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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让萨特开始思考他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合可能，但由于两种理论在人的本质这一问题和自由观上的迥然分别，让萨特的调和工作进展不顺。但萨特的存在主义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以存在主义特有的对个人的重视对这一缺陷提出了有益的补充。
关键词：萨特 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 自由 人
萨特是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他的名字是密切相关的，但萨特的思想发展相当复杂矛盾。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萨特在其以存在主义者身份写作的《存在与虚无》 《唯物主义的革命》 中，曾表达过其创立的存在主义哲学将成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替代；可在1960年的《辨证理性批判》 中，萨特亲笔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學，因为我把存在的意识形态及其‘内涵的’方法看作在使它产生并同时拒绝它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块飞地”a，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构建他的人学理论的基础，甚至还说“当写完一本哲学著作后，人们感到枯燥、空洞，人们不能立即接受新东西，换句话说，我的思想已经过时了，所以特别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b。可是，1956年后的萨特又因为苏联出兵匈牙利而谴责苏共，并公开和法国共产党决裂，且在之后一直保持着批判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习惯”，只在一些反对资本主义体制和文化话语的政治实践中自指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不但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本应在《辨证理性批判》 出版第一卷后继续发表第二卷本的萨特搁置这部分和另一部《辨证伦理学》 的写作，且直到其临终都没有写出。在晚年面对他人对其哲学归属的质疑时，萨特颇为无奈地回答：“如果非有个标签不可，我宁可要存在主义者。”c
萨特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立场之间的摇摆，似乎显示出萨特希望达到的两种哲学的调和，即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当困难的，甚至可能暗示了两种哲学由于众多观点上的差异从而调和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无用功。所以笔者将在本文中从三个方面探寻萨特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希望能在理解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上提供一个视角：为什么萨特要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调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萨特的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何在。
一、存在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导致萨特将目光从存在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在战争中，我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社会，转向社会主义。这是我生活中真正的转折点：战前和战后。以前这使我写出《恶心》那样的著作，在那里与社会的关系是形而上学的，以后这慢慢导致我写出《辩证理性批判》。”d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萨特潜心构建的存在主义理论体系从孤独的人出发，论证人的绝对自由。《恶心》 的主人公罗冈丹在一个凌乱的世界中无根无据、无依无着地随波逐流地活着，他在周遭的人和事中感到眩晕、压抑、绝望、孤独，可某天，当他坐在公园里看着栗树的根，他忽然理解了这种“恶心”的状态，然后去体验、思考，乃至最终超脱了它，他在“恶心”里达到了自由，绝对、彻底的自由：“我是自由的：我再也没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所有我尝试过的理由都站不住脚了，我再也想象不出别的了。我还相当年轻，我还有相当的精力可以从头做起”e；“也许将来有一天，我恰巧回想到目前的这个时刻……也许那时我会感到心跳得更快，我会对自己说：就是从那天，从那时开始了一切。”f在《存在与虚无》 中，萨特则直接表达了人是被抛入世界之中的自为的存在的观点。自为从一开始就是自由的，人又是自为的存在，那么自由就不是我们通常容易理解的人的本质或属性（即本质或属性先于自由），而是自为的存在方式，只不过自由与人的存在同在且不可分离罢了，那么存在先于本质：“人的自由先行于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由造就人的本质……人不是先存在，然后去获取自由的。人的存在与人的自由是一回事。”g这样的话，先行于人的本质的人的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但是，在“二战”中应征入伍的经历让萨特意识到人更应该是社会中的人，而不是一个虽然通过着一系列步骤和客观世界打交道但却可以和他人和社会分离的孤独的人：“1939年9月份的一天，我接到应征令，不得不到南锡兵营报道。跟那些素不相识，像我一样被动员入伍的人混在一起。这一下，‘社会’的意识印入了我的头脑：我突然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在这以前我以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只有等到我通过应征令遇到对我自身的自由的否定，我才意识到世界的分量以及我与所有别的人和别的所有人与我的联系的分量。”h也是此时，萨特察觉到从孤独的人生发出来的人总是自由的和自由是绝对的观点是有偏颇的，现实的境况会束缚住人的自由。
早期萨特通过一种现象学的视角论证每个人的自由总与他人的自由是相冲突的，因为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主体，把他人当作客体，通过“注视”，把对方降级为一个物体、一个奴才。由于注视的双方不是升为主子、成为主体、掌握自由，就是贬为奴才、沦为客体、丧失自由，人与人的关系总是冲突和对立的，这点在他的名言“他人即地狱”可看出，即便他声称这句名言遭到了误解。但战争中利益冲突方的合作让萨特开始思考人际关系中互利的可能，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给了萨特很多启发，使其发现了在对立冲突的主体间团结协作的方式——个人将自己的自由融入团体的自由中为团体自由献力，巩固了的团体自由反过来拓展、提高个人自由的范围、品质。
萨特此时已经一步步走向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在面对阻碍萨特的存在主义最终目标达成因素上的洞察力和所能提供的理论支持，更让萨特欣然将马克思主义纳入其存在主义的运作中。前期萨特的存在主义以自由为一切价值的基础，追求自由便成了人类奋斗的终极目标，但尚未接纳马克思主义的萨特指出个人应通过内省式的道德教化以克服陷入逃避现实的“自欺”导致的自由的异化（还有另外一种自由的异化，不过这种异化在萨特看来是不能克服的：每个人在注视他人时对他人存在的物化，即看成客体、奴才，会让等同于人的存在的人的自由异化）来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但是战火的洗礼让萨特这条自由获得道路的前提——孤独的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社会和历史中的人后，这条道路显然走不通了。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给萨特“自由”这一人类终极目标指了另外一条道路：人在形而上学层面上的确可以是自由的，但是在现实中并不如此。现实中限制人自由的根源在于阶级压迫，因此为了追求自由这一人类终极目标和价值，就必须首先争取被压迫、剥削、欺骗的人的解放；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人民革命推翻现存的一切制度，自由也随着人民的解放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可以说就是实现人的自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战争中的经历让一个从前只相信个体和个人自由的知识分子真正体会到了世界的分量和他人的重要性，从而把目光转向极富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来发展其原先有偏倚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萨特存在主义在共同目标上的合流——争取人的解放和自由更激发了萨特接纳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萨特所追求的人类终极目标“自由”，已经不再是空疏的个人自由，而已悄然转换为并举的个人自由和所有人的自由，且后者是实现前者的条件：“一个诚实可靠的人的行动，其最终极的意义，就是对自由本身的追求……但这种自由是共同追求的。我们是为自由而追求自由，是在特殊的情况下通过特殊的情况追求的。还有在这样的追求自由时，我们发现它完全离不开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也离不开我们的自由。”i
二、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分歧
笔者前面提到，萨特选择在《辨证理性批判》 第一卷出版后暂时搁笔，但直到其临终都未动笔的《辨证伦理学》 和未完成和发表的第二卷表明了萨特在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调和的工作再难有新的进展，而萨特这种尴尬的处境其实可以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几个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中找到缘由。
首先，虽然马克思主义和萨特在战争中意识到的“人是社会中的人”有共鸣，但两者在人的本质上的观点可谓是截然相反，而“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又是两者理论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部分。
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是自己本质的创造者，人存在的特点是“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j，即人的存在是与自身不符同的自我发展和超越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人创造出自己的本质；也因此人永远处在未完成的状态、面对着不是其所是，发展着有待于是其所是的东西；而对自己本质的创造就在于人的行动，是不同的行动使每个人成了不同的人。充满行动力的人所处的世界则是“自在的存在是其所是”！ 1，它完全和自身等同，没有自我发展甚至运动的必要，也就没有创造性。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或是说类本质、类特性）有这样的表述：“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2自由的活动指的是人能在多种活动的可能中选择进行哪种活动和如何进行这种活动；自觉的活动指人在活动时是受着其意识的支配而进行，能体现人的积极主动性；那么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就可以被理解为是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这乍一看和萨特很像：人的本质是人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和萨特所说的人通过行动创造自己的本质或者说人的本质在人的行动中被创造，似乎没有多大的差别。但马克思还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3这就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人的本质上的理解的最大分歧点——即便是后来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中的人”而修正了孤独的人的理解的萨特的存在主义，也只把社会关系上升到影响人的本质由行动创造个人本质的程度，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关系与人的本质须臾不可离的层面；换句话说，萨特的接纳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究其内核，仍然相信人的行动才真正地决定人本质，社会虽然会束缚人的行动，但不会改变“人的本质由人的行动创造”这一判断。
其次，正如笔者前面写到的，从存在先于本质出发的萨特的存在主义，会很自然地过渡到绝对、无条件、全然的个体自由：“因为如果存在确是先于本质，人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4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表现为自我选择、自我实现。但这种自我选择、自我实现其前提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并需要最终体现出客观必然性与人的目的性的有机统一，而不像萨特说的是由一个孤独的人在孤立的个人行为中产生的。因为个人与外在世界处于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从而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所以人在对所处的客观世界有深刻的认识后进行的实践活动才能获得自由，萨特所说的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
即便是后来意识到现实中不存在绝对个人自由并开始关注团体自由的萨特，仍然将实现绝对个人自由当作人类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让萨特更清醒地看到现实中钳制绝对个人自由的枷锁以及想要实现绝对个人自由这一目标还需要发动更广泛的因素才能达成。不但如此，在将团体自由纳入了其存在主义理论内部并与个人自由整合的时候，萨特发现虽然团体自由和个人自由在众多方面可以兼容和互利，但在保证个人自由不被团体自由削弱这一问题上，他找不到很好的回答——团体中的每个成员因为着团体的自由负责而减弱了其自身的自由，团体自由便逐渐在这种此消彼长中造成对个人自由的超越和异化，而并不能真正地提升个人自由，反而很可能阻碍个人自由的充分发展。
马克思主义却说，个人的自由总和他人的自由、集体的利益和社会整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虽然争取个人自由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業联系在一起，但是社会主义由此带给人民的广泛自由仍然要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下，受到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的限制和保护。所以萨特的存在主义要求的那种绝对个人自由在马克思主义眼中是不存在的，因而也不会出现萨特苦苦思索的调和团体自由和个体自由的问题，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个体自由和团体自由本就是在对立统一中相互定义了彼此。
马克思主义在自由观点上和萨特存在主义的分歧更让萨特面对社会主义时踌躇万分。一方面，他同意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想要实现人类的解放，获得自由，需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自由与其存在主义的大相径庭，又让萨特没法彻底将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革命身上，因为社会主义似乎默许集体将限制加于个人身上而限制了个人自由。更糟糕的是，强调个人自由的萨特所期望的社会主义，并非是马克思主义所期望建立的，反而是被马克思批评为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
所以可以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形似而神异，在看似能够合流的地方潜伏着塌方的隐患，因而两者难以最终调和。萨特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承认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作《辩证理性批判》“在某些领域接近马克思主义，但它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5。但这并不意味着萨特的工作是白费力气——恰恰相反，萨特的存在主义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理论缺陷，并进行了相当有益的补充。
关键词：萨特 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 自由 人
萨特是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他的名字是密切相关的，但萨特的思想发展相当复杂矛盾。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萨特在其以存在主义者身份写作的《存在与虚无》 《唯物主义的革命》 中，曾表达过其创立的存在主义哲学将成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替代；可在1960年的《辨证理性批判》 中，萨特亲笔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學，因为我把存在的意识形态及其‘内涵的’方法看作在使它产生并同时拒绝它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块飞地”a，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构建他的人学理论的基础，甚至还说“当写完一本哲学著作后，人们感到枯燥、空洞，人们不能立即接受新东西，换句话说，我的思想已经过时了，所以特别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b。可是，1956年后的萨特又因为苏联出兵匈牙利而谴责苏共，并公开和法国共产党决裂，且在之后一直保持着批判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习惯”，只在一些反对资本主义体制和文化话语的政治实践中自指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不但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本应在《辨证理性批判》 出版第一卷后继续发表第二卷本的萨特搁置这部分和另一部《辨证伦理学》 的写作，且直到其临终都没有写出。在晚年面对他人对其哲学归属的质疑时，萨特颇为无奈地回答：“如果非有个标签不可，我宁可要存在主义者。”c
萨特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立场之间的摇摆，似乎显示出萨特希望达到的两种哲学的调和，即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当困难的，甚至可能暗示了两种哲学由于众多观点上的差异从而调和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无用功。所以笔者将在本文中从三个方面探寻萨特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希望能在理解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上提供一个视角：为什么萨特要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调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萨特的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何在。
一、存在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导致萨特将目光从存在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在战争中，我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社会，转向社会主义。这是我生活中真正的转折点：战前和战后。以前这使我写出《恶心》那样的著作，在那里与社会的关系是形而上学的，以后这慢慢导致我写出《辩证理性批判》。”d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萨特潜心构建的存在主义理论体系从孤独的人出发，论证人的绝对自由。《恶心》 的主人公罗冈丹在一个凌乱的世界中无根无据、无依无着地随波逐流地活着，他在周遭的人和事中感到眩晕、压抑、绝望、孤独，可某天，当他坐在公园里看着栗树的根，他忽然理解了这种“恶心”的状态，然后去体验、思考，乃至最终超脱了它，他在“恶心”里达到了自由，绝对、彻底的自由：“我是自由的：我再也没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所有我尝试过的理由都站不住脚了，我再也想象不出别的了。我还相当年轻，我还有相当的精力可以从头做起”e；“也许将来有一天，我恰巧回想到目前的这个时刻……也许那时我会感到心跳得更快，我会对自己说：就是从那天，从那时开始了一切。”f在《存在与虚无》 中，萨特则直接表达了人是被抛入世界之中的自为的存在的观点。自为从一开始就是自由的，人又是自为的存在，那么自由就不是我们通常容易理解的人的本质或属性（即本质或属性先于自由），而是自为的存在方式，只不过自由与人的存在同在且不可分离罢了，那么存在先于本质：“人的自由先行于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由造就人的本质……人不是先存在，然后去获取自由的。人的存在与人的自由是一回事。”g这样的话，先行于人的本质的人的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但是，在“二战”中应征入伍的经历让萨特意识到人更应该是社会中的人，而不是一个虽然通过着一系列步骤和客观世界打交道但却可以和他人和社会分离的孤独的人：“1939年9月份的一天，我接到应征令，不得不到南锡兵营报道。跟那些素不相识，像我一样被动员入伍的人混在一起。这一下，‘社会’的意识印入了我的头脑：我突然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在这以前我以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只有等到我通过应征令遇到对我自身的自由的否定，我才意识到世界的分量以及我与所有别的人和别的所有人与我的联系的分量。”h也是此时，萨特察觉到从孤独的人生发出来的人总是自由的和自由是绝对的观点是有偏颇的，现实的境况会束缚住人的自由。
早期萨特通过一种现象学的视角论证每个人的自由总与他人的自由是相冲突的，因为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主体，把他人当作客体，通过“注视”，把对方降级为一个物体、一个奴才。由于注视的双方不是升为主子、成为主体、掌握自由，就是贬为奴才、沦为客体、丧失自由，人与人的关系总是冲突和对立的，这点在他的名言“他人即地狱”可看出，即便他声称这句名言遭到了误解。但战争中利益冲突方的合作让萨特开始思考人际关系中互利的可能，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给了萨特很多启发，使其发现了在对立冲突的主体间团结协作的方式——个人将自己的自由融入团体的自由中为团体自由献力，巩固了的团体自由反过来拓展、提高个人自由的范围、品质。
萨特此时已经一步步走向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在面对阻碍萨特的存在主义最终目标达成因素上的洞察力和所能提供的理论支持，更让萨特欣然将马克思主义纳入其存在主义的运作中。前期萨特的存在主义以自由为一切价值的基础，追求自由便成了人类奋斗的终极目标，但尚未接纳马克思主义的萨特指出个人应通过内省式的道德教化以克服陷入逃避现实的“自欺”导致的自由的异化（还有另外一种自由的异化，不过这种异化在萨特看来是不能克服的：每个人在注视他人时对他人存在的物化，即看成客体、奴才，会让等同于人的存在的人的自由异化）来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但是战火的洗礼让萨特这条自由获得道路的前提——孤独的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社会和历史中的人后，这条道路显然走不通了。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给萨特“自由”这一人类终极目标指了另外一条道路：人在形而上学层面上的确可以是自由的，但是在现实中并不如此。现实中限制人自由的根源在于阶级压迫，因此为了追求自由这一人类终极目标和价值，就必须首先争取被压迫、剥削、欺骗的人的解放；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人民革命推翻现存的一切制度，自由也随着人民的解放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可以说就是实现人的自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战争中的经历让一个从前只相信个体和个人自由的知识分子真正体会到了世界的分量和他人的重要性，从而把目光转向极富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来发展其原先有偏倚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萨特存在主义在共同目标上的合流——争取人的解放和自由更激发了萨特接纳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萨特所追求的人类终极目标“自由”，已经不再是空疏的个人自由，而已悄然转换为并举的个人自由和所有人的自由，且后者是实现前者的条件：“一个诚实可靠的人的行动，其最终极的意义，就是对自由本身的追求……但这种自由是共同追求的。我们是为自由而追求自由，是在特殊的情况下通过特殊的情况追求的。还有在这样的追求自由时，我们发现它完全离不开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也离不开我们的自由。”i
二、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分歧
笔者前面提到，萨特选择在《辨证理性批判》 第一卷出版后暂时搁笔，但直到其临终都未动笔的《辨证伦理学》 和未完成和发表的第二卷表明了萨特在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调和的工作再难有新的进展，而萨特这种尴尬的处境其实可以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几个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中找到缘由。
首先，虽然马克思主义和萨特在战争中意识到的“人是社会中的人”有共鸣，但两者在人的本质上的观点可谓是截然相反，而“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又是两者理论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部分。
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是自己本质的创造者，人存在的特点是“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j，即人的存在是与自身不符同的自我发展和超越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人创造出自己的本质；也因此人永远处在未完成的状态、面对着不是其所是，发展着有待于是其所是的东西；而对自己本质的创造就在于人的行动，是不同的行动使每个人成了不同的人。充满行动力的人所处的世界则是“自在的存在是其所是”！ 1，它完全和自身等同，没有自我发展甚至运动的必要，也就没有创造性。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或是说类本质、类特性）有这样的表述：“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2自由的活动指的是人能在多种活动的可能中选择进行哪种活动和如何进行这种活动；自觉的活动指人在活动时是受着其意识的支配而进行，能体现人的积极主动性；那么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就可以被理解为是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这乍一看和萨特很像：人的本质是人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和萨特所说的人通过行动创造自己的本质或者说人的本质在人的行动中被创造，似乎没有多大的差别。但马克思还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3这就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人的本质上的理解的最大分歧点——即便是后来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中的人”而修正了孤独的人的理解的萨特的存在主义，也只把社会关系上升到影响人的本质由行动创造个人本质的程度，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关系与人的本质须臾不可离的层面；换句话说，萨特的接纳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究其内核，仍然相信人的行动才真正地决定人本质，社会虽然会束缚人的行动，但不会改变“人的本质由人的行动创造”这一判断。
其次，正如笔者前面写到的，从存在先于本质出发的萨特的存在主义，会很自然地过渡到绝对、无条件、全然的个体自由：“因为如果存在确是先于本质，人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4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表现为自我选择、自我实现。但这种自我选择、自我实现其前提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并需要最终体现出客观必然性与人的目的性的有机统一，而不像萨特说的是由一个孤独的人在孤立的个人行为中产生的。因为个人与外在世界处于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从而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所以人在对所处的客观世界有深刻的认识后进行的实践活动才能获得自由，萨特所说的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
即便是后来意识到现实中不存在绝对个人自由并开始关注团体自由的萨特，仍然将实现绝对个人自由当作人类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让萨特更清醒地看到现实中钳制绝对个人自由的枷锁以及想要实现绝对个人自由这一目标还需要发动更广泛的因素才能达成。不但如此，在将团体自由纳入了其存在主义理论内部并与个人自由整合的时候，萨特发现虽然团体自由和个人自由在众多方面可以兼容和互利，但在保证个人自由不被团体自由削弱这一问题上，他找不到很好的回答——团体中的每个成员因为着团体的自由负责而减弱了其自身的自由，团体自由便逐渐在这种此消彼长中造成对个人自由的超越和异化，而并不能真正地提升个人自由，反而很可能阻碍个人自由的充分发展。
马克思主义却说，个人的自由总和他人的自由、集体的利益和社会整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虽然争取个人自由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業联系在一起，但是社会主义由此带给人民的广泛自由仍然要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下，受到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的限制和保护。所以萨特的存在主义要求的那种绝对个人自由在马克思主义眼中是不存在的，因而也不会出现萨特苦苦思索的调和团体自由和个体自由的问题，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个体自由和团体自由本就是在对立统一中相互定义了彼此。
马克思主义在自由观点上和萨特存在主义的分歧更让萨特面对社会主义时踌躇万分。一方面，他同意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想要实现人类的解放，获得自由，需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自由与其存在主义的大相径庭，又让萨特没法彻底将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革命身上，因为社会主义似乎默许集体将限制加于个人身上而限制了个人自由。更糟糕的是，强调个人自由的萨特所期望的社会主义，并非是马克思主义所期望建立的，反而是被马克思批评为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
所以可以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形似而神异，在看似能够合流的地方潜伏着塌方的隐患，因而两者难以最终调和。萨特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承认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作《辩证理性批判》“在某些领域接近马克思主义，但它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5。但这并不意味着萨特的工作是白费力气——恰恰相反，萨特的存在主义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理论缺陷，并进行了相当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