献，获得有效数据共191条。对上述搜索结果采用CiteSpace[8]进行分析（见图1）。
对于线性文化遗产、文化路线、遗产廊道三种主题的研究较多且多为典型个案。在遗产保护领域，现代空间信息技术得到广泛使用，其中GIS平台的使用备受青睐，在现状信息获取阶段，常与RS技术结合运用，从而实现三维可视化[9]。对遗产进行跟踪监测过程中，也产生了基于DOM的自动化监测手段[10]。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仍是保护问题，通过传统的城市规划手法，挖掘遗产特征，从而总结普适性问题，探索历史廊道地区总体城市设计的基本原理与技术方法是目前可供使用的较为完整的思路[11]。除此之外，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有基于旅游开发视角的探索[12]；也有学者从实际应用价值出发，提出了“胞—链—形—体”的整体保护模式思路[13]。在对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形的线状空间，如中东铁路[14]；另一类则是对无形的文化廊道进行研究，如借助于GIS空间分析平台，对重庆市抗战遗产廊道进行不同聚落划定，从而探讨基于现状道路的遗产游览路线[15]。无论是有形或无形，其保护途径有一个共同认知，即“加强展示”，比如建设线性文化遗产系列博物馆群[16]。 徽州古道是古徽州地区重要的交通与文化遗产线路，其内涵包括传统古徽州境内及其通往周边各地的所有石板山路[17]，在历史上承载着交通、贸易、文化交流等功能[18]，对于古徽州地区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当前关于徽州古道的保护研究较少，缺乏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本文首先对相关文献及徽州古道保护现状进行梳理，继而基于景观结构中的“斑块—廊道—基质”结构进行分析，总结徽州古道现状问题，并提出保护对策。
1研究区域概况
古徽州是明清时期的行政区划，辖一府六县（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在此基础上，为使研究区域完整，加入了黄山区与徽州区（见图2）。现今由于行政区划调整，绩溪归于安徽省宣城市，婺源归于江西省上饶市。本文界定的徽州古道指狭义上的徽州地区内及其与周边区域相连接的陆路交通遗迹。徽州地区现有国家公布的五批传统村落共325个。
2線性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2.1线性文化遗产中的要素构成
1986年Forman and Godron提出景观结构由三大基本要素构成：斑块（Patch）、廊道（Corridor）、基质（Matrix），这一理论为学界所接受并应用。
斑块在景观生态学中解释为“依赖于尺度的、与周边环境在性质上或外观上不同的空间实体”[19]。类比到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中，可以将其看作是具有一定特征的遗产区域。具有斑块大小、形状、斑块多样性、空间异质性等特征。线性文化遗产，可以是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也可以是承载一定历史记忆的地区。在徽州古道中主要指沿线的古村落与历史文化遗存等。
廊道在景观生态学中解释为区别于自身两侧环境的线（带）状结构，其作用是联系相对独立的景观斑块[20]。在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可以比作遗产廊道，它起源于美国绿道，具有与景观廊道相似的结构特征。遗产斑块多处于廊道网络的交点或节点处，通过廊道与基质融为一体。
在线性文化遗产中，基质是区域自然本底与文化底蕴，是孕育出遗产斑块与廊道的基础。基于线性文化遗产的要素由三方面构成，在对其现状特征及保护路径的研究中，不能单独关注廊道本身，而应该拓展到整个线性文化遗产区域，从斑块、廊道、基质三个角度对线性文化遗产进行研究。
2.2徽州古道沿线的斑块发展特征
遗产地斑块的结构包括边界、空间形态布局、建构筑物形态材料等内容。徽州古道沿线的传统村落基本保留了我国农耕文明时期村落的形态格局。聚落大多处于地势较低的盆地范围内，同时多数聚落处于水系附近，每一个较大的村落都是古道的节点，也是古道上的天然驿站（见图3）。
古徽州地区遗产斑块约663处，其中古道沿线左右4千米范围内的村落共有615处，占92.7%。古徽州五批中国传统村落中处于古道沿线4千米范围内的占81.2%，共264个村落。遗产斑块多集聚于古徽州核心区域，黟县南部最为密集，其次是徽州区内，两个县区内国家级传统村落达165个，约占古徽州地区传统村落总数的48%（见图4）。同时，这些核心区域，也是徽州古道最为密集之处。村落多依古道而兴，古道也因村落而存。
遗产斑块的平面形状由村落的外围轮廓线决定，村落遗产斑块的大小即各村落边界所围合的空间大小。徽州聚落大多由历史上各时期战争逃难者聚居而形成，在村落布局与建筑形制上都展现了较强的防御性。因此，这些遗产斑块多为紧密型布局、小尺度且密集的道路，进一步使得斑块抵抗外界环境的干扰性较强。但同时也阻隔了村落遗产斑块与外界的交流与融合。传统村落遗产丰富度主要通过遗产地内部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展现（见图5）。在遗产保护研究工作中，遗产种类越丰富，保护价值越高。
近年来徽州地区部分遗产斑块受城市化影响严重，斑块破碎化程度日益加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遗产地斑块收缩，村落受外部环境冲击，格局形态发生变化；二是遗产地斑块破碎，村落内部用地形态发生改变。此外，遗产区域内村落普遍采用孤立式的点状保护方式，缺少体系的构建，村落空心化、环境设施滞后等问题也导致村落缺乏活力。历史上的空间关系或为现代城市建设所覆盖，或因使用频率较低而被遗忘。随着生产生活形式的变迁，古徽州地区充分与环境耦合的村落布局形态发生变化，诸多非遗传承湮灭。
2.3徽州古道的发展特征
徽州古道促进了徽州地区文化经济的流通，造就了古徽州文化的繁荣，以古道为线，串联徽州地区显得尤为重要。遗产廊道在国内外学界基本达成共识，有明确所指，即拥有丰富文化遗产资源的线状（带状）区域内的文化遗产集合。多条遗产廊道相互连接能够形成遗产廊道网络，具有保护斑块异质性的作用及联系斑块的功能，因而有曲度、宽度、连接度等结构特征。其中宽度与连接度是控制廊道功能的重要因素。
2.3.1徽州古道宽度
遗产廊道的宽度，在徽州古道中，表现为古道的宽窄，据此可将徽州古道分为鸟道、一般古道、官府驿道三种类型。鸟道多指较少有人踏足，鸟兽较多的山间小道；一般古道指普通流传下来的本地区与外交流的石板山路；官府驿道是我国古代官府设置驿站的通途大道，旧时均为石板路。三者以驿道尺度最宽、通达性最好，一般古道次之，鸟道最窄。徽州古道网络遍布古徽州地区，促进本区域与外界进行文化、经济等联系（见图6）。
2.3.2徽州古道连接度
连接度一般用来表达交通系统网络的通达程度，重点考虑各交通节点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从而对各遗产斑块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进行推测。此处以景观生态学中的β指数、空间句法中的整合度进行判断。选取徽州古道线性文化遗产廊道的宽度为8千米，此范围内国家级传统村落共有264处。 （1）β系数
β系数是表征交通网络中节点的平均连接数量，能够较好地反映交通网络的连接程度。其计算公式为β=L/V，式中L表示网络中两村落间的直接连线数目，V表示网络中的村落数目。β值一般处于0～3之间，网络中的交通路线越多，β值就越大，则该地区交通连接度越高。根据选取的264处村落（节点）与节点之间的直接连线（两节点之间的连线主要依据徽州地区古道网络而定，不考虑现代交通网络）制作出徽州地区线性古道遗产区域范围内村落空间结构平面拓扑图，得到两节点之间连线数量总和，即L=288，V=264，计算得到β=1.09。结果表明，徽州地区村落古道呈树枝状分布，网络连接度一般（见图7）。由调查得知，部分村落为躲避战乱选址距古道较远，有些古道已经被公路切断或掩埋，仅存的石板路也是断断续续的，且路况较差，通达程度较低，可进入性差。
（2）整合度分析
利用DepthMap软件对徽州古道进行计算分析，并转化为可视化图形，选取整合度参数来描述空间联系程度。徽州核心区域的古道相比较于其他区域的颜色最深，整合度较高，其中以徽州区、屯溪区及黟县南部的古道整合度最高，与周边联系最为紧密；南北两侧整合度相当；西侧古道颜色普遍偏浅，整合度较低，与其他区域距离较远（见图8）。
总体而言，徽州地区的空间整合度呈现中心高、四周相当、西部最低的特征，由核心区向外围可达性逐步减弱。徽州核心区整合度最高，古道最为密集，可达性较强，空间区位优势明显，最具有发展潜力。
廊道连接度偏低是徽州古道现状较为突出的问题。徽州古道环线网络较少，多呈枝状发展，村落之间直接有连接的古道不多。一方面是由于当年选线建造古道时，村落为保留防守姿态或为选择某两地之间最短线路，而没有大量建设村与村之间的联系道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近代以来村落的改造、公路的修建等原因[21]，而致使古道遭受到毁坏。徽安古道、徽杭古道、徽宁古道等大部分已改建成公路，余下未改建的也少有人走，逐渐丧失原有功能。
2.4孕育徽州古道的基质特征
在对斑块与廊道进行分析时，必须关注孕育出斑块与廊道的基质本底，前文已提及基质即区域自然本底与文化底蕴，就徽州古道而言，指的就是徽州地域自然环境与“徽州文化”[22]。
徽州地区地形地貌丰富，包括台地、丘陵、山地等多种类型，地势呈四周高，核心区域较低。休宁、屯溪、歙县、绩溪的大部分地域处于黄山山脉与白际山脉之间，由盆地平原、台地和盆缘丘陵、低山地貌类型组成。徽州地区河流水系众多，新安江便发源于休宁境内（见图9）。险恶的地形、丰沛的水系等徽州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历史上徽州成为绝佳的避难区，同时也为徽商与徽文化的繁荣埋下了种子。
徽州历史上的三次人口大迁徙推动了山越游耕文化、中原文化，以及徽州地区土著文化等的融合，造就了内涵丰富的徽州文化。在物质上形成了徽派建筑、徽菜等有形遗产；在精神上产生了新安理学、徽剧、新安医学等无形遗产。相较于我国其他的区域性地域文化，如荆楚文化、中州文化等，徽州文化最為年轻，但其保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众多（见表1）。
受到地理环境与文化融合的影响，徽州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风格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经济体系与精神世界。徽州地区是典型的中原人口南迁区域，历次移民不仅改变了徽州地区的人口结构，还带来了儒家文化和宗教礼法制度。多种文化在徽州地区发生碰撞、同化与融合。浓郁的地域特色与严峻的环境限制，使得徽州人大多经商，明清时期，徽州与徽文化相互推动，达到顶峰，形成了徽州地区商贾为重的经济体系。受到徽商雄厚的经济支持与中原传统的熏陶，宋代以降，程朱理学兴起，形成了徽州地区“崇儒尊孔奉朱”的精神世界。
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徽州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但受经济、地理及现代文化等因素的冲击，不少民俗技艺等濒临消失甚至已经消失。
目前徽州文化遗产保护主要问题是文化冲突，缺乏传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认识不足。徽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内涵、表现形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随着国家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徽州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对于其具体的保护措施，大多停留在登记、存留资料这一层面，缺乏对文化传承、展示等方面的意识。
（2）保护效率低。徽州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多“口传心授”，一旦出现传承人断层，就可能直接导致该文化的消失。而传统技艺、美术曲艺等的学习常需要经年累月之功，同时民间传统文化的受众面狭小，当前的保护措施又较为单一，使保护面临的艰难状况一时难以改变。
（3）保护机制不完善。保护工作在政府、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严重失衡，保护资金无法满足保护工作的需要，各地保护机构的建立也没有全覆盖。这些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调查、保护利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利于全社会的参与。
3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活化措施
基于“斑块—廊道—基质”的视角，对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着眼一点，而应拓展到全局。徽州古道线性文化遗产在不同结构层次存在着不同的特征问题，对其保护活化需从整体的视角出发，结合现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策略。
3.1斑块更新与活化
徽州古道沿线的村落多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经济效益难以满足村内生活需要，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加，传统文化缺乏传承、村落活力不断下降。村落遗产的保护，必须与发展结合，科学合理的进行。基于以上目标，首先要对徽州地区文化遗产进行全面保护，梳理地方文脉，增加文化特色，从而提升文化价值。同时，对自然生态资源加以保护，对村落环境进行整治更新，增加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以环境和文化为特色推动产业升级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的良性循环（见图10）。 文化的建设与展示，是最具体而直接的宣传功能。徽州古道沿线历史记忆丰富，但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步丧失其原有的风采。基于历史文化空间要素的挖掘，构建展现历史、突出生态、强化创新的发展思路，以提升、织补、凸显和建构为主要手法，形成徽州文化空间结构体系。以承载历史记忆的各个遗产斑块为枢纽，加强区域的相互渗透，引导各趣味文化点向徽州古道集聚，促进古今融合。
物质更新主要是对村落传统公共空间加以改造利用，植入新的功能，创造新的活力。更新的主题是“改善人居环境”，应从生态环境、公共空间、居住环境等方面着手，包括林地、菜地等绿地的保护，承载历史记忆空间的保护、村落内公共产品的配套、传统建筑的更新等。
3.2廊道连接与优化
徽州历史文化遗产包含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遗产可分“点—线—网”三个层级，“点”即遗产斑块，包含传统村落、单体历史建筑、自然风景等；“线”即徽州古道，包含陆上古道与徽州水上航线；“网”即徽州文化圈，包含古徽州地区及其文化辐射区域。
为保护和发展徽州线性文化遗产区域，提升其竞争力，必须运用系统性思维，加强遗产斑块、徽州古道、徽州文化圈之间的联系，增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合梳理，同时关注对单体遗产的价值保护。构建廊道联系过程中，应注意分析各斑块之间的特点，分析遗产斑块之间的连接度，选择合适的斑块，资源优势互补，形成网络。
以徽州古道、生态廊道、山体、河流等，串联起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公园等各类重要历史文化资源集聚区，构建区域廊道骨架。在古道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形景观，发展游览慢行古道与徒步古道，有条件的路段还可组织自行车慢行路线等。
建立遗产保护体系，在遗产保护体系中建立起“申报—规划—管理—监测”的循环系统，遗产的申报保护不是一劳永逸，而是动态变化的。对遗产的保护价值做跟踪监测，选取一定时间后对遗产再次进行评估，从而监督其保护效果。其次在保护规划的体系中，应明确各层级规划的目标与作用，补充区域整体层面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单体遗产的保护规划。除保护规划之外，还应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划，为管理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依据。
3.3 基质保护与提升
古徽州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良好、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整，但因保护使其与现代发展不相协调。在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需要与现代文化相结合，注入创新元素，推动地方文化繁荣与发展。
（1）全域管控，生态优先
从徽州地区整体层面，梳理徽州地区优质的生态资源，保护大的生态山水格局，划定生态廊道、环境保护区等，提高徽州地区空间治理能力，解决空间供给矛盾，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升区域整体的环境品质。
村落层面，保护村落周边的自然环境，禁止砍伐自然植被。保持水源清洁，保护野生动物，对环境敏感地带的已有建设，应及时拆除或迁移。增加遗产斑块内的生态空间渗入，保护水系、林地、菜园地等绿色空间，改善遗产斑块的微环境。
（2）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
梳理徽州古道沿线区域的文化项目，理解传统文化内涵，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传播给当代人，增强徽州文化认同感。通过对徽州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丰富地区文化内涵，提升区域文化品位。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打造以文化展示与体验为主的旅游新模式，促进文化与产业的融合。同时发展徽州地区特色文化产业，如加快徽派建筑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加强新安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联系、焕发徽剧的魅力、巩固徽州茶业的品牌等途径，来增强徽州文化的艺术体验与交流输出，保障徽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4结论
（1）对徽州古道的梳理评价，以道连村、以点带面、激活片区，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乡村振兴及传统村落活化的探索，也是对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思路的丰富。古道串连村落、田园、河湖等，能够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活动空间，支撑古道与村落的彼此发展。
（2）通过对线性文化遗产结构的评价总结，得出结论：遗产的保护需从整体视角出发，并针对微观节点制定保护措施。在保护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物质遗产，同时还需要关注文化内涵，提升地区综合文化价值，促进乡村地区与城市协同发展。
（3）空间信息技术在数据获取、分析、管理、监测等方面有着很强的优势，将其作为分析评价遗产保护区的重要手段，能够高效、迅速的找出现状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措施。空间信息相关技术为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方法途径，为各类型遗产研究与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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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izhou ancient road is ful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izhou area. Based on the landscape structure of "patch-corridor-matrix"， the application of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heritage conservation is studied. Taking Huizhou ancient road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protection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research. Based on the GIS platform， the density， β coefficient， and spatial integration index of heritage patches are select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se and summarize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Huizhou ancient road. The results show that Huizhou ancient roa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illages along the line； the protection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needs to proceed from the whole； and for Huizhou ancient road. The ways of activating and utilizing the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of Huizhou ancient road are discussed from three aspects： patch renewal and activation， corridor connection and optimization， as well as matrix protec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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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國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但当前的保护工作多从单一视角出发，关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历史建筑的保护，对于区域性文化遗产的研究较少[1]，由此导致了很多文化遗产被忽视，甚至消失。近年来，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家层面出台了较多关于遗产保护相关的政策文件；学界也逐步引入西方文化线路[2]、遗产廊道[3-4]等概念，融入到我国的文化遗产研究当中，并将线性文化遗产拓展为“由线状地域空间串联的、包括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合”[5]。目前国内对于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多聚焦在典型案例，如京杭大运河[6]、茶马古道[7]等。
以Cultural Route或Heritage Corridor为主题，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进行检索，截取2014—2018年内共303条有效数据。另以“线性文化遗产、文化线路、遗产廊道”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检索2004—2018年内核心期刊文献，获得有效数据共191条。对上述搜索结果采用CiteSpace[8]进行分析（见图1）。
对于线性文化遗产、文化路线、遗产廊道三种主题的研究较多且多为典型个案。在遗产保护领域，现代空间信息技术得到广泛使用，其中GIS平台的使用备受青睐，在现状信息获取阶段，常与RS技术结合运用，从而实现三维可视化[9]。对遗产进行跟踪监测过程中，也产生了基于DOM的自动化监测手段[10]。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仍是保护问题，通过传统的城市规划手法，挖掘遗产特征，从而总结普适性问题，探索历史廊道地区总体城市设计的基本原理与技术方法是目前可供使用的较为完整的思路[11]。除此之外，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有基于旅游开发视角的探索[12]；也有学者从实际应用价值出发，提出了“胞—链—形—体”的整体保护模式思路[13]。在对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形的线状空间，如中东铁路[14]；另一类则是对无形的文化廊道进行研究，如借助于GIS空间分析平台，对重庆市抗战遗产廊道进行不同聚落划定，从而探讨基于现状道路的遗产游览路线[15]。无论是有形或无形，其保护途径有一个共同认知，即“加强展示”，比如建设线性文化遗产系列博物馆群[16]。 徽州古道是古徽州地区重要的交通与文化遗产线路，其内涵包括传统古徽州境内及其通往周边各地的所有石板山路[17]，在历史上承载着交通、贸易、文化交流等功能[18]，对于古徽州地区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当前关于徽州古道的保护研究较少，缺乏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本文首先对相关文献及徽州古道保护现状进行梳理，继而基于景观结构中的“斑块—廊道—基质”结构进行分析，总结徽州古道现状问题，并提出保护对策。
1研究区域概况
古徽州是明清时期的行政区划，辖一府六县（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在此基础上，为使研究区域完整，加入了黄山区与徽州区（见图2）。现今由于行政区划调整，绩溪归于安徽省宣城市，婺源归于江西省上饶市。本文界定的徽州古道指狭义上的徽州地区内及其与周边区域相连接的陆路交通遗迹。徽州地区现有国家公布的五批传统村落共325个。
2線性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2.1线性文化遗产中的要素构成
1986年Forman and Godron提出景观结构由三大基本要素构成：斑块（Patch）、廊道（Corridor）、基质（Matrix），这一理论为学界所接受并应用。
斑块在景观生态学中解释为“依赖于尺度的、与周边环境在性质上或外观上不同的空间实体”[19]。类比到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中，可以将其看作是具有一定特征的遗产区域。具有斑块大小、形状、斑块多样性、空间异质性等特征。线性文化遗产，可以是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也可以是承载一定历史记忆的地区。在徽州古道中主要指沿线的古村落与历史文化遗存等。
廊道在景观生态学中解释为区别于自身两侧环境的线（带）状结构，其作用是联系相对独立的景观斑块[20]。在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可以比作遗产廊道，它起源于美国绿道，具有与景观廊道相似的结构特征。遗产斑块多处于廊道网络的交点或节点处，通过廊道与基质融为一体。
在线性文化遗产中，基质是区域自然本底与文化底蕴，是孕育出遗产斑块与廊道的基础。基于线性文化遗产的要素由三方面构成，在对其现状特征及保护路径的研究中，不能单独关注廊道本身，而应该拓展到整个线性文化遗产区域，从斑块、廊道、基质三个角度对线性文化遗产进行研究。
2.2徽州古道沿线的斑块发展特征
遗产地斑块的结构包括边界、空间形态布局、建构筑物形态材料等内容。徽州古道沿线的传统村落基本保留了我国农耕文明时期村落的形态格局。聚落大多处于地势较低的盆地范围内，同时多数聚落处于水系附近，每一个较大的村落都是古道的节点，也是古道上的天然驿站（见图3）。
古徽州地区遗产斑块约663处，其中古道沿线左右4千米范围内的村落共有615处，占92.7%。古徽州五批中国传统村落中处于古道沿线4千米范围内的占81.2%，共264个村落。遗产斑块多集聚于古徽州核心区域，黟县南部最为密集，其次是徽州区内，两个县区内国家级传统村落达165个，约占古徽州地区传统村落总数的48%（见图4）。同时，这些核心区域，也是徽州古道最为密集之处。村落多依古道而兴，古道也因村落而存。
遗产斑块的平面形状由村落的外围轮廓线决定，村落遗产斑块的大小即各村落边界所围合的空间大小。徽州聚落大多由历史上各时期战争逃难者聚居而形成，在村落布局与建筑形制上都展现了较强的防御性。因此，这些遗产斑块多为紧密型布局、小尺度且密集的道路，进一步使得斑块抵抗外界环境的干扰性较强。但同时也阻隔了村落遗产斑块与外界的交流与融合。传统村落遗产丰富度主要通过遗产地内部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展现（见图5）。在遗产保护研究工作中，遗产种类越丰富，保护价值越高。
近年来徽州地区部分遗产斑块受城市化影响严重，斑块破碎化程度日益加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遗产地斑块收缩，村落受外部环境冲击，格局形态发生变化；二是遗产地斑块破碎，村落内部用地形态发生改变。此外，遗产区域内村落普遍采用孤立式的点状保护方式，缺少体系的构建，村落空心化、环境设施滞后等问题也导致村落缺乏活力。历史上的空间关系或为现代城市建设所覆盖，或因使用频率较低而被遗忘。随着生产生活形式的变迁，古徽州地区充分与环境耦合的村落布局形态发生变化，诸多非遗传承湮灭。
2.3徽州古道的发展特征
徽州古道促进了徽州地区文化经济的流通，造就了古徽州文化的繁荣，以古道为线，串联徽州地区显得尤为重要。遗产廊道在国内外学界基本达成共识，有明确所指，即拥有丰富文化遗产资源的线状（带状）区域内的文化遗产集合。多条遗产廊道相互连接能够形成遗产廊道网络，具有保护斑块异质性的作用及联系斑块的功能，因而有曲度、宽度、连接度等结构特征。其中宽度与连接度是控制廊道功能的重要因素。
2.3.1徽州古道宽度
遗产廊道的宽度，在徽州古道中，表现为古道的宽窄，据此可将徽州古道分为鸟道、一般古道、官府驿道三种类型。鸟道多指较少有人踏足，鸟兽较多的山间小道；一般古道指普通流传下来的本地区与外交流的石板山路；官府驿道是我国古代官府设置驿站的通途大道，旧时均为石板路。三者以驿道尺度最宽、通达性最好，一般古道次之，鸟道最窄。徽州古道网络遍布古徽州地区，促进本区域与外界进行文化、经济等联系（见图6）。
2.3.2徽州古道连接度
连接度一般用来表达交通系统网络的通达程度，重点考虑各交通节点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从而对各遗产斑块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进行推测。此处以景观生态学中的β指数、空间句法中的整合度进行判断。选取徽州古道线性文化遗产廊道的宽度为8千米，此范围内国家级传统村落共有264处。 （1）β系数
β系数是表征交通网络中节点的平均连接数量，能够较好地反映交通网络的连接程度。其计算公式为β=L/V，式中L表示网络中两村落间的直接连线数目，V表示网络中的村落数目。β值一般处于0～3之间，网络中的交通路线越多，β值就越大，则该地区交通连接度越高。根据选取的264处村落（节点）与节点之间的直接连线（两节点之间的连线主要依据徽州地区古道网络而定，不考虑现代交通网络）制作出徽州地区线性古道遗产区域范围内村落空间结构平面拓扑图，得到两节点之间连线数量总和，即L=288，V=264，计算得到β=1.09。结果表明，徽州地区村落古道呈树枝状分布，网络连接度一般（见图7）。由调查得知，部分村落为躲避战乱选址距古道较远，有些古道已经被公路切断或掩埋，仅存的石板路也是断断续续的，且路况较差，通达程度较低，可进入性差。
（2）整合度分析
利用DepthMap软件对徽州古道进行计算分析，并转化为可视化图形，选取整合度参数来描述空间联系程度。徽州核心区域的古道相比较于其他区域的颜色最深，整合度较高，其中以徽州区、屯溪区及黟县南部的古道整合度最高，与周边联系最为紧密；南北两侧整合度相当；西侧古道颜色普遍偏浅，整合度较低，与其他区域距离较远（见图8）。
总体而言，徽州地区的空间整合度呈现中心高、四周相当、西部最低的特征，由核心区向外围可达性逐步减弱。徽州核心区整合度最高，古道最为密集，可达性较强，空间区位优势明显，最具有发展潜力。
廊道连接度偏低是徽州古道现状较为突出的问题。徽州古道环线网络较少，多呈枝状发展，村落之间直接有连接的古道不多。一方面是由于当年选线建造古道时，村落为保留防守姿态或为选择某两地之间最短线路，而没有大量建设村与村之间的联系道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近代以来村落的改造、公路的修建等原因[21]，而致使古道遭受到毁坏。徽安古道、徽杭古道、徽宁古道等大部分已改建成公路，余下未改建的也少有人走，逐渐丧失原有功能。
2.4孕育徽州古道的基质特征
在对斑块与廊道进行分析时，必须关注孕育出斑块与廊道的基质本底，前文已提及基质即区域自然本底与文化底蕴，就徽州古道而言，指的就是徽州地域自然环境与“徽州文化”[22]。
徽州地区地形地貌丰富，包括台地、丘陵、山地等多种类型，地势呈四周高，核心区域较低。休宁、屯溪、歙县、绩溪的大部分地域处于黄山山脉与白际山脉之间，由盆地平原、台地和盆缘丘陵、低山地貌类型组成。徽州地区河流水系众多，新安江便发源于休宁境内（见图9）。险恶的地形、丰沛的水系等徽州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历史上徽州成为绝佳的避难区，同时也为徽商与徽文化的繁荣埋下了种子。
徽州历史上的三次人口大迁徙推动了山越游耕文化、中原文化，以及徽州地区土著文化等的融合，造就了内涵丰富的徽州文化。在物质上形成了徽派建筑、徽菜等有形遗产；在精神上产生了新安理学、徽剧、新安医学等无形遗产。相较于我国其他的区域性地域文化，如荆楚文化、中州文化等，徽州文化最為年轻，但其保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众多（见表1）。
受到地理环境与文化融合的影响，徽州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风格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经济体系与精神世界。徽州地区是典型的中原人口南迁区域，历次移民不仅改变了徽州地区的人口结构，还带来了儒家文化和宗教礼法制度。多种文化在徽州地区发生碰撞、同化与融合。浓郁的地域特色与严峻的环境限制，使得徽州人大多经商，明清时期，徽州与徽文化相互推动，达到顶峰，形成了徽州地区商贾为重的经济体系。受到徽商雄厚的经济支持与中原传统的熏陶，宋代以降，程朱理学兴起，形成了徽州地区“崇儒尊孔奉朱”的精神世界。
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徽州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但受经济、地理及现代文化等因素的冲击，不少民俗技艺等濒临消失甚至已经消失。
目前徽州文化遗产保护主要问题是文化冲突，缺乏传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认识不足。徽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内涵、表现形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随着国家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徽州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对于其具体的保护措施，大多停留在登记、存留资料这一层面，缺乏对文化传承、展示等方面的意识。
（2）保护效率低。徽州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多“口传心授”，一旦出现传承人断层，就可能直接导致该文化的消失。而传统技艺、美术曲艺等的学习常需要经年累月之功，同时民间传统文化的受众面狭小，当前的保护措施又较为单一，使保护面临的艰难状况一时难以改变。
（3）保护机制不完善。保护工作在政府、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严重失衡，保护资金无法满足保护工作的需要，各地保护机构的建立也没有全覆盖。这些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调查、保护利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利于全社会的参与。
3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活化措施
基于“斑块—廊道—基质”的视角，对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着眼一点，而应拓展到全局。徽州古道线性文化遗产在不同结构层次存在着不同的特征问题，对其保护活化需从整体的视角出发，结合现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策略。
3.1斑块更新与活化
徽州古道沿线的村落多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经济效益难以满足村内生活需要，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加，传统文化缺乏传承、村落活力不断下降。村落遗产的保护，必须与发展结合，科学合理的进行。基于以上目标，首先要对徽州地区文化遗产进行全面保护，梳理地方文脉，增加文化特色，从而提升文化价值。同时，对自然生态资源加以保护，对村落环境进行整治更新，增加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以环境和文化为特色推动产业升级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的良性循环（见图10）。 文化的建设与展示，是最具体而直接的宣传功能。徽州古道沿线历史记忆丰富，但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步丧失其原有的风采。基于历史文化空间要素的挖掘，构建展现历史、突出生态、强化创新的发展思路，以提升、织补、凸显和建构为主要手法，形成徽州文化空间结构体系。以承载历史记忆的各个遗产斑块为枢纽，加强区域的相互渗透，引导各趣味文化点向徽州古道集聚，促进古今融合。
物质更新主要是对村落传统公共空间加以改造利用，植入新的功能，创造新的活力。更新的主题是“改善人居环境”，应从生态环境、公共空间、居住环境等方面着手，包括林地、菜地等绿地的保护，承载历史记忆空间的保护、村落内公共产品的配套、传统建筑的更新等。
3.2廊道连接与优化
徽州历史文化遗产包含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遗产可分“点—线—网”三个层级，“点”即遗产斑块，包含传统村落、单体历史建筑、自然风景等；“线”即徽州古道，包含陆上古道与徽州水上航线；“网”即徽州文化圈，包含古徽州地区及其文化辐射区域。
为保护和发展徽州线性文化遗产区域，提升其竞争力，必须运用系统性思维，加强遗产斑块、徽州古道、徽州文化圈之间的联系，增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合梳理，同时关注对单体遗产的价值保护。构建廊道联系过程中，应注意分析各斑块之间的特点，分析遗产斑块之间的连接度，选择合适的斑块，资源优势互补，形成网络。
以徽州古道、生态廊道、山体、河流等，串联起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公园等各类重要历史文化资源集聚区，构建区域廊道骨架。在古道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形景观，发展游览慢行古道与徒步古道，有条件的路段还可组织自行车慢行路线等。
建立遗产保护体系，在遗产保护体系中建立起“申报—规划—管理—监测”的循环系统，遗产的申报保护不是一劳永逸，而是动态变化的。对遗产的保护价值做跟踪监测，选取一定时间后对遗产再次进行评估，从而监督其保护效果。其次在保护规划的体系中，应明确各层级规划的目标与作用，补充区域整体层面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单体遗产的保护规划。除保护规划之外，还应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划，为管理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依据。
3.3 基质保护与提升
古徽州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良好、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整，但因保护使其与现代发展不相协调。在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需要与现代文化相结合，注入创新元素，推动地方文化繁荣与发展。
（1）全域管控，生态优先
从徽州地区整体层面，梳理徽州地区优质的生态资源，保护大的生态山水格局，划定生态廊道、环境保护区等，提高徽州地区空间治理能力，解决空间供给矛盾，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升区域整体的环境品质。
村落层面，保护村落周边的自然环境，禁止砍伐自然植被。保持水源清洁，保护野生动物，对环境敏感地带的已有建设，应及时拆除或迁移。增加遗产斑块内的生态空间渗入，保护水系、林地、菜园地等绿色空间，改善遗产斑块的微环境。
（2）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
梳理徽州古道沿线区域的文化项目，理解传统文化内涵，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传播给当代人，增强徽州文化认同感。通过对徽州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丰富地区文化内涵，提升区域文化品位。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打造以文化展示与体验为主的旅游新模式，促进文化与产业的融合。同时发展徽州地区特色文化产业，如加快徽派建筑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加强新安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联系、焕发徽剧的魅力、巩固徽州茶业的品牌等途径，来增强徽州文化的艺术体验与交流输出，保障徽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4结论
（1）对徽州古道的梳理评价，以道连村、以点带面、激活片区，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乡村振兴及传统村落活化的探索，也是对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思路的丰富。古道串连村落、田园、河湖等，能够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活动空间，支撑古道与村落的彼此发展。
（2）通过对线性文化遗产结构的评价总结，得出结论：遗产的保护需从整体视角出发，并针对微观节点制定保护措施。在保护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物质遗产，同时还需要关注文化内涵，提升地区综合文化价值，促进乡村地区与城市协同发展。
（3）空间信息技术在数据获取、分析、管理、监测等方面有着很强的优势，将其作为分析评价遗产保护区的重要手段，能够高效、迅速的找出现状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措施。空间信息相关技术为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方法途径，为各类型遗产研究与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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