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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的外交视野
李彦林
基辛格新作的《大外交》给我们揭示了美国的外交传统，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野
基辛格新作的《大外交》给我们揭示了美国的外交传统，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野。美国是有着理想主义传统的国家，如基辛格所言,“美国的领袖总把自身的理想视作理所当然，很少认识到这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多么地令人寝食难安”。因为美国的领袖们一直坚信他们的制度是世界的楷模，他们肩负维护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的职责。但是在实现的途径上，美国历史上两位伟大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构建了两种不同的美国政治哲学。前者是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现实功利的外交思想，认为国际外交实质是以实力作后盾，追求国家利益的角力；后者则更侧重道德层面的共同价值观和契约，通过国际组织来协调国际矛盾。
《大外交》回顾了十七世纪法国红衣主教黎赛留开启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理念，现代外交由之发轫，维也纳会议梅涅特构建欧洲协调体制，俾斯麦的现实外交和英国的均势外交传统。
同时，也从一战后之凡尔赛体系和威尔逊理想主义启迪，到凡尔赛体系破灭。直至二战爆发，到在二战废墟上建立的冷战体系，中美苏开始的三角外交，并对冷战后多边体系和美国角色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
《大外交》将历史上各种外交思想一一解析，并揭示了各种外交历史的真实，其对于俄国（苏联）的外交传统的解析更是精妙。关于二战期间德、苏的外交历史，也是我们所难以得知的。
尽管《大外交》是本着客观的原则阐述这些历史，尽管基辛格也非常认同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精神，但在具体行为上，他认为国际外交实际上就是基于国家利益的，是必须要跨越历史、文化、价值观差异，调和利用国家利益的微妙差异和共同趋向，实现最大的外交主动和弹性。此种观念，近于俾斯麦和黎赛留，区别或许仅在于内心驱动的价值观上。
基辛格曾用一个小故事描述了尼克松的政治哲学：当作为惯例，挑选自己最喜欢的历届总统画像时，尼克松选择了威尔逊，但是他却是十足的西奥多·罗斯福的现实主义作风，“尼克松深信他知道美国的使命所在，而威尔逊主义和现实政治要合二为一”。中美的对话之开启，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此种外交思想。从价值观上，他们仍然是敌视共产主义的，但是从地缘上讲，中美对话使美在与中苏三角外交中最具主动。概括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就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内心坚持美国的民主理想，在手段上，却是务实灵活地运用地缘、均势。
但基辛格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实际上并没能提出一个解决之道。因为现在的力量格局是前所未有的复杂。俄、中、日本、欧洲、印度，甚至是伊斯兰国家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并拥有不可忽视的实力。而对现在的外交格局，没有类似的历史可以借鉴，也难说有明确有效的指导思想。
作为民主价值观的传教者，美国自认为有道德上的义务来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世界平衡。在这一点上，不管基辛格、布什或者历届美国总统，都有着相同的观念，那是源于深深的自豪。协调多种文化和历史，构建共同价值观，需要持久的努力，“美国的理想实践必须靠耐心积累许多小成就来完成”。
而自以为是的传道者，则往往陷入道德的自我束缚，自我膨胀的乱境，或者是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因此对于如何平衡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现实的困境，如何自我克制和自我实现，这对美国领导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强大的理想驱动结合强大的国家实力，这是幸运的，也是危险的。
自由的美国故事
姬康
一个纯正的美国知识分子，讲述的一个充满辩论与妥协、堕落与救赎的美国版自由故事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来自于英国的民主、法国的自由、美国的权利是三个相当模糊的概念。
前美国历史学会主席（AHA）的爱立克·方纳先生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纯正的美国式自由的发展脉络，并以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的视角提供了自己对这三个概念的解释。大多数自由主义理论反对将自由和权利等同，但自由作为美国历史中的一种经验，的确是通过转化成具体的权利和豁免而得到体现。在方纳看来，如果将自由的自由主义理论视为自由的经典形态，认为只要掌握了洛克、孟德斯鸠、哈耶克、罗尔斯等人的理论，就把握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精髓；或认为只要构建出自由的理论就可以构建自由的社会，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这种倾向只会造成以理论代替历史、以思想覆盖知识。
基于此种看法，方纳笔下的美国自由的故事，既不是关于超越时间的概念化的历史进程，也不是有着既定目标和结局的社会运动。在他看来，作为“理性”的自由并非一個固定的概念，而是因各种社会变量不断变化而重新界定的名词；同时作为“经验”的美国自由也不是历来所描绘的如神话史诗般地前进，它总是不断由少数种族和妇女群体激活，使不同阶层因话语权和享有范围展开斗争，这使美国自由的内涵必须与不同的时代相对应，也促成享有自由的范围不断扩大。
基于此，美国自由的内涵和外延的形成都具有天然的草根性。按照方纳的逻辑，美国历史中的自由，是存在于美国各个阶层中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或情结，或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价值复合体和通过法律和公共政策来实现的经验”。自由在大众意识中不是一种逻辑严密、论证科学的理论，而是人们所理解和向往的具体权利，以及为这些权利的合法性提供支持的各种观念和想法。“自由”见诸新英格兰的村镇会议的喧哗不羁、《纽约时报》的尖刻评论、自由女神像高举的火把、硫磺岛上飘扬的星条旗和各种文学艺术作品。自由就这样被具化成为一个个历史场景：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自由土地运动、19世纪末争取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20世纪五六十年代始于街头静坐、成于最高法院判决的民权运动、50年代“消费自由”观念——比如单门独户的郊区住宅和私人汽车。这种自由“形态”的不确定性来自于不同的时代和拥有不同诉求的大众，成为一种只可意会的信仰。正是如此，美国社会才允许不同的自由概念和权利诉求展开竞争和较量——成为美国作为自由社会的本质特征和检验国人行为的天然尺度。
不过，正因如此，自由也不可避免被赋予过多的工具理性和过度诠释，当作一种全能工具，成为不同社会阶层乃至国家行为的合法性保证。自由往往成为辩论双方的旗帜，甚至被滥用——成为南方邦联对奴隶制的维护、两性关系中的家庭与公共领域的分离、否定和限制工会的注脚，或者成为商业推广和对外扩张的噱头。这些都必然损害自由作为一种价值和理念的真实性。
如果说美国没有明确的自由主义理论，但通过其对自由的讨论，方纳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不自由”，即自由的对立面：内战时的奴隶制、一战时的德国皇帝、二战时的法西斯、冷战时的苏联。这种典型的美式“二元”讨论方法，体现了美国人运用“自由”概念方面的不道德。既崇尚自由，又为自由加上各种标签和限制。
对于变动不羁、错综复杂的历史来说，“方纳版”的美国自由的故事，只是美国自由的一种历史阐释，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美国自由的历史本身。
李彦林
基辛格新作的《大外交》给我们揭示了美国的外交传统，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野
基辛格新作的《大外交》给我们揭示了美国的外交传统，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野。美国是有着理想主义传统的国家，如基辛格所言,“美国的领袖总把自身的理想视作理所当然，很少认识到这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多么地令人寝食难安”。因为美国的领袖们一直坚信他们的制度是世界的楷模，他们肩负维护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的职责。但是在实现的途径上，美国历史上两位伟大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构建了两种不同的美国政治哲学。前者是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现实功利的外交思想，认为国际外交实质是以实力作后盾，追求国家利益的角力；后者则更侧重道德层面的共同价值观和契约，通过国际组织来协调国际矛盾。
《大外交》回顾了十七世纪法国红衣主教黎赛留开启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理念，现代外交由之发轫，维也纳会议梅涅特构建欧洲协调体制，俾斯麦的现实外交和英国的均势外交传统。
同时，也从一战后之凡尔赛体系和威尔逊理想主义启迪，到凡尔赛体系破灭。直至二战爆发，到在二战废墟上建立的冷战体系，中美苏开始的三角外交，并对冷战后多边体系和美国角色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
《大外交》将历史上各种外交思想一一解析，并揭示了各种外交历史的真实，其对于俄国（苏联）的外交传统的解析更是精妙。关于二战期间德、苏的外交历史，也是我们所难以得知的。
尽管《大外交》是本着客观的原则阐述这些历史，尽管基辛格也非常认同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精神，但在具体行为上，他认为国际外交实际上就是基于国家利益的，是必须要跨越历史、文化、价值观差异，调和利用国家利益的微妙差异和共同趋向，实现最大的外交主动和弹性。此种观念，近于俾斯麦和黎赛留，区别或许仅在于内心驱动的价值观上。
基辛格曾用一个小故事描述了尼克松的政治哲学：当作为惯例，挑选自己最喜欢的历届总统画像时，尼克松选择了威尔逊，但是他却是十足的西奥多·罗斯福的现实主义作风，“尼克松深信他知道美国的使命所在，而威尔逊主义和现实政治要合二为一”。中美的对话之开启，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此种外交思想。从价值观上，他们仍然是敌视共产主义的，但是从地缘上讲，中美对话使美在与中苏三角外交中最具主动。概括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就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内心坚持美国的民主理想，在手段上，却是务实灵活地运用地缘、均势。
但基辛格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实际上并没能提出一个解决之道。因为现在的力量格局是前所未有的复杂。俄、中、日本、欧洲、印度，甚至是伊斯兰国家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并拥有不可忽视的实力。而对现在的外交格局，没有类似的历史可以借鉴，也难说有明确有效的指导思想。
作为民主价值观的传教者，美国自认为有道德上的义务来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世界平衡。在这一点上，不管基辛格、布什或者历届美国总统，都有着相同的观念，那是源于深深的自豪。协调多种文化和历史，构建共同价值观，需要持久的努力，“美国的理想实践必须靠耐心积累许多小成就来完成”。
而自以为是的传道者，则往往陷入道德的自我束缚，自我膨胀的乱境，或者是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因此对于如何平衡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现实的困境，如何自我克制和自我实现，这对美国领导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强大的理想驱动结合强大的国家实力，这是幸运的，也是危险的。
自由的美国故事
姬康
一个纯正的美国知识分子，讲述的一个充满辩论与妥协、堕落与救赎的美国版自由故事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来自于英国的民主、法国的自由、美国的权利是三个相当模糊的概念。
前美国历史学会主席（AHA）的爱立克·方纳先生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纯正的美国式自由的发展脉络，并以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的视角提供了自己对这三个概念的解释。大多数自由主义理论反对将自由和权利等同，但自由作为美国历史中的一种经验，的确是通过转化成具体的权利和豁免而得到体现。在方纳看来，如果将自由的自由主义理论视为自由的经典形态，认为只要掌握了洛克、孟德斯鸠、哈耶克、罗尔斯等人的理论，就把握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精髓；或认为只要构建出自由的理论就可以构建自由的社会，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这种倾向只会造成以理论代替历史、以思想覆盖知识。
基于此种看法，方纳笔下的美国自由的故事，既不是关于超越时间的概念化的历史进程，也不是有着既定目标和结局的社会运动。在他看来，作为“理性”的自由并非一個固定的概念，而是因各种社会变量不断变化而重新界定的名词；同时作为“经验”的美国自由也不是历来所描绘的如神话史诗般地前进，它总是不断由少数种族和妇女群体激活，使不同阶层因话语权和享有范围展开斗争，这使美国自由的内涵必须与不同的时代相对应，也促成享有自由的范围不断扩大。
基于此，美国自由的内涵和外延的形成都具有天然的草根性。按照方纳的逻辑，美国历史中的自由，是存在于美国各个阶层中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或情结，或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价值复合体和通过法律和公共政策来实现的经验”。自由在大众意识中不是一种逻辑严密、论证科学的理论，而是人们所理解和向往的具体权利，以及为这些权利的合法性提供支持的各种观念和想法。“自由”见诸新英格兰的村镇会议的喧哗不羁、《纽约时报》的尖刻评论、自由女神像高举的火把、硫磺岛上飘扬的星条旗和各种文学艺术作品。自由就这样被具化成为一个个历史场景：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自由土地运动、19世纪末争取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20世纪五六十年代始于街头静坐、成于最高法院判决的民权运动、50年代“消费自由”观念——比如单门独户的郊区住宅和私人汽车。这种自由“形态”的不确定性来自于不同的时代和拥有不同诉求的大众，成为一种只可意会的信仰。正是如此，美国社会才允许不同的自由概念和权利诉求展开竞争和较量——成为美国作为自由社会的本质特征和检验国人行为的天然尺度。
不过，正因如此，自由也不可避免被赋予过多的工具理性和过度诠释，当作一种全能工具，成为不同社会阶层乃至国家行为的合法性保证。自由往往成为辩论双方的旗帜，甚至被滥用——成为南方邦联对奴隶制的维护、两性关系中的家庭与公共领域的分离、否定和限制工会的注脚，或者成为商业推广和对外扩张的噱头。这些都必然损害自由作为一种价值和理念的真实性。
如果说美国没有明确的自由主义理论，但通过其对自由的讨论，方纳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不自由”，即自由的对立面：内战时的奴隶制、一战时的德国皇帝、二战时的法西斯、冷战时的苏联。这种典型的美式“二元”讨论方法，体现了美国人运用“自由”概念方面的不道德。既崇尚自由，又为自由加上各种标签和限制。
对于变动不羁、错综复杂的历史来说，“方纳版”的美国自由的故事，只是美国自由的一种历史阐释，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美国自由的历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