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收藏有一枚井冈山墨西哥鹰洋版“工”字银元。这枚“工”字银元是1987年江西电视机总厂销售科一位姓吴的科长交换给我的。江西电视机总厂坐落在江西吉安。当时吴科长并不知道有“工”字银元。我是后来看了《中国钱币》1988年第4期所载张瀛《对井冈山根据地“工”字银元一些争论疑点的看法》才知道的。此银元一直保留至今。
　　关于“工”字银元，学者多有论述。“工”字银元这个特定名称，是1975年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确定的。刘鸿儒《社会主义货币与银行问题》曾有较详细的论述：“在铸好的银元上戳一个‘工’字，意思是‘工农苏维埃’，以表示同各地军阀遗留下来的银元相区别。”1982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科学研究所联合编写的《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对“工”字银元有类似的阐述，其不同点是：“在铸好的银元上打一个‘工’字，以示与原版区别，既防止现金外流，也含有工农苏维埃的意思。”1986年6月，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史纲要》对“工”字银元也有这样的论述：“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开创了农村第一个根据地，次年（1928年）5月，成立了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曾经发行过地方货币，如铸造发行‘工字银元’。”
　　井冈山上井造币厂制造墨西哥鹰洋版“工”字银元，我们可以从杜修经的回忆录得到说明。杜修经是1928年中共湖南省委派到井冈山视察的代表。他在《四上井冈山》一文中说，在听取汇报后，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陪同去视察了后方机关。“我们看望伤病员后，就来到另一个村子的小桥边。那里有一个铸造银洋的造币厂，用的是墨西哥的模子，他们造出的银洋，我还拿了两个。毛泽东同志告诉我说，原来那里是造假银洋的地方，那时只有一个墨西哥的模子。他还告诉我，原来王佐也在这里住过，造过银洋。在这期间，我还在附近给水口山的工人同志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精神。”毛泽东告诉杜修经的话说得很明确，“原来那里是造假银洋的地方，那时只有一个墨西哥的模子”，不但说明了我们是利用现成技术，而且也说明了“工”字银元为什么是“墨西哥鹰洋版”的原因。前些年，上海印钞厂厂史组张瀛、冯文华多次上井冈山，访问井冈山地区尚健在的老人和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查阅当年在井冈山工作过的革命前辈所写的回忆录，参观有关实物和井冈山造币厂旧址，都证实杜修经的回忆是真实的。
　　
　　杜修经（1907年10月-2007年11月），湖南省慈利县人。1923年来到湘西北重镇常德读书。1924年考入长沙兑泽中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历任中共铜官地委书记、华容县委书记、醴陵县委书记、湘南特委书记、湖南省委常委等职。由于各种原因，其间他先后两次入党，两次脱党。建国后，杜修经任慈利县副县长，湖南省人大一、二、三届代表，省政协五、六届常委。1962年调常德师专任副校长。1976年离职修养。1985年杜修经第三次提出入党申请，经上报中共湖南省委，终获批准。杜修经是我党早期革命的组织者之一，只是由于他“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1928年毛泽东在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著名文章中，曾多次点名批评他。正因为如此，他的错误一直不能为党内同志所谅解。常德党史研究者应国斌多次访问过他，并著有《杜修经访谈录》。应国斌在撰写的《杜修经传记》中也再次证实：“那里（小桥边）有一个银币铸造厂。临走时，工人师傅送了两枚（墨西哥鹰洋版）银洋给杜修经。”此稿在发表之前，作者曾送杜老审阅确认过的。
　　杜修经的回忆及“工”字银元的真实存在，还可以从范树德的文章得到佐证。范树德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军需处长。他在《井冈山的后勤工作》一文中说：“我们把银器交给王佐部队，他们就想方设法在县里找首饰店，叫首饰店铸成一种银元模子，这是硬度很强的模子。”“现在很多人未见过，它不是平的，是一个‘凹’形的，用钢印打上‘工’、‘人’或者‘七’、‘八’、‘九’等字样，我们将它等同于‘袁大头’发给部队去用。”范树德回忆中说到除用钢印打上“工”字外，还有打上“人”字或者“七”、“八”、“九”字样的，或许就是这种情况。笔者收藏的这枚银币应该是当年井冈山铸造的墨西哥鹰洋版银元。正面是仙人掌上立一口衔蛇颈的展翅雄鹰，背面中央为一顶自由软帽，周饰光芒。该币正面鹰头和右翅之间戳有一小写“七”字。背面自由软帽左上方戳有一“工”字，其下还戳有一阿拉伯数字“7”。这与范树德的回忆完全相符。所不同的是，这些字不是用钢印一次戳印的，而是一笔一笔凿成的。这种敲戳方法与井冈山博物馆研究人员的考证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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